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室：“皇帝”的秘书处

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分设第一处与第二处，蒋命陈布雷为第二处主任。从此，陈布雷这个名字与侍从室联系在一起。

侍从室的创立及运用，有一个渐进过程。历史地看，它是国民党政治演进的结果；现实地说，它是蒋介石封建帝王意识的产物。说到“侍从”这两个字，一望而知，具有某种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汉代，所谓的侍从本是指帝后身边的随侍人员，《汉书霍皇后传》中就有“皇后舆驾，侍从甚盛”的描写。到了宋代，因大学士等官僚可以常在君王左右行走，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给领袖人物充当智囊或顾问的意思。于是，人们将这些供皇上垂询大计的随侍人员称之为侍从官。宋代以后，从六部尚书、侍郎到学士、两制等在京职事官，都可以称为侍从，所指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但中心意旨，仍不出为皇家服务这一个范畴。

正因为“侍从”这两个字具有浓烈的封建帝王意识，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都严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之为侍从，卫士便卫士，秘书便秘书，参谋便参谋，他们虽有职责之别，然无主奴、尊卑、高下之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套到了民国“大帝”蒋介石那里行不通了。早在黄埔军校时期，蒋就把身边的参谋人员称为随从参谋，卫士队称为侍卫队，卫士长亦称为侍卫长。1928年初，蒋下野复职伊始，权力更加集中，帝王意识更加浓烈，除了恢复随从参谋与侍卫长外，又新设了随从副官、随从书记及侍卫官，另将机要秘书改称为侍从秘书。随着蒋的专制独裁地位的不断巩固，身边的侍从班子亦随之扩大，总起来分为警卫与生活管理及机要与政情处理两大部分，蒋规定前者由侍卫长负责，后者由侍从秘书负责。这是设立侍从室以前的大致情况。

侍从室创立于南昌行营时期，首创人便是杨永泰。据老侍从秋宗鼎回忆，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蒋“先后在汉口、南昌成立了由他委派的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他时常出发鄂、赣，亲自指挥部队。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几个参谋人员，不断随他到各地去工作。后来，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他随行的参谋人员和他自己的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等，组织了侍从室，列入蒋家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并派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这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初期阶段”。另一个老侍从汪日章也回忆：在没有成立侍从室之前，“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1934年2月，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起小朝廷内参作用，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成立了侍从室，这才正式定名。”可见，侍从室的创立，固然是得之于杨永泰的一言建功；但主要是为了适应侍蒋出发各地指挥“剿共”军事的需要。

设立侍从室之后，侍从人员由各自为政，开始进入组织有序的轨道，这就起到了人员精干，业务集中，运用灵活，便于掌握，行动迅速，效率更高的作用。但在创立初期，侍从室在党政方面并没有多大权力，作用也不算显赫，地位亦不特殊。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所起的作用，也还是一个侍卫与秘书性质的事务机构，也就是“侍卫队”、“传达室”、“副官处”、“机要室”、“秘书处”之类随侍机构的综合反映，还不成为对国民党政治进行运筹的中枢机构。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侍从室在成立初期，级别定得不高。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来说，此前仅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军事厅）副厅长，少将军阶，这与后来的侍一处主任，一上来就是上将级的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祖等军界大腕比起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其次，当时的南昌行营，军政大事均决于政学系主脑杨永泰、熊式辉之手，侍从室的这一批小字辈，即便想要揽权，也绝无可能；另外，从国民党高层来说，自四全大会以来，实行的便是蒋汪合作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权力分流，蒋自然是想把政府权力都能集中到侍从室，但一时尚无可能。

从1934年初到1935年底，在这两年时间里，江西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侍从室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需要加以解决。按照行政专家杨永泰的设计，侍从室初期挂靠在南昌行营编制内。但是，随着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国民党军事重心开始转移，南昌行营已于1935年1月撤销，一部分人员分流到驻川参谋团，由南昌行营参谋长、作战厅厅长贺国光率领，去重庆设署办公，统一指挥川黔军事；一部分人员分流到武昌行营，由张学良为主任，杨永泰任秘书长，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年10月间，中共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军事重心继续北移，武昌行营撤销，成立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代行总司令职权）西北“剿总”；驻川参谋团亦撤销，成立由顾祝同任主任的重庆行营。侍从室的创议人杨永泰初任重庆行营秘书长，12月间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从此正式退出蒋介石的幕僚班子。此间，侍从室的第一任主任晏道刚亦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当张学良的“监军”去了。

南昌行营撤销了，武昌行营也撤销了，杨永泰走了，晏道刚也走了，原先在南昌及武昌行营时期形成的一套幕僚班子，头面人物都不复存在。但是，蒋感到在南昌行营时期成立的侍从室越用越顺手，也就须臾不可或缺了。于是，蒋一方面将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编制，继续保留下来；一方面则考虑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进行架构，这就是所谓侍从室的改组。

侍从室的这次改组，对于国民党权力架构的演变，是一件大事。然而，演变的过程，完全是在不事先声张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编，二是扩权。

