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37—1945
离开神经质的夏子的病榻不啻是解脱。可是家庭甫一团圆，梓就暴露出自己是个专断独行的人，他脾气暴躁如夏子，但绝无她的想象力。他至今仍说：“教子就是施加压力。你挤压再挤压，如果他们崩溃，还不如死了的好。”
事实上，梓一向是个冷漠的丈夫，也是个狂暴的父亲。团圆前疏于接触，公威不了解父母的关系有多不和谐，而自己又不受父亲的管束。如今他初次见识了梓对倭文重的粗暴，同时发觉自己成了父亲淫威的主要目标。梓对所有孩子都严厉（千之隔三差五地被责骂，并因为是“笨蛋”而受罚），但他对公威尤其专横，似乎出于负疚感，他要纠正夏子抚养时的影响，诸如他认为的“女孩子气”。他一开始就专门打击公威的“书呆子气”。尽管公威现在可以随意自由出门，但他更愿意待在家里读书。十二三岁的他已经开始阅读奥斯卡·王尔德、里尔克、经典宫廷文学以及伟大的日本颓废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他几乎手不释卷。看来这惹恼了梓。他会一把夺过公威手里的书，若是文学类的，他就把书撕烂或飞抛到屋子另一头，然后打发公威上楼睡觉。在梓僵化的脑袋里，文学作品满篇都是堕落和谎言，充其量也就是女人的瞎扯淡，他不能够忍受。
1938年1月，把家搬到涩谷不到一年，梓升任渔业厅厅长，办公地是大阪，在东京西面，距东京三百五十英里。这是一次重要的晋升，他毫不犹豫地想举家搬迁前往就职。但是倭文重健康欠佳，夏子反对让孩子换学校，于是他决定单身赴任。从1938年到辞去公职的1942年，梓每个月仅在家待两到三天。他隐约知道公威在写“一点诗”，因而不高兴。他没料到公威已迷途难返，倭文重也毫不困难地将他蒙在鼓里。
梓一回来，家里就鸡飞狗跳。幸好他不常在家。他一走，倭文重和孩子们又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公威喜欢弟弟，更喜欢妹妹美津子。但是千之回忆说他和姐姐很长时间才习惯，不再把哥哥当客人。他和美津子喜欢凑在一起逗公威，看他能撑多久才逃回自己房间。他大都待在屋里，阅读写作，他在那儿最快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公威和母亲相依为命，培养起深厚的感情。团圆后的第一个夏天，倭文重带三个孩子到海滨小住了一个月。梓决定公威不仅要实实在在地晒晒太阳，还要学会游泳。自从在一年级得了肺腺炎，家庭医师建议要避免阳光直接照晒，夏子解释为白天的光亮是有害的。公威几乎完全是在室内长大的：十二岁时，看着不过八九岁；他瘦弱得像芦苇，苍白得像鱼肚。那个夏天，他没有学会游泳。初次面对大海其实令他深感不安。但正是此时此地使他生发了对母亲的热爱，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心安理得地求助于倭文重，不再有人横加干涉。一个月足以让他明白这就是他需要的女人，从此他再也没有真正在乎过其他女人。就倭文重而言，压抑在心里达十二年之久的爱终于毫无滞碍地喷涌而出，她以炽烈得几乎超出母爱的方式深爱着公威，一直这么深爱着他。
夏子并未完全退出他的生活。放还公威时，夏子让他答应每天下午放学后跟她通电话，还要一周陪她一个晚上。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承诺，直到两年后她去世。她还保留着他生活中重大事情的最终裁决权。譬如，学习院要求中学生必须住校至少一年。倭文重主张公威去体验这种生活，而夏子反对，梓则附和母亲。夏子担心校园宿舍的生活有损公威的健康，对他的“道德培养”有害无益。二十岁时，三岛不无讥讽地写道：“但我凭着自己的想象能够在地狱里飞翔，任祖母和父亲把我的翅膀剪除得多么彻底。”
至少在一个方面，夏子对公威的兴趣培养有其积极的贡献。他搬到涩谷不久，夏子即带他去歌舞伎剧院看演出。年复一年，她带回剧院的纪念品，津津乐道戏曲的内容和为之倾倒的演员，以及他们台下的趣闻轶事。这一切为公威涉足其间已然作了准备，现在她又为他精心挑选了第一出剧目，这就是《忠臣藏》——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一曲对封建忠臣的讴歌，也许是伟大的歌舞伎经典剧目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出戏。从帷幕初启的那一刻，公威就陶醉了。他很快成为真正的爱好者，阅读所有的演出剧本，把台词抄写在笔记本里，甚至学习和模仿最著名演员的表演。三岛在有生之年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歌舞伎剧院。他为歌舞伎舞台写了八个剧本，都是传统的风格，还在死前亲自导演了最后一个剧本。歌舞伎演员一致认为，他是唯一能够地道传承“伟大歌舞伎”的形式和语言的当代剧作家。
1939年1月，公威过完十四岁生日没几天，出血性溃疡夺去了夏子的生命。据梓所说，得悉噩耗，公威又是一脸的能剧脸谱，一如多年前在火车岔道口让父亲担忧的表情。倭文重的解释是公威彼时已完全依恋于她，所以对奶奶的死无动于衷。那不太可能。看来绝对像是他刻意要把感情埋在心里，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感情。他也从未谈过或写过夏子，除了顺便提及他是作为“奶奶的小男孩”养大的。
尽管如此，夏子在公威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恐怕只会估计不足而不会过头。很可能她所营造的家庭氛围是他同性恋倾向的根本原因，这一倾向在进入青春期时就已经开始困扰他了。但是她的影响比这远为深广：多年来，公威耳濡目染她对自己生活深深的不满，还有她那放浪不羁的怀旧情怀，怀念很久以前优雅美好的时光。可以说是她害得公威罹患了“浪漫的痛苦”。他确实从十二岁起就受制于这一痛苦，像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渴求纯美，知难而进，孜孜不倦地试图否定自我，改变自我。
所有这些，还有此处未提及的——加在一起或可称之为夏子的遗产——明白无误地写在公威的第一篇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是他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写的。1937年4月，他升入七年级，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庞大、活跃的文学俱乐部。该俱乐部引以为傲的是有整整一个派别的知名作家曾经是会员（白桦派），因而颇负盛名。整个小学期间，公威的作文老师一直试图以低分来纠正他的“讨厌的早熟”。幸好他现在的老师认可他的才能，鼓励他参加俱乐部并认真写作。1937年11月，他向俱乐部每半年出一期的杂志投稿，稿件题为《秋思六首》，发表在杂志的12月刊。接着一期又刊登了他的诗和处女作短篇小说。这篇题为《酸模——秋彦的儿时回忆》的小说讲述一个六岁小孩遭遇越狱囚犯的故事。男孩的妈妈禁止他到家附近的山上去玩，因为传说有个囚犯从山顶的监狱逃跑了。可是时值孟夏，山上盛开着火红的酸模花。这孩子偷偷地从家里溜出来，到禁山上去玩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球，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
