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旧”秩序
第一章 谁是“工人阶级”？
第一节 方法问题
常言道：现在，英格兰没有工人阶级了，过去发生过的“不流血的革命”[1]消除了社会差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从下层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这么一个几近平坦的空间。在恰当的语境下，我能理解这种观点所讲述的事实，但我不想低估近来很多社会变革的范围和价值。这些变革尤其对工人阶级人民产生了影响，重新审视这些变革的范围，我们只需把一项社会调查，或大约20世纪初以来写的几本小说拿来读一读。吸引我们的可能是，工人阶级人民不但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获得了更多权力和财产，而且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下层”人士。而按照其他阶层的看法，在这个世界所划分的层次中，每一层都在他们之上，每一层都优于他们。这种看法仍有存留，但已大为弱化。
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态度转变比我们经常认识到的要慢得多，正如本书前半部分所要讲的那样。态度转变非常缓慢，但显然很多复杂的力量也正在推动变革；本书后半部分将探讨正在发生的、通往文化“无阶级”社会的变革路径。
有必要对我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涵义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但与那些避开浪漫主义——它吸引着每个探讨“工人”或“普通民众”的人——的困难相比，定义的难度要小很多。但首先应提一提这些浪漫主义。因为浪漫主义往往过分强调工人阶级文化早期的那些值得赞赏的品质和当前的糟糕状况。这两种过分强调往往彼此强化，如此一来，前后对比经常会被夸大。我们可以非常怀疑当今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尤其怀疑其看似退化的速度。但那些退化的诉求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它们能够诉诸既有的、不全是持称赞的态度；尽管确实存在一些特别能从表面打动观察者的当代病痛，但病痛的效果经常不像从表面诊断的那样严重，只不过是因为工人阶级人民仍保持着长期以来的内心反抗。
毫无疑问，强烈赞美工人阶级人民拥有的潜力和相应地怜悯其所处的境况，常常推动人们去过分强调。与这种过分强调相关的是一种更加积极的过度预期，在那些带有强烈社会良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人们经常能看到这种期望。很多这种类型的人长久以来往往把任何一个二等工人阶级之人看作是“费列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或“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2]。或许这是因为他们密切关注的广大工人阶级人民都属于那种非同一般、自己选定的类型，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所关注的人便是诸如夏日学校中的青年男女，那些由于出身问题被剥夺了适当的知识传承并尽最大努力去获得传承的例外个体。当然，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来限定他们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他们是例外的，在本质上是非典型的工人阶级人民；他们出现在夏日学校，参加学术团体的会议和讲座课程，这正是他们离开家园的结果，在他们的家园里，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明显出身的环境里。在任何阶级中，他们都是例外之人：与自身相比，他们的阶级性彰显得比较少。
从“要是……他们该多好啊！”这种惋惜之声，到“只是因为……他们多好啊！”这种赞扬之音：在此我们遇到了田园式的神话和“巴斯夫人”[3]那般的羡慕。工人阶级生活在底层但体格健壮——于是田园式的描述便开始了，他们比其他阶级之人的身体更加结实；他们可能土里土气，但还是穿戴着钻石首饰；他们衣着粗糙耐用，但也“值几个钱”；他们没有教养，没有知识，但脚踏实地；他们纵情欢笑，心慈面善，坦诚直率。还有，他们说话粗俗不雅，略带风趣，但常常是老实话。从很多重要小说家那里对工人阶级古朴生活的略加强调，到当代流行作家那些老掉牙的怪想，这些过分强调在力度上不尽相同。有多少英国作家没有过度刻画而是略微描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粗俗特征呢？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4]便是这样做的，然而她对工人阶级的观察非常精妙；在哈代（Hardy）[5]那里，倾向则更为明显。当来到我们自己这个更被有意操纵的时代，我们会碰到那些流行小说家，他们屈尊俯就地奉承那些小男人，说他们头戴鸭舌帽，讲话干脆；门庭整洁，妻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家畜膘肥体壮——也太有趣了！即使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6]这样犀利且似乎不浪漫的作家，也从未完全丢掉通过爱德华音乐厅的惬意温情来观察工人阶级的习惯。诸如此类的看法非常普遍，包括星期日报纸的专栏作家对民间风情的大肆炒作，那些新闻记者常常带着羡慕之情去引用最近他们所称的狐朋狗友“阿尔夫”（pub-pal‘Alf’）这样的诙谐话语。我想，这类观点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它们所言有些道理，但很可惜言过其实了。
