盛唐气象——漫议唐代文化的发展与表征

唐代文化以其恢宏雄浑壮美的气质和魅力辉映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论坛上，为历代史家所广为称道，并且以汉唐并称。那是个令我们的祖先和后辈都值得骄傲的时代。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以诗歌为表征，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适、岑参壮志酬国的边塞诗和王维、孟浩然等诗画融于自然的田园山水诗派，奏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史地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变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渐趋融入并中国化的重要时段，也是唐人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知识信仰大加总结提炼融汇的时期。作为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王朝，从文化发展趋势上，不难看出更多地具有转变时期的特点。

孙昌武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在其开篇导言即对唐代文化发展环境与影响作了高度概括性的表述：这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世界上并存的几个大国中，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天竺（印度次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大食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刚刚在崛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看，唐王朝是最为兴盛强大的。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一大中心。

南北朝学术上的不同学风、文学艺术的多种流派与风格、思想与宗教的斗争与交流，不仅造成了文化的多方位、多样化，而且起到了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条件下，文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一旦国家归于统一安定，文化建设的条件成熟，这多方位、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积累得以交流，必然会促进文化的大繁荣。

孙先生认为，隋唐的强大与繁荣，特别表现其在文化的普遍、持续地高度发展方面，大唐在当时世界上声威远被，特别得力于它的文化成就，隋唐五代在文化上留下大量的宝贵遗产，也是后代仰承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

隋唐五代文化是高度开放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交流和与域外诸国的交流方面。隋、唐的统一不仅是南、北国土的统一，还实现了南北朝以来几百年间中华民族新的大规模融合的巩固和深化。在南北朝时期，北方诸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相继入主中原，南方的“蛮”族、奚人、俚人、僚人、爨人等也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到了隋唐时期，这一过程继续巩固与深化。一方面，在统一的国土上，前朝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兴盛的统一国家吸引着边疆少数民族慕风向化，而中原、内地的人民则以强固的自信心和宏大的气魄欢迎与边疆或已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的交流。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向内地移居，中原人民则远出四塞，开发边疆。统一强盛的唐王朝对周边远、近诸国采取了睦邻（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开放的态度。东到海东的日本、三韩，西方远到东罗马帝国，南方越洋至南海诸岛以至东非的部族国家，四海众多的国家都与隋、唐建立起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隋、唐与诸国间使臣报聘、商贾往还、宗教信徒求法传道、留学生徒求知受教，频繁的人员往来传播着各国、各族的文明。

无数域外的学者、艺术家、宗教人士等来到中国，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融入中国的传统之中而结成新的果实，这在舞乐、美术、宗教等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向域外诸国的开放，对整个民族精神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培养了强固的民族自信心与高昂的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这曾被某些学者概括为“盛唐精神”的思想面貌，又成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力量。

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的变化同频共振，走完了由封建社会统治前期向后期的过渡历程。唐前期政治较为清明，政权内部纳谏之风甚盛，朝臣可直接批评前朝或当朝国政，最高统治者多以容忍宽宏视之。在诗人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冲动与当朝观念信仰发生冲突时，少有因致遭祸的。唐室起自西北，胡化色彩较浓，少受汉族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加之魏晋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放任不羁的社会思潮余波未消，使唐初政治统治开放有余而收敛不足。三教争衡，佛道大发展，佛经梵典的翻译注释成为盛行一时的学术风潮。老庄文列皆升为经，成为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正统独尊的地位。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掩盖了经学已有的强大身躯，使其变成龟缩一隅的精神槐树。各种思想纷呈涌现，反映在文化政策上必然具有多样化特征。人们有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和价值选择的自由，而“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正是在这种较为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加上满朝文武的崇文风气，从而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高峰文化。

吴宗国先生在《中古社会变迁与隋唐史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一书中详细论列了唐代文化发展的高潮时代的诸多文化表征。吴先生认为，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宏的气势，雍容华贵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由于豪强王族的衰落，新的社会等级正处在一个重新编制构建组合的过程之中，因此，唐代有一个从门阀思想下解放的过程。唐王朝建立后，一般地主阶层正处在顺利向上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既不借助祖先，也不借助上天，因此，又有一个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论和性三品思想下解放出来的过程。

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新文化。唐朝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思想材料，包括外来的佛学中的许多思想材料，最大限度地吸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民间的以及东晋十六国以来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舞、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创造出了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含有异域色彩的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唐文化。皇帝亲自参与史书的修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唐初统治者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唐高宗时又修成了五代史志即后来收入《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和《北史》。这样，在唐初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就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史。此后，官修史书成为定制。