天空湛蓝。
天空紧握住那个球，往上升，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坠落。他接住球，兴高采烈，仿佛捕获了蓝天。接着他呼吸，深深地、深深地呼吸。他从未在房间里或街道上呼吸过这样的空气。与其说呼吸，不如说进食。他往嘴里填塞空气，味道奇特芬芳。蓝蓝的天，朵朵的云。他不知道美味和芳香的来源。
然而他其实是知道的，他觉得他了解来源。
快乐又充满心田。能证实空气美味芳香的来源是最大的幸福。
接着他注意到大地的活力。
大地开始跳舞，好似心脏搏动；他也自然地抬脚起舞。树林及林中的一切开始音乐伴奏。
这音乐——这歌——他全都理解。树林在歌唱，山北面如海的绿色田野在歌唱，小鸟在歌唱。
那一刻，他甚至能够同小鸟们对话。
男孩欣喜若狂，不知不觉走进山脚下的树林，他迷了路。月亮升起来了。猛然间有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
“你……要……去……哪儿？”
“我启程旅行，但我把东西忘家里了。”
“你说的是山上那栋灰色房子吗？人们叫监狱的房子？”
“正是。我的家就叫监狱。”那男子露出惊讶的表情。
“那你必定是囚犯，你把东西遗忘在监狱了。取了东西你再逃回来。”
男孩的眼睛追踪并盯视着对方的眼睛。
男孩的眼睛是秋湖一泓，清澈见底，湖底的细沙历历可数。多可怕的纯净！正是那完完全全的透明令人毛骨悚然。当你看到一颗滚圆无瑕的珍珠，你一时会不忍触摸。啊，多么可怖，多么壮美……
“对。”男子讷讷着。他说话时，这天使般的男孩竟向他扑去，把脸埋在他张开的臂膀里，痛哭流涕。高高栖在树上的夜莺也抽抽噎噎起来。
“你不要再逃出来。我们会被禁止再到山上来玩的。直接回你的灰房子去吧！”
……
男子发出一声叹息，抬起头望了望月亮。此时，他的眼睛也如秋彦的一般澄澈。
“我曾经有一个孩子，像你一样好看的小男孩。”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是一只海鸥，飞翔在辽阔的大海上空。当他瞥见波涛里银色的鳞光时，就会伸长脖子扎进水里。他说，一个灰蒙蒙的晚上我在海上被杀。杀我的人沉入了黑洞洞的海底。他一日不浮出水面，我就只能张开白色的翅膀支撑在这里，与低空中的云朵为伍。”
“这话什么意思？”
男子继续说：“但是那个杀死可怜而不幸的海鸥的魔鬼已经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知道谁给他指路的——正是你。所以我要让你开心。我这就回监狱。”
犯人把男孩留在林边，爬上山，去了“灰色的房子”。一年过去了，当酸模再度盛开时，那个囚犯出现在监狱的大门口，已然是个自由人。那男孩和朋友一起在等他：
他露面了，那男子出来了。
他满面红光——光照四面八方。
啊，孩子们向他飞奔过去。他们坐到草地上。
光芒四射！
酸模，
酸模！
酸模花开在这儿，开在那儿——
孩子们朝山脚下看了看，一个小黑团正向上移动——女人。
秋彦的妈妈，俊子的妈妈，接二连三……
她们的步履透着冷峻，一到跟前就抓起自家孩子的手：“碰了罪犯！好脏！”
她们掏出手帕擦孩子们的手，手帕在空中飞扬。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
女人们气势汹汹地对着男子叫喊。他一声不吭，弯下腰，采摘了一把酸模花，然后分给每个孩子一枝。分完，他头也不回地迅即离开。
每个孩子的右手里都攥着一枝花。
“扔掉它！”
妈妈们纷纷尖叫，一枝枝酸模花掉落地上，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啊，酸模花燃烧得火红灼热。
如一切幻想，《酸模》也源于憧憬。但重要的是必须明白，这男孩在山上与大自然邂逅所获取的欣快感是虚假的，是三岛对自己的渴望进行包装的最早例证。无疑小作者被“好似心脏搏动”的舞蹈深深吸引，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舞蹈的高潮并没有发生在山上亮丽的花丛中，而是在昏暗的、属于禁区的树林里，在男孩扑进杀死亲生儿子的男子怀里、夜莺在高高的树上抽泣的时候。正是在这既带有明白无误的情欲色彩，又带有模糊不清的同性恋倾向的拥抱中，作者寻求他无法抗拒的欣快感。正是此刻的美妙，而不是山上的舞蹈，攫住了他的心。这里的关键词是昏暗的树林，漂亮、啼哭的男孩以及杀人犯。这是三岛毕生为之既心动又心悸的美学模式。
《酸模》里憧憬的主要客体是开始向公威召唤的欣快的舞蹈。但绝不止于此。十二岁的他怀着敬畏构思了“可怕的纯净”，眼睛“清澈如秋湖”的“天使般”的男孩。显然他对这种纯净的敬畏产生于自己已失去这种纯净的自我意识。就在《酸模》前他写了一首诗，作了同样的剖白：
回声
人们说这个山洞
（通向地狱）
是从魔鬼那里完整切割下来的嘴巴，黑咕隆咚，
谁也没有进入过。
这山洞守卫着永恒的谜语和秘密。
然而我站在执着的洞口
柔情蜜意地呼唤。
但是应答的回声
不是我现在的声音：
那是我多年前逝去的童真的声音。
诗中的童真和天使般男孩的纯净是同一的，由山洞联通的地狱相当于《酸模》里幻化出的欣快的舞蹈。故事表明公威意识到——可能只是朦胧的——舞蹈是被禁止的，唯有打破禁忌才行。小说还暴露出他开始把舞蹈归为肉欲的，确切说是同性恋的：绝非偶然的是，惊破男孩犯禁美梦的现实世界的代理人，正是一群女人。最后一点，《酸模》流露出一种忧虑，这忧虑伴随着公威的觉醒，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童真。如诗中的山洞，舞蹈令他神往。但是诗人使用的柔情蜜意的声音只是曾经属于他的童真的声音。诗人已醒悟到山洞所守护的“谜语和秘密”的含义：童真（纯净）已被有意识地抛弃，代之而起的是羞愧和恐惧。而山洞仍然保持“执着”。
十六岁以前，公威一直认为自己是诗人，以写诗为主，他诗兴如泉涌，一周写满一册笔记本。总的来说，那些诗都不怎么好，带着忸怩的早熟。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少年企图以文字的形式来逃避实实在在的生活。其中大部分无一例外地含有阴冷的、不健康的色情成分，原因是诗人将自己的幻想加以包装，以期符合他心目中的“正常”欲望。1940年初，公威刚满十五岁，诗句变得更具同性恋色彩，更显焦虑不安：
你的手在我手里颤抖
像受惊的鸽子，我生怕
你粉红的利喙会啄
我的青涩，唯一的果实。
早晨。
森林在森林的这一边投下阴影。
喷泉汹涌迸发，很快又水落潮退。
（1940）
学习院的老师和学生都对公威的诗极为赞赏。第一个认可他才能的人是坊城俊民，一个贵族的儿子。1937年秋，当公威首次把他的诗投给校刊时，坊城是毕业班的学生（十四年级），刚刚辞去他的校刊编辑工作。他二十岁，比公威大八岁，但是这些给他深刻印象的诗促使他立即去找作者见面。他对初次见面的叙述（写于三岛死后）也生动地再现了在二战前的年代里学习院的氛围：
在体育活动场合喊加油的队伍中，要认出第一年的初中生是轻而易举的：不管他们有意把自己弄得多脏，他们帽子上的樱花校徽和制服上的纽扣还保持着金属的光泽。还有他们尖细的叫声，像小鸟——初中一年级的男孩不允许停止呐喊助威，一分钟也不行。与老师相比，他们更害怕高年级学生……
我来到一群初年级学生的跟前，在其中一个的肩上拍了一下。他转身立正。
