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叛乱之风四起——“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要城市还是要农村——东北领导干部的报告和意见——毛泽东发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1945年11月25日上午，彭真等带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到本溪暂住。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地下军和原伪满官员、军人、警察乘机大肆活动，哄抢我党政机关驻地，追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干部。据彭真11月28日给中央的报告：“我们25日退出沈阳，此间国特即有数处骚动，并有数处警察叛反我们。接着苏军即大举肃清潜伏反动武装，闻搜捕之人甚多。”(1)在苏军维持下，几天后沈阳城内的秩序才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在长春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叛乱的浪潮。原来被我方收编或留用的伪满人员、军人、土匪，纷纷倒戈。各地新组建的部队和保安队整连、整团的哗变。刚刚建立起来的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干部被叛匪杀害，有的被迫转移。而国民党特务则公开打出招牌旗号，气焰极为嚣张。
11月19日，苏军强迫我方人员撤离长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周保中、张启龙、伍晋南等与吉林省工委的干部撤到长春城外20里的拉拉屯，后又迁到放牛沟和波泥河子，由于交通不便、联络困难，12月又迁到长春、吉林两市之间的岔路河镇。省委机关到处流浪，也就无法正常指挥下级机构和部队。国民党地下军组织的“吉林省党部”和“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公开活动，到处发展党员，网罗日伪残余，收编加委土匪。短短几天里，桦甸、农安、德惠、榆树、舒兰等县都出现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周保中收编的原伪满和地方武装，绝大部分都叛变了。农安县独立团一个营500人，在杀害我县委书记刘德彪后叛变。其他地方武装九台数百人，怀德上千人，范家屯600人，敦化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只有一个朝鲜族中队没出问题），以及榆树、舒兰、安图、蛟河等保安队，也都先后叛变。叛军多达9000人，拖走枪支在5000以上。这是我军在吉林工作的一大损失。(2)
哈尔滨的形势也是如此。李兆麟等抗联干部先在哈尔滨市开展工作，组建了市保安总队，由我们的人加以控制。11月16日，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来到哈尔滨，主持北满工作。随后，张闻天、高岗也来到哈尔滨。但是11月17日苏军命令我方公开的党、军机关和部队在23日前退出哈市，以便让国民党来接收。这样一来，我方在该市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无权地位。李兆麟只能以中苏友协会长名义公开活动，其他同志则换上便衣转入地下。11月22日，陈云、高岗带领北满分局撤到哈尔滨旁边的宾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张闻天本来要去佳木斯主持合江省委工作，因土匪叛乱，受阻于牡丹江。
当时，陈云手头只有1500人的老部队，60个干部，力量是很微弱的。各地的土匪看到国民党快要来了，便到处发动武装叛乱。在逊河县，国民党特务组织叛乱，杀害了我党派去的县长顾延岭和17名战士。顾延岭是抗大干部，牺牲前大骂敌人：“我就是老八路，抗战八年没有牺牲，今天死在你们这些汉奸特务手里！”通北县有500多人叛变，杀害了县政府秘书赵光同志。德都也有500人叛变，打死我副大队长赵春山。我方原来在松江省开展工作的十几个县，只剩下一个宾县。陈云、高岗到宾县后也多次遇险，张秀山回忆：“我们在向宾县转移途中，先头部队刚走到金家窝棚就和地主武装打了一仗。到蜚克图镇后，又接到报告说，四和尚庙的土匪打进了宾县县城。松江省军区立即派一个营坐汽车去消灭这股敌人。由于我原驻城内看管仓库的两个连坚守阵地，反击顽匪，敌人见势不妙，在拂晓前退走了。不久，还发生了敌人在宾县城内搞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暴乱。为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当时许多同志经常是抱着枪支，轮流坐班或和衣枕戈待旦的。”(3)
佳木斯、牡丹江一带我合江省范围内情况更严峻。1945年10月，抗联干部孙景宇等带着万毅部队的一个连到佳木斯市，大量收编土匪，委任亲戚、朋友，扩充部队。到11月收编了约8000人。土匪头子孙荣久被委任为勃、宝、林三县司令，有2000人。谢文东被委任为富、绥、同三县司令，有300多人。其余小股还很多。作为三江军区司令的孙景宇只有一个特务团、一个新兵团和两个县大队，仅2000人。(4)12月初国民党特务委任谢文东等为上将司令，这些土匪就大搞叛乱。到处杀害我方干部，用我军发的武器来打我军部队。当时合江省叛变的队伍多达5000余人。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刘山东等大小十几股土匪又打着国民党旗号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各地的地主武装“大排队”总数约在2万左右。而我方仅有的2000人中，新兵也很不可靠。所以，合江成为东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土匪可以白天冲进我佳木斯市政府枪杀我副市长孙西林；股匪可以攻到牡丹江市区内的军区司令部大门口；可以在距佳木斯一站的孟家岗伏击我军的列车。11月底，东北局派方强到合江主持军事工作，他是化装成老百姓，冒险通过土匪盘踞的勃利县才到达佳木斯市的。可见当时土匪猖獗到了何等程度。(5)
齐齐哈尔原是我嫩江省委和军区驻地。在齐市内有我军一个警备旅，1600人，700支枪。11月下旬我方撤离齐齐哈尔后，国民党组织伪满警察和各县地主武装成立“光复军”，人数多达18000，还拥有装甲车、大炮等重武器。在当地招收的新兵叛变了700多，打死了我军的营、团干部。嫩江军区原在我控制下的县城全部被敌人占领。(6)
