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字和语言一样，不是符号的任意堆积，而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研究任何一种文字，都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体的研究，而是要研究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个体构成的整体，研究文字的系统。

表意体制的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构形原则有所不同，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它自身的系统。因此，汉字学的研究，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局限于研究汉字的个体字符，而要从总体构形系统出发研究汉字，建立科学的汉字构形系统的理论。

就构形系统而言，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象形字为主体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的阶段。在第二阶段，汉字系统实质上就是形声系统。

形声字是汉字中后起的一种字形结构，形声字的产生代表了表意汉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国文字起于依类象形，成于形声相益。”早期的依类象形字符，包括独体象形与多体象形，后来转变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字所记录的词义中具体的一面来直接绘形，因此，形与义的联系是具体的，又是个体的。由于是具体的，所以构字能力较弱，对抽象的意义难以构形；由于是个体的，对同类或近义的字难以做到有效区别。比如靠形体的差异去区别不同种类的鱼，或不同种类的树都很难做到。如必区别之，就会造成字符数量的激增，而且难以构成系统。形声字的产生标志汉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早期形声字主要是在源字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构成的，构字方式简便灵活，能产性极强，使汉字能够完善地记录汉语，成为成熟的文字体系。

形声字是汉字构形体系中的最优结构。它采用义符和声符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互为区别，互相限定，具有较强的区别性；它采用复合结构，组合构件还可以进一步归纳成少量形位，实现了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具有很强的归纳性；义符和声符的不断类化，是汉字系统化的根本条件。

形声字又是小篆之后汉字构形体系的主体。据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统计，在殷商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24%，在小篆中占81.24%（据我们的最新统计为87.39%），在宋代楷书中占90%。而事实上，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在内的非形声字也大都以形声字构件的身份纳于形声系统。因此，小篆之后的汉字系统实际上形成了以形声字为结构主体的基本格局，汉字构形系统实质上已经成为形声系统。正如黄侃先生所言：“《说文》列字九千，而形声居其八九。夫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多为象形、指事，而合体会意之外概为形声。盖古今有声之字十倍于无声者也。故文字者，言语之转变，而形声者，文字之渊海。”

可是，形声字研究却一直处于落后的局面。清代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鼎盛时期，然而，对于在汉字构形系统中居主体地位的形声字的总体测查与规律性的研究却处于被冷落的境地。黄侃先生说：“就四体而言，有清一代研究象形、指事、会意者多，故三者多已发其精蕴；研究形声者少，故形声今犹未大明。”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汇集清代《说文》研究成果的《说文解字诂林》的正编和补遗中，收录研究六书的文章共118篇，其中专门研究形声字的只有2篇，仅占1.7%。进入近现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滚滚洪流，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传入中国，为汉字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与甲金文字的深入研究，为汉字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切实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汉字的历史比较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很多人从六书的次第出发研究汉字构形的演进规律，逐渐认识到形声字在汉字构形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形声字的研究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收录晚近到1949年前研究六书的论文102篇，其中专门研究形声字的18篇，占17%强，很多文字学专著也以极大的篇幅讨论形声字问题。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1934）和《中国文字学》（1949）中，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探讨了形声字产生的原因和途径，深化了对形声字的认识；沈兼士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3）一文中，以缜密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形声字声符带义现象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杨树达在《形声字声中有义》等一系列文章中，从语源学的角度对声旁带义的形声字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另外，陈兆年在1936至1937年间发表的《形声缘起》、《形声释例》和《形声字之字义与形旁之关系》，甄尚灵在1942至1944年间发表的《说文形声字分析》、《论汉字意符之范围》和《论形声字意符之部位》两组系列文章，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系统的形声字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出现了全面复兴的局面。形声字的研究也出现初步繁荣的景象，不少人从不同侧面，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形声字的状况。周有光（1978）、范可育（1984）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声符在现代汉字中的表音功能；史有为（1983、1986）引进模糊理论对声符的表音值进行了统计；费锦昌、孙曼钧（1986）采用抽样测查的方法研究了义符在现代汉字中的表义功能。这些工作为现代汉字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的结构功能的定量描写做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从汉字构形系统出发，全面描写和分析形声系统，还是一个新课题。从形声系统入手描写汉字的构形系统，进而揭示汉字构形系统的规律，在断代系统测查的基础上，进行纵向的系统比较，进而揭示汉字发展的历史趋势，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意义重大的艰巨任务。

