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段时间，安德鲁·莫劳夫奇克[10]的《欧洲的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11]到马斯特里赫特》（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1998）起到表率作用，受到广泛推崇，被誉为自米尔沃德以来主要的综合研究成果。莫劳夫奇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欧盟项目主任，其妻安妮-玛丽·斯劳特[12]在这座大学写下了关于她本人的展望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莫劳夫奇克当下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美国权威，是《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和《展望》（Prospect）专页中关于欧盟事务的精力充沛的评论员。其著作的理论背景基于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基欧汉[13]——在哈佛，莫劳夫奇克当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以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观念，它可理解为一整套为国与国的关系确定期望和行为的共同范围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基欧汉的主要著作《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1984）所提出的特别的问题是，一旦对战后的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北约——负责（他在70年代早期这么认为）的美国的至高地位消失，那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在怎样水准上保持下去。
这种观念所针对的对象是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该学派源自汉斯·摩根索，[14]坚持认为在世界政治的竞技场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难以消除的冲突性。基欧汉则认为，这种观点并没有阐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后经合组织主要国家之间实用主义和谐的程度。然而，新功能主义理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用基欧汉的话来说，它对共同理想以及经济联系的强调是“在权力和冲突方面是幼稚的”。[4]与此相反，他提出综合现实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这一综合将超过原有的二者，方法是创造一种可以说是与坚定的理性选择[15]及博弈论进行国际合作的柔弱易受影响的局面。
10年后，莫劳夫奇克开始把这一思路运用到欧共体研究之上。然而，这一领域知识力量的平衡——至少在北美——全然不同于基欧汉所看到的状况。在此，正是哈斯及其弟子们所发展的新功能主义拥有最大影响力，这种方法强调欧洲一体化的特性，将其视为一个基于功能性经济的相互依赖，但受联邦主义的政治理想驱动的过程。对新功能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逐渐导致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特结构的联合体，用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战后国与国之间安排的方式，削弱了国家主权。
莫劳夫奇克1993年的宣言《欧共体的偏好和权力：自由政府间主义者之方式》则直接以这种架构为目标。[5]他指出，理解一体化过程的正确的出发点并非欧盟特有的东西，而是欧盟内平常的东西。应当认为欧共体是国际合作常见模式的另一变体，除了国际机制理论提供的手段外不需要其他分析工具来精确刻画它。在分析过程中，首要看重的方面并非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的作用，亦非卢森堡的法院，更不是斯特拉斯堡的议会，而是各成员国政府间传统的商讨，其主要协议确定了欧洲合作的条件以及各种限制。标准的国际机制理论所需要的主要改进仅仅是把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纳入这种理论之中。莫劳夫奇克指出：“政府基于效用函数评估可选择的行动进程”，“政府的形成是对来自国内社会集团的多变的压力作出的反应，集团的偏好则是通过政治制度而得以凝聚起来”。
因而，看待欧洲一体化的正确方法应当是以之为“自由政府间主义”之范式——自由是因为它认为个人和自愿组织在政治活动中充当基本的行动者，并假设日益增加的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通将会大大促进“互惠互利的市场自由化和政策协调”。[6]这是一种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质上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步骤外推至生活的其他方面——所支配的方法，让国家行为效仿企业行为。莫劳夫奇克强调：“作为达成重大决策的机构，欧共体的本质仍是其减少交易成本的职能。”[7]的确如此，这是一种与往常不同，使各国政府参与主权要素的集合与分配的国际机制。但是，各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而为“是因为对未来一系列被认为由可选择的制度设计必然产生的重大决策的成本效益之分析”，[8]这种设计导致各国政府倾向于让欧盟独有的措施来实现效益增进。既然各国作出了理性选择，那么，它们必然很少会出错。为了利益进行谈判的国家总是毫不动摇地操控结果。“意料之外的结果和误判”至多——莫劳夫奇克如此认为——“在边缘领域发挥作用，正如它们在社会生活中一直以来的状况”。[9]
