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2]

我这里要提出的劳动和工作的区分是不常见的。实际上支持它们二者区分的现象证据太过明显，以至于竟常常被忽略了。而历史上无论前现代的政治思想传统，还是现代汗牛充栋的劳动理论，都对此没有提过只言片语，即使有少数零星的论述，其作者也没有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与这种历史证据的缺乏相反，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清晰和顽固的证据保留在语言中，那就是，在古代和现代的每一种欧洲语言中，都包含着两个在词源上无关联的词，而我们却不得不把这两个词理解为同一种活动，并一直把它们保留在表面上同义的用法中。^[3]

洛克在工作的双手和劳动的身体之间所作的区分，稍稍让我们回想起古希腊在工匠(cheirotechnēs，相应于德语的Handwerker)和那些像“奴隶和驯畜一样用他们的身体供应生活必需品”^[4]的人之间所作的区分，后者在希腊习语中是tō sōmati ergazesthai，即用他们的身体工作的人[甚至在这里，劳动和工作已经看作同义词，因为用的词不是ponein(劳动)而是ergazesthai(工作)]。不过有一点在语言学上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的做法，都在构成它们相应的名词形式时失效了。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古代和现代完全一致；“劳动”这个词，可以作名词用，却从来不能意指完成了的产品、劳动的成果，而始终是一个可归为动名词形式的动词化的名词；反之，“产品”一词却不变地从用于指“工作”的词中派生出来，以至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已变得有点过时的时候，依然是如此。^[5]

为何这个区分在古代一直被忽略，其意义也始终未被挖掘，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随着城邦生活越来越要求公民付出更多时间，越来越需要他们放弃所有其他活动(skholē)^*而完全投身于政治，最终劳动涵盖了一切需要辛苦付出的活动。城市国家充分发展之前的早期政治风俗，仅仅区分了奴隶和一般的工匠(dēmiourgoi)。前者是战败的敌人(dmōes或douloi)，和其他战利品一起被带到战胜者家中，作为他们的家里人(oiketai或familiares)，为他和主人的生活服役；而工匠、一般的手艺人，可以自由地离开私人领域并进入公共领域；^[6]但后来甚至改变了对这些手艺人的称呼(索伦还把他们描述为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的儿子)，称他们为贱民(banausoi)，意思是其主要兴趣在于技艺而不在于市场的人。自5世纪以后，城邦开始按照活动所投入的精力来划分职业，以致亚里士多德把农夫和雕刻家的职业看成最卑贱的，“对人体最有损害”。他拒绝承认贱民的公民身份，宁愿接受牧羊人和画家为公民，也不愿接受农民和雕刻家为公民。^[7]

我们后面将看到，除了这种对劳动的蔑视外，希腊人还有他们自己一套不信任工匠，或者说技艺人心态(mentality)的理由。尽管这种不信任只存在于特定时期内，但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包括赫西俄德的评价(据说他是赞美劳动的)^[8]，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因此，那些虽不包括在劳动范围内，但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职业，也被归入劳动之列，这解释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劳动分类和评价的多变性特征。认为古代的劳动和工作之所以受轻视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奴隶从事的看法，属于一种现代历史学家的偏见。古代人从另外的方向上思考，他们感到必须拥有奴隶，乃是因为所有服务于生存需要的职业的奴役本性。^[9]奴隶制正是从这类理由上得到了保卫和辩护。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奴役，而这种奴役内在于人类生活条件中。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奴隶的低贱是一种命运的打击和比死亡更糟的命运，因为它把人扭曲变形成近于驯畜一类。^[10]因而，奴隶身份的改变(例如被主人解放或由于普遍政治状况的变化，某些职业被提升到有公共重要性的高度)，都会自动带来奴隶“本性”上的改变。^[11]

古代，甚至近古的奴隶制度，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的手段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种把劳动排除出人类生活条件的尝试。人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动物生命共有的东西，都不被看成是属于人的。(顺便说一下，这也是希腊关于奴隶的非人本性的理论受到误解的原因。为这个理论作详细论证的亚里士多德在临终前解放了他的奴隶，但他或许并不像现代人期望的那样“言行一致”。因为他不否认奴隶作为人的能力，只是否认把人这个词用在人类物种成员身上，就后者完全服从于必然性而言。)^[12]在劳动动物(animel laborans)这个概念上使用“动物”一词——与这个词在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的概念上仍有待商榷的用法不同——是完全有理由的，劳动动物的确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一个动物物种，充其量是最高级的一种罢了。

因此，经典古代对劳动和工作之区分的忽视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私人家庭和公共政治领域的区别，作为奴隶的家里人和作为公民的家长的区别，应该隐藏在私生活中的活动和那些值得被注视、聆听和记忆的活动之间的区别，遮蔽和规定了所有其他区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划分标准：是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私人领域还是放在公共领域？激励职业的是对私人事务(cura private negotii)还是公共事务(cura reinpublicae)的关切？^[13]而伴随着政治理论的出现，哲学家们则把沉思和所有其他活动对立起来，从而抹煞了起码能对这些活动作出区分的那些差别。拜他们所赐，甚至政治活动也被归入必需性之列，自此以后必需性成了阐明积极生活内所有活动的共同标尺。我们也没有理由期望从基督教政治思想中得到什么帮助，因为基督教政治思想接受了哲学家的区分标准并使之精致化，结果，为多数人而设的宗教和仅为少数人而设的哲学，都赋予了这一标准以普遍的有效性，使之对所有人有效。