陈云、高岗在12月29日给东北局的综合报告中，对北满四省（相当于今黑龙江省范围）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他们谈到我军在北满号称有44000部队，但可靠者只有11000。其余3万多不可靠的原因是：（1）首领与国民党勾结；（2）许多是旧公安队改编的；（3）委任大排来的；（4）新兵觉悟低，易被反动分子拖去，干部又少。所以他们估计：“如此大量不可靠部队，将来定成后患。”事实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甚至更为严重。
在苏军压力下东北局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大军并未大举推进。杜聿明指挥13和52军在11月22日占领锦州后，先头部队于28日占领了锦州东80里的沟帮子，就停止了前进。杜聿明命令部队休整一个时期，并招收那里的地主武装，每县成立一个保安大队，村镇建立若干支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12月初，杜奉蒋介石的命令飞回重庆，汇报军事情况，研究下一阶段行动计划。国共双方部队在辽西对峙了近一个月，没有大的战斗。
当时，林彪的指挥部与黄克诚、梁兴初的主力部队3万多人驻守在锦州东到义县之间的乡村，杨国夫部在他们的西南。已经到了寒冷的冬季，但这些大部队衣食无着，陷入严重的困境。林彪12月3日向东北局告急：
彭罗：
部队数万之众，每日拥挤于狭小地域，向老百姓无代价地索取粮、菜、柴及拉牲口、大车，概无钱付，故群众对我甚不满。反动分子乘机挑拨，土匪乘机活跃。故我军除分散一部做群众工作外，急需送钱来。如万一无满币，亦请迅速送东北银行纸币来，但不可有大票子，免得用不开，亦不可比价太高，免得群众不要。
林彪
12月3日18时
黄克诚指挥着最大的一支部队，半个多月过去，情况不仅和他以前汇报的“七无”没多大差别，反而越来越严重。东北局拨给他一些伙食费，只是杯水车薪，支持不了多久。更要命的是东北局通知补充给老部队的武器，只拿到很少一些，远不够用。靠从南方带来的旧步枪，怎么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仗？另外还有一件事令他恼火，冀东的新部队都用的新武器，但打起仗来却一触即溃。这些部队中从伪军收编过来的兵痞，还到处祸害百姓，败坏我军名声。12月17日，黄克诚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直言他们目前的困难：
（一）三师、梁师全部已休息10天，除部分部队外，疲劳大体恢复。惟部队因遇各种困难不能解决，情绪不高。因持久方针未定，临时救急，干部感觉苦闷，落后分子则表现悲观。杨国夫部发生严重逃亡，且有下级干部与成班带枪逃走之现象，该师由山东出发到锦西，逃亡已达30%以上。三师与梁师则稍好，除怪话外，尚无大批逃亡。现正进行建立根据地，提高胜利信心的教育工作。
（二）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200万元，够伙食16天之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500元、100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因整个部队：（1）情况混乱；（2）地区未划定；（3）火车被破坏；（4）乡村被匪割据；（5）各地部队各自为政，无法统一支配。故虽有粮食，仍感严重之恐慌。日侨与炭矿工人、铁路工人均无粮吃，不少当乞丐和饿死。部队则到处征饷。
（三）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黄克诚尖锐地提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的问题，令中央很不好办。大敌当前，如果过分追究责任，可能会使东北的新老部队矛盾激化，乱上加乱。所以中央只能做工作让大家搞好团结。12月20日刘少奇复电黄克诚，把他批评了一顿：
黄克诚：
（一）你处的混乱现象是由于尚未建立统一领导中心、统一部署工作而导致。中央本日已有决定告诉你们，望迅速执行。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望你就全盘工作提出部署的意见，并取得林彪、运昌及分局同意后执行之。
（二）来电说新部队装备好，老部队破破烂烂，干部战士极大不满这是不对的。这将引起新老部队的隔膜。只是由于先到满洲的同志组织了新部队，才把这些武器拿起来，否则就会被土匪或顽军拿去。因此，他们对党有功。你们因为后到，暂时还少补充。以后会得到补充及新老部队之武器的调剂的，这种不满必须切实解释。
（三）你必须告诫干部对先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及部队和本地干部如李运昌等采取热情团结的态度。在工作上引导他们，对他们少批评多建议，然后才能很好团结。(7)
批评归批评，但是困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个情况东北局也清楚，12月3日彭真、罗荣桓向中央通报东北我军兵力部署时，谈到武器补充情况时承认：“李运昌部、程世才部、万毅部都经我们手获得较充足步、机枪之补充。吴克华部、萧华部也得到相当数目的补充。”而“梁一师、黄三师、罗二师及正进入东北之山东曾国华部第三师均未得到补充。原运热河之12000支步枪，拟分发一、三师，他们尚未得到。”(8)现在黄、梁部队在辽西抵御国民党大军，催着要武器物资，中央为此也一再催促东北局想办法。东北局是干着急，因为他们早就把物资武器都运出来了。12月30日彭、罗向各部队通报说：
一、未退出沈阳前有一个极短时间（一周左右），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除处理这批物资有缺点需检讨外，曾用极大的注意转运。
应首先补给西线。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帽、鞋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同时10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上述物资如能到达西来部队手中，当可解决大部分困难。这批物资究竟如何分配或失掉，望李、黄负责检查调剂。
二、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因此便无法解决各方面向总部的要求，总部穷于应付。
总而言之，东北局手里是无枪可调，让各部队自己想办法。(9)但是这么多的枪支弹药，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当问题查清之后，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是十分尴尬的：
中央：
运昌亥电转报如下：
（一）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因获有先机之利，扩军与收集物资较多。对外来部队，本具满腔热忱，尽量补充。但因干部缺乏，加以情况变动，常转移无妥当掩护部队守卫，物资多有损失。自己未随时抓紧检查督促，致老部队未获充分补充，新部队又多浪费，影响老部队情绪，促使我内心十分歉疚，为我最大遗憾。