《欧洲的选择》（The Choice for Europe）试图通过把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看作各政府间五次“重大谈判”的流程，来阐明这种设想。莫劳夫奇克详细地讲述了每一次谈判：50年代的《罗马条约》，60年代《共同农业政策》和卢森堡妥协的形成，70年代的欧洲货币体系，80年代的《单一欧洲法案》，以及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论点是坚决的。莫劳夫奇克称，欧洲一体化进程绝没有受地缘政治考量——法国需要牵制德国，德国需要恢复声望——驱使，也没有受联邦理想主义——莫内的超国家主义梦想——驱使，抑或受社会福利方面的考虑——如米尔沃德竭力主张的那样，这令人遗憾地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刻地把握美国的社会科学——驱使。[10]而自始至终，建立今日联盟的主要动机正是签约各方的商业利益，各方理性打算的结果就是建立了“战后最成功的国际机制”。
该论点有大量难懂的文献详加说明，其中，多数文献内容围绕着法德关系，并且对英国表示钦佩。戴高乐被披露为只不过是个代表法国农民的不诚实的说客。而麦克米伦则被吹捧成未卜先知的政治家，他（不成功地）争取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努力是“领导层非同一般的举动”。[11]事实上，从一开始在墨西拿关于共同市场的首轮讨论起，“英国外交就很有远见，也颇有效率，他们消息灵通——几乎就是理想的理性行动者”。[12]然而，莫劳夫奇克的叙述暗示，在接连谈判的总体资产负债表中，正是德国在打造一体化进程中参与得最多。从《罗马条约》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可以逐步地推断出的结论是，波恩总体上要比巴黎更有塑造力。在这一叙述中，意大利的作用被无视了。事实上，这个叙述并没有错误。莫劳夫奇克使我们确信，政府不仅仅预计到了其决策的当前结果，而且“他们也从没有看错未来变化的方向”。[13]
尽管有历史学家们的诸多反对，《欧洲的选择》纯粹的厚度和自信使它成为持类似观点的政治学家支配的领域的重要参照。然而，相当明显的是，该著作并未达到其目标。因为从一开始，莫劳夫奇克的说明就未能解释为何在西欧的战争之后，在不建立任何超国家制度联合体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传统类型的自由贸易协议不能够实现如机制理论阐明的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一般性目标。为什么欧共体没有更像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组织？[16]从一个“自由政府间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在《罗马条约》中被奉为神圣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及欧洲法院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是50年代中期的六国政府如此谨慎和冷静地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不必要的烦心之事！
当然，这种观点所置之不理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欧洲共同体的制度起源是有意在动态的和未确定的方面设定的——亦即，不像国际协议的其他形式，鉴于终极目标的确切形态没有具体说明，制度起源被视为一种跳板。在那使得欧洲怀疑论者自那时起始终忧心忡忡的著名方案中，《罗马条约》开头的表述包括“欧洲各民族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盟”。正是这种目的论之愿景将欧洲一体化与普通的国际协议区分开来。第一个煤钢共同体以及随后的共同市场没有以稳定的平衡为目标。相反，它们启动了一个不稳定的过程，有可能面向一种长远的目标。若无让·莫内及其同时代人的联邦主义——不是政府间主义——的构想的塑造作用，这种结构是无法想象的。若无从一开始就植入欧共体的以不稳定为目标的驱动力，欧共体的历史是难以理解的。
那么，随后进程中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呢？理性选择的论调常常是空洞的，因为任何决定——不管看上去是多么离经叛道，比如，极限情况下，像琼斯镇[17]事件本身那样的离奇之事——都可以从某些假定的偏好结构中识读出。在《欧洲的选择》中，选择的相关参数足够明确：商业利益。问题是，它们说明的模式是否与现实世界相匹配。文本本身的神经性痉挛暗示了答案。因为它坚定地认为，共同体历史上的每一份重要的协议首先都是由——大都是部门层面的——经济利益来决定的，这种坚持与不断出现的提及相反证据的保留条款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发挥着更好地将前者像许多残渣一样逐出人们视野的作用。
