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热情的支持者可能说：也许就是这么回事，然而，这些为何会减损欧盟在世界上代表的更大的善——一个无比尊重人权、国际法、全球穷人援助以及环境保护的政治共同体？就不能说欧盟实现了启蒙运动时期构想的“和平的贸易”（le doux commerce），亦即如孟德斯鸠所言的“治愈最具破坏力的偏见”，以互利精神和法治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吗？
在现今对欧洲的赞美之词中，正是这种断言——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威望——现在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它在所有方面依赖的都是与美国形成的反差。美国扮演的角色与欧洲不同，它愈发不祥、狂暴而又虚张声势，欧洲则是和平、进步的充满人性的大陆——一个我行我素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欧洲努力争取一种约束一切的法律秩序。哈贝马斯和许多类似的思想家认为两个大陆的价值观渐渐分离：枪支文化的泛滥，经济的极不平等，原教旨主义宗教和极刑，更不用说国家的虚张声势，这些使得美国与欧盟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且培育了愈加退化的国际关系观念。在此将歌德[45]的格言倒置一下会更合适。
随着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美国的这些形象变得清晰明确。哈贝马斯认为，2003年2月15日的大规模反战游行将作为“欧洲公众诞生的信号”而载入史册。[12]甚至像最近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46]这样的人物也发表声明说，这些游行标志着欧洲国（a European nation）的诞生，而人们原以为他不太可能这么说。但如果这是一份“独立宣言”，那么，用“国家”一词称呼正在诞生的事物合适吗？在中东问题上同美国的背道而驰可以视为新兴欧洲的消极定义之时，而其中同时存在着指向概念的另一方向的积极的一面。东扩是欧盟伟大的新成就，而如何使之理论化呢？在1991年的晚些时候，亦即苏联垮台后的几个月之后、马斯特里赫特高峰会议后的几天里，J.G.A.波科克发表了一篇未来预测之文。波科克是欧盟的严厉抨击者，他一直认为欧盟伴随着主权和身份——与之相随的还有民主的环境——向市场屈服，尽管这个市场从未完全建成；他注意到欧洲现在面临着确定其边界的问题，欧洲作为“在文明和稳定区域的意义上的帝国，必须再次决定是扩展还是放弃其支配边界地带强大而不稳定的文化的政治威权”。[13]
当时，此并非在关于欧洲的官方话语中大受欢迎的设想。十年后，这段话中使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那一词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满足的通用语。随着伊拉克战争进入倒计时阶段，英国外交官、布莱尔以及后来的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特别安全顾问罗伯特·库珀[47]向《展望》读者阐释帝国的功绩。“它是一种强者保护弱者、高效率和管理完善者传递稳定和自由、世界为投资和发展开放的体系——所有这些优点似乎都非常令人期待。”当然，“在人权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世界里，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将……必须与旧帝国主义完全不同”。它将是一种“自主自愿式的帝国主义”，亦即在巴尔干地区由欧盟很好地展示出来的那一种。东扩在前，他得出的结论是，欧盟正处于通往“合作帝国”的“高贵梦想”之征途中。[14]
东扩稳操胜券，当前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波兰理论家扬·杰隆卡[48]在其《作为帝国的欧洲》（Europe as Empire）一书中欣喜若狂地指出，这种“规划实实在在是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之极致，尽管‘强权’一词从未在官方的东扩言论中被提及”，因为这是一个“处在运作中的温和的帝国”。[15]
德国战略家、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理论系的系主任赫尔弗里德·明克勒[49]在雄心勃勃的比较性专著《帝国》中，以更为现实的风格详解了诸多帝国——它们稳定了相邻的权力真空地带以及动荡的边界区域，致使野蛮人和恐怖分子走投无路——的世界历史逻辑，该书中的观点起初以备忘录的形式在外交部召集的各国大使出席的会议上呈现。虽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天生忠于西方，可是他拒绝规范性思考。人权救世信仰是道德的奢侈品，甚至连美国这个帝国都消受不起。就欧洲自身而言，应该评估其作为次帝国体系的新兴作用，并且把规定的任务和它的能力相匹配，不过多地宣布令人振奋的目标。
当然，“次帝国”中的前缀“次”提出了欧洲授予自己新身份的关键性质问题。欧盟独立于美国之外到何种程度？答案令人颇感痛苦，正如随便浏览一下记录就能发现的那样。也许自1950年以来，欧盟在诸多方面从来没有如此地依赖美国。东扩是欧盟的主要成就——可能有人说，延伸了自由的边界，或言进入到帝国行列，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东扩的历史就是一个标志。东扩由华盛顿引导：每一次，苏联卫星国加入欧盟之前就已在美国的指挥下并入北约。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1999年就已加入北约，5年后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2004年加入北约，3年后加入欧盟，甚至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也莫名其妙地在加入北约一个月后——只是为了重复那个象征意义的要点吗？——加入欧盟（将波罗的海国家纳入欧盟的计划始于1998年）。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将经历同样的加入顺序。
北约向苏联边界的扩展完全对冷战结束时向戈尔巴乔夫[50]所作的承诺置之不理，这是克林顿[51]政府所为。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12天后，巴尔干战争开始——北约历史上首次全面的军事进攻。这次成功的闪电战是美国的军事行动，欧洲象征性地提供了援军，公众舆论对此几乎没有异议。这是欧美关系上的和谐时期。在东欧，欧盟和北约之间不存在竞争：布鲁塞尔服从华盛顿的优先权，而华盛顿则鼓励布鲁塞尔向前推进。而如今这种不对称的共生现象是那么自然，以至于美国能够公开地详细列举接下来加入欧盟的国家。在安卡拉的一次北约聚会上，当布什[52]告诉欧洲领导人土耳其必须被接纳加入欧盟之时，有人听到希拉克抱怨，美国不会喜欢被欧洲人命令必须欢迎墨西哥加入联邦；然而当欧洲理事会开会决定是否启动和土耳其的谈判时，康多莉扎·赖斯[53]能够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并且没有听到他们关于主权的任何不合适的抱怨。在这一层面上，欧美之间的摩擦依然最小。