再者，人们有时候必须谨慎看待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这一主题很吸引人，也能打动人；关于工人阶级社会和政治抱负的那些启迪灵感的重要素材也大量存在。但这往往把读者导向至少是一种部分假设：那些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而非从根本上讲是少数人行动——以及对几乎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历史。或许这些作家并未明确为工人阶级人民呼吁，这些目标也足够重要。但就这类书籍来说，我有时的确产生了一种印象，即这些著作的作者高估了工人阶级生活中政治行动的地位，他们常常对那种生活中的草根民众没有足够的感知。
身为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常常包含着上述各类错误的某些方面。他同情背叛失信、人格低下的工人，他认为他们的过错几乎完全是由于控制他们的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体制所致。他称赞残存下来的高贵的野蛮人，对那些艺术中“最好的”种类、乡村民间艺术或纯正的城市大众艺术含有一种乡愁，对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含有一种特殊的热情，因为他认为他能在今天观察到这些。他同情和称赞工人的那种无名裘德的样子。通常，他超越了任何现实表象，成功地以半同情半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人民。
毕竟，有些小说能让我们真正接近工人阶级生活的品质——比如至少像劳伦斯（Lawrence）[7]的《儿子与情人》这样的小说，而非那种更为大众化、更加有意识的无产阶级小说。这在社会学家按照其自身方式在过去20年所做的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些详细调查中也能见到。对于想要全面具体了解的观察者来说，这些作品强烈表达了工人阶级生活所造成的复杂、幽闭恐怖的印象。我所指的印象是：人海茫茫，遍地都是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一切都是那么不同但一切都是那么相似；有各种各样的面孔、喜好和行动，但显然大多没有真正意义。对我而言，这种印象是对的也是错的：说它对是因为它展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那种杂乱无章、各式各样、极其详细的特征，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受，让人感到常常身处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切都那么相似，即使在最重要的事情和私人事务上也是如此，这种感觉常常让局外人感到压抑。如果这种印象引导我们只是从社会学作品的各种统计数据叠加中、从做此事或不做彼事之人的数量中、从相信上帝之人或认为自由性爱是“无可厚非的”之人的比例中构建出一种工人阶级人民的形象，我认为它是错误的。在此，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也可能没有帮助，但显然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习惯去理解其所表示的内容，透过这些说法去探究其所真正表达的涵义（可能与这些说法本身相反），洞察习语和惯例背后不同的情感压力。
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有犯错的自身诱因，这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作家有些不同，但也差不太多。我出身工人阶级，甚至现在我还感觉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与他们不同。有那么几年，我以为这种双重身份关系对我来说不是很明显；但它注定会影响到我所讲的那些东西。它使我近距离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避免了局外人产生的很多明显误解。另外，正是这种感情纠结蕴含着诸多风险。因此在我看来，本书下半部分所述的变革目前来看正在导致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与其应有的新地位相比得到的却更少。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客观评判事物，这是我的信念。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与我有意识地去理解那些支撑材料相比，自己一直在抵制旧比新更好、新更该被谴责这样一种强烈的内心压力。想必是某种乡愁事先把材料上了色：我已尽我所能消除这种影响。
在本书的两个部分中，由于研究主题是我出生成长中的一大部分，我发觉对于自己不赞同的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特征往往无故刻薄。与此相关的便有一种让人放弃灵魂的冲动；最糟糕的是，它能让人“放下”阶级，以一种按捺不住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去对待它。相反，我发现对于我所赞同的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特征往往评价过高，这会让人故作多情，把我的身世浪漫化，就像正在对我面前的熟人说——瞧瞧，不管怎么说，这种童年经历比你丰富多了。
作家必须应对他遇到的这些风险，在写作过程中，他要努力弄清真正要说的东西。我想他不可能永远做得非常成功。但读者所处的位置更好些，正像康拉德（Conrad）的《黑暗之心》一书中马洛（Marlowe）[8]的听众：
读者看见了那些意欲表达的东西，而且从语气、不经意的强调等方面，他开始对说话之人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