这种认同、否定在书中重复出现。它们总是出现在每一重要时刻：《罗马条约》、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加入、《单一欧洲法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罗马条约》：“地缘政治观念以及外部安全事务并非完全不重要。”麦克米伦争取加入：“我们总归不能把作为动机的地缘政治的声望排除在外。”德国对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的申请的反应是：“我不彻底排除地缘政治的动机。”关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创立：“此并不会将欧洲象征主义和地缘政治的观点完全贬低至无关紧要之程度。”关于《单一欧洲法案》：“我们不应完全排除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关于德国人支持货币联盟：“国内的考虑和分歧使我们避免完全否定联邦主义的思想。”关于法国人寻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我们完全不能否定意识形态方面的解读。”关于四十年来的一体化：“我们不应当完全忽视地缘政治的利益和思想。”关于欧共体在各工业国之间的总体关系的方面典型特征：“尽管我们可以否定地缘政治环境是偏好的源头，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观念思想的作用。然而，直到这些思想被清楚地估算［原文］和更清晰地理论化时，关于思想重要性的申明才不只是推测。”[14]在它们之后从未伴随着对所指对象的严肃的探究或反思。被暂时承认而又实际上被删除的因素总是要么是地缘政治的，要么是意识形态的。它们的不断反复所表明的仅仅是证据不能深入至修饰理论框架的程度。而一旦线头被抽出来，裂缝和洞眼随即出现。
在所有的这些内容中，最大的裂缝是莫劳夫奇克对戴高乐在欧共体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态度。他认为这位将军在60年代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是“渺小，不是伟大”——本质上来说，此举与关上大门防止来自华盛顿的特洛伊木马[18]进入毫无关系，而只不过是想抬高法国小麦的价格罢了。历史学家对文献的选择性使用、不严谨的引用和强行提出产生这一结果的证据的做法毫不尊重。[15]然而，在这种为了扭曲一个众所周知相当冷酷的特殊行动者的意图以符合预先想好的模式的对记载的变形之外，存在着作为《欧洲的选择》基础的大前提：认为政治上的误判和出人意料的结果通常被限制在——如莫劳夫奇克所指出的——“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
一种不那么奇怪的观点可能是，历史的绝大部分是一张出人意料的结果构成的网。上世纪两次重大事件亦即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最引人瞩目的记录在案的例证。而相比之下，创立欧洲共同体的设想则主要出自避免重复旧世界的这两场战争灾难之目标。然而，这一庞大的结构完全史无前例，其设计师从未达成一致，方案更为复杂，进程延长到远超任何一届政府的持续时间。它怎么可能不是一片充满误判的雷区呢？
最近的这些失误之一是撒切尔和德洛尔对《单一欧洲法案》所抱的希望——完全相反，但是同样失望：前者愤怒无比，因为它为单一货币铺平了道路；后者则感到难堪，因为它证明更加社会化的市场是没有出路的。还有科尔和密特朗的信念：货币联盟可以加快经济增长，并且缓和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莫劳夫奇克一写到马斯特里赫特就发起脾气，以至于写下“尚不清楚经济效益是否确实超过了任何单一国家的成本，以及各国政府之期待是否可以完全相容”。[16]上述这些足以体现利害关系各方的可靠的合理性和预见性。至于德国力推的用以约束那些不大受到控制的邻国的《稳定条约》，它却是如此快地反作用于联邦共和国，以至于柏林成为违反该条约的头几个政府之一。自1950年宣布舒曼计划以来，这类反终极性[19]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反复出现。
看不见上述这些状况不只是因为理性选择这种教条主义，而且还因为《欧洲的选择》不知为何无关政治的性质，它的大部分内容读起来就像是对布鲁塞尔委员会和官员的技术统治言论加以扩充的补充性理论报道。当然，莫劳夫奇克本人决非与政治无关——很难猜想存在一个更加主流的新民主党人。[20]他明显厌恶戴高乐，不仅认为这个人物与他的理论主张明确相违背，而且认为这个统治者的追求法国独立而无视大西洋的团结的“不连贯”的外交政策注定会失败。然而，这种传统的美国式的对威胁美国者的厌恶没有促使他认真分析当时法国及其他任何国家内不同力量的平衡。依莫劳夫奇克之见，影响政府政策的国内利益团体只不过是不同生产者的游说团罢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试图重建或甚至是高度依赖于当时的政党体制及意识形态面貌。其成果有多么缺少政治学成分可以从他对撒切尔政权的描述中看出——这只是诸例之一，他称之为“中间派联盟”，[17]这种说法会被撒切尔认为是诽谤，她的对手则会认为滑稽可笑。