那么，在跨大西洋的关系中，为什么存在一种普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产生了一批内容如此广泛的著述。在欧盟，媒体和民意一致认为美国共和党政府在北约之外的行为对此负有基本责任。布什政府藐视《京都议定书》[54]和国际刑事法院，[55]排挤联合国，践踏《日内瓦公约》，[56]大肆进入中东，从这一角度讲，布什政府暴露了美国更为黑暗的一面，可以理解的是，这一黑暗面在欧洲几乎遭到普遍的憎恨，虽然外交层面的礼节克制了这种憎恨的表露。尤其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它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单一事件更加导致严重的不和，这从哈贝马斯的近作那痛苦的书名《分裂的西方》（The Divided West）中可见一斑。
在这一构想中，克林顿总统任期和布什总统任期之间的对比极为鲜明，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被打破——抛弃在一致赞成基础上的领导精神而采取傲慢单边主义——从而疏远了欧洲人。毫无疑问，对这方面的感受十分强烈。然而，在美国的世界政策安排中，风格很容易被误认为主旨内容。布什政府的蛮横行为、其对“国际社会”委婉说法的不耐烦、对《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直言不讳的反对，自一开始就伤害了欧洲人的感情。克林顿息事宁人的姿态则更加得体，即便实际上两者最终结果——《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院在他任期内从未有被通过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常常是一模一样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政治行动，巴尔干半岛战争直接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开战之因——迫在眉睫的种族大屠杀以及迫在眉睫的核武器——被杜撰出来；安理会被无视；国际法被抛在脑后；军事总攻开始。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欧洲团结一致；但在伊拉克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那里的战略风险较大。然而，欧洲反对进军巴格达的程度总是带着某种幻觉。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规模庞大的人群在大街上游行反对入侵伊拉克；无论在何处，民意测验都显示，大多数人反对入侵。不过一旦入侵真正发生了，人们却对占领几乎没有任何抗议，更不用说支持抵抗入侵了。大多数欧洲政府——西欧的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丹麦、葡萄牙，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支持入侵，而且派军队壮大被占领国的美军军力。在2003年，欧盟15个成员国中，仅仅3个国家——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在事件发生之前就站出来反对有可能发生的战争。而一旦入侵发生，没有任何国家对此予以谴责。但是，巴黎和柏林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计划的公开反对将整个欧洲的大众情感集中于一点，从而证实和扩大了欧洲对美国的力量和观点产生的距离感。旧世界最初的《独立宣言》之理念在此时降生。
现实则相当不同。希拉克和施罗德在国内与反对入侵活动有利害关系。两位领导人对他们的选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取得巨大的收获——施罗德获得连任——这得益于他们的立场。另外，美国的愿望也不能怠慢。所以两位领导人用实际行动补偿他们的口头主张，公开反对战争，而私下却与之勾结。在华盛顿紧闭的大门背后，法国驻美大使让-大卫·莱维特[57]——现在是萨科齐[58]的外交顾问——为白宫打开战争绿灯，前提是以第一项泛泛而谈的联合国决议——第1441号决议为依据，如切尼[59]所敦促的那样，不会回到安理会进行对进攻的第二次批准，那是布莱尔想要的，且会迫使法国投否决票。在来自巴格达的电文中，德国情报人员向五角大楼提供了目标及坐标，以使第一轮美国导弹袭击这座城市，发挥威慑作用。地面战争一开始，法国就向飞往伊拉克的美国空军（USAF）提供了空域（希拉克曾在里根下令轰炸利比亚时拒绝让美军通过法国空域），德国则为这一行动提供战略性的运输中心。两国均投票赞成联合国批准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决议，且不失时机地承认华盛顿拼凑起来的托管政权。
至于欧盟，2004年委员会新主席的任命是再富有象征意义不过的了：他就是葡萄牙总理巴罗佐，[60]2003年3月16日他在亚速尔高峰会议上招待了布什、布莱尔和阿斯纳尔，[61]该次会议就打击伊拉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巴罗佐与其他人有同样的过失。此时法国现任外交部部长伯纳德·库什内[62]在美国的战争一事上甚至无暇耍一些欺骗性的花招，把这场战争当作他向来拥护的干涉权力的另一例子来接受。在瑞典，其总理曾能够比戴高乐更加明确地保持与越南战争的距离，现如今有一个与巴黎的同行不相上下的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长卡尔·比尔特，[63]他是“解放伊拉克委员会”[64]发起人之一，其他发起人还包括理查德·珀尔、[65]威廉·克里斯托尔、[66]纽特·金里奇，[67]等等。在英国，其外交大臣骄傲地重申他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虽然他在此无疑是踩踏着大量的尸首追求晋升而不是道义原则。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也许已从伊拉克撤军，但欧洲没有任何国家会针对一个被美国摧毁的社会制定一项与华盛顿的意见不同的政策。
在其他地区，欧洲仍旧完全投入阿富汗战争，那里上演着派遣远征军去镇压义和团的现代版本，当年杀死的平民比打算要消灭的游击队员还多。不需要北约的参与，五角大楼闪电般地推翻塔利班政权，尽管英国和法国的战机名义上显露了一下。占领这个比伊拉克人口更多、地形更为复杂的国家则另当别论，在美军击败毛拉·奥马尔[68]和本·拉登[69]的同时，一支五千人的北约部队驻守喀布尔周围的一个要塞。五年以后，奥马尔和奥萨马仍然逍遥法外；西方的傀儡统治者卡尔扎伊[70]若无德阳国际公司[71]提供的雇佣兵卫队保护，就无法行动；鸦片产量增加了十倍；阿富汗的抵抗持续升温且更有成效；而北约领导的部队——目前来自37个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波兰以及像冰岛这样的小国——增至3.5万人，外加美国的2.5万名士兵。狂轰滥炸、随意射击加上“肆意侵犯人权”（这是委婉的说法），已经成为平叛的常态。