“平冈公威在这儿吗？”
“在，先生——”
我顺着他的视线把目光移向看台的第一排。
“那就是他——那个苍白的。”
“去叫他过来。”
片刻之间，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少年穿过人群朝我走来。他脖子细长，皮肤纯白。他把帽子戴得盖住额头，帽檐下睁着一双大眼睛。
“我是平冈公威。”
我喜欢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不低。
“我是坊城，校刊编辑部的。”
他肯定知道我的名字。他神色自若起来。
“你提交的一些诗，《秋思》，我推荐下一期刊登。”
我没使用学习院流行的表示亲近的语式：他看上去太幼小了。
“这是一本我们的杂志，有我的一篇小说——读一读。我还附了对你的诗的评语。”
三岛接过杂志，表情窘迫。
我微微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
三岛略一迟疑，然后给我敬礼。从他不自然的敬礼和表情的窘迫中，我瞥见一个少年的柔弱内心。
我转身离开，但我知道三岛的同学正背着我在盘问他。
“你是他的书童吗？”——我几乎能看到那个苍白的、弱不禁风的男孩在半是揶揄、半是嫉妒的问话中走回看台的前排。
这段文学上的友谊就是这么开始的，在以后约四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个人一起勤奋钻研，友谊也得到良好的发展，直到公威认为坊城跟不上他为止。两个人不常见面，偶尔公威去坊城豪华的家里一起阅读经典宫廷文学作品。多半他们是写长长的书信进行交流，几乎每天都有信件来往。一开始他们评论日前收到的新诗，继而写诗集的评论和书评（坊城向公威介绍了科克托、于斯曼、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还有家庭故事和绚烂的梦境。他们常常约会见面只是为了交换信件。如坊城解释，“我们觉得文字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思想”。
坊城记得公威十三四岁时是个“安静羸弱的男孩，举止文雅但有些女性化”。他回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公威和他母亲，公威穿着校服。按学习院标准的礼仪他应该向高年级同学敬礼，然后抬一下帽子致意。他却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向他鞠躬！诸如此类的情况让坊城强烈感觉“三岛的母亲把他训练得像女孩子”。
尽管他们互通书信达四年之久，坊城对少年公威还是不甚了了。他承认这点并回顾说，公威刻意不透露自己的基本情况。譬如，关于自己的家庭他守口如瓶，也不邀请坊城到家里会面。相反，公威的“诱导”却让坊城一股脑儿说出他要打听的事情。坊城有些不无苦涩地把公威描绘为“强人所难的倾听者”。现在出现的画面是，一个聪颖的、非常注重保护自己隐私的青年，利用二十二岁的朋友对自己的推崇和热情，来满足自己膨胀的虚荣心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
无可置疑，那些年，当公威发现自己立志写作时，坊城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死前不久，他回忆每天下午难掩激动，一放学就急急回家，为的是看坊城的信到了没有。“在你那些杏黄色的信封里，”他写道，“装着文学的花蜜，我迄今品尝过的最甜的花蜜。”但是他的前进速度快得令人目眩，坊城最终被抛下了。看来他们之间出现的问题，日后在别的关系中也一再出现，那就是公威有一天判定他的朋友并非天才，而是“平庸之辈”。1941年夏天，他着手了结与这个比他年长的男孩的友谊。坊城寄给他一篇小说，讲的是大学生和有夫之妇的一段令人心酸的情缘。他还附了短信，解释说这是自己的真实经历，请公威提意见。公威没有答复。坊城再写信要求见面，地点是帝国大学附近的咖啡馆。公威如约而至，但对小说仍只字未提。最后坊城问他的意见，他只是说故事的对话显得“牵强”。当坊城反驳说对话是自己和情人谈话的如实记录时，公威答说正因如此，对话才这么糟糕。他进而批评故事的叙述不生动，与新闻报道无异。坊城大惊，但没有意识到这是故意冒犯，直到来年开春，公威创办同人杂志《赤绘》而不邀请坊城参与。尽管二战结束前仍偶尔有通信来往，但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赤绘》的另两位编辑是经坊城认识的高年级生，他们取代了坊城而获得公威的重视。一位是诗人兼画家德川义恭，他后来为公威的第一本书设计了封面。另一位是比公威大五岁的作家东文彦，他患有肺结核，正慢慢地迈向死亡。到1939年，病菌侵入喉咙，此后四年他卧床不起直到病逝，其间他用床头的写字板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东顽强地投身事业的精神以及他注定英年早逝的命运，使他成了公威心目中的英雄，或许是公威文学生涯中第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人物。1943年东逝世后，校刊登了公威的悼文，他记叙，噩耗传来的夜晚，大雨“倾盆”，满街横流，不知何往。多年以后，在自己死前的几个月，他请他的一个出版人（讲谈社）推出一部东文彦的作品，并许诺为其撰写引言。出版商同意了，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三岛突然要求为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出书。直到他死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三岛为诀别而做的具象征意义的事情之一。
由于喉头的结核菌具有高度传染性，所以东文彦不能会客：公威和他只有一次当面说话的机会。但是从1941年1月到1943年东二十三岁去世，他们通信频繁，可惜东致公威的信都遗失了。但是东的父亲，一个曾经当过法官的律师，出于对儿子的疼爱，保存了将近二百封公威的长长的来信，其中很多是纯粹谈文学的。但在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之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并为这种自我意识深感不安的青年。对此有明确表述的，正是公威给东的第一封信，是他在1941年1月14日十六岁生日那天写的便条。当时他正拜师学诗，老师是川路柳虹，一位知名但无甚建树的诗人，倭文重父亲的朋友。显然，川路对公威的人品和诗品的厌恶几乎溢于言表：他们在一起切磋琢磨将近一年后的一天，他对另一个学生说：“他不是一个早熟的天才，他只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乖僻之人！”这话传到公威的耳朵里，便写信告诉了东，信中还说：“他也许是对的……我真希望自己能用更童稚天真的眼光来看世界。我感觉不用太久我就会停止写诗了。”1月底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就自己所感觉到的病态心理，越发明确地表达了忧虑，甚至嫌恶。这是一封令人惊奇和感伤的信，他为自己懂得太多而向朋友道歉，然后说自己做了错事，就是“伪装正常”，对此他后来在《假面自白》中有详尽的描述：