医治这种病症的最好良药取自另一位更年轻的美国人、来自俄勒冈大学的克雷格·帕森斯（Craig Parsons）。在《关于欧洲的某种思想》（A Certain Idea of Europe）中，这位年轻的学者十分精妙地分析了法国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展现了在塑造欧洲期间法国事实上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与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作用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精英们为了避免重复一战后他们的失败，当时面临着——帕森斯主张——三种选择：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以及在超国家的共同体之内直接的法德一体化。每一种选择都深受一套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分左派和右派的独特思想的影响，而且都制定了决策议程。“共同体”式的方法战胜了联邦式抑或传统式的行动方案，这不能归因于来自国内工业及农业游说集团的压力。这不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历史上思想之争”的结果。[18]
然而，即便一个接一个的领导人——舒曼，摩勒，吉斯卡尔，最后是密特朗——有足够的（虽然几乎总是短暂的）政治上的回旋余地以在不存在对一体化的有组织的要求的情况下推动一体化，他们也同样没有从中获得益处。在与欧洲事务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内纷争中，这些人是因为别的原因获选成功，而且也因为别的原因丢掉了政权。事实上，每一个促成在走向欧洲统一的过程中的重大进展的政党皆在投票选举中遭受惩罚，不是因此受罚而是在此之后：煤钢共同体（1951）之后的“人民共和运动”（MRP），《罗马条约》（1958）之后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欧洲货币体系（1981）之后的“法国民主联盟”（UDF），《单一欧洲法案》（1986）以及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之后的社会党（PS）。但每次一旦向前迈进，前进的步伐就成为对随后的领导人的体制上的约束，他们本来是持反对意见的，不过执政后就转而给予支持——1958年的戴高乐、1983年的密特朗、1986年的希拉克、1993年的巴拉迪尔及1995年再次当选的希拉克。这种“转换机制”已是既成事实，而试图反转这一机制的代价并非溢出效应，[21]而是棘轮效应。[22]
在极为坚定地还原政治理念在欧洲一体化中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帕森斯还小心翼翼地避免去夸大作为一体化加速器的联邦主义的成就。他指出，若无历任法国领导人对共同体的奉献，“今日之欧洲看起来会很像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其他地区”。然而联邦主义也不能完全代表政治理念，因为尽管联邦主义方案在好几个关键阶段获得了成功，但这些方案总是不得不与其他可选择的计划——联盟式的以及传统式的计划——竞争，它们使联邦主义方案的进展放缓或者限制住它，使联盟成为一种在三者之间摇摆的产物。[19]《关于欧洲的某种思想》冷静地把莫劳夫奇克的构架视为“将缺乏证据之论置于几乎不曾被验证的理论体系之中”，同时摈弃所有类似的傲慢，表明不受理性选择之狂热影响的明晰的政治学能够取得何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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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的历史学家约翰·吉林汉姆[23]的著作具有完全不同的灵感，他的《欧洲一体化，1950～2003》（European Integration 1950～2003）首次真实地描述了从舒曼时期到施罗德时期的统一历程。其精彩的描述如同一道极光照亮该研究领域那通常是铅灰色的天空。吉林汉姆决心“抛开官方语言”——他称之为“布鲁塞尔—沃拉普克语”[24]——“尽一切可能不采用这种语言，而是使用标准的术语和共同的度量制，以便使思想、事件和个人去神秘化”，[20]他始终如一地以其生动、简洁——有时甚至他自己也注意到，过于直白——的语言描述了广阔的区域内欧洲统一的复杂故事。该记述所囊括的领域甚广，从对基本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分析，到政治手段的变动以及外交协议的令人称奇之事，再到对各类人物的讽刺性描绘，其间始终对各种观念——既有那些在历史上推动主要行动者的理念，亦有那些他们拥有的后来得到发展的思想——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其涵盖范围并非局限于几个主要国家，而几乎是整个欧陆。
主导吉林汉姆的叙述的思想信念来自哈耶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来自秩序自由主义者的弗赖堡学派，其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和威廉·勒普克皆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顾问。政治上而言，这是一种属于坚定的右翼的传统，吉林汉姆以绚烂的言辞，毫不掩饰他对左翼的一切充满敌意。但作为认知共同体历史的一种范式，较之充当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正如吉林汉姆所指出的那样，该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体系原本就是不稳定的——一种信息总是不完备的发现的动态过程——而非一整套趋向平衡的效用函数。毫无疑问，意料之外或讽刺性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依照哈耶克之视角看欧洲统一的历史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对吉林汉姆而言，一体化的两个相反模式自一开始就同时存在。