在更为广阔的中东地区，情况如出一辙。在帝国掌控或殖民者热情的遗产出现危机的任何地区，欧洲和美国都会联合行动。英国和法国是以色列大型核武库重水和铀的最初供应者，却假装以色列的核武库不存在，与美国一道以制裁和战争相威胁，要求伊朗放弃《核不扩散条约》允许的项目。在黎巴嫩，欧盟和美国扶持了一个内阁，若进行一下民意调查，它甚至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则在以色列境内驻扎以保卫边境。至于巴勒斯坦，欧盟比美国更毫不迟疑地使该国人民陷于悲惨境地，当选民选出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之时，就掐断全部援助，而借口说所选政府首先要承认以色列国，就好似以色列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并且借口让巴勒斯坦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意思是：针对持续40年的、欧洲从未帮忙反对的军事占领的任何武装反抗活动。如今，资金重新流动，以维护约旦河西岸剩下的仆人。
热爱欧洲的人士可能会如此回答说，上述某些记录也许是不真实的。然而，这些是外部事务，且很难说这影响到欧洲在境内给世界树立的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榜样。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中东的一举一动也许并非无可指责，但是，难道在国际社会上真正重要的不是由欧盟境内的标准体现的道德引领吗？如此美好的道德来之太易，因为反恐战争没有边界。以此名义进行的罪行肆意横行欧陆，它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而转包痛苦——“引渡”或者把受害者交给附庸国家秘密警察处理——像其他很多的事，最先是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中期采取的措施。十年以后，当被问及此事时，负责此项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迈克尔·朔伊尔[72]轻描淡写道：“我把道德疑虑丢在门口了。”[16]正如人们会猜测的那样，正是英国偕同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在第一批引渡行动中参与合作。
布什执政期间，引渡项目扩展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三周后，北约宣布该公约的第五条款生效，亦即在其中一个成员国遭致攻击的情况下，强制执行集体防御。当时，美国的猛攻阿富汗的计划进展顺利，但这些计划并没有让欧洲参与“持久自由军事行动”[73]——美国最高指挥部在巴尔干战争中发现联合作战中磋商的需要非常麻烦，不愿重复这种经历。相反，在2001年10月4日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号召盟国参与其他工作。这些详情仍然处于保密状况，不过——如同勇敢无畏的瑞士调查者迪克·马蒂[74]向欧洲理事会提交并发布于2007年6月的第二次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当时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首要事项中必定有进一步的引渡方案。一旦占领了阿富汗，喀布尔郊外巴格拉姆[75]空军基地就成为中情局的审讯中心，它也是运送俘虏到关塔那摩[76]的中转站。不久，交通变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双向通道，其中的一个方向是把俘虏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地牢运送至欧洲，关押在那里的中情局秘密监狱，或者用船运送至古巴。另一个方向则是把俘虏从欧洲的秘密地点运过来，以在阿富汗接受必要的对待。
尽管北约创制了这种系统，它所涉及的这些引渡并不仅仅限于北大西洋理事会[77]成员。欧洲急于想帮助美国，而不管条文细则是否要求它那样做。北欧、南欧、东欧和西欧——欧洲大陆没有一处不参与进来的。新工党的“贡献”没有引起惊讶：有65万名平民死于伊拉克的英美侵略战争，而对于斯特劳[78]家族、贝克特[79]家族和米利班德[80]家族来说，因为生命受到如此摧残而夜不能寐是难以理解的。保持中间立场的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在埃亨的领导下，爱尔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香农机场，[81]那里的飞机向西飞行的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人戏称它为关塔那摩快车道。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在该党主席、身材魁梧的约兰·佩尔松[82]（如今已是公司说客）领导下，将两个寻求庇护的埃及人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则直接将两人押送到开罗受刑。贝卢斯科尼统治的意大利帮助一支庞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团队在米兰绑走了另一名埃及人，飞机将他从阿维亚诺[83]美国空军基地经由德国的拉姆施泰因[84]运送至开罗受刑。而在普罗迪的领导下，由天主教徒和前共产党员组成的政府一方面试图阻止该案的司法调查，另一方面则负责扩大阿维亚诺空军基地。瑞士则让运送受害者飞往拉姆施泰因的飞机飞越其上空，同时保护抓获此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团队的负责人免遭意大利司法当局的逮捕。目前，他在佛罗里达享受日光浴。
再放眼东望，波兰没有放任俘虏在中东自生自灭，而是把他们关押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斯塔里基库提[85]情报基地为“高价值拘禁者”建立的行刑室里，即欧洲自己的巴格拉姆监狱，它在雅鲁泽尔斯基[86]军事管制时期鲜为人知。在罗马尼亚，由该国现任总统、坚定的亲西方的特拉扬·伯塞斯库[87]指挥，在康斯坦察[88]以北的一个军事基地开展了同样的服务工作。在波斯尼亚，应美国要求，6个阿尔及利亚人被非法逮捕，随后用飞机从图兹拉[89]送往——飞行途中进行暴打——土耳其因斯里克[90]的美国基地，之后再飞往关塔那摩，到了那儿他们仍蜷伏在笼子里。视线转移到马其顿，布莱尔在那里与科索沃[91]难民进行了感人的会面；有两套程序合并在一起。一个黎巴嫩裔德国人在该国边境被绑走，随即他就在该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关押、审讯和暴打，在注射药物后此人被用船运往喀布尔，进而遭受更长时间的虐待。在他绝食之后，最后，中情局弄清楚了，他的身份被搞错了，于是这个倒霉蛋被蒙上双眼，乘坐飞机前往北约在阿尔巴尼亚升级过的空军基地，最终被扔回德国。
