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族的历史渊源
我国汉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亦是历经众多的磨难和挫折才形成了伟大的汉族群体。长期以来，关于我国汉族起源，众说纷纭，各行各家也是各持己见，但总结下来主要有下面四种说法：政治历史学的秦汉说，民族历史学的滚雪球说，分子遗传学的来自非洲说，古人类学的蒙古利亚人种说。关于汉族起源，众说纷纭，相比之下则更趋向于民族历史学的滚雪球之说，在介绍完秦汉说、非洲说、蒙古利亚人种说之后，我们来详细阐释一下从民族历史学角度的滚雪球说。
一、秦汉说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汉民族的形成，在秦汉完成。范文澜此说在20世纪50～60年代引起热烈争论，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同样也引起争论，被列为近代中国历史问题三大讨论的课题。这一讨论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近年有的论者认为多余。
汉民族形成争论的政治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对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历史的著作难以接受，藉讨论抒发各自观点，打破学术上万马齐喑的尝试。老虎屁股也可以摸的。其次，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只有资产阶级民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只有部族而没有民族。汉民族在秦时形成，则此时不是奴隶社会便是封建社会，何来民族之有？但范文澜确实又是按照斯大林规定的民族四大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来建立自己的理论。[1]
范文澜认为“书同文”便是共同语言。秦汉起，表达语言的字体全国完全一致，语法结构亦然。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作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行同伦”是汉族民众共同的心理，指的是儒家思想的宗祖崇拜和孝道。秦时的“以吏为师”，并在汉时成立太学与郡学，讲授五经，从而成为全国的大小文化中心。汉族也具备“共同地域”这一特征，居民散布在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车同轨”可以理解为“共同经济生活”和“经济的联系性”这两个特征。春秋已有驿站，汉时长江、黄河、淮水已经贯通，商贾通行，通都大邑出现，国内大小市场形成。范文澜根据上面的论据，得出：秦汉以来，汉族因特定的社会条件而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它的形成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地域的辽阔与物产的丰富也决定不是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还没形成足够的发展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1]
二、区域进化多元一体化论—古人类学的蒙古利亚人种说
1984年，《考古》（第2期：245-263）发表韩康信、潘其风的一篇论文：《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该文是经过当时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等专家的审阅，在叙述当代中国考古研究的成果后得出的结论。虽然由于新出现的分子遗传学技术用于考古人类学，有的专家当年的论断已有所修改，但该文仍不失其科学价值。这是从体质人类学论证汉族来源的论文。
韩、潘二氏认为中国是蒙古人种发祥地的重要地区，绝大多数是蒙古人种主干下的各种类型。蒙古人种起源于东亚猿人。汉族来源的基本论点是多元一体化。甘肃史前期居民与现代华北居民有许多共同特点。半坡遗址居民多数与蒙古人种现代华南组和印度尼西亚组接近，少数同蒙古人种现代华北组接近。宝鸡遗址居民与现代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仰韶组各文化遗址居民与甘肃史前期组更接近华北现代居民。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传说的东夷地区）属蒙古人种系统，但属波利尼西亚分种，与仰韶期居民有显著差异。仰韶为华夏区。
韩、潘二氏的文章综合了当代诸家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分子遗传学方法出现之前，一致同意汉族是中国直立人的后代。魏敦瑞（1943年）研究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提出北京猿人进化为蒙古人种。山顶洞人的三个完整头骨分别代表：①蒙古人种兼有欧罗巴人种；②美拉尼亚种；③爱斯基摩人。但魏敦瑞（1938—1939年）又曾经说同一洞穴有欧罗巴种、蒙古人种和尼格罗种。
胡顿等认为上述三个头骨为高加索人种（白种）。李济（1957年）认为山顶洞人有尼格罗一澳大利亚种。吴新智（1960年）认为山顶洞人头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与现代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比较接近的原始蒙古人种。斯图瓦特（1960年）则认为山顶洞人有澳大利亚人特征。而中国古人类学家颜訚将其归入南蒙古人种。