你说我满脑袋学问，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完全是环境使然。我父亲逼我阅读关于纳粹政策的书籍，于是我在他面前就只读这类东西装样子。可是渐渐地我有了兴趣，便开始自觉地阅读有关犹太人问题、大日本主义的文章。有一阵我兴趣盎然地阅读《圣经》及经文释义。此前我浏览昆虫和动物的图书。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汉学家，因此我还涉猎了中国的经史子集。但是影响我的不仅是阅读：我在家里遇到的人都是“经验主义者”，而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影响的不光是我的写作，还有我日常待人接物的方式。我对着镜子问自己，设想一下一个像你一样，面带苍白病容、谈话只限于文学的人——这种自卑感促使我在与成人谈话时，有意选择符合中学生身份的话题，如时事和政治。这样，适合同我交谈的人就不会知道我是一个写诗歌和小说的人，也不会注意到我的病态，总而言之，谈话中我要表现得非常像一个中学男生，兴致勃勃、生龙活虎地谈论校园生活，等等。可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十分孤僻的人，除了写作，什么都不关心。
到1941年，公威的写作已经使他在学习院名声大噪。还在1940年十五岁的时候，他成为文学俱乐部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编辑部成员。次年，他获选为校刊编辑，接任毕业的东文彦，遂成为校园文学活动的中心人物。而后在1941年夏天，他的导师清水文雄邀请他为一份同人杂志写一篇连载小说，杂志是清水和另外三位学术界评论家共同主持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约稿，对平冈公威来说，更是令人陶醉的约稿。《文艺文化》绝非学生刊物，它是真正的文学杂志。编辑们不仅邀请一个学生来撰稿，并且要的稿件是小说而不是评论文章，两者都是破天荒第一次。公威立即答应写一个篇幅“至少一百页”的故事，并且毫不犹豫地告诉清水故事定名为“鲜花盛开的森林”。接着他请导师帮他起个笔名。选择“三岛由纪夫”并无特别的用意。清水说公威想要含三个字的名，他取“由纪夫”是因为受到一个诗人姓名的启发，那人叫伊藤左千夫。
《鲜花盛开的森林》是一篇力作，他以少年老辣的风格和精巧的构思赢得了耀眼的成功。而且它是典型的三岛式的，如他三年前所写的《酸模》，抒情地展示了憧憬，几乎直抵焦虑的、带性爱色彩的浪漫主义的核心：
我知道我的憧憬在何方。它像一条河。没有一段河是原来的河，因为河水是流淌的，昨日之河非今日之河，但河是永远存在的。我们能够召唤它但不能描述它。我的憧憬如是，我祖先的憧憬如是。我家的先辈，一支是武士，一支是宫廷贵族。当我们动身去他们的家乡时，沿途有一条美丽的河，蜿蜒曲折地流淌，时隐时现，我们的旅途因此优雅无比。啊，那条河！我懂它，它是我和我的祖辈之间无声的契约。这憧憬会在这儿或那儿消失不见，但它死不了。像枯老枝藤上的玫瑰今天依然谢了又开。在我祖母和母亲那里，这条河潜流地下。在我父亲那里，它成了喃喃的小溪。在我这里——啊，它只能是一条水量充沛的大河，像众神齐唱的祝福歌。
这里，这个厌世的故事叙述者（十六岁）视自己胸中执着的憧憬为个人的特有使命。他从过去继承了憧憬；这是他的（贵族）先辈和他之间的契约——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他这个继承人会注定将传统发扬光大，达到“众神齐唱的祝福歌”的高度。那么，这位年轻作者肩负的特别使命到底要追求什么目标呢？就是唯美：
眼下，美是一匹脱缰的骏马。先前它被缰绳勒着，站在跑道上，浑身的肌肉微微颤动，在薄薄的晨雾中对着天空发出尖利的嘶鸣。唯在那时，马纯白洁净，优雅无比。现在它挣脱了缰绳；它打了个趔趄，重新站稳，向前飞奔。它不再纯净，浑身沾满泥巴。然而即使此时，有一个人会隐约看到一匹纯白无瑕的马。这正是我们祖先要找的人。渐渐地，他们会来造访他。
如所有的河流，憧憬之河也归入大海：大海充塞《鲜花盛开的森林》，并将充塞三岛的所有作品。它是一个象征，用来“可怕地充溢”憧憬的源头。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继承者并继承了先祖对美的憧憬之后，故事叙述者提供取自家族史的三段插曲[4]，以“证明［他的］血脉与大海的亲近关系”。第一个插曲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贵妇，站在丈夫城堡的护墙上，看见一个奇迹。满是鲜花的原野一直延伸到海边，鲜花丛中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穿着白色发亮的衣服，胸前有一件东西十分耀眼。贵妇知道这是圣母，她颈下金光闪闪的那团火，是她佩戴的十字架垂饰对太阳的反射。一瞬间，影像消失，贵妇昏厥，半年后，就去世了。叙述者解释：“这奇迹是贵妇自己高尚憧憬的结果。她所见到的是她憧憬在危急关头要采取的妙计之一。她体内的生命力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她死了。”这里有几条明确的脉络，它们构成三岛的浪漫主义的基础。憧憬是被视为与生命力本身同一的，因而在存在之中居中心地位。憧憬创造并导向美，其精华就是欣快感，在这个插曲里就是宗教欣快感。最后，欣快感在死亡中得以实现。在写《鲜花盛开的森林》时，三岛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美学模式，即，美、欣快感、死亡是同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他个人的圣杯。
第二个插曲最贴近作者的心灵：略微不同的是这个插曲带着色情成分，并且揭示了作者在憧憬“大海”时固有的恐惧。故事发生在十一世纪的源氏时期，形式是“援引”女主人公的日记，并且采用十一世纪浪漫文学优美典雅的风格。（这本身凸显出文字技巧和才能，或可说是流利地用菲尔丁的风格来写作。）一位年轻的宫廷女侍，因受不了情人的冷漠，便和一个新近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一起逃离都城。他带她去了他叔叔的村子，村子正好在海边。但是女人害怕大海。她在屋里躺了三天，关紧门窗，不让涛声传进来。第四天早晨，她决心要面对这一恐怖：
为了不让人看到她的惊慌，女人在丈夫出门后独自去了海边。远远的大海像一条细细的缎带闪闪发光，但涛声如惊雷从远处传来。捂着脸，她向海滩奔去。海风轻柔曼妙，海浪狂暴咆哮。当她感觉到脚下干热的沙子时，身子不由得一颤，她把双手从脸上移开。
立刻，这常有鲸鱼出没的大海初次将自己的形象镌刻在女人的心坎上。疼痛鲜少如影随形地伴随剧烈的创伤，这女人此时的感受也与先前预感的恐惧迥然不同。在对她的胸部撞击的瞬间，海神占有了她。那一刻她沉浸在莫名的欣快之中，如同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又目睹加害者施以致命一击时所感到的欣快。那一刻有明白无误的预感，但预感毫无现实意义，现实是完全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真空。当欣快延续时，女人的样子、她的神态，是任由摆布，对毁灭毫不在乎，一切不顾，万事皆空。她在沙滩上的身影或可比作“母亲”的乳房。但几乎一刹那间，欣快感弃她而去，继之而来的是不堪忍受的重压和惧怕。