红绿政府很清楚这人的遭遇，其特工中的一人在喀布尔地下密牢里审问了他——属于绿党的内政部长奥托·希利[92]当时正在阿富汗的首都——并陪着他飞往阿尔巴尼亚。然而政府对另一名德国居民的命运和对他的命运一样毫不关心：这名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在巴基斯坦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被押解到关塔那摩的集中营，在那里他也受到德国特工的审讯。两件事都是在如今的社会民主党外交部部长、当时负责情报局的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93]的掌控下进行的，他不仅掩饰受害者在古巴受折磨的事实，甚至还拒绝了美国主动提出的释放受害者的建议。在写给这名囚徒母亲的信中，绿党成员、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约施卡·菲舍尔[94]解释说，政府无法为他做任何事。在一位主要的崇拜者最近所说的“如此美好的国土”上，[17]菲舍尔和施泰因迈尔仍然是当今最具人气的政治家。新任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95]更为强悍，他公开号召，对待国家的死敌要用以色列式的方式进行暗杀，而不是引渡。
此即马蒂所提交给欧洲理事会（与欧盟无关）的两份详细报告中展现的内容，每一份均是可奉为范例的充满周密侦探工作和道德激情的文件。如果这位来自提契诺的瑞士起诉人是代表欧陆之立场而非一个荒野中的叫声，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为之骄傲。在第二份报告的结尾处，他希望他的工作将使人弄清“因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而使我们一同陷入的法律和道德的困境。我们在这困境中差不多6年了，似乎还不能马上脱离这种困境”。[18]的确如此。欧洲没有任何政府承认罪过，反而全都在若无其事地继续大谈人权。我们都生活在易卜生[96]所描绘的世间——博尼克领事、勃拉克推事以及其他此类人物，只不过是这种全新的后现代版本：社会支柱，迎合苦难。
在上述各种实施行动中交付给美国人的不仅仅是那些包裹头罩或者被铁链捆锁的人，而且还包括那些交付人自身：欧洲屈服于美国。引渡是最大的忌讳。罗伯特·卡根[97]的《天堂与权力》（Paradise and Power）在许多方面仍是对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最佳论述，书中内容与此较为接近，其中带着善意的轻蔑的战神马尔斯和爱与美女神维纳斯的意象——因新世界而减轻了军事责任的旧世界，培育了虚构的和平氛围里的艺术和愉悦——可谓是意料之中地激怒了欧洲人。然而即便是卡根也过于认同欧洲人，似乎他们真的就是按照康德的箴言去生活，而美国人则必须按照霍布斯的真理行事。如果需要一种哲学上的参照，那么，更为合适的应该是拉博埃西，[98]他的《论自愿的奴役》（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rie）可以给欧盟提供一句座右铭。不过，这些皆晦涩难懂。而完全体现大西洋两岸关系特点的当代文本也许必定是一篇讽刺作品，即雷吉斯·德布雷[99]的呼吁：建立一个将把欧洲纳入美国的绝对统治的西方的合众国。[19]
难道必须到如此地步吗？在此有一个悖论，亦即，当欧洲不是十分团结之时，它却在许多方面显得更为独立。在一体化早期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执政者们早在美国的全球霸权之前就发展起来，那时欧洲的主要国家还是强大的帝国，可以自行决定外交政策。这些人物皆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灾但并没有被灾难压垮的人。他们当中不仅包括戴高乐，而且还有阿登纳和摩勒、艾登和希思[100]这样的人物，这批人都相当乐意在自己的雄心壮志要求他们不理会甚至公然反抗美国时这么做。莫内没有接受他们的国家的理念，也从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以另一种方式和他们拥有关于未来的相同的观念，那就是欧洲人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到70年代，如卡特[101]所发现的那样，这种精神甚至还存在于吉斯卡尔和施密特的身上。然而，伴随着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及战后一代人在90年代掌权，这种精神随即消失。全新的经济学说对作为政治代理人的国家提出质疑，而新一代领导人除了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之外一无所知。自治精神的传统源泉一去不复返。
另一方面，欧共体至此已扩大一倍，它拥有一种国际性的货币，其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了美国，并且为此深感自豪。从统计学角度而言，适于独立的欧洲的条件从来就不曾存在。但是从政治上说，这些条件却发生了彻底改变。随着联邦制和政府间主义的没落，欧盟只是弱化了国家主权但却没有形成超国家主权，从而使执政者们在两者之间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左右翼之间明显差异消失，更早时期欧洲期望独立的其他动机也业已消失。在“单一思想”的糖浆里，几乎没有什么使大西洋两岸有利于市场的智慧割离开来，虽说欧洲的这摊糖浆的配方要比美国的更温和，美国政治方面的差异不像欧洲那样趋于消亡，这与美国相适合。在如此环境之中，狂热者找不到比将欧盟比作“全球史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更高的赞美了。哪一家公司让布鲁塞尔获此荣誉？嗨，你钱包里的那个！“与其说欧盟像一个国家，不如说已经更像一张‘威世信用卡’”，[102][20]新工党的一名年轻才俊如此宣称。欧洲被提升到了信用卡的等级。
马克思认为，民族国家的超越不是资本的任务，而是劳动大众的任务。一个世纪以后，冷战出现，科耶夫[103]认为，无论哪一阵营完成了任务，它都将成为冲突中胜利的一方。欧洲共同体的奠基解决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西方将取得胜利，而这场胜利终将终结被认为是人类自由的实现的历史。科耶夫的预言是准确的。他的推断及其讥讽意味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当然，它们还不曾遭到反驳：他将对信用卡的意象露出微笑。联盟的出现可以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最后的伟大成就，它证明其创造力没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而丧失殆尽；发生在它身上的事可以被认为奇怪地低于原本对它的期望。然而，对各方来说，一体化的长远结果依旧不可预测：一路走去，已有许多坎坷曲折，甚至没有引起震撼；而鉴于此，谁知道还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呢？
注释：
[1]Postwar，London 2005，p.799.