其中的消极模式消除了共同体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所有障碍，从而将经济生活的统一交由市场自然而然的运作来实现，依哈耶克之言，此为一种“自发秩序”。而一体化的积极模式则是尝试通过国家干预，精心策划一整套统一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4个世纪以来，国家层面上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治理结合资本控制、固定的汇率以及广泛的福利制度，代表着一种几乎遍及西方的“嵌入式自由主义”。[25] [21]换到欧洲层面上，其结果是积极和消极两种模式的不稳定的综合体，在如此一体化进程中，前者的支持者一开始就占据——尽管不是绝对的自主权——上风。从莫内1950年的煤钢共同体的规划到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早期哈尔斯坦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头几年，社会化的欧洲的设计者们期望按照法国的代表性的规划和德国官僚的法治主义的精神塑造欧洲，他们占有先机，直到哈尔斯坦1965年因做得过头而失败，导致戴高乐将法国撤出理事会，进而突然终止了进一步的超国家方案。
然而，如果这种空位危机导致欧共体“锡利亚主义的莫内主义”的结束，那么，一种更为重大的改变在合适的时候打破了各种力量的平衡，从而使一体化的积极模式转化到消极模式。这就是在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在整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体制变化”。此处“体制变化”之表述——吉林汉姆认为并非颠覆国外政府的委婉表述，而是一个出自研究现代意大利的美国史学家道格拉斯·福塞斯（Douglas Forsyth）和住在挪威的荷兰政治学家托恩·诺特曼（Ton Notermans）[22]的作品的概念——意味着影响所有国家政府（不论它们是何种性质）的一整套系统性的政策限制。正如经济衰退年代严重的通货紧缩在一段时间内实施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新体制，70年代爆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将确立出于货币稳定需求的另一种全新体制。
随之而来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没落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复兴。在新体制之下，市场不受国家干预，资本恢复了国际流通性。社会支出被削减，工会被削弱，社团主义的做法被抛弃。这种巨变并非即刻——70年代是徒劳地尝试与社团主义活动和解的时期——或者不自觉地发生的。达成国际共识需要强有力的观念和政治意愿。在英国，这些归功于撒切尔的治理，她受到哈耶克以及其他批评之前的秩序的学者们观点的启发和影响。80年代中期，在扫除了早就应当去除的共同体内单一市场的阻碍之后，欧洲一体化的条件终于成熟，从而驶入正确的轨道。由伦敦的外交人员制定的一揽子《单一欧洲法案》全面撤销管制规定“说到底……是撒切尔夫人的孩子”。[23]作为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一体化的消极模式最终获得主导地位。
然而，它的成功也将是有限的。在担任委员会主席之时，德洛尔不遗余力地反对自由化，甚至当他表面上屈从于自由化之时也明确反对之，其间他将结构基金——亦即那些无必要的地区性补贴——与《单一欧洲法案》挂上钩，并且为组建货币联盟运筹帷幄。吉林汉姆对个体人物评价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他断定德洛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建构主义者”，认为他无法理解自发秩序的益处，其遗产在自发秩序起作用的情况下多半是有害的；但是吉林汉姆依然认定他是“伟大之处不可否认的人物”，其“非凡旺盛的精力、政治才能和思想信念”使之如同莫内那样独特。[24]最后，从《单一欧洲法案》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德洛尔通过向各国领导人施加压力，激起撒切尔的强烈反对，这也导致她最终在国内倒台。然而，他自己的社会化欧洲之梦与那位夫人关于真正的自由欧洲的梦想一样不成功。“德洛尔的经济计划付之东流。撒切尔的市场改革将会扫除掉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残余的愿望也同样落空。两位领导人最终愤怒地离开那一事务的舞台，而且他们均坚信对方是获胜方。”[25]
因此，尽管体制改变不可逆转，使欧洲一体化不仅获得新生，而且也是首次获得真实不虚的生命而非虚幻的生活面貌，不过90年代却是一个错误方案辈出以及精力大量损耗的时期。在国家层面上，随着私有化在各国的进行，存在着受人欢迎的进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的公共部门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缩减。事实证明福利制度变得更难驾驭，不过吉林汉姆依然可以记录下大多数国家的显著进展，他赞扬了总体上表现最佳的国家：芬兰、西班牙、爱沙尼亚。然而，在欧洲层面上，推行单一货币——毕竟，哈耶克主张相互竞争的私人事务——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而且并没有因此产生共同体范围的证券市场，这种证券市场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管怎样都需要养老基金的整体私有化。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并没有被废除，甚至东扩的历史功绩也被小气的条款所玷污，后者要求新成员国“不得不买一张全场票，只是为了看半场演出”。[26]最终结果是持续的僵局。一体化积极和消极的模式依旧在联盟内相互对峙，如同眼镜蛇和猫鼬那样。