这些文字虽然有些矫揉造作，但也相当明确：这女子落入海神之手而得到的快感，是被性蹂躏致死所获得的快感。作者的命运指使他踏上“优雅”的旅程，而此刻正是他朝思暮想、非达到不可的旅程的终点。在《鲜花盛开的森林》里，以及在他的一生中，三岛所渴望的就是死亡的欣快。他十六岁就开始形成的美学观念，把死亡和最高形式的美等量齐观，其核心就是这情欲的渴望。
《鲜花盛开的森林》让平冈公威——从今往后的三岛由纪夫——成为清水同人圈的正式成员。小说从1941年9月到12月分四次在《文艺文化》上连载，获得成年编辑们的热烈赞赏。此后一直到1944年8月杂志停刊，三岛是固定的撰稿人，发表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他也受邀参加每月在清水家举办的同人聚会。
同时，家里情况则非常糟糕。梓从大阪回来以后就决心要阻止儿子成为作家。风波正愈演愈烈。公威选择用笔名写《鲜花盛开的森林》是因为他不想让父亲知道他在发表作品。后来他“解释”他那时用笔名是因为他担心学校当局可能不赞成学生在同人杂志发表作品。但是，当《鲜花盛开的森林》还在连载的时候，他于1941年12月19日写了一封信给东文彦，证实了正是梓使他害怕：
我被当作异教徒！我不得不向父亲保证不再写虚构作品，而且我还答应只读他推荐的书籍。我母亲对我最了解，她知道实情。但是对仍在大阪的父亲，关于我写作的事情则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1941年2月22日，公威也曾写信给东文彦抱怨他的父亲：
他对我的写作设置重重困难和障碍。一言以蔽之，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官僚。他从未读过我写的东西，却信口批评。“从事文学，”他告诉我，“只适合堕落国家的人。”你可以想象，杂志连载、书评、专辑，等等，是不能在我父亲面前涉及的话题。他只弹一个调：纳粹、纳粹、纳粹。
梓自己的观点在从大阪寄给公威的信中有明确的表述，信大约写于1941年秋天：
我希望你多多告知你母亲的健康状况。听闻一些位高权重的作家说你是天才，或者早慧，或者是什么离经叛道，或者是讨人厌。我认为现在正是你要估量自己的时候。
你母亲为这一切跟我生气，说都是对你养育不周的错。但是谈论过往是没有意义的，要想想怎么样改善当下和未来。儿子，把文学丢开一阵子，用你有幸拥有的好脑袋，做点有益的事情，譬如物理，或者工程，或者化学。如果你能把用于文学的精力转移到上述的某一个领域，我知道你会成材的。希望你慎重考虑这件事。我和你母亲为你担心死了，你应该知道的。你能否自觉地改一改呢？……
谈论对你的养育如何不当是没有意义的，你难道不想成为正常的青年吗？当我看到一个年龄与你相仿，快乐、正直、诚实的年轻人时，我就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写写你的想法，儿子。
三岛对这封信的答复可能是做出了一个他从未打算履行的承诺。然而当梓一回到涩谷家里时，秘密就保不住了。三岛每天晚上疯狂地写作直到黎明，梓发觉了情况的“严重性”，怒不可遏。以他自己的话说，“我立即采取对策，搜查并没收”。一周数次，他毫不讳言，“强行进入”公威的房间，把能找到的手稿当着公威的面全部销毁。倭文重说她无力调解：
他父亲离开后，我去他房间，看见他对着书桌发呆，眼里噙着泪水。我承认我憎恨丈夫，但我不能对公威说他父亲的不是。所以我只是给他端来茶水和点心，用我的手帕擦去他的眼泪，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开他的房间。
据倭文重说，损失是惨重的：“我知道成篇成篇的小说被撕成碎片，公威常常难过得不想重写了，因而这些小说就永远地湮没了。”
尽管平冈家的情况即使放在日本的社会背景下也堪称极端，但也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根源。与当时任何有良好教养的士绅一样，梓信奉儒家道德准则。根据儒学的观点，虚构作品只不过是谎言，是道德沦丧的体现。因而写作被认为是丢人的职业（今天的日本仍然普遍存在这一观点）。公威的克制至少部分源于同样的道德观，就是把“孝顺”看作有教养的第一美德。既然夏子痴迷于自己封建贵族的出身，必定会在他幼年时期灌输儒学价值观。
公威没有公开违抗父亲，但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最终把手稿带到学校或把手稿托付给妹妹的一个家住附近的同学。1942年到1944年底从学习院毕业，顶着梓毫不手软的高压，他得以完成八个中篇小说，三篇论述经典文学的长文，和一册薄薄的新诗集。如果说在家里只有母亲是读者，他肯定知道不管他写了什么，都会得到同人圈里成年人的大力赞扬。
在战争年代培养和保护着公威的成年人、同人圈里的四个正式成员，是学术界人士，正确地讲，并不是“握笔的骑士”。但是他们把自己归入一个由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组成的群体，它被称为日本浪漫派。作为同人圈里的神童，公威那几年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正是来自这个“学派”。
日本浪漫派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正当日本法西斯主义赢得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学派的领袖如保田与重郎和林房雄（多年以后他给三岛介绍了一些年轻人，成为他的盾会的第一批“学员”）是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换”成对民族传统的信仰，从而为新的身份建立了基础。在写于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林房雄谈到自己的“转变”，像很多变节者一样，他的转变发生于他为共产主义活动而坐牢的时候。他简明扼要地写道：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日本精神的永久支柱，它只不过是基于十九世纪西方的阶级社会而随意拼凑的理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绝不可能成为［日本］人民乐意为之牺牲的事业……民族精神的基础和支柱必须在人民中发掘。传统，这三千年文化的积淀，才是人民能够为之牺牲的唯一事业。