[2]Mark Leonard，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London 2005，pp.7，85.
[3]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London 2005，p.4.
[4]Jeremy Rifkin，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Cambridge 2004，p.382.
[5]The European Dream，p.385.
[6]Jürgen Habermas，The Divided West，Cambridge 2006，p.43.
[7]‘Ulrich Beck，Understanding the Real Europe’，Dissent，Summer 2003.
[8]‘Le problème européen’，Le Débat，No.129，March-April 2004，p.66.
[9]Eneko Landabaru，‘The Need for Enlarge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from Previous Accessions’，in George Vassiliou（ed.），The Accession Story： The EU from Fifteen to Twenty-Five Countries，Oxford 2007，p.15.
[10]See Le Monde，20 May 2005.
[11]Andrew Moravcsik，‘In Defence of the “Democratic Deficit”： Reassessing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 No.4，November 2002，p.618； Financial Times，14 June 2005； ‘Conservative 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No.2，Autumn 2000，p.310.
[12]The Divided West，p.40.
[13]‘Deconstructing Europe’，p.287.
[14]‘The Next Empire’，Prospect，October 2001.
[15]Europe as Empire： The Nature of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Oxford 2006，pp.54—57.
[16]See Dick Marty's first report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of 7 June 2006，Alleged Secret Detentions and Unlawful Inter-state Transfers Involving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Strasbourg，footnote to paragraph 30.
[17]Timothy Garton Ash，‘The Stasi on our Mind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1 May 2007.
[18]Dick Marty，Secret Detentions and Illegal Transfers of Detainees Involving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Second Report，8 June 2007，paragraph 367.
[19]L'Édit de Caracalla ou plaidoyer pour les États-Unis d'Occident，Paris 2002； extracted in Régis Debray，‘Letter from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II/19，January-February 2003.
[20]Leonard，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p.23.
[1]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生于伦敦、求学于英法、定居于美国的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史及犹太民族命运的研究而闻名，被誉为人文学术界的“霍金”，著有《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等，此处的《战后》全名是《战后欧洲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出版后畅销至今。
[2] 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1962～ ），当代英国学者、外交政策专家，曾担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著有《欧洲为什么将引领21世纪》《中国怎么想》等。
[3]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1945～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著有《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
[4] 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1939～ ），意大利政治家，曾两度出任政府总理（1996～1998，2006～2008），也曾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及欧洲委员会主席。
[5]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他继承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沟通理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深刻对话，并对其进行有力批判。
[6]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著作包括《风险社会》《生态启蒙》等。
[7] 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1946～ ），法国当代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世界的幻灭》《民主下的宗教》等。
[8] 欧元区与欧盟的差别在于加入欧盟的国家如英国及北欧、东欧的一些国家仍然使用本国货币，而不使用欧元。截至2015年7月，28个欧盟成员国中已有19国发行欧元（EUR）：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19国合称为欧元区。当然，非欧盟国家也可能使用欧元；目前欧元有十几种版式。
[9] “稳定条约”包括《稳定与发展条约》（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简称SGP）和《东南欧稳定条约》（The 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前者是欧盟28个成员国间的协议，后者是旨在加强与促进东南欧各国和平、民主、人权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此处显然指的是旨在强化欧元规则的前者。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成立于1961年，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挑战，总部设在巴黎。其前身是1947年北约经济组织的对应体——“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11] 施罗德（Schröder），德国政界有两个同名人物：第一个是基督教民盟副主席，在20世纪50～60年代担任联邦德国内政、外交和国防部部长；第二个在世纪之交担任德国总理（1998～2005）。此处指的是后者。
[12] 《拉帕洛条约》（Rapallo Pact，又译《拉巴洛条约》）是1922年由德国魏玛政府与俄罗斯苏维埃在意大利利古里亚省拉帕洛签署的条约，两国借此宣布外交正常化，放弃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
[13]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 ），意大利政治家、知名企业家、传媒大亨、超级富翁，数度出任总理，中右翼的力量党创始人，是二战后首位完成五年任期及执政期最长的意大利总理。
[14] 红绿（Red-Green）政府或“红绿联盟”一词1994年由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率先使用，亦即红色（社会主义）政党和绿色（生态主义）政党的联盟：两者拥有近似的左翼政治理念，前者关注工人阶级利益，后者关注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20世纪末以来德国、法国、挪威等国先后建立此类联盟执政政府。此处是指新世纪初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领导的红绿政府。
[15] 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革命家、政治家，执政时期被批评为威权统治，但个人形象通常被视为南斯拉夫联邦内各民族统一的象征，战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不结盟运动”，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16]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及国家领导人，曾长期担任该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掌权达40年之久。
[17] 《雅尔塔协议》是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又称克里米亚会议）上由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袖——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里瓦几亚宫内所签署的协议，它规定了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方针，形成“雅尔塔体系”，对二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18] 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当代美国史学家、波士顿学院历史学教授，擅长欧洲史研究，其代表作是《创建东欧：基于启蒙运动思想的文明史地图》。
[19] 波希米亚（Bohemia），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之地，面积约为5万多平方公里，而广义上的波希米亚王国也常指代包括摩拉维亚和捷克西里西亚在内的整个捷克地区，它长期以来是独立的王国，一战后成为东欧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