这种令人不满的结果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工会、公共部门的雇员和左派倒退性的对自由化的反对在意料之中。但是，不管如何程度的桀骜不驯，它们皆是没有思想的群体，所以也没有前途。各国政府要为自己没有降服它们而承担主要责任。事实上，如其敌人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这些群体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然而，这种表述被高估了。总体上，比起一种有原则的信念，新自由主义更是对体制变化的务实的依附，其践行者多半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撒切尔政府公开称颂资本主义的美德，则是个例外。因此，从思想上说，既然它秘密而非公开地，更不用说充满激情地采用了“亲”市场的政策，那么“新自由主义是一件锈钝的武器”，它无法消灭由工会和阻碍旧联盟中变革的转账接受者组成的邪恶的同盟。[27]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自从撒切尔离开后，“今天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且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了，就连在保守的右派中也没有了”。[28]然而，如果不回归到古典自由主义——此为最终审判——那么联盟就会处于不和谐和衰退的危险之中。
吉林汉姆的著作由强有力的经济理论构成，但仍然与其主题保持一致，因而它本质上是一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史。就各欧洲经济体而言，权威研究来自任教于伯克利的巴里·艾肯格林。[26]在诸多方面，《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协调资本主义及未来》（2007）与吉林汉姆的著作走向相似。而在其他某些方面，它却与吉林汉姆的撰述完全相反。艾肯格林写到了西欧和东欧，但是，他的时代分期是相似的。大陆的经济史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70年代初期是分水岭：第一个阶段中，“粗放型增长”靠弥补战争期间资本的破坏和人力资源的转移状况，以及随后利用充分的（主要是美国的）技术增长和仍然储备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得以实现，目的是补偿失去的时间，达到与美国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大体相当的程度。第二个阶段中需要“集约型增长”，它要求对更快、更突然的技术创新形式进行更为大胆的投资。艾肯格林的著作讲述了欧洲在前一阶段繁荣昌盛而在后一阶段跌跌撞撞的道路。
艾肯格林强调，使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成功成为可能的因素是一整套制度层面的规划，包括合作的工会、负责任的雇主协会、给工业的长期银行贷款等，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积极管理经济增长之需的政府，在有些情况下要以指示性计划管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协调资本主义”是当时值得称道的模式。但是，粗放型增长模式达到极限后，它就会束缚欧洲适应集约型增长需求之能力。新时期的环境要求较低的税率、较低程度的就业保障、更大的收入差别、更高程度的普通教育和研发水平，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方面？——为各类创新性启动项目所提供的更多的风险资本，为此应当从时刻准备一搏的金融市场里而非从墨守成规的银行中获取这种资本。欧洲人对这些变化的抵制源于对过去的依恋，此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45～1973年和1973～2000年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半数以上。
至于造成粗放型增长结束的危机之初，尽管其中有工业上的急起直追已完成和农村劳动力用尽的因素，但艾肯格林还是重点强调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欧洲劳动力限制的瓦解，因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失业的新一代工人引发了工资暴涨，而工资暴涨导致了十年的通货膨胀。然而，作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这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没有类似的工会好战精神的情况下，增长放缓在美国也出现了。在其他地方，这种划时代的改变归因于间断性的技术革新和金融全球化等因素之影响。不过这些因素本身与类似于吉林汉姆所言的体制变化绝无因果联系，它们只是描述而非历史性的原因阐释。[29]