总结前代学术文化成果，也是唐初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儒家经典的注疏，唐太宗以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正，永徽四年（653）颁布天下，成为人们学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其次是类书的编纂。虞世南早在隋朝就已编成《北堂书钞》。入唐后，高祖时由欧阳询等编成了《艺文类聚》。太宗时又由魏徵等编成了《群书治要》，高士廉、魏徵编成了《文思博要》。再次是古代科学成就的总结和科学著作的整理。高宗时由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五曹》、《孙子》、《缉古》等十部算经，作为算学的教本。《缉古算经》为唐初王孝通所撰。医学方面也出现了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总结性论著。高宗时还组织力量编成了《新修本草》颁行全国。《新修本草》总结了唐以前本草学的成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书成之后不久，即传入日本。

与唐代学术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的发展。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共译出佛经74部，1335卷。他还口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名著《大唐西域记》。佛学在不断发展，隋唐时期佛学形成了许多宗派。各宗建立和发展的时期有先有后，其中华严宗和禅宗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武则天以后流行的各宗，都承认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这意味着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同时突出了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仅符合人们打破门第等级的要求，又符合当时人们锐于进取、发展自身的心态，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盛唐文化中成就最大、品位最高、影响最广的是诗歌。这是一个中古诗歌的黄金时代。最著名的诗人贺知章、王维、岑参、高适，还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开元时期的诗人，对社会和个人前途都充满了信心，表现在诗歌上就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概和豪放浪漫的精神。盛唐诗歌所以受到人们特别的喜爱，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个性，充满了追求，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充满了对人生的歌颂，充满了对民生的关怀。

娱乐文化的发展，是盛唐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乐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音乐经历了十部伎、坐立二部伎和法曲的发展过程。十部伎包括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天竺和高丽等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和舞蹈。法曲和梨园教坊的设立，标志着宫廷音乐从礼仪性乐舞到娱乐性乐舞的转变，对乐舞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民间乐舞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歌唱家、演奏家和舞蹈家，还出现了张红红那样沿街卖唱的歌者（参见《乐府杂录》）。他如打马球、下围棋等体育活动以及打猎、郊游、饮酒、吟诗等，无不反映当时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欢乐豪迈的心情。书法、绘画、雕塑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北朝后期，书法家融合南方书写体和北方魏碑体，探索新的书写体的创造。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在这个基础上，从书写的间架结构、书写速度、用笔轻重、笔画肥瘦等方面，作出了总结性和规范性的贡献，为楷书奠定了基础，对于唐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颜真卿在欧阳询等初唐书法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他的书法气势雄浑，形体敦厚，笔力苍劲雄健。张旭在孙过庭、贺知章之后，墨酣笔畅，大量使用连笔，展现了连绵不绝、奔腾急速的壮美气势。绘画在唐代艺术中具有突出地位。宫廷、陵墓、寺庙和石窟寺的壁画仍然是这个时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题材更为广泛，也更加世俗化。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壁画，也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净土变，与其说是描绘天堂的美还不如说是歌颂人世间的欢乐，而人物山水、花鸟卷轴画的兴起，则说明绘画已经开始从宫廷、寺庙中走出来，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写意的工具。这表明，画家也开始摆脱画匠的身份，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组成部分。雕塑，主要包括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和墓葬中的三彩陶俑。艺术家们还是通过生动的造型，把盛唐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倾输到他们的作品中去。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载乐骆驼俑，载有五个胡人组成的乐队，更是把当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和人们开放欢乐的心态形象地结合起来。盛唐艺术的雍容华贵，绚丽多彩也表现在金银铜器和丝绸等工艺美术品上。

唐后期经过“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统治阶级对经济与社会关系重新予以调整。一种对秩序的要求，传统儒学生命力再度显现，逐步上升为压倒其他社会思潮、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经过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论证和援佛道以入儒的历时性转化，补充了儒家哲学的传统命题和范畴，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如果说，唐前期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对空前高涨的社会繁荣的乐观展望，那么经此大动乱，则发展为相对深刻的揭露抨击现实的内容。它打破了诗人们较为乐观的期望，而变为对现实人生的重新审视。中晚唐经历了由中兴热望到有感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权没落的哀感。带有伤感的审美情趣，使诗歌的直切与哲理向纵深发展了。到了宋代，诗歌的整体风格更以思想深邃富有哲理见长。

