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述（下篇）：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有其特别之处。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有突出的特点，但相比之下，宋王朝是比较特别的。这种“特别”是和立国的环境直接相关的，立国环境决定了宋王朝持续的这319年时间都伴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宋代的“生于忧患”和“长于忧患”，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天时”的角度

通常在论及一个王朝的强盛，或者说一个时期的衰落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天时、地利的角度入手。

首先来谈一下宋代的“天时”——气候背景条件。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他在其中提到，11世纪初到12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根据一些气象统计资料，并借助近些年的一些技术，倒推、回溯曾经的历史状况，去看当年的气候变化，我们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在11世纪初到12世纪这段时间里，气温确实处于低谷。那么，这种气候转冷，特别是伴随着干旱的气象条件，对当时的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古代王朝都是农业国家，王朝的财政倚赖农业方面的赋税收入。如果无霜期突然缩短，那么粮食的收成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继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税收包括国家的财政命脉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影响。气候转向寒冷、干旱，特别是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会成为当时的北方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北方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习惯于逐水草而居。当气候非常寒冷、干旱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向温暖的地方转移，也就是要南下。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就会和生活在相对比较靠南的包括黄河流域的传统农耕民族发生摩擦，严重的就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而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可以说是战斗力最强的族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对中原王朝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地利”的角度

从地利的角度来讲，黄河流域长期以来都是农业的主产区。唐代中期以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大规模地垦田，垦田带来的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使黄河经常淤塞，淤塞的结果就是在唐代后期，黄河频繁决口。这一问题也被宋代继承下来。宋代时黄河决口，最北曾经夺海河口入海，最南（当然有一些人为因素）曾经夺淮河口入海。也就是说，黄河当时在南北呈现出大规模扇面形的摆动，这使得很多地方成为黄泛区，农业生产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因此，从天时、地利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情况对宋代当时的社会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宋朝的疆域

另外，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宋朝的疆域是中国古代主要王朝中最小的。这里所说的疆域狭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和唐朝的疆域做一个比较。

众所周知，唐朝的疆域是相当广袤的。在鼎盛时期，唐朝的疆域其实是分成东、西两大板块，这两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唐朝的领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为了解决内地的变乱问题，唐王朝不得不把驻扎在西北的大量军队调回来，西北因此呈现出政治地理上的真空。这个真空迅速被周边的一些民族包括民族政权所填满，这样唐代后期实际控制的领土其实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唐代晚期，在这个已经缩小的领土范围内，还出现了很多藩镇节度使，实际上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军区。这些军区之间有一些争斗，包括火并。最终有一些军区坐大，这些大军区里有个别的就摇身一变，建立政权。比如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他就推翻了唐的统治，取而代之。

这样一来，整个中原以及东南、西南的大片地区就陷入了一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也就是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王朝，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梁、唐、晋、汉、周；它的周边也有一些原来的大军区凭借实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南方有九个小的政权，加上北方在太原的一个政权，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国。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其实并不短，但是像这样一种彻底分裂，若干个王朝同时并存的情形还是比较罕见的。宋代所完成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五代十国这样一种分裂局面结束了，也就是说其实是大致恢复到了唐代后期的版图。

宋王朝的北边有契丹民族，契丹民族当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北有党项在活跃；西南有吐蕃，有大理。因此，宋王朝建立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周边多民族政权环伺的局面。就疆域的广度而言，与汉唐时期相比，宋代所完成的统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宋代对地方的统治达到了一种相对纵深的程度，这种情形应该说是前朝无法相比的。即便是汉唐盛世，汉代和唐代都是灭亡于其内部扶植起来的一些军事势力；而在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内部严重分裂割据局面出现，地方势力无法再向中央“叫板”。中央对地方统治所达到的这种纵深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亚欧大陆视域里的宋代

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民族政权的巨大压力，当时就有宋人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即便是宋代的内政措施，也是在这样一种非常沉重的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如果把10—13世纪这样一种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里观察，我们会看到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传统上视为边缘的东北、北部、西北这样一些地区，在亚欧大陆实际上处于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契丹、女真、蒙古这样一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连接东西交通通道的核心性力量。这些力量活跃于亚欧大陆，给中原地区农耕民族政权带来的压力和刺激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历史上的10—13世纪，是一个北方民族活动的高峰时期。和以前的突厥、回纥这类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非常不同，辽、夏、金、元政权都是相当成熟的政权，而且它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中原社会。宋王朝和这样一些政权的对峙和战争关系，成为当时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辽、夏、金、元的统治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当时的边境冲突和民族战争使一些农业文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破坏，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北方的民族政权又在开拓边疆、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活跃内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汉族王朝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原王朝所谓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再体现在统一大业的主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上。

宋王朝的战略布局

在这样的整体局面下，宋朝统治集团当时的战略布局发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在位时，随着两次北伐的失利，整体战略布局转向内部。当时宋太宗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必定是有内忧和外患的，那么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他说内患是更为重要的，“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帝王要特别警惕内部发生变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整体战略布局就是所谓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也就是说，把国家最主要的警惕目标放在内部的变乱上，把国家军队最强劲的部分收归中央直接指挥，而让地方的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跟中央抗衡。这样的布局是针对五代时期国家动荡的局面所采取的，是一种应对、防范弊端的基本政策。

这样的基本政策，在宋代一直维系下来，成为朝廷对外的消极防御政策。这与宋代整体的军事被动局面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到宋代的时候，经常谈及“重文轻武”，实际上这种概括并不确切。宋朝在建立的时候，就面临着诸多北方民族政权的压力，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不可能“轻武”的。那个时期的人也认为，宋朝必须要“以兵立国”，没有军事力量，宋朝是没有办法在当时这种竞争局面中立足的。但是，宋朝以兵立国的方式，和它的消极防御政策是并行不悖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战略布局，实际上奠定了两宋319年对外相对被动局面的基础。

当然，从北宋到南宋，有很多将士、很多民众，他们靠自己坚毅的努力和奋斗撑起宋朝这一片天，也保证了宋朝疆域内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局面。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有如此长足的进步。

在宋代，王朝的基本政策导向是在外部压力下的一种内政选择，这样一种政策导向是比较因循守旧的。

从以上概述中，我们能够一窥宋代的基本历史格局和它整体的政策选择。这样一种政策选择，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宋代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