所谓扩编，就是将原有组织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第一处与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与侍二处。处以下又增加了组这一级工作单位，按自然数排列，计五个组。侍一处设一、二、三组，侍二处设四、五组。所谓扩权，就是将侍从室这样一个单纯的侍卫与秘书性质的随侍机构，变成了一个负责管理军事、政治、党务等重要内容的中枢权力机构。其中，侍一处负责管理军事要务。该处三个组的分工为：侍一组主管总务，有陆海空三军侍从副官多人，负责接待、传令和随从行动，另有总务副官多人，负责管理伙食、杂务以及侍从室的财务；侍二组主管参谋业务，有侍从参谋多人，经办作战、情报、人事、交通后勤参谋业务和军事文件；侍三组主管警卫和安全，有侍卫官多人，均为蒋的奉化溪口的同乡或亲戚。侍三组下辖武装卫士队，后扩充为警卫总队。侍一处另设侍卫长一人，指挥侍一组与侍三组，总揽蒋的警卫工作。侍二处负责管理政治、党务。该处两个组的分工为：侍四组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有侍从秘书多人，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下达，机要文件及重要函电的往来，诸如国民政府所属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党部，中统局，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的请示汇报的文电，以及重大人事的任命、调动，重要机构的设立、裁撤，巨额经费的开支、调度等，包括最高当局的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的起草、代撰等等，都在这个组的工作范围之内；侍五组主管幕僚秘书，原是脱胎于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一是行政人才的储备，二是智囊谋略的储备，相当于现在的所谓“人才公司”与“点子公司”。

侍一处与侍二处分别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视情况，或设或不设。有意思的是，两个处的主任都归属于侍从室，但是上面并没有一个总主任。因此，两个处不存在隶属关系，地位及权力都是平等的。处主任直接听命于蒋，这也可以看出蒋的高明之处：把亲信分成两块，使他们相生相克，相互牵制，蒋则高居其上，进行遥制。改组后，蒋任命原武昌行营参谋长钱大钧为侍一处主任，并兼侍卫长；任命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并兼侍五组组长。这就是侍从室改组的大致情况，时间完成于1936年1月左右。

将改组前后的侍从室作一番比较，不难看出，核心部分就在于增设了侍二处。改组前的侍从室并不惹人注目，名气也不算大，就在于它基本上还只是一个纯军事机构，在政治、党务方面并无特殊权力。改组后，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心，甚至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会之上，以至发展到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决定或办理党政军一应大事的极权机关，主要体现在侍二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侍从室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一切都是政治演变的结果。所谓侍从室，它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若按委员长的权力，在1932年3月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是这样规定的：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统率国防、绥靖事宜。设委员长一人，负责执行军令。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交国民政府特任，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委员中互选三至五人为常委等等。如果按本本办事，那么军事委员会实行常委负责制，委员长只是在常委会做出决定后，负责具体执行军令，本身并无多大权力。

而且，就这个委员长的级别来说，亦不可与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院长相提并论。盖因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一府五院制，这是总理遗愿，任何人都无权推翻。但是，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一切权力都归到军事委员会，所谓的一府五院，早成了一只只空水壶。所有的府、院主脑，都要毕恭毕敬地向委员长“早请示、晚汇报”，是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奇观。从创立侍从室前后政治现实来说，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汪精卫，立法院长是孙科，司法院长是居正，考试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内的老资格。在一府五院的政治架构中，蒋什么都不沾边，只是一个不搭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所谓的“蒋委员长”及“委座”等俗称，也就是始于这一阶段。但是，蒋什么都没有，却有枪杆子。说来说去，还是这东西管用。几年前，胡汉民贵为立法院长，只因说了几句让“委座”不中听的话，结果，蒋派出两个“丘八”，往胡院长的门口一站。从此，胡院长从立法院进了“禁闭院”，起作用的，就是那几杆破枪。

国民党的事情，到了蒋委员长手里，就是这样被弄得非驴非马，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制从未兑现，中华民国的一府五院制也完全是一个摆设，委员长不但独裁军事，而且独裁党务，独裁政务，虽不免让人啼笑皆非，但政治就是这个样子，谁有实力，谁就做老大。其他的一切，都只好免谈。这就是民国政体变态中的常态。

对于侍从室这样一个机构，实在难以下一个定论，在二十五史中，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仅此一点，也就可以为蒋介石申请一项“发明专利”。按照蒋君章的说法：“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蒋君章曾任陈布雷的私人秘书多年，他对侍从室在国民党政治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可谓有深切的领悟。

清代的军机处，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今人称之为总统办公厅。《清史稿》上说：“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以此可见这个军机处确是清代承命出旨的中枢机构。清袭明制，明代不设宰相，皇帝既相当于总统，也相当于政府总理，大权小权一把抓，免得政柄旁落，被别人架空。事情做不过来，就找了一些助手，叫做内阁大学士，职为阅折票拟、起草诏令、批答奏章等，也就是所谓的秘书吧。

这些人，看起来只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但由于在铁幕政治下，他们可以得风气之先，抓住机会向皇上说点“个人看法”，在皇上与各部、院失去应有联系的情况下，这些秘书的“一家之言”，往往也就成了皇上的“独家之言”，其潜在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可低估。加之，掌握章奏的过程，从来就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多少政治阴谋由此应运而生，其权力也就可以无限扩大。

演变的结果，这些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开始据中枢之重，握宰相之权，列群臣之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大臣。在史书中，史家习惯称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为“宰辅”、“辅相”或“阁老”，首席便是“首辅”或“元辅”，次席便是“次辅”，便是这个道理。若以此观之，老蒋家的侍从室与老朱家的内阁及爱新觉罗家的军机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布雷出长侍从室第二处，从此成为国民党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崛起。不过，陈布雷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