（二）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为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
（三）黄梁师赶到，在情况紧迫下，各师自己到仓库搬取。部队游击习气严重，秩序大乱。或多或少打埋伏现象更多。
（四）另方面组织不健全，阴差阳错事情很多。运输与接收物资又无清楚手续，很多事无从查考，很令人着急。即以由辽西运去之20门炮来说，只收到一部；叶柏寿运来之军火，根本既无炮，机枪也不足。现在各部队均关心这一问题，准备将收到枪弹物资及分发情形，另作报告。
彭罗
子江
无论怎么说，我军初进东北时获得的大量武器装备，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新部队的叛变，已经被土匪偷盗和抢劫一空。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我方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对此，中央是有清醒认识的。11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东北局退出沈阳后，中央就指示东北局，要他们改变战略方针。中央的指示说：“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0)
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的复电，仍坚持要夺取沈阳和长春。电报中说：“除北宁作战部队外，我们拟集中3万至4万主力争夺沈阳，并集中1万主力威胁长春。”“如蒋军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领沈阳，再夺长春。”(11)
12月7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复电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5日电报的部署，重申中央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将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刘少奇强调指出：“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是不可能的。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因此目前与顽军作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进行胜利的决战。”(12)
研究了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于12月15日对东北我军的行动作了全面部署。在这个长长的指示电中，分析了当前我方的不利因素，确定下一步的总方针是“为了争取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目前对于沿长春线大城市的争夺，基本上应该放弃。但对个别大城市如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如果国民党兵力不大，兵力不够分配，我军可能夺取的情况下，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13)
刘少奇看了东北局的部署后，感到十分不安。在12月24日又给彭真发出一封长电：
彭真同志：
1. 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2.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3. 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外蒙，而把双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如此，我可随时缩手，而不会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在东北的主力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们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好好在冬季进行几个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兴初）、罗（华生）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亦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地改变若干部署。
刘少奇
1945年12月24日(14)
在东北的战略问题上，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虽然在病中，但仍然时刻挂念着东北局势。黄克诚回忆，12月初，“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15)
林彪作为前线指挥员，12月11日给东北局和中央发电报，通报关于目前我军作战之困难及对今后工作方针的意见。他说，我军目前的弱点是：
1. 各地皆有土匪。股匪、散匪到处皆是，许多县城被匪盘踞。我少数侦察人员与通讯人员皆派不出，土匪战斗力尚不强，训练尚未成熟。
2. 老百姓说：八路军与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3. 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接近时，即叛变投敌。
4. 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与征给养人员打骂。我军驻城市时，因用边币大票子，商店关门。我新编部队纪律最坏，部队政治工作亦须大加整理。
5. 部队缺枪弹、衣服、鞋袜，现虽补充了一部，但均未补齐。仓库存的东西有的已经没有了，以后如何补充，尚无着落。
6. 战斗中我火力不强，不能压倒敌人。我冲锋时猛劲较差，这一则由于疲劳，次则未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来东北的观念是进大城市，装备新武器，对打仗无精神准备。
7. 战斗中伤兵须用战斗员抬，下火线又要随军行动，甚感不便。指挥员最怕此麻烦。
8. 地图不全，致走弯路；电台不灵，致有部队调不到。电话线少，在出发与战斗中皆不能迅速动作。侦察未良好建立，对敌情了解迟缓而不正确。