韩、潘二氏指出，中国人种分南北两支，蒙古人种在发展过程中已出现明显的异型，但相似点却又不可忽视。如果欧洲人的大鼻子是尼人后代的证明，那么，铲形门齿（大板牙）又是北京猿人一脉相传至现代中国人（汉族）的证明。而中国人绝大多数没有大鼻子。两氏指出，北方一支，内蒙古扎赉诺尔大部分头骨呈北亚和北极蒙古人混血种形态。吉林西团山石棺头骨，有东亚和北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特征，沈阳郑家洼子出土的残颅，有同样性状。大荔人为一具完整的早期智人头骨化石，年代为更新叶末期或晚更新世早期（过去归入猿人），与北京猿人一部分性状接近。许家窑人具有北京猿人与尼人的混合性质，是北京猿人向尼人过渡的类型。铲形门齿是从北京猿人到现在蒙古人种常见的遗传性状。山顶洞人更多地和现代亚洲北部和极区蒙古人种及美洲人种相似。南方一支马坝人比许家窑人接近或稍晚，是华南发现的早期智人类型。综观大荔人和马坝人的特点，有两点十分明显：第一是这一地区有猿人相似的特征，第二有蒙古人种形成阶段的初期形态。由此得出结论：蒙古人种起源于东亚猿人。我们在此也可以引申：汉族是东亚猿人的子孙，是大荔人和马坝人的后代，因为有许多共同的体质特征，有别于黄种人以外的属种。[2]
三、汉族来源于非洲说
此说由来已久。先是西方人类学家力主此说，近年国内有的权威学者也陆续接受此说。问题得回到北京猿人头骨的发掘和研究的历史上。1891年，一位荷兰军医在爪哇发现爪哇猿人，为广大学者不认同。1929年，在中国科学家裴文中主持下，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其后又陆续发现许多猿人化石、动物化石和用火遗址，经几位外国学者的研究，肯定这是早期人类的一种。当时学术界认为北京猿人是人类的起源，继而又认可爪哇猿人为人类的起源。对北京猿人作过全面研究的魏敦瑞（1873—1948，美籍德裔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肯定北京猿人在人类发展序列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北京猿人被周围的人攻击灭绝了。北京猿人既然断子绝孙，汉族自然就不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那么现代人类的起源在哪里呢？西方学者说来自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这是20万年前的欧洲人类。中国的黄皮肤，都是欧洲白皮肤的子孙。然而后来又有研究报告，尼人也绝灭了。汉族当然又不是尼人的子孙。
20世纪60年代，东非和西非相继发现比直立人（即猿人）更早的人科动物，而印度半岛又相继发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于是人类起源于非洲、亚洲之议又起。虽然中国相继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号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6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但国外学者大多沉默，反而怀疑北京猿人和元谋猿人用火之说相继出现。东非、南亚和中国是三角形的发源地的说法曲高和寡。
分子遗传学对于人类种族来源的研究，最先得到的结论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意思是尼安德特人和北京猿人都已消亡。现代人类，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都是黑人的后代，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一个变白，一个变黄，而亚洲人到了美洲又变成棕色。
分子生物学家R.L.卡恩（R.L.Cann）从145份不同种族的妇女胎盘和2株传代培养人体细胞中，提取细胞组织标本，集中分析其中的线粒体DNA（mtDNA）的异型（或译多态），发现这种线粒体DNA可以分为两支，有一支是从非洲祖先而来的个体，学术界称之为“非洲夏娃说”。非洲夏娃在10万～30万年前是所有现代人类的祖先，具有特殊类型的线粒体DNA，她的子孙中只有女子才能传递，把遗传密码带到世界各地。但卡恩的145份标本中，只有1例非洲女性。
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来自非洲，这一结论可能下得过早，就连报道分子遗传学的两位英国专家（威恩斯科特和希尔）也指出问题出在第11条染色体的异型（多态性）上，但只有5%的黑人与欧亚种族的异型相同。现代欧亚人种已失去（更有可能从未拥有过）次撒哈拉人种古老的球蛋白多态结构。这意味着现代欧亚人种的祖先，在离开非洲时，也许只有1000人左右，读者此时可以掩卷细想，这1000个非洲夏娃居然几万年之后便开枝散叶，到东亚大地生出“柳江人”“资阳人”“马坝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来吗？威恩斯科特等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的线粒体DNA检测的论文，根本没有中国人的标本。威氏等也承认所有非洲以外的人口，只有少数拥有共同的晕轮型，尽管非洲人绝对拥有其他人口不同的晕轮型。根据核DNA异型的遗传距离分析表明，欧亚种和非洲种有一个重大区别。
即使是在美国，也有不少人类学家不同意是由于这1000个非洲夏娃在“欧亚”各地“播种”而形成了欧洲人与亚洲人的观点。其中，沃尔波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来自于本地域，即现代非洲人最早是从现在的非洲开始出现的，现代欧洲人最早是从现在的欧洲开始出现的，现代亚洲人最早是从现代的亚洲开始出现的，形成了一种“区域起源说”。然而从另一种角度上说，一方面，人群之所以能够联结在一起，是因为基因在流动；另一方面，人群之间相互的交流，基因才得以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得以流动，二者是共生关系。另外，沃尔波夫发现在原始社会的头骨找不到和非洲人相似的部位，但是却找到了和尼人相似的大鼻子，并认为现代欧洲人是尼人的后代，尼人并没有绝种。
在“非洲夏娃说”与“区域进化说”出来之后，2001年12月，浙江大学生化专家邵靖宇刊印了《汉族祖源试说》，从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试图说明汉族从中国西南部起源，汉族是非洲来的晚期智人的后代，又是170万年前元谋直立人的后代。邵先生注意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似乎忽略了中国各地的古人类学发现，所以只能提出一个假设，汉族来自西南，汉藏同源，出自中缅边界。因此汉族有“晚期智人”和直立人的族源。
