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四起的三全大会代表选举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于1929年初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蒋执掌党政军大权以来召开的第一个代表大会，故蒋介石极为重视。
四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即指示陈果夫结合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着手开始包揽三全大会筹备活动。对于蒋介石来说，三全大会是从国民党党统上确立他的政治领袖地位的一次会议。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以来，共开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24年1月召开的一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先生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以晚辈后进的身份，连中央执行委员也没有能当选上；1926年1月召开的二全大会，蒋虽然一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但是，汪精卫却当选为国民党的新领袖，一身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四大要职，地位十分显赫，以至直到现在，在国民党内仍然有不少人奉汪精卫系为党统，攻击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不合法理。于是，蒋介石决心通过三全大会改变一下他的形象，运用国民党的法定程序确立自己的政治领袖地位，进而彻底打击党内的反蒋派系，形成蒋家党的一统天下。
从陈果夫来说，对三全大会也抱着莫大的希望。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不要说一全大会没有他的份，就是二全大会，也只是在蒋介石及恒泰帮的全力提携下，才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第一次跨入中央权力圈。但是，陈果夫要想使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跃升，必须抓住三全大会这一契机，才能做一篇大文章。同时，就陈果夫的亲信派系来说，大多是些一夜之间成名的政治新进，无论他们怎么钻营，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他们在党内都是没有地位的，在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以党治政、以党治军的党统下，当然也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自孙中山逝世以及二全大会召开以来，国民党内形成了四大派系并立争霸的局面，这就是汪精卫系、胡汉民系、蒋介石系与西山会议派。在开始阶段，蒋系势力还是较弱的一支，经陈果夫数年经营，蒋系力量虽有长足发展，但四派的力量也还属于大体平衡的局面，谁也难以形成绝对的优势，结果造成党内纷争不已状态，蒋介石的党统地位始终难以形成。蒋介石和陈果夫都认为，只有尽早召开三全大会，重新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把反对蒋系的异己分子彻底清除出去，才能结束群雄并立的分裂局面，从而稳固建立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主流派体制。
召开三全大会成了确立蒋系法统地位的关键，但是，如何能在三全大会上占尽优势，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感到没有必胜把握。为此，蒋命陈果夫制定一个切实的方案，不但要确保三全大会的顺利召开，还要确保蒋系能在三全大会上取得绝对胜利。
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一个精于谋略的党务活动专家，在这方面，他也确实动足了脑筋。首先，他全面分析了自二全大会以来的党内形势和各个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认为党内四足鼎立的派系之中，西山会议派经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一击，已是锐气大挫，要想重新问鼎中枢，殊无可能。胡汉民虽是党内元老，就政治声望、革命资历、理论水平等方面来说，都是担当得起领袖重任的。但是，胡汉民自廖仲恺案发生后，一直远离政治中枢，政治声誉一落千丈，势力已远不如前，尚不足以构成对蒋介石的严重威胁。唯有汪精卫系，不但人多势众，阵容雄壮，而且汪精卫自孙中山逝世后，始终以孙中山的传人自居，认为他不但是国民党二全大会上正式当选的领袖，而且就才干、资历和声誉来说，也非蒋氏可比，特别是在汪精卫手下，始终集聚着一批中央执监委员与党务活动专家，诸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王乐平、白云梯、朱霁吉等人。特别是陈公博、顾孟余等，正在策划成立一个改组派的组织，自动拥汪为领袖，与蒋进行对抗。这些人对汪忠心耿耿，野心又大，活动能力又强，其能量不可小视。因此，就党内各派力量对比来说，在三全大会上真正能够对蒋系构成威胁的，应当首推汪派。
根据这一分析，陈果夫初期曾经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大联合的筹备方案，中心内容是在确保蒋介石—陈果夫系作为主流派的基础上，联合胡汉民系、西山会议派、孙科的太子系，共同在三全大会上组成一个混合性的领导中枢，目的是彻底排斥汪精卫系。但是这个方案还在酝酿阶段，就遭到党内另一个派系的强烈反对，这就是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就丁惟汾系来说，在中央执监委员中并没有多大力量，但是他们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中有相当势力，本来，他们早就企图借助手中掌握的各级基层党部的实力，要借三全大会之机，爬上中央执监委的高位。现在陈果夫要以牺牲他们的政治前途与政治地位为筹码，确立蒋系在党内的正统地位，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当然不愿意了。于是，丁惟汾暗中策动大同盟系的各省市负责人极力反对陈果夫的这一方案。
丁惟汾系这一闹事，使陈果夫立即警惕起来。因为按照国民党一全大会通过的党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代表的选举往往又操在各级党部负责人之手，显然这是对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是极不利的。当时，各地党务活动虽然经过整理，蒋系势力与二届四中全会以前相比，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整理党务以及党员总登记活动受到汪系与大同盟系的强烈反对，进展相当缓慢，如果汪精卫系与丁惟汾的大同盟系携手合作反蒋，至时在三全大会上究竟鹿死谁手，那就难说了。
陈果夫遇到难题了，终日愁眉不展，寝食不安，百思不得一计。忽于电光石火之间，陈果夫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古人言：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而已矣。一句话，釜底抽薪耳!此次代表选举，我们何不也来一个抽薪止沸之法，即不依党章选举，而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如此，则汪精卫系与丁惟汾系的羽翼虽遍布全国，然无能为力矣!况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推选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完全是一个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合作体制，早已把汪精卫系排挤在外，丁惟汾虽为七常委之一，但独力难支，要想为大同盟系争得一杯羹，殊不易耳!因此，蒋系是可以稳操胜券的。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打破常规的办法，陈果夫才可以把那些资历固然很浅但却是忠于自己的新人大批提拔起来，塞进中央委员会，真正确立陈家党的垄断地位。