与官方思想控制相反而互补，是中经动乱后士大夫们都在寻求填补心灵空白的填充剂，退守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兼济的热情和仕进的愿望让位于对宗教神灵的信仰。同时，佛学本身的发展也走过与儒学殊途同归的历程，完成了中国化的演进过程。前期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等由于过分拘泥于印度宗教的形式，在中唐便相继消殒，而继起的华严特别是禅宗，由于变异为中国式的宗教因而得以有长足的发展。宋明理学正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吸收禅宗精神和道教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前期的较为开放，到后期的逐渐收敛，正经历一个由放而收的时间历程。唐后期更像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过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应是前期的盛唐文化。唐代文化的种种特征在前期都已充分显现，无论从文化的层面还是文化的部类发展上看，都已带有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内容。

唐代上经南北文化的融汇时期，并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老庄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与北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形成对峙局面。秦汉时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汉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东汉特别是魏晋，北方文化有所发展，曹魏时的建安文学为其代表。西晋末年战乱，文人纷纷南迁，北方多被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南方文化发展迅速，并从总体上超过北方。以致当时无论南北都认南方文化为华夏正统。隋炀帝由北方统一南方，仍大力推崇南方文学。唐初一切公私文书，皆用四六文。后来古文运动渐起，北方文风取得优势。同时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为北人，宋以后则以南方人为众。地主官僚的地域特征亦对文化上的消长变化起着一定的干预作用。《五经正义》的编撰，虽多用南方人的义疏，同样表明经学上的南北统一。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过程。

一方面是南北文化融汇统合为一整体之大势，另方面由于文化的普及与教育的推广，文化的地域拓展更为广泛。唐代的文化可以说是以两京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有地区差异的文化复合体。不唯南北，每一区域都有着显微不等的差异。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户口的分布情况、人才的迁徙、知识阶层的分布比例、文化景观、饮食丧葬等社会习俗的不同以及各地文人学者们著述数量的差异而显示其区域特征。大致说来，唐后期差异愈益缩小，中经五代十国的地方割据后，北宋复归统一，这其中的文化整合也是一个重要的统一因素。

唐代也是传统文化中文化创造传播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分层文化明显化的时期。汉代以经术取士，使文化创造传播更多地为累世家学和诸经博士所掌握，魏晋时的高门世族同时也是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垄断人，文人学者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于他的门第和官爵，而不在于学问本身。因此他们对于后来研究者观察时的影响是：时代的差异多于个性的差异。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层面必然较少。自隋炀帝肇始，唐初开始推广流行的科举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识分子皆可凭其文才学问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会地位，从而改变了政权结构。大量代表知识分子阶层文化的出现，学派的产生、人才群体的涌现便是明证。中晚唐时期市民文化有所发展，反映着文化中的不同层次内容，颇具个性明显的特征，使文学艺术流派纷呈，颇为繁茂。这种颇有广泛影响的大众文化标志着文化发展的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时代文化的总体评估。社会底层的民众掌握文化的数量和质量越高，则该社会文化程度也就越高。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日本在江户时代，中国则自唐代传奇变文俗讲，特别是宋元话本戏曲等市井文学发达后，表明了这种拥有广泛民众文化的早熟特征。

另方面，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里，文化的层次结构特点往往表现为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强化控制上。无论是统治者个人抑或是统治集团的些微举动，都会导致一种学术或一种文化活动的兴衰起落。文人学者的学术活动和民众的行为观念等皆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中，学术发展更缺乏独立，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相对地较小。唐代创造文化的群体和学术派别的出现以及市民文化的兴起多少打破了官方的垄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

唐代又是传统学术文化不均衡发展的极致表现时期和科学文化的转折过渡期。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和上下崇文的时代风气，提供了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唐代统治阶级现实的和技术的需要所由采取的相应制度政策，又对学术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科举制度为其突出代表。统治集团通过考试科目的设置和录取标准的规定，左右并影响着士子们对各科学术的选择取舍，来达到崇尚或推行某种学术和思想的目的。如明经科目中不时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策文，德宗时又令举人习开元礼，他如开设三史、三传科等，对举子习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进士科愈益重要，并成为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进士比重逐年增多，左右着唐代士大夫的选择，进而对与明经进士诸科考试科目有关的儒家经典、道家书籍、礼法、律令等的习读及文学诗赋等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唐代学校教育主要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州县学、乡学两大系统。当时的教育内容和体制特点，以及全国考试制度中的畸轻畸重，加上统治阶级依现实的需要所制定的一些文化政策，都造成了唐代学术发展中的偏颇，表现为文学、艺术、史学等人文学科的高度繁荣和科学文化的相对迟滞。从深层角度言，则这种倾向的形成更与中国传统重人伦的价值观、重实用的思维特性以及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特点密不可分。这也是导致近代中国科技文化落后和现代人文学科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

