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布雷”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海内外论坛为之瞩目，陈布雷亦为之“欢欣鼓舞，而不能自已”，决定写专文响应。鄂事初起，许多保皇党舆论均称武昌民军为“逆军”。《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屈于清政府的压力，力持慎重，主张在宣传方针上固然不必呼民军为“逆军”，但也不必称之为“义军”，打一次“擦边球”，毋触清廷之怒。然陈布雷大义凛然，认为以《天铎报》的革命声誉，绝不可附和各报，人云亦云，义逆不分，而应该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据此，陈布雷在专文中，大凡提到武昌义军，无不以“革军”、“义军”、“党军”、“民军”呼之，并连日撰写评论，以《谈鄂》为专题，按日刊布，总计十篇，一时哄传京沪，名动海内，从此奠定了陈布雷在新闻界作为第一流政论家的地位。

陈布雷《谈鄂》十篇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在义逆之间，绝不持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而是以笔为枪，以《天铎报》作战场，爱憎分明、无所畏惧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并通过介绍辛亥革命局势，分析国内政局演变趋向，为武昌义军大唱赞歌，为推翻封建制度大造舆论。在《谈鄂》（壬）篇中，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军起事，在于清廷政治的腐败。申明：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不良政治者，革命种子之所由胎息也”。武昌义军“不惜犯空前之大难，志在出同胞于水火而已”。从而表明了武昌义军乃正义之师的鲜明立场。当看到武昌义军之火，以燎原之势席卷十二行省，全国“三分天下，既有其二”时，陈布雷情不自禁地大声讴歌：“鄂风泱泱，扇遍天下。”预言：武汉将与美国波士顿、法国巴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谈鄂》十篇中所表达的那种无所顾忌、纵横肆张、一泻无余的革命激情，第一次将陈布雷憎恶腐朽、追求进步、向往变革的热烈情怀，痛快淋漓地进行了宣泄。

《谈鄂》十篇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新文言的语言。陈布雷写文章，一方面善用警句、典故、成语，喜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句式短促而精练，文字深透劲锐、精微奥博，语言激越、铿锵，气势磅礴、有力，感染力极强；另一方面，陈布雷虽然以文言行文，而笔下颇有白话气息，“我手写我心”，文字明白易懂，通达流畅，许多段落语句，可诵可吟，如诗如赋，给人以强烈的美感。特别是有些篇章，如《谈鄂》（辛）等，语句中常间以反笔行文，语言幽默，讽刺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些方面，初步展示了陈布雷的旧学造诣与新学功底，以及在语言文字方面，善以旧瓶装新酒，新旧勾兑的雄劲笔力。陈布雷在其文字生涯的初始阶段，其文往往亦庄亦谐，亦劝亦刺，亦温亦厉，亦雅亦俗，有着多重风格。反观陈布雷成为国民党的文胆和代言人之后，其文往往是：庄重有余而轻灵不足，雅善有余而放逸不足，正辩有余而反讽不足。成年陈布雷的文章，很有些君临天下、老气横秋的味道，这与青年陈布雷那种鲜活而犀利的文风，相去甚远了。陈布雷的《谈鄂》十篇，也许在今天的青年人读起来，仍是文乎文乎的，有不少语句亦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而，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发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呢。

《谈鄂》十篇，不但写得情文并茂、明白晓畅，而且旗帜鲜明、爱憎分明，这样的文章，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即使是对爱新觉罗氏家族忠心耿耿的保皇党人，也不得不满怀敌意地买一份《天铎报》浏览一下。一时之间，《天铎报》以日发行4000份的骄人业绩，不仅越过了老资格的《新闻报》和《时报》，以至直追声誉卓著的《神州日报》和《民立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之一。

《天铎报》身价不凡，销路大涨，“陈布雷”三个字更是如雷贯耳，名震沪上了。友人曾为之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刻画了陈布雷其时以笔为棰、以报为鼓、执着而忘形地为武昌义军鼓与呼的壮士形象。从此，陈布雷“歪打正着”，原名“训恩”逐渐被人遗忘，字“彦及”亦不复人知，剩下的就是一个“舶来品”的笔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传京沪各报。