说起汉族起源，不妨先说一下人种。据瑞典分类学家林奈（1707—1778）的分类，地球上的人种分为三种：黄色人种—蒙古人种；黑色人种—尼格罗人种（除黑人外又分棕色人种支和澳大利亚人种支）；白色人种—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除中国境内白色人种外的全部居民，还有印第安人、东亚人、中亚人、南亚人、西伯利亚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等。下面笔者将介绍一篇考古人类学的著名论文，分析汉族是蒙古人种，来自中国的东南西北中。[3]
四、滚雪球说
徐杰舜在其所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1999年）认为汉族的形成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形象地说是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徐氏理论认为汉族的来源，为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民族，为雪球形成的第一步。春秋时商、周、楚、越民族继起，出现多元化趋势。春秋战国时形成华夏民族，成为汉民族的前身。雪球在滚动中形成，在滚动中发展。汉民族的起源有主源和支源之分。主源有炎黄、东夷，支源有苗蛮、百越和戎狄。[4]他还把华夏族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移动了位置，东夷与华夏并列，南蛮一分为二，戎狄合二而一。
炎帝是太阳神又是农业之神，人身牛首。黄帝有四张脸，是以雷神崛起的中央天帝。炎帝氏族以牛为图腾，在陕西渭水流域发展起来。黄帝氏族以熊为图腾，东迁中原地区，在黄河以南发展起来，其后炎帝氏族与黄帝氏族结成部落联盟，称雄于中原，其后经过三次大战，黄帝部落战胜炎帝部落，成为联盟之首。炎黄是汉族主源之一的根据有二，一是汉族始源之一的夏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关系；二是汉族另一始源的周民族与渭水流域的炎、黄两部落都有族源关系。东夷分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居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东夷在夏、商、周三代十分活跃。蚩尤部落和帝俊部落经过分化、瓦解、融合成为商部落。商民族成为华夏族的重要成员，随后又为周所灭，东夷集团在春秋之世卷入民族大融合之中。苗蛮别称南蛮，最早的活动区域西北达丹江流域，中部在长江流域中段，东曾经抵达淮河流域，聚集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苗蛮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分解为许多独立的民族，一部分融合到楚民族，成为汉族的支源。另外，徐氏考证汉族自称龙的传人，起源于百越人以龙为图腾。“越入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百越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遗址的河姆渡文化即其代表。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几何印纹陶文化，百越一直是南方土生土长的一个土著集团。戎狄是中原西部、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成三大集团，即玁狁、鬼方、羌方。姜部落为周民族的族源，春秋之世，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成为华夏民族一部分。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历史，除北匈奴远遁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洪流吞没，成为汉族的一部分。[5]
汉族形成的过程并不是一蹴即至的，他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群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过程，然后经过夏、商、周、楚、越等族和部分蛮、夷、戎、狄等融合称为新的华夏民族，最后于汉时形成，汉族的形成经过漫长而多变的三个历史阶段。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继续发展变化着。[5]
西周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居于黄河流域，楚、越两族居长江流域，蛮、夷、戎、狄居四方的民族分布格局。从春秋到战国，是一段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中国不仅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与此同时民族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及发展，这时期的夏、商、周、楚、越等族群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相互往来、相互吸收，族群发展的总体方向开始相互融合。
春秋时期是汉族第一次进行的民族大融合，早期的融合过程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等交融在一起，迸发了非常的活力。使得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一个集合了夏、商、周、楚、越，和蛮、夷、戎、狄等文化的华夏民族诞生了。在华夏民族诞生之后，在地域上、社会上、文化上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界限也更加清晰。在地域上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民族界限明确。而“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正是华夏民族形成后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中反映。
