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1年8月19日夜晚，那是苏联强硬派发动反对戈尔巴乔夫政变的那一天，我的电话响了。当时我正在忧虑地看着电视新闻报道，报道说政变似乎要成功了。电话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主持人打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尖锐的问题。他问道，一个会把自由市场体制加于苏联的明智的独裁者对陷入泥潭之中的苏联经济来说难道不是唯一的希望吗？在亲市场的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朴正熙和全斗焕领导下的韩国，蒋介石和蒋经国管理下的中国台湾，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绩效上不是取得了很大的增长吗？在我1982年的《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我不是说过民主社会中游说和结盟集团的聚集本质上会削弱这些社会的增长动力吗？苏联的经济绩效——就如苏联政变领导人所说的——随着戈尔巴乔夫引入他的所谓民主改革并使苏联的东欧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难道不是急速下滑吗？

尽管我们的谈话直到我妻子已经催了我两次吃晚餐时才停止，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够提供专栏主持人所希望得到的这些尖锐问题的答案。问题不是问题太多了，以致我很难提供一个充足的对这些复杂而巨大议题的分析，其实，我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问题是我不知道其答案所在。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逃脱不了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与我的日常研究工作有关。就在这位专栏主持人来电话的前几个月，我开始投入一项研究，以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建议。在马里兰大学，我建立了制度改革与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IRIS），它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独家资助。该中心在45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办公室或者研究项目，在许多这类国家，都存在那位专栏主持人提出的同样的令人头疼的问题。例如，有些印度人告诉来自中心的人们，他们困惑的是印度的经济没有落后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太多是不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呢？一位博学多识的后来任职于俄罗斯政府部门的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告诉我，他担心俄罗斯的民主革命会走向热月革命那样自己吞灭自己的阶段。当我天真地指出，拿破仑建立专制统治并侵略整个欧洲，只是在热月革命后的很短时间里的时候，这位俄罗斯人立刻就像对一个于纷繁复杂的世界懵懂无知的小孩子那样回答说：“当然！”如果不拿法国大革命来类比的话，也应该拿魏玛共和国来类比的。他的回答使我后来想到，如果拿破仑或者希特勒控制俄罗斯的核武库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这类经验可以集中起来思考，那么那位专栏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可能就会得到回答。这很大程度上得感谢来自许多国家的信息以及同事们新颖的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个合适的知识框架。在研究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可系统理解的或者令人满意的理论可以涵盖独裁与民主问题（而市场问题就更少了）。幸运的是，我们需要的理解力慢慢出现了。

那么，似乎谁也不知道幸运的事情会发生在哪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很容易地用标准的经济理论来构造一个新的框架去提供如何使一个国家达到经济繁荣的途径。例如，可以去处理一个社会如何获得市场经济以产生更高的并持续增长的收入这样的问题。即使在比较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也是无处不在的。在离开机场数小时后，一个去第三世界访问的游客就会遇见无数的小商小贩。小集市上充满着精明的商人，村庄里会有商店、市场，并安排有特定的赶集日。然而，那里的经济却是非常糟糕的，人们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在共产主义崩溃后的俄罗斯，市场几乎无所不在。在1992年初价格自由化后的莫斯科，人们立刻开始在每个地铁商店进行交易，马路边的各种售货亭层出不穷。在长时间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企业精神也没有被根除掉，因而无数的市场会自发地出现。然而同时，不仅在俄罗斯，在其他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人们依然很贫困，产量仍然在滑落。

什么东西使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变得富裕而其他国家变得贫困呢？一个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可以从一个小贩和集市一样的市场经济转到可以产生很多富人的市场经济上？在发展回答专栏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的理论中，本书也提供了很多回答像为什么几乎每个社会都有不计其数的市场而富人却很少这样的不同问题的答案。

有了这些答案，我们就可以很快理解为什么在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会出现那么巨大的收入差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观察家期望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会仍然保持长时间的贫困。美国考虑的是，要使这些国家的人活下去的话，可能还需要为他们提供多年的食品供应。实际上，三个失败的轴心国随着战争限制和占领的结束，很快就拥有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三个增长的例子是许多流行的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而被人们称为“经济奇迹”。相反，当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那些曾经经历过苏联式经济体制困扰的人们和许多西方观察家一样在期待着经济绩效会得到极大的改观。实际上，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绩效甚至比共产主义统治时期还要糟糕。每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都遭受着产量的滑落——如果还不是崩溃的话，很多国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虽然我相信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夸大了收入的下降程度，我个人对它们的经济未来也是乐观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经济绩效确实低于人们的预期。

战败的轴心国与崩溃的苏联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存在的如此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看来的确是非常显著。二战后的一段时间，战胜国担心德国和日本会再次成为一个侵略性的独裁国家，所以它们并不希望后者发展强有力的工业经济或者甚至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相反，后来冷战胜利一方的国家却想帮助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发展为成功的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因此，本书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与人们的预期相比，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失败后的国家的经济绩效要比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国家的经济绩效要好得多？

铁幕的落下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不管它们是二战中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不想看到的一个事实：大量存在的官员腐败和黑手党式的犯罪现象。例如在俄罗斯，一些民意调查表明，犯罪和腐败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尽管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有腐败的官员和黑手党组织（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街头犯罪也许比前共产主义国家更厉害），但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员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在前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因此，本书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前共产主义国家会遭受如此严重的官员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的困扰？

由于我们已经创立了可以回答那位专栏主持人问题的知识框架，并且这个知识框架结合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其结果就是这样的知识结构可以自发地包括市场和政府。社会的富裕或者贫困，显然既有经济也有政治的原因。因此，排除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纯粹地把经济作为外生力量的政治概念，本质上是有限的和不平衡的。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政府形式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更加富裕而有些社会更加贫困的缘由。

虽然几个世纪前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穆勒（John Mill）以及其他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将政府和政治以及公司和市场都纳入他们的经济分析中，但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做了，直到最近，这种现象才有所扭转。熊彼特是20世纪第一位这么做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体现在他杰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我早期把本书书名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独裁》。然而，选择现在的书名，则是为了能够更清晰地突出要探讨的问题。罗伯特·克里特加德（Robert Klitgaard）给我取了本书书名的副标题，即“成长过度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为此我极为感谢，不仅因为这个副标题中的“outgrow”有双关的意义，还因为它使我们想到即使最稳定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在调整了其更高的经济起点和更少的追赶潜能后，也将比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取得更惊人的经济增长。如果本书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它对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发达民主国家，以及那些曾经是或者还是独裁统治的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意义。

我在前言中已经做了很有力的阐述了。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向那些评论者、读者以及关于这个主题的后续研究者们证明我的看法是否是对的。如果我的看法是不对的，那我理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尽管我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其他人工作的基础上，并从我的同行特别是我们中心和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的专家们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和学术批评，但是，我个人应承担本书所有的缺陷以及许多缺乏推敲的看法的责任。如果读者研究本书后面每页的内容——当然还会对它们做出严格的批评，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曼瑟·奥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