9. 指挥机关不健全，锣齐鼓不齐，阴差阳错的事情特别多。
鉴于以上诸多问题，林彪建议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与改造旧政权；建立后方基地，包括军工厂、兵站、医院；对部队进行整编训练。具体地说，是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于广大乡村打匪，做群众工作，收集资料，建军与整训，准备度过整个冬天，而在明春再集中打大仗”。林彪反对目前与国民党军队硬拼，“以我部队的现状而勉强打，则结果多不佳。在锦州以前敌集中前进时，当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仗，则很可能演成主力的退却，而损兵、损士气。”(16)
12月13日，罗荣桓在东北局以个人名义给林彪和西满分局负责人李富春、吕正操发了一封电报，阐述他对东北局势的意见。他说：“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我若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使各大城市趋于孤立，其优势地位将明显下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国民党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17)
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在毛泽东征询意见之前，就已经详细地提出了对东北工作的意见。11月30日，他与高岗、张闻天联名给中央和东北局发报（电报是陈云起草的，高、张二人刚到北满，还不太了解情况），电报中说：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陈云的电报中还特别强调了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问题，他说：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陈云的预见是完全合乎实际的。(18)
林彪在12月25日又给中央和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表明他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他说：“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愈难争取；而这一带亦往往首先失掉，使群众工作的建设白费力气。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路）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所以他建议：“我绝大部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些电报。看来在东北的斗争需作长期打算，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已成为东北局中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但是怎样建立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虽同意退出大城市，但总是不愿意走远，希望不久就可以打回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名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个具有纲领性的指示，汇集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多数领导成员的正确意见，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地指出了我党我军在东北斗争中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在七点指示中，核心的意图是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强调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他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他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但是，全面地、真正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指示，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痛苦的过程。
(1) 彭真1945年11月28日致中央电。
(2)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载《辽沈决战》。
(3)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4)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3部分。
(5) 李延禄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6)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3部分。
(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9)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0)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1)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2)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13)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4)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15)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
(17)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18)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