陈布雷从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间，先后写下了大量时评，诸如：《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欢迎章太炎》、《共和而外非所愿闻》、《喜捷》、《社会主义大总统》、《战机动矣》、《砭顽》等等，均为其中名篇。特别是《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一文，全篇仅320字，却写得激情澎湃，难以自已；词锋犀利，锐不可当，反复诵读之余，大有令人动容失色之慨。以至20多年后，当有记者询问陈布雷在《天铎报》时期，以哪一篇文章最具代表性时，陈布雷未作深思，便以此文作复。可见，陈布雷是颇以此文为得色的。据统计，陈布雷其间发表时评近百篇。这些时评，长则三四百字，短则一二百字，无不是清通简要、雅善讥弹、文心美境、练达高华，风格独树一帜，大受时人欢迎。

陈布雷在《天铎报》期间的另一个杰作，是为孙中山先生翻译了《告友邦人士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为民国伊始。改朝换代，万象更新，按国际惯例，孙中山要发表一篇煌煌文告，向各国打个招呼。于是，孙大总统事前拟就一份《对外宣言书》（亦称《告友邦人士书》），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亲自将其带到上海发表。当时，在上海各报中，以《民立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最深，《民立报》亦差不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临时政府的许多大事，尤其是事关国际事务，大都由《民立报》首先发表。既然是孙大总统的《对外宣言书》，不用说，这个独家新闻的“专利”，自是非《民立报》莫属。

但是，问题来了。孙大总统的这篇《对外宣言书》，本是用英文拟稿，王大总长到了上海后，一时竟找不到译稿的高手。有的人英文虽好，但中文不佳，翻译起来往往言不由衷；有的人中文是没得话说，但英文不敢恭维，翻译起来又词不达意。王大总长有点犯难了。此事恰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闻悉，陈即对王说：“我们报馆有位陈君，可任译事。”

其实，就王宠惠本人来说，不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而且是名动海内的法学专家，他之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其英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况且，以他的耳闻目睹，沪上报馆的英文高手，岂有不略知一二的。因此，陈芷兰吹下“牛皮”，王宠惠便有些将信将疑，只是时间已经相当紧迫，王总长的处境，便有些狼狈，只得病急乱投医，好歹跟着陈芷兰走一趟了。到了《天铎报》馆，王宠惠先指定了一段文字，当面叫陈布雷试译，以期亲自鉴别。王宠惠的这一手很厉害，决不轻信，亦决不轻疑，而是采取当场考试的办法，是驴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

陈布雷的中文，称得上是国手，这是不用说的，至于英文，自然不敢说这个大话了。但是，先后经过家庭书院的陈屺怀、董氏馆的姚鲁彦、慈溪县中的胡先生等高手传授，陈布雷的英文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又经过五年浙高生活的严格训练，其英文也就有相当水准了。现在陈布雷临“难”受命，将英文译成中文，英文已有定稿，需要“二度创作”的，只是中文而已，这就多少可以弥补陈布雷英文不及中文的弱项。况且，所谓的《对外宣言书》之类，无非是内政外交上的一般传统文件。这一类的文牍，大都有固定的样式，而且也颇多习惯用语，陈布雷虽没有写过，但见得多，读得亦多，经年累月，耳熏目染，其擅长的就是这一类的政论文体，因而也就比别人多了一层悟性，正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了。

因此，陈布雷接下这份让王大总长头疼的《对外宣言书》后，脸上全无一丝难色，而且是提笔就译，奋笔挥洒之下，很快从笔底流淌出充满韵味的中国文字：自“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不错，是这样的。王宠惠点点头。“至于今日，实已忍无可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很好！王宠惠赞叹了。“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就是此人了，王宠惠自忖。

于是，等到王宠惠看完了陈布雷的试译稿，愁容尽消，笑容灿烂，连连赞许说：“不失原意，陈君可将全文译出。”作为一种奖赏，也作为一种交换条件，王大总长同意由《天铎报》首先刊布这份译稿。至此，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篇对外宣言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元年元月5日发布的《告友邦人士书》，只因陈布雷一笔建功，竟由一家创刊才一年多的民营报纸—上海《天铎报》抢得首发权，率先于元月6日在国内刊出。不要说那些老资格的《申报》、《时报》、《新闻报》了，一个个被晾在一边，就是素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极为密切的《民立报》、《神州日报》，也未能争得此等殊荣。据说，等到《民立报》的同仁看到当天的《天铎报》后，一个个不禁顿足惊呼：“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