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有完卵
1927年8月，在汪精卫开始分共后，宁汉合流。桂系联合汉方与西山会议派的一批老朽，暗中笼络蒋介石手下的大将何应钦，趁蒋介石开府南京、立足未稳之时，采取中国古老的“逼宫”一伎，将蒋介石赶出南京，送回老家奉化溪口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草民”生活。
但是，权势欲极强的蒋介石对于这次遭到桂系的暗算是极不甘心的。为此，他在下野之前，为日后的东山再起作了重要部署，这就是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控制的各地党政干部，蒋则在溪口通过朱、陈二人对军事与党政进行遥控。
蒋介石下野后，陈果夫按蒋的密令，初时尚继续留在南京，企图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拥蒋上台。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一体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结果，南京政府内部慌乱，武汉各派又心怀异志，让西山会议派火中取栗，从中捞取实权，与桂系共同炮制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党务大权则归西山会议派掌握。西山会议派的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务委员之一。
西山会议派形成于1925年的北京西山碧云寺，虽然他们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有了共同语言，但是，由于他们在过去两年中屡遭蒋派的打击，屡屡不得翻身，因而对蒋深怀宿怨，胸中早存报复之心。加之他们上台后，主持党务，与蒋系亲信陈果夫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故西山会议派上台后的第一根闷棍，首先就向蒋介石与陈果夫安插在党务部门人员的头上敲去。
9月，西山会议派首先对中央组织部进行改组，由谢持主其事。谢持是四川人，曾考中清末秀才，1907年在四川加入同盟会，参加酝酿反清起义与辛亥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流亡日本，成为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党员。以后，长期在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以及南方革命政府内担任要职。谢持在国民党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纵横捭阖、长于组织的党务干才。因而，谢持一上台，就在西山会议派邹鲁、林森、居正、张继等人的支持下，首先铲除了陈果夫在中央组织部苦心经营起来的班底，继而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初由谭平山所派、继由陈果夫改组的各省市党部委员。总之，不论是共产党的人、蒋介石的人、陈果夫的人，一律腰斩。并将各省市党部改为临时委员会，成功地从陈果夫手里夺取了对党务的控制权。另外，谢持大批地把西山会议派的干将塞进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临时委员会，担任要职。
西山会议派的复辟，使陈果夫顿失根基。这样一来，南京便有点蹲不下去了，不得不退居上海。当时，中央特别委员会勉为其难地把他推进农民部，赏了一个农民部委员的职务，陈果夫当然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故未就任。
陈果夫因有蒋介石的“临走嘱咐”，故不能像胡汉民等元老们那样潇洒地表示“一了百了”，而是要重新集合力量，策划拥蒋上台的活动。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意识到蒋先生这次失算下台，关键是过去对反蒋分子过于宽容，镇压不够，因而遗患于今天。由此，陈果夫到上海不久，就与同样已经“失业”的陈立夫一起，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纠合上海青帮的黑社会势力，对国民党的左翼人士以及反蒋分子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暗杀活动，算是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为了进行拥蒋上台的舆论宣传工作，陈果夫又与陈布雷、戴季陶一起，积极筹划创办一份名为《新生命》的杂志。陈布雷本就是上海新闻界的著名报人，办报纸、写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商报》任编辑主任期间，他以畏垒的笔名发表评论，被称为“民国以来，在言论，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记者”，也有人把他与时任天津《大公报》总编辑的名笔张季鸾并称为“北张南陈”。不久，陈布雷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引荐给蒋介石。蒋爱其旷世其才，惜其忠心不二，很快引为知己，聘为私人秘书，并和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一起于1927年春节，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当年6月，陈布雷被蒋破格提拔为中央党部书记长，成为陈果夫在中央党部的同事，并且从此以后与陈果夫建立起很深的私人关系。蒋介石下野，陈布雷为其起草好《辞职宣言》，也就仆随主便，一起打道回沪，被陈果夫拉到一起，负责创办《新生命》杂志，为蒋再次出山鸣锣开道。
陈果夫在上海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叫中央俱乐部的宗派组织，它是其后国民党主流派CC系的源头，从而对陈果夫的一生以及国民党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萌发成立中央俱乐部的念头，是陈果夫从一部分失业的国民党党政干部身上产生的。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始，陈果夫为抢占地盘，在广州期间就委派了各省党部的负责人，指令他们随军前进赴任。北伐军收复上海后，蒋介石因忙于分共，而将北伐大业置诸脑后，一部分准备到中原与北方各省市赴任的党部委员们不能到职了，只好暂时集中到上海，由陈果夫负责安置住下，等候机会出发。8月以后，蒋介石下野，陈果夫回沪，发现这批人还在上海翘首以待，企望走马上任，想到自己现在也被别人赶下台来，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不禁哑然失笑。但是，陈果夫马上想到何不把他们利用起来，进行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斗争，开展拥蒋上台的活动。于是，陈果夫便以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作为号召，发动在上海的这一批党政干部，并联合各地的党政人员一致行动，建立一个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以便从南京特别委员会手中夺取权力。