[20] 以上四者为欧洲中世纪至近代四大皇族或帝国：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乃欧洲历史上最为显赫也是统治范围最为广大的王室，其家族出自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后裔繁衍直至今日。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1613～1917）是俄罗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亦为最强盛者，前期彼得一世大帝打败土耳其帝国，中期亚历山大一世达到顶峰，末代沙皇是尼古拉二世。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n）源自中世纪士瓦本公国的霍亨索伦家族，曾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主要统治家族。突厥人奥斯曼（Ottoman）一世1299年建立奥斯曼国，该国日渐兴盛，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1453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于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至1922年灭亡。
[21] 指让多个国家同时开始申请加入欧盟的谈判，产生一种竞争。
[22] 普罗迪委员会（Prodi Commission），此处指普罗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的欧盟委员会：他在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1999～2004）期间积极推动欧盟一体化建设，主张欧盟不仅要在经济上联合，也应建立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普罗迪的主要著作包括《有力的竞争与市场的能力》《意大利工业的广泛改革》等。
[23] 肯塔基州（Kentucky）是美国中东部一州；阿拉巴马州（Alabama，又译亚拉巴马州）是美国东南部一州。两者均为美国南方内陆的州。
[24] 波罗的海（Baltic Sea）得名于芬兰湾沿岸的同名山脉，是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介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部分、欧洲大陆和丹麦诸岛之间，与德国、丹麦、波兰、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海岸相邻。
[25] “欧洲未来大会”（The Convention on Future of Europe）是2001年“拉肯宣言”之结果，其目的是仿效美国确立欧洲宪法；当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被欧洲理事会任命为会议主席，主持起草欧洲宪法条约草案。
[26] 约翰·克尔（John Kerr，1942～ ），前英国驻美国和欧盟大使、前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副国务大臣。
[27]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波兰籍德国作家、和平主义者，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反对北约在德国部署核武器，其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引起批评；代表作包括《铁皮鼓》《猫与鼠》《非常岁月》等。
[28] 《世界报》（Le Monte）创办于1944年，是法国主流报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第二大全国性日报，2006年发行量35万多份），也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读者多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社会精英人物，持自由主义立场。
[29] 《尼斯条约》（The Treaty of Nice），由欧盟15个成员国于2000年12月在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召开首脑会议时通过，是在《赫尔辛基条约》基础上修改后形成的，涉及欧洲一体化建设和东扩进程等问题。
[30]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其剧作公演于全球各地；创立并置换叙事戏剧或曰“辩证戏剧”之观念。
[31] 《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为一份规范“至高无上的，对许多非欧盟国家而言也是极为先进的人民基本权利”的文件，初由欧盟理事会通过，后被并入《欧洲宪法》草案中，但草案在法国和荷兰公投中遭拒而未得通过，其基本权利部分后来被命名为《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2008年6月，爱尔兰对《里斯本条约》首次公投后否决之，次年10月第二次公投才通过，该条约在当年12月1日生效，而该宪章也同时生效，它具有拘束欧盟成员国的效力，但英国、波兰拥有退出（Opt-out）权，从而使该宪章在此两国内并无拘束力。
[32] 伯蒂·埃亨（Bertie Ahern，1951～ ），爱尔兰政治家、共和党领袖，曾任劳工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97年起担任第10任爱尔兰总理，为欧洲少数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之一（曾于1997～2008年连续三次担任总理职务），将爱尔兰带入经济繁荣期；2008年4月因受贿丑闻而在一次记者会中宣布辞职。
[33]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1953～ ）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1994年当选工党主席，是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后接替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最年轻的首相（1997～2007），执政期间曾与埃亨达成协议，两人共享《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设计师之誉，著有《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等书。
[34] 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斯坦利·霍夫曼、罗伯特·乔丹、沃纳·费尔德等，它认为国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和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到90年代，莫劳夫奇克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系列理性选择的产物，是经济利益、相对权力、可靠承诺在国内利益集团和欧盟层面的成员国之间博弈的结果。
[35] 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481～751）是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首个王朝，相传是以王国创立者克洛维的祖父、法兰克部落酋长墨洛维之名来命名，领地大致为今日法国，它最终被卡洛林王朝所替代。下文“宫相”为墨洛温王朝官职名，原为宫廷总管，后逐渐成为地位最高的官吏，掌握实权。
[36] 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COREPER）是欧盟理事会里面的最重要机构。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是欧盟决策和立法机构，由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组成，因此又称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简称理事会（Council），其中最重要并负责协调的机构即为COREPER，至少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理事会议题安排，选定需要理事会讨论而不仅仅是签署的议题。据估算，理事会的最终决议大约有70%经由各类工作组讨论同意直接由理事会签署，约15%为常驻代表委员会或其他高级委员会同意，由理事会签署，而剩余的10%～15%由部长理事会亲自讨论决定。
[37] 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指的是通过若干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分享和紧密结合而运行的民主形式，它由出生于荷兰的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1936～ ）所提出。
[38] 《展望》（Prospect Magazine）是英国知名时事评论杂志，也是著名文学杂志，内容涉及地区主要为英国、欧陆及美国，囊括政治、社会、艺术、文学、电影、科学、媒体、历史、哲学与心理学诸领域。
[39] 申根区（Schengen belt）是指履行1985年在卢森堡申根（该国东南端人口不足450人的小城镇）所签署的《申根协议》后由26个欧洲国家所组成的区域，其拥有4亿多人的人口，该地区还包含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这4个非欧盟国家和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这3个欧盟微型国家。
[40] 弗赖堡秩序自由主义学派（Ordo-Liberals of Freiburg）又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简称弗赖堡学派，是二战后以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经济学流派，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认为世界经济两大奇迹——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的迅速崛起——之内因在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文中的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1899～1966）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均为其代表人物。
[41]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1977），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总理。
[42]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40任总统（1981～1988，第49～50届总统），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在历任就职总统之中年龄最大；他是与撒切尔夫人同时代的西方著名的国家元首。
[43] 欧盟委员会竞争总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亦即The DG Competition，简称COMP）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其职责是在欧盟内建立和实施统一的竞争性政策。
[44] 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1914～2005）是瑞典经济学家，他与另一位工会经济学家约斯塔·雷恩（Gosta Rehn，1916～1996）在1951年的致瑞典工会联盟的报告中提出解决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矛盾、同时减小工资差距又不影响经济增长的计划，从而共同创建著名的雷恩-梅德纳模式，这种“瑞典模式”以高福利支撑高消费，如今仍然是瑞典经济的主要政策，此即经济学中的“瑞典学派”。