毫无疑问，政治上而言，艾肯格林的研究显示出他对欧洲整体上关爱有加。他的思想——在《资本全球化》（Globalizing Capital，1996）一书中体现得更为清晰——与波兰尼[27]而非哈耶克一致。这位匈牙利人几乎在各个方面均与这名奥地利人针锋相对，这种未公开的差异在《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一书里一目了然。战后协议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在吉林汉姆看来至多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现今它充满了尚未暴露的缺陷，成为协调资本主义中成效显著且想象力丰富的——非自发的——秩序，艾肯格林对它只有称赞。这位学者对它所代表之物的尊重延续至结尾。欧洲最近的生产力水平记录显示并不比美国的差；如果美国人获益更多，那么欧洲人未必情况更坏，因为他们获取了更多的闲暇和安全，身边有更少的贫穷和犯罪。欧盟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过，欧盟的一些国家难道不是正在遵从这种模式的引领而前行吗？艾肯格林的言下之意是，荷兰和爱尔兰多少已步入正轨，它们实行财政自律、适度的工资和高新技术投资相结合的新社团主义。也许在欧洲资本主义毕竟不必宣布与协调的旧习惯决裂，只不过要丢弃一套习惯而采用另一套而已。
然而，这种言下之意是无精打采的——它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地回顾过去而非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不仅在小的国家如荷兰或者爱尔兰，外部脆弱性总是有利于在他处不太容易获得的集体团结。而同样重要的是，艾肯格林在各事例中所筛选出的那些小国获得成功的关键皆为工资限额政策，而且他为欧洲搭上集约型经济增长快车所作的一般性的指导也同样是这种限额政策。劳动者必须满足于更少但更固定的收入、更高程度的工资分化以及更低程度的就业保障。[30]换言之，就是一种恰恰在吉林汉姆赋予该词的讽刺性贬义层面上的标准新自由主义一揽子计划。
艾肯格林在《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问题，欧盟在不效仿英国式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情况下是否无法采取英国式的金融市场模式——如同当今它多少正在做的那样。他指出，那要取决于以后几十年里的进一步的技术革新是渐进式的还是激进式的。若是前者，欧洲模式将有机会得到重塑；若是后者，国际竞争将有可能促成彻头彻尾的美国模式。形式上而言，这一判断悬而未决。然而本质上而言，何种前景存在于这一论点的逻辑里是毫无疑问的。更早的时候，艾肯格林就已经清楚指出，必须进行欧洲模式的“全面”改革；他详细解释，欧盟东扩给欧盟提供了一片可以与美国的南方相媲美的自由招聘员工的东部——很明显，能产生比瓦森纳或都柏林的目光狭隘的协议[28]所能带来的更为广泛的潜在动态效应。因此，他也承认，技术革新可能将继续涉及激进、间断性的而非徐缓、渐进式的变化。[31]虽然没有明说，只有一种合理的结果是必然的：旧世界最终有可能被按照新世界的模式塑造出来。
有关联盟的文献中，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仅仅是一步之遥——只不过是在伯克利穿过大厅，来到尼尔·弗雷格斯坦[29]的办公室，他写了最雄心勃勃的研究欧洲一体化社会基础的著作，其书名《欧洲冲突》（Euroclash）具有误导性。[32]弗雷格斯坦批评许多关于欧盟的讨论过度关注国家，他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现实，即“欧洲社会的创建”。这不同于像戈兰·瑟伯恩[30]以及哈特穆特·凯博[31]这类学者们所研究的对象，他们所探寻的是自从战争以来大陆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变化。[33]通过大量精心汇集的统计学证据，弗雷格斯坦的目的是要阐明更为具体的新兴事物的出现，亦即由欧洲一体化所产生的并且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交互作用之领域。这些社会交互作用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呢？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市场：不断增加的欧洲内部贸易之日常业务以及日益增加的欧洲内部的合并和收购通过布鲁塞尔的指示得以实现，并受这些指示管理，各种商业利益团体聚集在布鲁塞尔，敦促处理它们的官司和关注的事务，这些内容同样也在增加。弗雷格斯坦写道：“这些数字讲述了一个”关于“贸易往来、提出诉讼、制定法律以及游说活动”——亦即“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性指标”——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引人入胜的故事”。[34]欧洲境内旅游业稳步增长，到1997年，欧盟东扩前总人口的1/4在过去一年里去过其他国家。欧洲范围内的公民团体——专业的、科学的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成倍增加。在文化方面，每三个西欧人中就有两个能说第二种语言；超过百万名学生在国外读过书；高等教育的学位渐趋协调。