中央俱乐部成立初期，人员只有三四十人，为加强对这部分人的领导，陈果夫指定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萧铮、程天放等人为主干，在上海开展活动。为加强号召力，陈果夫抬出戴季陶、丁惟汾共同作为中央俱乐部的领导人，负指挥责任。该组织成立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在执行委员的鼓动下，也逐渐加入，人数日增，声势益壮，到年底便已发展到100多人。当年12月，南京特别委员会被陈果夫等人发动的暴乱搞垮，蒋介石复出，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因功被陈果夫派往各地赴任。因戴季陶此时已长住南京，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谋士，终日出谋划策，乐此不疲，对一个乌合之众的中央俱乐部组织不感兴趣。丁惟汾则已出任国民党的封疆大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对一个中央俱乐部的小组织也无心去管。由此，三分天下已去其二，剩下陈果夫一人单独领导中央俱乐部。当时，中央俱乐部之名虽已不复存在，但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依然在陈果夫的领导下而联合在一起，秘密开展政治与宗派活动，使该组织成为CC系的胚胎而逐渐发育成熟起来。
但是，真正显示出陈果夫的组织才能并且给南京特委会致命一击的事件，是由陈果夫在幕后策动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制造的南京11·22复兴桥流血惨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创办于1927年5月，当时正是蒋介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顶峰阶段，国共合作时期一大批加入国民党组织，积极参与进行国民革命活动的共产党精英人才被杀被关被逐，许许多多同情共产党与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杰出人才横遭残酷打击。而国民党内过去从事党务工作的干才，不是属于汪派就是属于老朽的西山会议派，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个人性格上看，都与蒋介石及陈果夫格格不入。结果，自“四一二政变”以后，一时国民党党务人员奇缺，在不少省市党部里，陈果夫都派不出自己信任的党务干部，不得不听任异己分子在那里继续把持。
为了培养蒋记国民党的党务人才，在党方建立自己的班底与势力范围，陈果夫先后邀请戴季陶与丁惟汾等人磋商，决定扩大党政干部训练所为中央党务学校。其后，蒋介石接受陈果夫的建议，并于1927年5月5日经过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作出决议，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招收对象为各省倾向国民党的青年。招生条件也特别放松，一律不问学历，只受一年训练，毕业后就直接分发各省市党部充任委员。考虑到该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蒋介石决定自兼校长，并委派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三人负责筹办。
中央党务学校在南京四牌楼正式挂牌成立，蒋即正式任命戴季陶兼任教务处主任，罗家伦充副主任；丁惟汾兼训育处主任，谷正纲充副主任；陈果夫兼总务处主任，吴挹峰充副主任；蒋介石另派黄埔学生康泽任训导员。就这样的人事安排来说，戴季陶位高言重，对校务自有重要影响，陈果夫要把持校务，难免要受其掣肘。但是，戴季陶以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与理论权威自诩，并不屑于与陈果夫争夺学校的具体权力。他所以看重教务主任一职，完全是认为在“四一二清党”以后亟须以国民党的思想去引导青年，教育青年，并将自己多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的记录稿加以整理，命名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后，用作党务学校的教材。而对具体的校务活动，却很少过问。丁惟汾的资格虽老，但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北方，在南京“天子”脚下，难以与陈果夫这样的新贵争锋。这样，党务学校的大权基本上落入陈果夫手中。
陈果夫目光远大，野心很大，早已看准中央党务学校正是培养自己亲信势力的绝好阵地，因而抓住不放，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成为中央党务学校的“太上皇”。陈果夫说明办党务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基”。他后来在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同学纪念册序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这说明，陈果夫完全是把中央党务学校当作党内的黄埔军校来看的。
中央党务学校于当年8月初开学上课，共招收首期学生250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陈果夫手下从事基层党务的骨干，有不少人更成为CC系的中层以上重要干部。中央党务学校开学后不几天，蒋介石曾亲至学校对全体学生讲过一次话，除一般的褒奖训勉之词外，还着重阐述了一番“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的道理，显示了蒋介石对该校学生的关心之切与希望之殷。
南京八月“逼宫”事件后，西山会议派对陈果夫苦心经营的蒋家党的苗芽悉数铲除。陈果夫避居上海，原以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南京党务学校亦不能幸免，因此也就不作任何希望。谁知不久消息传来，谢持竟将蒋介石为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放过。陈果夫闻讯，喜不自禁地抚掌大笑说：“真是天助我也!”于是立即潜赴南京，秘密进行布置。原来，这是谢持的疏忽。谢持本来分析，中央党务学校虽然是蒋介石兼任校长，其实只是挂名而已，真正的实权人物是戴季陶与丁惟汾。因此，他竟天真地认为：戴季陶是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不但在广州时期就搞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而且也是西山会议派的同路人；丁惟汾又与他在民初北京国会时期及广州非常国会期间多次搭档同事，谢持素来认为他是个好好先生，易于拉拢驾驭；并且以为该校创办不久，素无根基，校园里一群学生娃娃，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从而对该校失去警惕，没有举刀砍杀。他哪里知道该校是陈果夫精耕细作的一块“自留地”，其潜在势力十分巨大，结果，谢持的疏忽，恰恰导致了南京特委会与西山会议派的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