中国古代许多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多与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以及民众直接的生产生活相伴而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对生的渴望的逆反心理，对永恒的追求的物态体现，使道教的炼丹炉火长燃不熄，化学致有些微发展；天文历法作为论证天人关系的准科学和对灾异人祸的附会解释，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加以垄断；由于工程水利等关系民生的实用计算的需要，使代数学有突出发展，同时又因其更多作为演算论证天文历法的工具而不得独立发展。唐代自然科学发展中可称道的有两项：医学和天文历法。农学因与直接的农业生产有关，也有所发展。数学的发展则较为缓慢。作为算学馆中的十部教科书，其中只有一部是唐初王孝通《缉古算经》，其余皆为前代著作。唐代数学著述以注释为主，且只有三四部，宋代则多达五十余种。唐代人文学科的片面深化，或者说相对比较发达，缺乏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比例发展。

唐代文化作为创造主体除了对前代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诠释、理解，依时代的需要和统治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具有显明的个性特征外，还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融汇、消化，并加以弘扬以为己用，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唐代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时代，并且每次往来都多少与文化有关。美国学者谢弗著、吴玉贵翻译的海外汉学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名《撒马尔罕的金桃》），为我们详细记述了中外物品的交流与人员的交往，书中写道：

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名声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

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时期。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涌入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年。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

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

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了长安来学习汉语。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像其他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

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

在唐朝时，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作“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来自锡兰的师子舶。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具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从摩揭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扬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荡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衣着华丽，可以经常欣赏到最精彩的娱乐表演。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的数量。扬州还是一座月光融融，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

扬州城如此繁荣兴旺，外国人势所必然要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店铺。760年（肃宗上元元年），当唐朝叛将田神功的部众掠夺扬州时，曾经在这里杀害了几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

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像广州、扬州那样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庋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社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祇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分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较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

再以宗教为例，可以看到古代波斯文化的影响。《长安之春》[（日）石田干之助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隋唐时代伊朗文化流入中国》一文详叙古代波斯文化对唐代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流入中国的波斯文化，经汉魏六朝时期的初传，到隋唐时代呈现出更加显著的态势。在中国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这方面，从中国历史来看，说隋唐是波斯文化全盛的时代，并不为过。第一要举出的应该是琐罗亚斯德教。这个宗教在唐代初年以来被称为祆教。长安市内建有多所祆教祠堂，洛阳、凉州、敦煌、伊州等地也有祆祠的存在。祆教的存在在当时的史料中有记录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城市，在中国内地有波斯人所到和居住之处，也应有他们的神祠存在。唐舒元舆所撰《重岩寺碑铭》所记，就是一个例证。此时向东传入中国的波斯系统宗教之第二位，应为摩尼教。摩尼教是三世纪初波斯人摩尼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基础，加上天主教、佛教、巴比伦古宗教、希腊哲学等，混合而成的一种折中宗教。与摩尼教徒在中国全境多处存在的事实相关，另一件事不得不说，就是作为西域文化的中介，他们为各种西域文化广泛地传播到中国各地发挥了作用。其中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将波斯历法中的粟特历法移植到中国。

此时西方传入东方的宗教之第三种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聂思脱里教，即中国所谓的景教。据此可以认为，更远更东地传来中国的聂思脱里教是东来波斯文化的一支。聂思脱里派天主教进入中国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魏徵将之迎入宫中，许之翻译经典，奖励宣教。三年后，在长安市内造一寺庙，度僧二十一人，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受波斯文化影响的，首先是绘画。当时更为有名的是尉迟乙僧，他是于阗国的画家，与父亲尉迟跋质那一起留居长安，从事佛画和其他有关外国风情的绘画创作，被称为一代名家。他的画被称为凹凸画，施以阴影，远望实物有浮雕感，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其次在雕刻，唐太宗昭陵宣武门内六骏图浮雕，马鬃三束，明显带有波斯的习俗，在萨珊朝波斯银器上王侯所乘之马上，也屡屡表现出这样的构思。

隋唐乐坛完全被西域音乐所风靡，这也不是从隋唐才开始的，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已经受到相当强的影响，到隋唐更为显著而已。乐曲方面，宫廷盛行康国乐、安国乐、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等，都是西域音乐。康国乐是撒马尔罕的音乐，安国乐是布哈拉音乐，龟兹乐是库车附近的音乐，高昌乐是吐鲁番地方的音乐，疏勒乐是喀什噶尔附近的音乐，都是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区域。伴随音乐，波斯风格的舞蹈也纷纷传入，特别是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唐代诗文中有不少描写它们的文句。