基于这个信念，日本浪漫派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确实令人费解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美学模式，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提升组合进绝对的最高理想。自然，天皇的神圣是信条之一。以此类推，传统文学无与伦比的美也是信条之一。经典作品的美被看作反映和证实了天皇的神圣，神圣的天皇又反过来提供了一项事业——这是重点——“值得为之牺牲”。浪漫派的信徒不仅沉迷于纯洁和血统，而且怀有赴死的决心。战后，一个左翼评论者对这批人作了严厉但不失公允的刻画，说他们是“腋下夹着伟大的古典作品，急切想要奔赴前线以求战死的人”。
战后，三岛决心要褪去自身的“浪漫派”色彩。他屡屡讥讽浪漫派是“年轻人的最大弊病”，是“一剂貌似有益的毒药，对耽于青少年情感给予鼓励并称之为合乎情理”。可以推测，他所谓的“青少年情感”就是在《鲜花盛开的森林》里把个人命运升华等同于美和死。无疑这一倾向是受到日本浪漫派的“鼓励和首肯”的。比如，同人圈内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三十七岁的时评人莲田善明[5]，时常以难以评估的警句来赞美死亡，诸如“死亡意味着懂得文化”。
还有那迷恋死亡的诗人伊东静雄，同人圈推崇的英雄之一：
哦美丽高耸的山峰
我恳求你：
在我准备去死的那个美好的日子里
请不要融化你身披的白雪。
附着在八月的岩石之上
那堪怜的蝴蝶
现在已经命绝；
有谁，得知自己的命运以后，
还能苟活于夏天炎炎的
烈日之下？
整个战争时期，公威虔敬地阅读伊东。后来他把这些诗句概括为“鲜明地展现了尼采的命运之爱”，并说诗人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导师”。
然而浪漫派的影响不宜夸大：作为公威的“青少年情感”的基础，他对死亡的情色憧憬几乎是先天的。这当然是有证据的。在接触浪漫派之前，他已经开始把死亡或者相当于死亡的洪水猛兽之类的致命事件，看作特赋的命运，时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比如下面的这首诗，写于1940年3月：
天灾
一晚又一晚
伫立窗前我等待
事发，
飞沙走石的天灾
滚滚向我袭来
来自那城市五彩缤纷的街道之外。
还有他一见钟情的法国坏小子雷蒙·拉迪盖，他在十五岁生日后不久读了拉迪盖的小说《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那一年，1940年，三岛主要阅读的是日本古典作品、谷崎、里尔克、普鲁斯特和科克托。然而他发现了拉迪盖，可能是通过他的英雄和最爱科克托发现的。他一度忘记了其他所有读物。三岛后来描述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刚读完最后一页又返回到第一页，“嫉妒得直咬牙”。《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出自二十岁作者之手堪称是了不起的著作，但是三岛自己十分清楚，让他着迷的主要是作者，在二十岁写完这本书后就离世了，用三岛的话说，仿佛“他的生命被自己的才华光焰燃烧掉了”。后来他写了被看作那一时期的自画像的《写诗的少年》，三岛在其中描述了经过升华的理念，这肯定是导致他崇拜并希冀赶超拉迪盖的原因：
他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诗《济慈之墓》——“夭折于生命正旺爱情正火/最年少的殉道者于此安卧……”最年少的殉道者于此安卧，真是令人惊奇，灾难就像给予恩惠似的夺去这些诗人的生命。他笃信命运安排，诗人的生活轨迹由命运安排。他对此深信不疑，如同对自己的天分深信不疑。
想到他葬礼上那些冗长的悼词，想到他死后的英名和荣耀，他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一想起自己的尸体就心绪不宁。“让我活得像升空的火箭，让我把自己燃烧殆尽，使夜空获得瞬息光焰。”这少年一想再想，却想不出别的存活之道。但他排除了自杀，不用自己动手，命运安排会处置他的[6]。（楷体系作者所用）
《鲜花盛开的森林》所暗示的等式在此得到完整的阐述：命运（天分）等于美，而美又等于死。诗人相信他的死由命运安排注定，而同样的命运安排又赋予他天分，天分和死亡因而同时存在于他的命运之中。死亡是恩惠，因为死亡证明诗人的天分，并且作为他的命运，也是他生命的追求和目的。少年预料的死亡是升空火箭式的、灿烂的死亡：这就是美。
无疑，清水同人圈里的氛围与三岛在《写诗的少年》里再次提到的幻想是高度契合的，但是他战争年代的作品证明，起更决定性作用的，是现实战争本身所提供的“鼓励和合理性”。因为尽管他在1941年和1942年写的短篇小说都有死亡的影子，但是直到1943年年中，当战局突然不利于日本时，他才开始有意识地把他的命运定义为获取美丽的死亡。要点是到1943年底，死亡已成为所有日本年轻人难以逃避的现实。年轻诗人的结论是“他想不出别的存活之道”，因而死亡是符合实际的。三岛绝不是现实主义者，但他把死亡转变成“恩惠”这种升华的幻想肯定是以战争现实为基础的。
他痛恨现实的战争。在1943年写给东文彦的信里，他始终哀叹父亲崇拜纳粹和日本皇军，称仗打得“一般”和“平庸”。但在他个人的幻想中，现实被美化了。后来他把战争岁月说成是“一个时期，在我经历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时期里，死亡是仪式，是令人陶醉的幸事”。
1944年11月，三岛高中（十四年级）毕业，成绩居全年级之首，获天皇亲自颁发的传统银质手表。梓骄傲无比。甚至公威，虽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好像也被荣誉感和敬畏感所触动：多年后，面对满堂怀有敌意的左翼学生，他突然谈及他“个人”对天皇的“感激之情”，并回顾毕业典礼上天皇陛下的“风采”。
天皇颁发的银质手表是令人激动的奖赏，但是毕业那天的任何感觉都比不上一个月以后的激动心情，他的第一本书，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后来回忆起来，他用一句话概括当时的心情：“现在我可以去死了。”
在1944年10月要出版书籍绝非易事，战火正开始蔓延至东京。首先要向政府申请用纸，三岛一开头写的是“为守护帝国的文学传统而尽绵薄之力”，申请获准。接下来得找出版商。三岛和清水的朋友富士正晴花了几个星期，穿梭于一些小出版商之间，最后找到一个愿意推出虚构类书的人。这是应该庆祝的事情，大家为三岛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倭文重说服梓提供了一些威士忌酒，那是他1938年去欧洲出差带回来的，但他执意不肯参加聚会。客人有清水和同人圈另外两位成员（狂热分子莲田去了伪满洲国），数位隶属于日本浪漫派的年轻作者，还有平冈家的代表倭文重：
看到公威坐在所有比他年长的先生们中间，穿着学生制服的身躯如此瘦削，却如此受到尊重，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幕，我将永志不忘。其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拉响防空警报，跨出屋外就像从梦里回到了现实。
可能因为它是一件美丽的替代品，让人们可以忘却充斥战火和死亡的现实，《鲜花盛开的森林》第一版两千册在出版后不久便销售一空。放在文学史的其他时期，这样的商业成功必定会引起文学界这个小圈子的权威反应。但是在1944年，没有文学奖活动，甚至没有书评出现。《鲜花盛开的森林》只是扶持三岛的同人圈内的大事，却不是他正式成为作家的首次亮相。