汉字是有六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在广泛应用的文字体系。汉字系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各个历史时期留下来的文字样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必须选择一个共时的文字系统作为切入点进行断代描写。《说文解字》保存的小篆字系是进行系统描写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小篆上承甲金，下启隶楷，是连接古、今汉字的桥梁和纽带，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汉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小篆字系的结构系统搞清了，就可以此为基点，上探甲金，下究隶楷，贯通整个汉字发展史。

小篆是最早形成完善系统的汉字体系，又是最后一个全面保持了构形意图的汉字体系。汉字在甲骨文时期形体尚未定型，构件的归纳性也较差，归纳性和系统性都较强的形声系统还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孕育成熟。在两周金文和战国文字基础上，经过人为规整而实现的小篆字系，不仅实现了形体的定型化，而且离析、归纳出一批相对稳定的最小构字单元，复合造字高度发达，构件组合遵循构字规律，产生了孕育成熟的形声系统，形成了具有严整结构规律，符合优化精神的构形体系，奠定了汉字构形系统的基础。隶变之后，汉字体制虽几经变化，汉字的形义关系也在变化中受到局部破坏，但是整个汉字构形体系始终没有脱离小篆字系奠定的基本格局。“从汉字发展的历史看，科学地吸取小篆字系的优化经验，免除它的疏失，应当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小篆又是最早一个完整保存了形、音、义材料并经过初步整理的汉字体系，具备了在形义统一和系统优化原则指导下进行系统分析的全部条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小篆以前的汉字大都是考古发现的成果，可以称之为考古文字。今天能看到的考古文字都是零星和局部的材料，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局部的材料中，形、音、义及构形意图都能得到完满解释的又只占极小一部分。以甲骨文为例，“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卜辞中所使用的文字，共计四千五百余字，目前所能认识的尚不足千字，为大家所公认的只有九百字左右”。这九百左右字中，形义关系不能合理解释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因此，对考古文字进行系统分析在材料的完备性方面有很大局限。小篆字系则不仅有《说文》保存下来的形、音、义及构形意图的系统材料，而且小篆又是文献文字的典型材料，有周秦文献保存下来的系统的语义和语音材料可资参证，完全具备了进行系统分析的现实可能性。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史上一部对小篆进行全面整理与系统描写的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许慎在汉字学史上第一个严格遵循表意汉字形义统一的原理，优选篆字形体，确定正篆，全面分析字形结构，并且通过对小篆字群的整理和组织，显现了小篆字系构形的系统性。

《说文》对小篆个体字符的处理，严格遵循了形义统一原则。许慎以实际文献语言的词义为依据，把构形意图作为连接形与义的桥梁，并在形与义的相互制约关系中推求本义，分析构形理据，因而充分显示了汉字因义构形的表义特点。在此基础上，许慎对字符群体，又根据“据形系联”的原则，把全部正篆按照形义关系编排起来，使之“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创造性地归纳出540部字源部首，并且用部首统率了全部正篆。

《说文》以部首为经，以六书为纬对小篆进行的总体描写，展示了汉字在构形和表义上的整体相关性和可序性，启发我们认识到，汉字不是个体字符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在小篆时代已经严密化。因此，《说文》既不是单纯储存小篆形体有文必录的字库，也不只是供人检索小篆形、音、义的字典，而是一部全面整理、系统分析小篆字形结构，并进而归纳其构形功能系统，从而证明汉字的构形原理与规律，揭示并显现汉字系统性的科学巨著。由于历史的原因，《说文》中的某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在所难免，它所揭示和显现的也还只是汉字构形系统的某些侧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但是《说文》中体现出的理论原则和对后代汉字研究工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重视曾对小篆字系进行过规整和描写的《说文解字》的研究，将是沟通古文字和现代文字的重要一环，也将是研究汉字现行楷书构形系统的一个较好的着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