唐代男女在衣、帽、履方面追随波斯之风，在开元以来逐渐显著，这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旧唐书》卷45“舆服志”很好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即胡服、胡帽、胡屐大为流行。这胡服、胡帽、胡屐主要指的就是古代波斯文化的东西。

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看，每个文化受众主体多是立足于主体的需要，依本体的文化结构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唐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输出的多是佛教理论、儒学思想、经学、史地、文学艺术、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对印度输出的多是药物、纸张、炼丹术、丝织品和算术等。对阿拉伯国家输出的则多是造纸、纺织、炼丹术、陶瓷制造技术、医学中的脉学等等。唐对外国文化吸收的多是乐舞、宗教、医学、天文历法、算术、珍宝器皿、饮食、建筑雕刻等内容，具有选择式、互补式的特点，总体上与传统文化结构中的缺项短板作为互补，与自身学术文化发展的轻重比例相协调。

与唐朝处于同时代，尚有几个较大的文明区。周围的附属性小国，从属于这个大的文化系统。它们有着不同的认知、价值、规范和审美系统，使其各具不同特点，对它们各自的文化内容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完成对中古世界文明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唐代文化的地位。南亚的印度文化区，文化的中心内容是佛教和婆罗门教，所有的专门学术皆由神学发展而来。阿拉伯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遗产，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在世界科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中世纪西欧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为中心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世俗学术哲学、科学、文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自然知识只有在它是一种启发的工具，可以证明教会的教义与《圣经》的章节时，才被重视。”由于地域遥隔，与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即聂思聪脱里教）在唐时传入，但影响力有限（前有所述）。

当时的唐朝作为与这三大文明区并列的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像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材和考试内容，都与唐代相同。正如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清颇为中肯地说：“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唐代文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其大陆性的特点，自发性、独创性较大。古代中国只有唐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最大，与外界接触最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最具有开放性。

葛承雍著《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三联书店2018年版）文雄笔健地为我们展现了盛唐气象的恢宏与博大。葛先生认为，每当看完学术界研究唐人的成果，就像呼吸到长安城里的风，呼吸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番俗混合的气息。写唐史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唐人的视野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值得一提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站在人类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唐朝是一个建立在南北朝各种民族融合要素和隋帝国南北统一基础上的新时代。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因为其与周边的民族混杂融合后产生了大幅度的民族更新；唐朝不断受到突厥等边族的侵扰，但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甚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粟特人以及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都到长安定居。唐代统治的范围向西越过葱岭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源，东北领有黑龙江流域至日本海，西南达到今越南北部，整个东亚地区都接受了中华文明的洗礼。

从世界大陆文明格局来说，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交流，既可以使一些文明核心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推动邻近国家经济、文化及各方面的发展。唐帝国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推动作用。

千年以前，亚欧大陆内形成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是当时人类社会成就最高级别的文明板块。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不仅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而且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的地位。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除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等与唐保持着独特的国际封贡体制外，多国还遣使到唐长安来。其中，新罗89次，阿拉伯大食41次，林邑24次，日本14次，真腊11次，师子国3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句丽、百济）、婆罗门五天竺（今印度）、泥婆罗（今尼泊尔）、吐火罗（今阿富汗）、骠国（今缅甸）、波斯以及北非、中东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地与唐交往。

唐长安还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四方馆、礼宾院专门接待外国宾客，不仅负责会见礼仪而且供给入唐后一切资粮费用。如果说中外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那么亚欧大陆分布的几大古老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唐朝成为东亚受益最大的文明枢纽。

唐代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历朝历代的新气象，关键是它与同时代的邻近民族和国家存在着有力的交融。让我们从一系列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来看盛唐文明。比如，允许入境居住，允许参政做官，法律地位平等，保护通商贸易，允许通婚联姻，文化开放互融，留学人员云集。各国入唐学生对国际性的交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长安招聘人才，交结其他国家使节，搜集或出资购买书籍，特别是他们将学习、了解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于各国，从而增加了盛唐气象中的国际色彩。

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中国首都，也是东亚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并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与上述观点相印证，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说：“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时至21世纪、相隔八九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态度仍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林庚先生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他进一步解释说：“蓬勃的朝气，青春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虽然这只是从精神上来说，但是这种盛唐精神，确实是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从各种思想、宗教（儒、释、道）和文艺形式（诗词、书法、绘画、雕塑、乐舞）的成熟，史学、地理学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并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来看，唐朝实在是一个文艺繁荣发展乃至复兴的时代。唐朝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思想材料，包括外来佛学中的许多思想材料，最大限度地吸取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包括民间的，以及十六国以来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舞、绘画、雕塑，创造出中国气派，又含有异域风采的，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文化。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大量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