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致界定

在本项调查研究选定谁是“工人阶级”上，正如所见的那样，我的问题是：我从中获取材料的大量作品比我近距离了解到的那些工人阶级群体影响更大；实际上，至于那些往往会成为“无阶级立场的”作品，它们影响到了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但为了讨论这些作品对态度的影响途径，为了避免在谈及“普通民众”时几乎必会产生的模棱两可，找到核心关键是必需的。因此，我选取了工人阶级人民这个相当同质的群体，通过描述其境况和态度试图再现他们生活的环境和质量。比照这种背景将会看到：大众作品中大量广泛流传的诉求是如何与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态度相关联起来的，它们是如何正在改变这些态度的，以及它们是如何遭到抵制的。除非我犯了错，否则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态度与许多其他人用来构建“普通民众”的态度完全相同，以使分析具有更广泛的关联性。尤其是，我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的许多态度也同样属于常常被称作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态度。我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种重叠，但希望读者像我一样会感受到，这样做不会削弱我论证的主线。

关于态度的背景和证据主要取材于北部城市的经验，取自20世纪20和30年代的童年经验和自那以来即便有点不同但几乎是持续相连的经验。

之前我认为，工人阶级人民可能不会像一代人或两代人以前那样强烈感到他们是“下层”群体中的一员。然而我印象中的那些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仍旧保留着一种属于他们自身群体中的感觉，必定不属于这个群体暗含着一切自卑或傲慢的感受；他们的确感到，在他们喜好和厌恶的事物上，在“归属”上，他们是“工人阶级”。这种区分不太明显，却很重要；附带补充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人并非决定性的，但每个人都有助于给出所需要的更深层次的定义。

这里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生活在以下区域，例如利兹的汉斯莱特（Hunslet），曼彻斯特的安科思（Ancoats），谢菲尔德的布莱特赛德和阿特科里夫（Brightside and Attercliffe），以及赫尔的赫斯尔和霍德尼斯公路（Hessle and Holderness Roads）附近。我最为感同身受的，是生活在利兹地区那些炊烟袅袅、杂乱拥挤的工人阶级房子中的人们。在城镇中，很容易识别出这些人自己生活的区域；几乎在每个城市里，他们的房子都有其自身易于识别的风格——这边的房子背对着背，那边的房子烟囱对着背；他们的房子通常是租来的，而非自有的。如今他们逐渐移居到新住宅区，但目前这似乎对我而言并未强烈影响到我关于他们态度的主要论点。

这些地区的大部分被雇居民是为工钱而工作，而非薪金，工钱是每周给付：大多数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有些人是自己经营的；他们可以为群体成员经营一家小店铺，从文化层面讲他们属于这个群体，或者为这个群体服务，例如当个“修鞋匠”、“理发师”、“食品杂货商”、“自行车修理工”或者“二手服装交易商”。你很难根据赚钱多少把工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因为工人阶级人民的工钱有很大波动；例如，大多数炼钢工人明显是工人阶级，虽然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比许多非工人阶级的教师挣钱多。但是我想，对于这里所描述的大部分家庭而言，按照1954年的价格，为首的工薪者一周大约9镑或10镑的工钱被认为基本上是正常的。

他们大多数人是在今天被称之为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 school）的机构接受教育，但这种学校仍被普遍认为是“小”学。在职业中，他们常常是有技能或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工匠，也可能是受训的学徒。因此，那些被经常称作是做“苦力”的和其他户外体力活儿的人，商业的和公共交通的工人，工厂中做日常工作的男人和姑娘们，还有训练有素的技工，从管子工到重工业部门从事更为复杂工作的那些人，都包括在这个松散的界限内。工头也包含于其中，至于大商店中的职员和雇员，尽管他们可能生活在这些地区，但总体上他们最好被看作是下层中产阶级中的成员。

因本文涉及文化变革，所以比起上面提到的界定，我的主要定义方式要少一些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具体特征。言语表明了大量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大量的常用语。说话的方式——城市话语、口音、语调的使用——可能暗示更多。有些四十多岁的妇女操着一副刺耳但很热心的嗓门，言语从满嘴整齐的假牙中轻声吐出。喜剧演员常用这种声音；它表明一颗心对生活没有幻想或遗憾，但端正善良。我也时常听到、也只有在那里听到更为粗俗的工人阶级姑娘们身上的那种嘶哑嗓音；在比较“体面的”工人阶级中间，这种声音被看做是一种“常见的”声音。但很可惜，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跟踪考察这些说话方式。

批量生产的便宜服装降低了一眼就能看得出的阶级间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星期六晚上，在市中心，离开电影院的人群从表面上看可能都是一样的。在性别专家、在对服装特别感兴趣的中产阶级女人或男人看来，想要把周围的大多数人“放在恰当位置”，近距离扫视经常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在今天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