书出版后一周，三岛进帝国大学就读，成为攻读德国法律的一年级学生。这是梓的决定。所有认识三岛的人都劝他读文学，当然他自己也这么想，但是梓固执己见：
我家大部分男人，包括我，都上大学学习法律。不管你怎么努力去查找，家族史上没一个从事表演或写作的。这有利于我的决定。我迫使公威学习法律，并要求学最正统的法律门类——德国法律，因为我急于要彻底堵死他的文学之路。
虽然三岛是按父命行事，但是看来他没有因此感到特别苦恼。首先，他期待，真正地希望，去死。况且，也没有功课来干扰他的写作。学期刚刚开始，全班同学就被“动员”并分配到东京郊区的飞机工厂去了。三岛设法弄了不宜体力劳动的医生证明——他一向看上去病病歪歪的——被分配了一个很轻松的办公室里的工作。每天中午以后就没事了，他把空出来的时间都用于写作。1945年2月，他完成了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中世》。主人公，明显的是他自己，是十五世纪的贵族将军，他风度翩翩，热心扶持艺术，二十四岁时就英勇战死疆场。
正是在飞机工厂的这几个月，当他写着自称为“最后的小说”的书，等待着征兵通知的时候，三岛好像被美丽、死亡、命运幻想三部曲完完全全迷住了。如他后来回想，作出了有时让人吃惊的准确描述：
处于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的人生阶段，自我陶醉可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毁灭世界。二十岁时，我能够把自己随意幻想成任何人或物。譬如，一个注定会夭折的天才、日本传统美的最后的继承者、颓废派中最颓废的人、颓废年代的末代皇帝，甚至那唯美的神风特攻队！
1945年2月，这种战时的幻想一度被战争现实所遏抑：三岛接到了征兵通知，因为是血红色的而被称为“红色文件”。这色调含着不祥的巧合。在1945年，征兵通知等于帝国发出的赴死命令。
倭文重为此心神不宁。其时她卧病在床，当公威和父亲上路时，她走到家门口送行。据当时十五岁的千之说：“她穿着长睡衣，头发散乱，哭哭啼啼地走过门厅，像个着了魔的女人、一个世外来的疯女人。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心慌意乱，尤其在他们离开以后。她跪倒在［佛］龛前，开始祈祷，像在说呓语，疯疯癫癫。她的样子让我害怕得想逃离。”
公威的新兵入伍站在志方村，平冈家族的老家所在地。前一年5月，梓把他送到那里去登记，觉得公威在农村乡镇被征入伍的机会比在东京要低。他被归为2B类，即，有病史，但符合服兵役条件，健康尚可。
平冈父子在公威报到前一天晚上抵达志方村。（这是三岛最后一次回老家。）公威得了感冒，伴有轻度发烧。夜深时，他开始咳嗽，体温骤升，请来的医生给他打针并在他头上敷冰袋降温。早上病情仍不见好。梓帮他穿上衣服，带他去新兵入伍站。这个从东京来的脸色灰白的青年，在排着队的农人的儿子们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东京！”甚至“学习院！”的轻声惊叹此起彼伏。终于轮到公威接受体检，这是“光荣地签署”文件、把自己的生命签出去之前的例行程序。但是医生听过他的胸音后摇摇头，在他的体检表上写下“不符合入伍条件，立即返回疗养”。他对梓解释说：“严重Rassel［德语：肺喘］，可能是重度肺结核。”当公威回东京复诊时，“正规医生”发现那是误诊，他得的是“重度支气管炎”。千之认为军医有意对病症误判：“我认为医生看一眼我哥哥，就知道他太虚弱，在军营里活不了几天。我想他是可怜他才不让他入伍。他那时候苍白得像死人，又那么瘦，只有魔鬼才会让他入伍。”
穿上衣服，公威和其他不合格者被赶进一间房间听训导，要求他们不要忘了为帝国牺牲的义务，要像在前线作战的人一样忠心耿耿。与此同时，梓在外面紧张地等候着，恨不得马上离开。训导一结束，他带上公威快步走出军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一出来，就觉得天空又高又亮，使人目眩。刚跨出大门，我就抓住公威的手飞奔起来。好一阵狂奔！我不记得奔了多远，但肯定是相当长一段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回头看，因为我怀疑一个军人正在边追边喊‘搞错了，恭喜你合格了！’这种可能性使我害怕得要命……回到家，我们进了客厅，喝着绿茶，我仍记得茶的味道好极了。我内人还拿着公威临行前悄悄放在她屋里的遗嘱和剪下的指甲［传统的纪念物］。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大家都感到很快乐。
“内人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好像高兴得难以停步。公威的弟弟和妹妹兴高采烈，有各种欢喜的表达。可是我无论如何想不起公威的表情。我知道他不可能不高兴。然而我不记得他做出过任何代表他真实想法的明确反应。我记得后来的结论是他可能只是被高烧和匆忙的旅行压垮了。”
梓宣称公威“不可能不高兴”无疑是对的，但也不可能他就高兴。更大的可能是他对死里逃生感到非常迷茫。几乎可以确定，当时在他头脑里打转的问题，类似他后来写的《假面自白》里的主人公的问题：
我在对军医说谎时为什么看上去如此真诚？为什么我要说我发低烧超过半年、肩膀疼痛僵直、吐血，甚至就在昨晚睡衣被盗汗湿透？（这正好是事实，但考虑到我吃下那么多阿司匹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被判回家的同一天喜悦的笑意禁不住浮现在嘴角？为什么出了军营大门我这么狂奔不止？
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将来的人生不可能创造丰功伟绩，能给我足够的理由逃避从军赴死，因而我不能理解那驱使我迅速奔离军营大门的力量的源头，以及那使我气喘吁吁地跑向防空掩体的完全自发的反应——除了求生的欲望还能是什么？
这些问题其实有一个完美显明的答案。叙述者（以及三岛）所渴望的“自然本能的自杀”、由命运安排所注定的美丽死亡是幻想中的死亡。但皇军是彻头彻尾的现实，因此当兵而死就是现实中的死亡，是横死，平常、无可争辩的平庸是可憎可怖的。三岛是否真的对军医说谎已无从知晓，但是确实他有可能这么做，出于对现实死亡的威胁的“完全自发的反应”。
现实以征兵通知的形式所作的侵扰可能一度使三岛停止幻想，但是战争仍然在疯狂地进行，事实上，对东京最猛烈的空袭于1945年3月才刚刚开始。这些空袭对三岛的想象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他再一次将死亡升华为辉煌的、特殊的命运。在《假面自白》里，叙述者于1945年2月“意识”到他不想死。可是到5月份，他虚幻世界的力量再次把他与现实死亡的威胁隔离开来：
谣传敌人有可能很快在S湾登陆，军火库所在地区将不保。再一次，而且比前次更甚，我发觉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对死亡的渴望中，正是在死亡中我发现了真正的“人生目标”。……