[45]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出生于法兰克福，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政治人物，为魏玛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代表作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等。
[46]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1943～ ），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社会党人，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2007～2011），曾意图参加法国总统竞选，2011年因各种性丑闻事件而身败名裂。
[47]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1947～ ），英国外交官、战略家、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提出“新帝国主义论”概念，在“9·11”事件后发表《世界秩序重组》《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帝国？》等著名文章，其论调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
[48] 扬·杰隆卡（Jan Zielonka），出生于波兰，现为英国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提出“新中世纪帝国”（neo-medieval empire）概念，认为欧盟是无固定边界的帝国，其扩张手段主要是经济和官僚体制上而非军事政治方面的。
[49]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1951～ ），当代德国政治学家、洪堡大学政治系教授，著有《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中文本阎振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50]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1931～ ），苏联政治家，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0～1991年间出任唯一一任苏联总统，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91年独联体成立后被迫辞职，苏联正式解体。
[51] 威廉·杰斐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46～ ），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第42任美国总统（1993～2001），是历史上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的当选时第三年轻的总统，执政期间的美国是史上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期。
[52] 此处当为小布什，亦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 ），美国第43任（2001～2008）总统，其父是美国第41任总统（1989～1993），弟弟杰布·布什也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小布什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
[53]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1954～ ），美国政治家、前美国国务卿，是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洲裔美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国务卿（第一位是奥尔布赖特）；在小布什两个任期内先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其主张以军事手段解决对外关系，与拉姆斯菲尔德等官员属于“鹰派”。
[54]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补充条款，1997年年底在日本京都制定，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11年年底，加拿大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签署但随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
[55]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成立于2002年，旨在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到2010年已有114个国家加入，另有37国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美国未加入该规约。
[56] 《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1950年10月生效的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国际系列公约之总称；中国于1956年加入此公约。
[57] 让-大卫·莱维特（Jean-David Levitte，1946～ ），法国外交官，曾经担任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和前总统萨科齐的外交事务首席顾问、法国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大使等要职。
[58] 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1955～ ），法国政治家，第23任总统，拥有匈牙利、希腊和犹太血统，曾任右翼“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在任期间曾先后六次访问中国；2012大选败给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成为继1981年德斯坦之后法国第五共和国第二位未能连任成功的总统。
[59] 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1941～ ），美国政治家、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部长、小布什政府的副手，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挑唆小布什为石油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60]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o Barroso，1956～ ），葡萄牙和欧盟政治家，出生于里斯本，从2004年11月起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此前他担任葡萄牙总理（2002～2004）。
[61] 阿尔弗雷多·阿斯纳尔·洛佩斯（Alfredo Aznar López，1953～ ），西班牙政治家、首相（2002～2004），2003年支持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招致2004年马德里火车站连环爆炸案，导致近200人死亡，随后的大选中人民党惨败，他失去首相职位，继任的新社会党政府立即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62] 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1939～ ），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前社会党成员，曾任法国卫生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要职。
[63] 卡尔·比尔特（Daniel Carl Bildt，1949～ ），瑞典政治家、外交官，之前曾任首相（1991～1994）和自由保守派瑞典温和联合党主席，其高祖父吉利斯·比尔特（Gillis Bildt）在19世纪末担任过首相。
[64] 解放伊拉克委员会 （The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Iraq）成立于伊拉克战争前的2002年年底，由美国共和党主战派发起成立，目的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当时号称“民间组织”，支持以各种方法“解放”伊拉克。
[65] 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1941～ ），美国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有鹰派“魔王”之称，曾担任五角大楼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主席，被视为小布什不挂衔的高参。
[66] 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1952～ ），美国政论家、新保守主义运动标志性政治周刊《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该刊以亲以色列和支持美伊战争的立场而闻名。
[67]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1943～ ），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领袖，终结民主党在众议院42年的统治地位，是最具权势的众议院议长之一；1995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12年参加总统竞选，中途退出。
[68] 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1959～2011？），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奠基人和最高领袖，1996～2001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穆民的长官”；他是自己所崇拜的本·拉登的女婿（本·拉登之女为奥马尔妻子之一）。2011年5月中旬，阿富汗情报官员证实奥马尔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但很快就被否认。
[69] 本·拉登（Bin Laden，又译本·拉丹，1957～2011），沙特阿拉伯人、全球恐怖组织——基地组织首领，笃信伊斯兰教逊尼派瓦哈比支派，是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和2001年“9·11”事件幕后主谋，名列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要犯；2011年5月1日，美军特种部队将其击毙，其尸体海葬于北阿拉伯海。下文的奥萨马（Osama）亦即本·拉登，其全名叫“奥萨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Osama bin Muhammad bin'Awad bin Laden）。
