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空文

一般认为，乾隆是因为痛失爱妻，情绪极度恶劣，才会骤然对官吏们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从他对皇子的态度来看，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史学家从吏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还应该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和动机。

乾隆即位之初，虽以宽仁相济政治相标榜，实际是以康熙的宽大政治替代了雍正的威严政治。乾隆这么做，本身就带有巩固帝位，树立权威的目的，甚至有人说他之所以要变异雍正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故意要与乃父唱反调，以便得到朝野的支持。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于夸张，但博取宽仁之名，以捞取政治资本，也确实是乾隆最初施政的特点，不然也就不会矫情到“含泪斩马谡”了。这一点连驻华的朝鲜使者都有所洞察，他们评论认为“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又说乾隆“政令皆出要誉”。

康熙的宽大政治有政清刑简、缓和矛盾的效果，但也会带来副作用，后者在康熙晚年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乾隆沿用祖父的政策，可谓既享其利亦承其弊，如他即位后为纠正雍正的过于苛严，对旧有的钱粮亏空予以了宽免，结果时间一长，见皇帝好说话，控制不紧，也没有什么跟进的惩罚措施，贪污腐化滋长的现象便又露出了苗头，新的钱粮亏空案不断发生，朝鲜使者对此洞若观火，说乾隆“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

最初亏空案暴露得还不多，数额也不大，一般都在数百两至千两之间，所以乾隆还不是太在意，但就在1746年，也就是瞻对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仅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就一连发生了五起亏空案，这才让乾隆真正重视起来。当年，他特派讷亲南下巡视，结果发现不光奉天，其他省的亏空问题也很严重，究其原因，他不得不承认与自己施行的政策有关：“（亏空案当事者的）主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就以为可以放纵恣肆了。”

懒政、惰政、人浮于事也让乾隆为之烦恼困惑。他刚即位时，由于对各省官员都不熟悉，曾要求督抚们时时向他反映所属官员的资料和动态，以便他能够在“秉公甄别”后加以挑选录用，可是所有的督抚都只陈奏了一次，从此便没有了下文。

一直到执政的第七年，吏治状况仍无根本改观。乾隆批评各省的官员考评制度已成“一纸空文”，督抚们对贤员不行举荐，对劣员不予纠察，在举荐时仅凭个人喜好，“只将教职及佐杂微员草草填注，以充其数”。

一次，云南巡抚向朝廷推荐他手下的一个道台，所用考语是“老成持重”，乾隆复查此道台的记录，却发现前任巡抚给的评语是“年老体衰”，再看新任巡抚对其他属员的评语，也都是有优无劣，尽说好话。可想而知，这样的评语对选任人才毫无用处。

又有一次，乾隆看到台湾某道员的评语，上面说这位道员“年力强壮，居心诚朴，才具明白，办事切实”。如果乾隆先前不了解不熟悉也就罢，但关键是他还见过此人，在他看来，此君虽然有些小聪明，但为人谈不上诚实，办事也不麻利，绝对算不上干练，甚至其年龄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优势，与“年力强壮”不符。

地方上如此，京城状况亦然。很多京官是优是劣，究竟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还是老朽无能、得过且过，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们的上司却虚应故事，即便明知某些人不合格也装聋作哑。因为怕得罪人，各部门就把考评的责任推给吏部，吏部又推给九卿，最后那些含糊其词的考评竟能一路报到御前，等于把皮球都踢给了皇帝一个人。

乾隆不是没有想到吏治会出问题，他一开始便意识到，如果官员们误以为他一意宽纵，事态就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他最为担心之处。为此，他曾发出警告，称假使宽政真的导致百弊丛生，他绝不会姑息和坐视不理，“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

在乾隆七八年以后，灾荒频仍，社会动荡，抢米抗粮事件不一而足，至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更是激增，天灾虽是直接起因，但细究又总能发现“人祸”在其中作怪。乾隆很是不安，责怪官员们说：“你们这样懈怠废弛，盗贼活动的势头怎么可能平息得下来？”

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乾隆不知不觉加重了对官吏的惩治。在早期处理亏空案时，一般他仅对亏空的当事人予以革职和追究，基本不涉及其上司，从1746年的奉天亏空案起，不仅涉案的三名官员被处以死罪，由于案件发生于前任府尹霍备任上，霍备本人也被责令革职，发往伊犁军台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