陈果夫的这个办法本来是荒谬的，但是，他为了要达到私植党羽的目的，也就不得不这样做了，否则在党内派系林立、斗争你死我活的形势下，根本没有陈家党后辈小子们的出头之日。蒋氏行事本无一定之规，只以是否有利于扩张及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标准，故蒋氏性格亦素以乖张、独裁与专断出名，他见陈果夫提出的方案固然有些不拘“小节”，但很合自己的口味，也就不作深思，当即表示同意，并决定由自己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以便审议通过。
由是，经过陈果夫的精心酝酿和谋划，提出了一个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并由蒋介石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报告，获得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组织切实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所谓圈定办法，就是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先由该党部选举规定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为最后出席大会的代表。所谓指派，即在那些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同时规定，代表资格必须是“从未有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者”、“从未违反党纪者”。与此同时，陈果夫在推行党员总登记的过程中，联合胡汉民的派系，恢复了一批早已被开除出党的西山会议派分子的党籍，并给以三全大会代表资格，以增强反对汪系的力量，另外，再通过建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包括汪精卫派系在内的异己分子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只保留本派系和合作派系的代表。这样一来，陈果夫就可以把那些曾经相互被对方开除过几次党籍的党国元老们随心所欲地排除在三全大会之外。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常会第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在国民党内激起大多数国民党员的强烈反对，这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它的确是明明白白地违反和践踏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总章，粗暴地侵犯和剥夺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使一些本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地方党部的包办有希望当选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原先的把握与希望，从而处于一种惶惶不安之中，甚至阻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仅仅是基层党员表示强烈不满，三全大会的召开也许不会遇到多大麻烦，问题是指派与圈定代表的办法，更遭到汪精卫派系的强烈反对，而且汪派手下聚集着众多的党务活动专家，若以他们的活动能力、知识水准、政治声望及革命资历来说，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其中许多人丝毫不比陈果夫逊色。本来，他们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及五中全会的权力再分配时，已被排除在外，正把三全大会盼为“失败与悲痛之中”的“唯一的一线生机与希望”，因而早已策划要在三全大会上与蒋系再作一番殊死较量。谁知他们在10月26日早上一觉醒来，竟然发现三全大会已经没有自己的份，这个时候的愤怒与憎恨是人人可以想见的，况且，作为一个不直接掌握军队的政治派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利用党内的合法地位进行活动。如果三全大会真由蒋系进行包办，汪派人物连一个发言的机会也没有，岂不是全军覆灭，永无出头之日了。
在汪派人物中，反对尤力的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号大将陈公博与接近汪系的军事实力人物唐生智。在这之前，当陈果夫推行党员总登记时，陈公博与唐生智都因为是1925年以后加入国民党而被拒绝重新登记，他们既被拒绝登记于先，又被剥夺选举权于后，一切希望和野心都归于破灭，当然也就无所顾忌，要在党内孤注一掷地掀起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于是，陈公博以“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作号召，秘密在汪派中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运动首先在汪系的改组派势力比较集中的南京开始，由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率先发难。1928年11月1日，在改组派分子的策动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11个区党部、92个区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指派”与“圈定”代表与党章和民主精神不符，并作出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于当日会后派丘河清等九名市党务指导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作口头反对，结果被陈果夫拒绝于大门之外。11月2日，丘河清等九人集体辞职，以示对中常会指派与圈定代表表示抗议，并公开发表呈文，宣称：“南京市特别党部已于8月20日整理完毕，但中央不批准进行民主选举，成立正式党部，剥夺了党员权利”，并指责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窃取中央权力，“将党员之选举权完全剥夺”，违背中山遗教，等等。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九名指委的呈文公开发表后，获得各地党部组织的广泛响应。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合法权利，并推改组派分子谷正纲与吴健列席中常会，请求对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谷正纲时任中央政校训育处副处长，因受陈果夫派系的压制而投入改组派，吴健是中央大学学生，结果在中常会上，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与吴等几名代表痛骂了一顿。谷与吴等人不甘屈服，决计在会后酝酿更大的抗议活动。11月9日，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改组派分子的策动下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修正代表产生办法。
与此同时，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办法，何香凝公开发表通电，认为指派与圈定代表“无异于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并表明“本人此次绝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希望当选，并先行辞去中央委员，以明本身不能挽救中央之责”。
接着，浙江、安徽、上海等改组派势力比较集中的省市党部纷纷通电，向中央党部提出强烈抗议。丁惟汾则亲自坐镇北京，发动大同盟系的老根据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在北方掀起了抗议风潮。北京与天津两地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甚至致电中央，指名驱逐胡汉民、戴季陶与陈果夫三人出中央。
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办法，在蒋介石的一部分亲信中也引起了非议。蒋介石的黄埔学生贺衷寒与邓文仪等人认为如此选举代表，徒然给陈果夫私植党羽制造机会，因此暗中策划在他们控制的《党基》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指责，结果被陈果夫与陈立夫拿到材料，向蒋参了贺衷寒与邓文仪一本。蒋则将贺与邓二人骂得狗血喷头，斥责他们是另搞一套，贺与邓只得偃旗息鼓，与蒋介石“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