[70]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1957～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生于坎大哈市，普什图族人，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成为临时政府领袖；2004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在2009年成功连任。
[71] 德阳国际公司（DynCorp International）亦即“德阳集团”、“德阳公司”，又译“戴阳国际”，是美国项目管理承包和飞机维修公司，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其前身是两家成立于1946年的公司，今为美军最大的军事承包商之一，也一直是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后勤承包商。
[72] 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F.Scheuer，1952～ ），美国学者、历史学家、外交政策评论家，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官员。
[73] 持久自由军事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俗称“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实际上它是美国及其盟国自2001年起组成联军执行针对基地组织包括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系列军事行动的统称。
[74] 迪克·马蒂（Dick Marty，1945～ ），瑞士政治家、自由民主党议员、州检察官，曾担任负责欧洲调查事务的欧盟理事会代表。
[75] 巴格拉姆（Bagram）是阿富汗东部帕尔旺省一地区，距首都喀布尔北部约47公里，离中国西部边境约700公里；毗邻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巴格拉姆监狱是驻阿美军最大监狱，曾关押数千囚徒，关押对象多是阿富汗战争中反北约部队的武装人员。
[76] 关塔那摩亦即著名的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坐落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沿岸，靠近连接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向风水道；它三面临海，另一面则有重兵把守，且有仙人掌和灌木形成的天然屏障，因此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大都关押于此。
[77] 北大西洋理事会（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曾经是北约的决策机构，成立于1961年12月，主要由曾经的政府要员、将军及知名学者组成；现今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则是美国两党联合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及政府“智囊”，其成员包括前总统、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国会前任及现任议员。
[78] 此处应为约翰·惠特克·“杰克”·斯特劳（John Whitaker “Jack” Straw，1946～ ），英国工党政治家，曾担任内务大臣、外交大臣、下议院领袖兼掌玺大臣、大法官兼司法大臣。
[79] 此处应为玛格丽特·贝克特女爵士（Dame Margaret Beckett，1943～ ），英国工党政治人物，曾任英国贸易和工业大臣、英国下议院领袖和环境大臣、英国首位女性外交大臣，曾短期担任工党主席（1994）。
[80] 亦即大卫·米利班德（David Wright Miliband，1965～ ），执政工党冉冉升起的明星，英国现任（至2010年前后）、也是数十年来英国最年轻（史上第二年轻）的外交大臣。
[81] 香农机场位于爱尔兰香农（Shannon）河右岸、利默里克市西20公里，是欧洲西北通往北美洲航空线的中途站。
[82] 汉斯·约兰·佩尔松（Göran Persson，1949～ ），瑞典政治家、前首相（1996～2006）、社会民主党主席。
[83] 阿维亚诺（Aviano）是意大利北部波代诺内省一地，阿维亚诺空军基地（Aviano Air Base）也是美国空军在海外的十大军事基地之一，始建于1911年，现驻扎有美国空军第31战斗机联队，隶属美国驻欧洲空军。
[84] 拉姆施泰因（Ramstein）位于德国西南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所在同盟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在德国的军事基地（驻扎第86空中运输联队）以及美国驻欧洲空军总部，也是北约在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
[85] 斯塔里基库提（Stare Kiejkuty）是位于波兰首都华沙100英里以北的一处村庄，此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以严密审问基地组织高级嫌犯之地。
[86]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selski，1923～2014），波兰政治和军事人物、前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原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是整个80年代波兰的领导者，1990年被解除总统职务。
[87] 特拉扬·伯塞斯库（Traian Bàsescu，1951～ ），罗马尼亚前总统（2004～2014）。
[88] 康斯坦察（Constanza），位于罗马尼亚东南沿海，是该国最大也是黑海西岸最大港口。
[89] 图兹拉州（Tuzla Canton），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北部，是波黑联邦十个行政区之一，首府图兹拉；该州面积为2600余平方公里，这里有波黑保存最完好的建于1333年的中世纪城堡。
[90] 因斯里克（Incirlik）位于土耳其南部，距离地中海仅56公里，是阿达纳省一地，此处是北约及美国的大型空军基地。
[91] 科索沃（Kosovo）今为科索沃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2008年宣布独立，原为塞尔维亚的自治省，东、北面为塞尔维亚，南临马其顿，西南为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最大城市为首都普里什蒂纳。
[92] 奥托·希利（Otto Georg Schily，1932～ ），德国政治家（社民党）、前总理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内政部部长（1998～2005）。
[93] 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1956～ ），德国政治家，曾担任外交部部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的重要人物。
[94] 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1948～ ），德国政治家、绿党领袖，前总理施罗德的副手兼外交部部长，他曾经说：“中东欧国家入盟不仅是德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同时也是欧盟肩负的道德义务。”
[95]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1942～ ），德国政治家、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内重要人物，现任财政部部长（2009～ ）。
[96] 亨里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著名戏剧家、诗人，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有《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彼尔·金特》等；下文中的博尼克（Bernick）、勃拉克（Brack），皆为易卜生作品里的反面人物形象，其中博尼克出自戏剧《社会之柱》。
[97]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1942～ ），生于希腊雅典，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批评家，多次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百位思想家”之一，著作包括《天堂与权力》（陈小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危险的国家》《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美国缔造的世界》等。
[98] 拉博埃西（Etienn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大法官、法国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也是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的友人及“倾诉对象”，蒙田的《随笔集》也为此而诞生。著述包括《论自愿的奴役》（遗著），《反暴君论》是反暴君派政治思想的经典文献。
[99]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0～ ），法国作家、思想家、媒介学家、前政府官员，思想激进，年轻时在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1967年被捕，受到拷问，被认为可能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勾连，在被关押4年后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1973年回到法国并且先后出任各种要职。
[100] 爱德华·希思爵士（Sir Edward Heath，1916～2005），英国军人和政治家、保守党党魁（1965～1975）、首相（1970～1974），早在1938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时任大学保守党协会联盟主席，其间极力反对保守党首相张伯伦所奉行的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
[101]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Jr.，又称吉米·卡特，1924～ ），美国的第39任总统（1977～1981），曾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年代表民主党当选总统。任内推行能源保护政策；积极调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包括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02] 威世信用卡（VISA，又译为维萨、维信）是美国知名信用卡品牌，最早在1976年发行。
[103]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出生于俄罗斯的法国哲学家、外交家，提出“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其经典名著《黑格尔导读》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甚巨却鲜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