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章太炎与明治思潮——向西洋近代思想接近
前言
为何提及章太炎？
在序章中，概观了近代中国强烈的中华意识及日本观。因为中华意识的阻碍，即使是在精神领域，中国的士大夫也难以接受西洋文化。这与日本接受西洋文化的状况无法相比。那么，探索章太炎与日本明治思潮的关系究竟有何意义？以下便从其作为民族主义者与作为清朝考证学大家这两点进行分析。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提倡“排满”主义的革命论，在文化方面则指导国学。所谓国学，是指综合中国的传统学术，构筑中国的文化同一性（indentity）的文化运动。其民族主义色彩十分强烈，几乎无法设想其会受到西洋近代思想以及明治思潮的影响。而且，他作为清朝考证学的大家成果丰硕，当时被称为“国学大师”。然而学习西洋近代思想的成果，在其文章中并不十分显著，倒是在佛教观念以及中国古典修养方面比较明显。但实际上，章太炎积极吸取了西洋近代思想。在其主要著作《齐物论释》中，尽管运用中国古典研究的技法，使佛教与庄子相结合，但却是在与西洋近代哲学和思想的不断格斗中展开自己的哲学。可以说，西洋近代思想对于章太炎的思想形成不可或缺。
提及章太炎，迄今均是将其当作传统学术的大家以及民族主义者的层面上，围绕其学术思想及政治思想展开研究。即，在中国封闭的知识体系中对其进行考察。但是，与西洋近代思想的关系在章太炎的思想形成中必不可少，则意味着要从世界知识环境中对其进行重新考察。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留学生，是通过明治日本而并非直接吸收西洋近代思想的，所以更无法忽视世界知识环境。当然，于章太炎亦然。
不过对章太炎来说，身为民族主义的考证学者，即便吸收了西洋近代思想，随后也会对其进行批判。可以说，其思想轨迹，正是中国思想在开放的知识体系中一面自我相对化一面进行重生的一个典型事例。
因此，在本章中，首先考察章太炎向西洋近代思想的靠近（第一节），其次是章太炎对于西洋近代思想的曲折的意识（第二节），最后，是他与宗教学者姉崎正治的思想关系（第三节）。沿着其思想的轨迹，来审视中国思想自我变革重生的一端。
斟酌概念——接受异文化的首要条件
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将道家思想家庄子的概念，与佛教的唯识学及康德、叔本华等西洋近代哲学加以对比（第三章）。所谓唯识，是指表象皆为“识”（心的本体）所变现的佛教的观点。中国思想、佛教思想、西洋近代思想等三者在章太炎处汇聚一堂。这种情况，在日本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曾在东北大学教授哲学的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描述了日本不可思议的一点，即不会产生思想上的对抗。
洛维特认为，若将西洋思想作为文化而用为己有，则有必要对自他的概念进行斟酌。若无法分清西洋的概念与本国的概念何处相同何处相异，则思想不会变为己有。如后所述，章太炎最初对西洋近代思想进行摄取，而随后又转为批判，该过程，可以说正是消化异文化的一个过程。从摄取到对抗，其态度的转变，与其说是政治立场的变化，不如认为是对概念进行对比和斟酌后的结果。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贯彻始终。中国丰富的精神世界自成体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区分自他的异同。通过这个过程，章太炎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而此时，中国的古典解释学有效地发挥了作用（第三章）。
章太炎的略传与著作
章太炎（1869-1936），浙江省余杭人，字枚叔，号太炎。其思想构筑在学问与政治的平衡点之上。其学问为考证学，政治则属于民族主义。
章太炎在中国古典学方面，主修经学、史学、小学等。所谓经学，即指儒家经典的解释学。在经学方面，章太炎尤尊《春秋左传》，撰有《春秋左传读》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小学，指作为中国古典基础的传统语言学，以音韵、训诂、文字为研究对象。在小学方面，章太炎留有如《新方言》、《文始》等在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所谓史学，除历史以外，还对制度及文物等进行历史性研究。章太炎认为儒教经典皆为历史（六经皆史说）。此外，还有诸子学。在清末，诸子百家研究的复活已有百年，研究方法也从以前的以训诂为主变为思想内容的探讨。[31]章太炎的《訄书》、《齐物论释》等，作为清末诸子学的代表，曾被近代的学者胡适赞为“空前之著作”。章太炎的学问，以考证学为基础，属于与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相连的皖派系谱。考证学在学问的态度上以实事求是为贵，在儒教当中也是属于政治性较弱的学派，所以章太炎身为考证学者而参与政治，当然是个人的资质所致，同时也反映了清末的时代特征。
章太炎的主要著作及出版年次表
章太炎少年时期即有民族主义者的倾向。知清朝的文字狱而发愤，由甲午战争的败北而抱亡国之忧，遂加入变法自强运动。而其真正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则要等到数年之后的1900年左右。后因对清廷改革的绝望而开始反清。又在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苏报》上批判康有为，因文中辱骂光绪帝而被监禁三年。在狱中，章太炎接触了佛教书籍，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其思想的顶点，正是在其出狱以后，出任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主笔的这段时间。在《民报》上刊载的诸论文，从新视角审视传统学术的《国故论衡》、借对《庄子·齐物论》进行注释展开自身哲学的《齐物论释》等，均为这一时期的成果。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从日本返回上海，期间与孙文意见对立，后又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1914-1916）。1917年，就任于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0年提倡联省自治、中央政府虚置论，提出类似联邦制的国家方案，以对应军阀割据的现状。本书开头与芥川龙之介的会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后又于1926年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而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也因此在其晚年，多被人批判为政治上的倒退。而同时，又在上海宣讲国学（1922年4-6月），著五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1929-1930），在苏州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欲以国学的形式大成传统学术。
如此可见，章太炎至死都与政治及学问相关。一般在政治中，活着的人被不断催促以下决断，而该决断正确与否当时却无从得知，因此对他的评价尚需等到后代。所谓政治上的后退，也是从某一个历史观出发的评价。而以此为标准来贬低其思想的高度，绝非正确之举。在章太炎死后不久，其弟子鲁迅以“有学问的革命家”来评价昔日的老师（《且介亭杂文末编》），该评价是重视其战斗性的善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