我希望——不，比希望更加强烈，那是走火入魔的笃信——在那个月，美国人必定会登陆S湾，而我们将全部被编入学生军去送死，无一生还……
1945年5月，三岛他们班被重新分配到座间的海军弹药库，在东京西南三十英里处。这些学法律的学生住在海军宿舍，干维修保养工作。三岛由于健康不良——不完全是假的——再一次免于体力劳动，被安排管理“图书馆”。这是弹药库角落里的一间小屋，学校在这里放了一些书供学生“保持”法律研读。事实上，自1944年10月入学以来，学校仅开过三个星期的课，所以没有人使用图书馆。三岛自由自在地阅读和写作。在5月份写的明信片里，三岛告诉导师清水文雄他在阅读十一世纪的宫廷日志，确立天皇神权的古代创世记神话，十四世纪的小说以及浪漫主义小说家泉镜花（夏子的最爱）。他还说他正在用古典的书信体翻译叶芝未命名的独幕话剧。多年以后他回忆，“不容易想象叶芝怎么会与战争的最后一年相勾连。不是我力图要把不相干的事情凑在一起。我决意要把当时的现实抽象化，全神贯注于自己封闭的美妙世界，把这个世界压缩得越小越好。遥远的都市遭受的空袭，在我从弹药库的掩体里看来，是美丽的。火焰呈现彩虹般的五颜六色：仿佛看的是远处的篝火，那里正在举行盛大豪华的毁灭和死亡的宴会”。
就在三岛住进弹药库的宿舍的同时，倭文重和孩子们也搬到相对安全的亲戚家居住，这个叫豪德寺的地方是近郊的住宅区，周围是水田和原野。大多数有能力的家庭都疏散得越往北越好，但是梓坚持认为豪德寺够安全了。他自己选择独自留在涩谷的家里以保护房子不被人破坏。
从5月到8月，每次重大空袭以后，弹药库总会放“一天假”，三岛每有假就去豪德寺的家。倭文重记得他总是先确认大家都安然无恙，紧接着便骄傲地给她看上次回家以来又写了多少。战时的最后几个月，他写得异常勤奋。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亲自上电台命令他的臣民放下武器。此前一周，三岛又发高烧，被送回家疗养，使他得以和家人一起在豪德寺的房子里收听广播。天皇结束讲话后，屋子里一片沉寂。梓转身对三岛说：“现在我们进入了文化时代，所以如果你真想当作家，去圆你的梦吧。”后来他后悔自己的轻率，收回了这句话。
很难有把握地说三岛听到天皇宣布战争结束时是什么心情。容易接受的假设是他感到丧失了自我和使命，这种存在危机使他害怕得发抖。诚然，这种假设是他在战后写的文章和小说里一再鼓吹的：
战争结束了。当听到帝国命令宣告投降时，我满脑袋都是金阁寺，我和它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了。我想，现在我须得回归……回到的状态是，我居于此岸而美丽居于彼岸。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状态就永远不会改变。
割断并瓦解：作为“令人陶醉的祝福和仪式”的死亡现在永远遥不可及。
但是三岛当时对新的现实的认识不太可能像这么一语中的。毫无疑问，投降对他是打击，但好像这打击来自某种难以捉摸的预感的力量。
证据就在他战争结束时写的短篇小说《天涯故事》里。故事讲述一个十一岁的少年，夏天随母亲到海滨学游泳。他没学会游泳，却在海里发现，
某种长期吸引着我、却又不知道它在何处的东西的源头。它吓唬我、排斥我，但正因为此，我更加强烈地被吸引……面对大海时，我感觉到海面有东西在向我召唤，在我看来，听从这种召唤是极其美妙的事情，但没人必须这么做。
一天少年独自外出闲逛，遇见“一位美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和她的情人。姑娘邀请少年一起沿悬崖散步，少年乐不可支：“那种纯真的欢乐难以言表。”突然姑娘提议一起玩捉迷藏。我捂住自己的眼睛，尽量缓慢地数起来，“这是我起码能为这位美人所做的事情，我已对她产生了未曾有过的爱慕之情”。数数时，他听到脚步“盈盈”地离他而去。接着，“难道是我的想象？我觉得听见一声呼喊，庄严而动听，绝不是尖叫，更像是神的笑声”。少年睁开眼睛，在悬崖上搜寻年轻的情侣，却没能找到他们。怀着一丝惊恐，他向悬崖的边缘走去：
仿佛磁力在把我吸向美丽的深渊、滔滔的大海，我竭力后退几步，然后匍匐在地上，待心跳平复后，朝深渊望去。我这次看见了什么？或许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看到的与先前毫无二致。松树沐浴着阳光、岩石、狭小的海湾、永远泛着白沫的浪涛。所见就是海岸，恒定静谧，令人难以置信。那呼喊，这么像神的笑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对此思忖了片刻。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太重大，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楷体系引文所用。）
诚然，少年认为自己听到的呼喊，像诸神讪笑的呼喊，是他的预感，他感到自己现在将被剥夺实现憧憬的可能性。“美丽的姑娘”和男青年双双殉情。他们听从了大海的召唤，做了“美妙但没人必须这么做”的事情。在他们，对“美丽和死亡”的憧憬得以实现和满足。但是少年被留下了，而且他意识到再也没有可能追随他们而去了。这是唯一的解释，说明他为什么在看到世界好像“依然如故”时感到疑惑。他的存在错乱的感觉引导他期待现实世界的明显变化。事实上，他多少知道有变化，但是不能发现它。
在1955年写的简要回忆中，三岛再次提到战争结束时的不安情绪，原因是同样的，就是坚信现实世界必将改变：
夏日的草原在我面前延伸，远处可以看见军营，树林上空静静地飘浮着夏天的云朵。如果战争真的已经结束，那么这景色突然就改变了意义。也许我不能确定它是怎么改变的，但是这草原、那些树林和云朵，现在必定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世界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感到我瞥见了一个有着不同感觉成分的世界。
三岛瞥见的世界，《天涯故事》里的少年期待发现并感觉一定在那但不能“确定”的世界，是一个存在于美丽、死亡、命运本身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诞生于梦想，尽管战争使梦想变得可能而真实。然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对梦想的实实在在的否定。在1945年8月，三岛对此是了解的，尽管是依稀的了解。但是他一度选择回避它。战争停止了，可三岛由纪夫的梦仍在继续。
作者年龄很小。我不愿透露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认为不透露为好。对那些坚持要了解的人，我只能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年轻型的我们。像这样的年轻人在日本涌现是一件语言难以形容的大喜事。他的崛起会让那些对我国民族文学了无信心的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惊讶是没有理由的：事实是这个年轻人是不朽的日本历史的继承者。虽然远比我们年轻，但他十分老成。正是从我们中间他诞生了。（楷体系原文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