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来自日常经验中成千上万的其他事物能帮助我们辨认这种容易识别的工人阶级生活，例如一点点分期月月付款的习惯；或者，几乎每个工人都在当地医生的“保健名单上”，如今除了老人之外，每个人都会记得这种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用这种简单方式把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并非忘记了工人阶级本身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同，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存在着阶级差别。对于居民而言，街与街之间在声望上存在着众多细微差别。在单一街区内，房子本身之间在地位上、在“名望”上的差异非常繁琐细致；一所房子有个独立厨房，或者坐落在排房的尽头，或者有个小院子，便是稍微好一点儿的房子，于是这房子的租金在一周九便士以上。居民之间存在等级差异；这个家庭很不错，因为丈夫是位技术人员，在工作上接了个大单；这家的妻子也是位好管家，非常爱收拾房子，相反则是个邋遢的女人；这些都是世世代代的“汉斯莱特家庭”，属于街区中的世袭贵族。

在某种程度上，街区的任何一类群体中也都存在着专业化的等级体系。[9]这个男人被认为是带着某种“书生气”，他有一套装订成册的百科全书，当人们请教他的时候，总喜欢旁征博引；那个男人写得一手“好字”，在填写表格方面非常愿意帮忙；另外一个则在木材或金属加工上特别“拿手”，或者是位全能修理师；这个女人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特殊场合总会被叫去帮忙。在成为专业服务工作之前，所有这些都是群体服务，即使有些工人可能整天专业性地从事某种同样的工作。可是，在我所了解到的、甚至在我小时候就已知道的大型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心，这种类型的专业化正在消失。对西赖丁地区（West Riding）较小的城市工人阶级中心——比如基斯利（Keighley）、宾利（Bingley）、亥克蒙德威克（Heckmondwike）——非常了解的一位朋友认为，这种类型的专业化在那里仍旧非常强大。

然而，对于没有暗含着说每个工人阶级之人在工作、婚姻、宗教方面信仰这个或做这个的态度，人们可以客观公正地做出归纳（或许在此我应补充一点，我的经验主要是新教地区的）。在本书中，我所指的普遍化更确切地说是：这个东西或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民所认为的这个东西，应该是被人们所相信或者要去做的这类事情。尤其是，我正在写那些大多数人，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这种生活，这样一来他们便与其他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差别了；我正在写那些“广大无动于衷的群众”，一些工会领导者痛惜他们缺乏从事运动的兴趣之时这样称他们；我正在写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作曲家通过恭维的方式这样称他们；我正在写“平头老百姓”，工人阶级更加符合实际地这样来描述他们自己。在那个大多数人当中，明显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态度，但也存在着大多数人被代表的中心点。

接下来，对于比如说像工人阶级中的那些目标明确、投身政治、信仰虔诚、自我提高的少数人，我很少去关注。这并非因为我低估了他们的价值，而是因为大批时事评论员所提出的诉求并非主要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类型。对于不同的态度，我也未给予充分关注，如果本研究旨在全面说明工人阶级生活，则需要关注这些不同态度。我把重点放在了大批时事评论员专门挖掘出来的（正如我将要说的那样）那些要素上。因此，人们在大多数人身上常常发现了某些性格倾向——例如自尊、节俭，尽管这些性格倾向被赋予了地位，但并未像其他性格倾向那样给予同样分量的关注，比如说宽容，或者说人们能够过上好日子所需的那种性格禀赋。

把“老”态度和“新”态度严格区分开来，主要是为了清晰易懂，这并非意味着一种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显然，像态度那样微妙的元素从来不属于一代人或一个十年。至于那些被认为是“老的”态度，它们的一些特征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在几乎每片土地上，在每代人中，这些“老”态度是“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真正组成部分。英格兰在从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中，一些态度存留了下来，很少发生改变；另外一些则由于城市化的挑战予以特别重视。然而在描述“老”态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我依据的是大约20年前我孩童时代的记忆，因为在我还是孩子时，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态度，它们在那一代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这是在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虽然举步维艰，但他们在成长中没有经历过像今天众所周知的大众媒体的抨击，没有经历过收音机和电视的冲击，没有经历过到处都是廉价电影院的侵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显然，这些“老”态度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年人或老年人身上；它们为年轻人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提供了背景。自始至终我所质疑的是，这些态度像现在这样强势的状态将会持续多久，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在被改变着。

同样，在这里被称作是“新”诉求和由“新”诉求所助长态度中，大部分在更早的那代人中或者在他们之前已经很明显了。其实，后面所指出的为强化这些诉求而误用的三种思想有一段很长的欧洲历史。我的观点并非是这样的：在一代人以前的英格兰，城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全民的”，如今仅仅是一种大众城市文化了。相反，我的论点是这样的：与之前相比，今天大批时事评论员提出的诉求是出于众多原因更加持续地、有效地并且以一种全面和集中的形式而提出；我们正在迈向大众文化的开创世界；那些至少部分上属于“全民的”城市文化之残余正在遭到毁灭；与正在被替代的、往往是粗俗的文化相比，在某些重要方面，新的大众文化更不健康。