然而，虽然与组成欧盟的各个特定的国家共同体迥异的真正的欧洲社会已经得以具体化，但它未被欧盟内全体居民所平等地享有。那些从一体化中物质上获利最大的人、那些经常跨国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以及那些对欧洲人这一共同性身份有着最强烈认同感的人，形成了上流社会的少数派，他们来自商界、政府、高收入的职业和高校。更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与本地之外的生活仅仅有断断续续的联系，而最下层阶级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因为这些阶层最可能面临经济一体化的代价——无论是多么临时的代价——所以他们是一体化潜在的反对者。不可否认，欧洲至今为止一直是——至少在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阶级工程”。因此，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之中可能爆发有关它的利益冲突。[35]
尽管弗雷格斯坦在其著作的标题里打出了“冲突”旗号，但在书中，冲突的概念纯粹是虚拟的，全书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出现冲突的字眼。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因为下层阶级缺乏任何超国家身份的认同感，他们不属于作为弗雷格斯坦著述的重点的欧洲社会，所以，这一阶层存在于该书的框架之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因为在那一社会内部，存在着正在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它凌驾于任何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之上。构成这一力量的上流阶层不仅由往往自私地执著于自身好运的富人组成，而且还包括一个不那么利己的群体，后者受理想所激励——他们是一群受到教育的人。弗雷格斯坦指出，这些人是“欧盟真正的道德发动机”，因为“实质上，知识人士支持这一欧洲工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尊奉的欧洲价值观同启蒙价值观是完全相同的，而后者是两百年来接受教育者的一种标识。的确，若言欧洲代表着什么，那就是有关民主、法治、尊重他人的差异性以及理性交流和科学诸原则的启蒙工程的完成”。[36]有了与这些一样令人信服的道德准则，欧盟为何要害怕在关于相对优势的普通问题上产生分歧呢？由于高等教育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出国学习，转型经济中“最好的新型职业”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服务行业如银行、不动产和保险业”以及要求更高技能、支付更高报酬的计算机编程行业之中。可以预见的社会学变化本身应创造出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它将更加均衡地浸染着启蒙运动的价值观。
弗雷格斯坦对欧盟富有远见的成就如此热情，以至于他的著作应该更加恰当地更名为《欧洲冲刺》。如同他所详细记述的那样，他对“所发生之事的不可思议”多次“大感惊讶”。在一页又一页中，“非同凡响的”这一形容词如强制性出现的副句一般回响。[37]然而，词藻中的必胜信念与阐释的连贯性并不匹配。一方面，“只有少数人每天与其他欧洲人有密切来往”，“仅仅有极小一部分人与其他欧洲人直接来往”，而“绝大部分欧洲人依旧与本国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在欧洲，与其他国家人民保持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的人数占欧盟居民的10%到15%——亦即不少于3800万人到5600万人，或者说其上限超过英国或意大利的总人口，且接近法国的总人口。至于那些“不完全是欧洲人”的人，占欧盟人口的40%到50%——接近2亿人。[38]这些数字的不可思议性源自定义的改变。一个新兴的“欧洲社会”是按照现实社会交互作用的强度来估算的，其衡量是客观的，而这些夸大了的百分比仅仅来自询问人们是否感觉自己是欧洲人的民意调查。不言而喻，这两种方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现实与弗雷格斯坦的第一种描写相符，与第二种描写不相符。每天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密切交往的人只是欧盟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而自东扩以来，这很少的一部分也在减少。声称这部分人构成一个“社会”，就好似他们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体，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比喻，而并非真相。
《欧洲冲突》的面貌显示，甚至这小部分人也几乎对它的存在没有太多的自觉。美国在该研究领域的主宰地位再生动不过地表现出来。在一份大约260条的参考书目中，只有一本书用法语撰写，一本书用德语著述。即便加上用英语写作的欧洲人——绝大多数作者来自最接近美国文化的地区：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英语圈以外的作者大致是总数的1/7。文章主体部分所有关于欧盟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均为美国学者所著。将此原因归结为狭隘主义是错误的。弗雷格斯坦利用了一切来自欧洲大陆的对他的研究至关重要的调研结果。然而在这一领域，就像在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欧洲人充当的是小工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始终被用于进行高于它们本身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