关于华夏民族这一称呼，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多定义成：“夏”或者“诸夏”，又定义成为“华”或“诸华”。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则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6]《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这便是“华夏”一词的最早出处。从这之后，“华夏”就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这三个族群和夷为主干，加上部分蛮、戎、狄为枝叶而交融形成的新民族族称。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特别是诸侯争霸，使得刚在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支系。此时的民族融合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速度更快。
继夏、商、周、楚、越族诸族升腾跌宕此起彼覆上演了中国的古代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第一幕后，从春秋到战国的民族大融合又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中上演了民族大融合浩浩荡荡的第二幕。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分别形成了东胜以齐为代表，西牛以秦为代表、南瞻以楚、北俱以赵、燕为代表的四大支系，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秦始皇经天纬地，扫六合，结束了几百年来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在这样的一个“大一统”局面里，华夏民族从分散逐渐走向了统一。封建的秦王朝出现之后，秦始皇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华夏民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相适应。
秦王朝覆灭了，汉朝继之而起，并沿袭秦制，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以及董仲舒思想的推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愈加强大，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觉经，古今之通谊也。[7]”“大一统”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的长期稳定。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
“汉族”族称的确定是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华夏民族在秦王朝的统治下，曾以“秦人”这一称谓为其民族的族称，当时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昙花一现的秦王朝没有足够的能力让“秦人”这一称呼长期发展下去。随后从西汉到东汉前后统治长达四百多年的汉王朝，对整个华夏民族和周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汉族族名的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条件，周边国家开始称汉王朝的子民为“汉人”。另外，由于汉王朝国力强盛，出兵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在汉朝强大的军事影响下，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也进行了频繁的交往活动，如张骞通使西域以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进而奠定了“汉”之名的深远影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8]”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9]”可见汉族之名始称于汉王朝。且其稳定性也接受了历史的考验，自汉朝灭亡后，又经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分裂，直至到了唐朝，才有部分地区将唐朝人称为“唐人”，在唐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依然被称为“汉人”，如唐朝与吐蕃的交往也被称为“蕃汉两家[10]”。唐朝之后亦是如此，《金史·卢彦伦传》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1]”西夏文汉语对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12]”元朝时期，先称南北两地的人为“南人”和“北人”，后又将南北两地人统称为“汉人”。清朝初年也将明朝人称作“汉人”，直至近代，在太平天国末期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中出现了“汉族”这个词，也是对于“汉族”族称的最早记载。此后也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今的“汉族”族称也更加稳定。由此可见，虽然“汉族”族称起源于汉王朝，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早已与朝号无关，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汉族族称的历史源头和发展过程。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育、转化的过程中，华夏民族的铸成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生，之后形成“大一统”的指导思想，从此成为中国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一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