因此，尽管“老”态度和“新”态度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但把它们区别开来似乎非常有用。尤其是，在一开始就应坚决澄清，在我谈到“老”态度时，我并非正在唤起那些心中非常模糊不清的田园生活传统来攻击当下。[10]

简要回忆一下一个家庭的历史可能会让年代背景更加清晰，我自己的家庭史或许像其他人的一样有用。人们普遍认为，大约到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城市化过程中关于未来发展的主要模式业已清晰。[11]我的家庭步入这一进程稍晚一些。我的祖母和她的表兄结了婚，那时他们的家还在农村，生活在离利兹约有十几英里的村子里。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她和她年轻的丈夫被吸引到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在南边的炼钢厂做工。在汉斯莱特的新砖盖起的辽阔土地上，她开始养育一个大家庭，共生了十个孩子，但有些孩子“死掉”了。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村中正在丧失年轻人，城市用遍地便宜简陋的房屋在农村周围着上了颜色。它们不能提供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设施；它们的街区不整洁也不明亮，那些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村生活类型的家庭充斥在其中。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去了（霍乱流行病的纪念匾还立在铁路转轨处，上中学的路上我每天都经过那里）；“结核病”造成了严重伤亡。

我的祖母经历过这一切，她经历了一战，活到差不多二战开始之时；她学着成为城市居民。她身上的每一道皱纹和她的很多态度都诉说着她的农村出身。她住的房子还算不上真正属于城市的，在1939年仍交每周9先令的房租。用干草制作的家用报纸袋垂挂在洗涤间的天花板上；那里的架子上一直放着一壶鹅油，以防有人“胸部不适”。她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拥有很强的语言活力，有时还带些农民习气的幽默感，她的孩子们则没有，他们时常对此表现出某种老于世故的、城市化了的“百般挑剔”（多少有点神经质）。她把你叫做“小牛头”（corf-eerd），而没有丝毫老套的感觉；她满腹精辟的格言，比如“老公鸡啼鸣，小公鸡学舌”（as t'owd cock crows, t'yung un larns）（对于一个调皮男孩子，他妈妈管不住他）；她在紧要关头总借助于各种迷信话和土方。有时候，当谈论到街坊邻居生了个私生子时，她会在工人阶级生活区津津有味地述说着那件丢人的事，我觉得，她在谢菲尔德过了好些年，在那里，在教堂的小讲坛背后，不定期的交流变得流行起来。她只是临时上过女子学校。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她不戴眼镜，阅读了我带回家的很多书籍。我尤其记得她对D·H·劳伦斯的反应；很多地方她都很欣赏，但并未感到震惊。不过对于作者关于肉体性爱的描写，她说道：“他对这事儿大惊小怪、装腔作势。”

对于我们的家庭而言，她是第一代城里人，因此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里人。与此同时，她的孩子们作为第二代人正在长大。他们的成长从颁布《第三次改革法案》的时代开始，经历了系列《教育法案》、各种《住房法案》、《工厂法案》和《公共卫生法案》，目睹了布尔战争；最小的孩子完全够年龄在一战中服役。男孩子去了“公立”学校，所以进了炼钢厂，或者因为我们有白领学识，所以有跻身上流社会的更好开端，在城市商店中担任食品杂货店助手或销售人员，不过这几乎被看作是一种阶层提升。姑娘们接二连三地淹没在经常需要人手的服装工大军中，因为这些人员经常会变动。利兹成为以成品服装作为主导的中心，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这些姑娘们的基础之上的。

尽管此刻有一种思乡情结，但我父母、叔叔、姑姑这代人身上的确有些服从父母的农村习气，因为父母“知道终究什么是对的”；这种服从不是骨子里的，而是针对一些记忆犹新的事情，后悔一些东西没有把握住，于是略微有意识地去抓住。更进一步说，在此他们对父母的态度常常是愉快惬意的，他们属于崭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有很多优势可以提供；服装价廉还款式多样，食品便宜且种类繁多；冷冻肉一磅几便士，菠萝罐头不值几个钱，罐装咸菜价格低廉，炸鱼薯条满大街都有。新的有轨电车价格便宜、乘坐方便，盒装专利药品在街头店铺就能买到。[12]

第二代人生孩子很少，因为他们倍感更复杂的城市生活体系所带来的压力：他们感觉到“这孩子的人生机会”增强了，但他们开始担忧他是否拿到奖学金。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便是“这孩子”及其姐妹。我们从一开始就完完全全地属于城市，乘坐的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社会服务体系完备，还有连锁店、电影院，也能到海边游玩。对于我们而言，乡村毕竟不是家园；甚至父母健康成长的地方也不是家园。那是一幅偶然想起的幕景，一个你有时想去看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