现代，颠倒了全部传统，也颠倒了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以及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传统等级；现代，把劳动赞颂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这样的现代本来不会发展出一种单独的理论，对劳动动物和技艺人，对“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作出明确区分。可是乍看之下，令人吃惊的是，在现代，我们首先发现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然后稍晚一些出现了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的区分，最后是看起来更基本，因而在重要性上超过了前两者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实际上在这三种区分当中，只有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击中了要害，因此该领域的两位伟大理论家——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把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一区分之上，并非偶然。劳动在现代得到提升的原因恰恰在于它的“生产性”，马克思看似大逆不道的观点——劳动(而非上帝)创造了人，或劳动(而非理性)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只不过是整个现代都一致同意的某种观点最连贯和最激进的表述。^[14]

此外，斯密和马克思都把非生产性劳动贬为寄生性的，认为它实质是一种劳动的扭曲形式，不能带来任何丰富世界的东西，似乎不配称为劳动，他们的看法与现代公共舆论不谋而合。斯密对“奴仆”表示轻蔑之情，说他们“像懒惰的客人……留不下任何东西来回报他们的消耗”^[15]，马克思对之同样有这样的轻蔑。然而正是这些奴仆，这些家里人(oiketai或familiares)，是为单纯生存而劳动的，人们需要他们与其说为了生产，不如说是为了无产出的消费，这正是现代以前的所有时代把劳动状况等同于奴隶制，而留给人们的印象。但消费他们的劳动所换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主人的自由，或用现代的语言说，是主人潜在的生产力。

换言之，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中包含了工作和劳动的基本区分，尽管是以略带偏见的方式。^[16]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即消耗掉了。可是这种辛苦虽徒劳，却出自一种强大的紧迫性，因为它被无与伦比的生命强力本身所驱动。西方人实际显示出来的空前生产力，不仅征服了一般而言的现代，而且特别征服了马克思，让这两者都生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就是把所有劳动都视为工作，以更适合于技艺人的方式来谈论劳动动物，并且一直希望再往前跨一步，从而彻底消除劳动和必然性。^[17]

毫无疑问，把劳动从黑暗带入公共领域，使它在那里能够被组织和被“分工”^[18]的实际历史进程，为此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不过，在这方面有一个更意味深长的，已经被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并被卡尔·马克思发现和清晰地加以表述的事实，就是劳动本身确实拥有一种它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论历史状况如何，不论它处在私人领域中还是公共领域中，也不论它的产物是多么空虚短暂。这个生产力不在于任何劳动产品，而在于人的“力量”，人的力量并没有在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耗尽，而总是带来一些“剩余”，即带来了超出他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剩余产品”。不是劳动本身，而是人类“劳动力”(Arbeitskraft)的剩余，解释了马克思引入的“劳动生产力”这一术语，正如恩格斯正确评价的，这个术语构成了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有原创性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19]与工作的生产力为人造物增添了新东西不同，劳动的生产力只是偶然地造成对象，并且主要与它自身再生产的手段有关；既然它的力量在确保了自身再生产后还没有耗尽，它就能被用于另一个生命过程的再生产，但它除了生产生命本身之外不“生产”任何东西。^[20]通过奴隶社会的暴力压迫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它就可以被导向到以一部分人的劳动满足所有人生命所需的方式。

从这种纯粹的社会观点看(这也是整个现代的观点，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最连贯最伟大的表述)，所有劳动都是“生产性的”，现代早期关于劳动的区分——一方面是留不下任何痕迹的“奴性任务”，另一方面是生产出足够持久的、可用于积累的产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如同我们前面看到的，社会的观点是一种只考虑人类生命过程的解释，在这种解释框架内，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消费对象。在一种彻底“社会化的人类”(它的唯一目标是维护生命过程，不幸的是这恰恰是指引马克思理论的乌托邦理想^[21])那里，劳动和工作的区别完全消失了；所有工作都变成了劳动，因为所有东西都不是在它们的世界性上被理解为客观对象，而是被理解为活劳动力的结果和生命过程的功能。^[22]

不论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还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的区别以及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的区别都没有什么地位，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与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性相比，它们的区别的确是次要的。每种活动都需要一定的技能，清洁烧饭跟著书造屋一样需要技能。区别并不用于指不同活动，而仅仅指每种活动之内的某个阶段或性质。通过现代劳动分工，这些区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因为在现代劳动分工中，原来指派给年轻人和缺乏经验者的任务，固定化为终生职业。但是在现代劳动分工中，每个活动都被分割得如此之细，以至于每个专门从业者只需要很少的技能，其后果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倾向于完全取消技术性劳动。结果在劳动市场上出售的不是个人技术而是“劳动力”——是每个有生命的人大致以同等数量拥有的东西。另外，既然“非技术工作”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这个区分就只对劳动活动有效，把技术与非技术用作一个主要参照框架的企图，就暗示出劳动和工作的区别已经从有利于劳动的立场出发被抛弃了。

另一个更为广泛使用的范畴——体力与脑力工作的情形却是相当不同的。这里，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联系起来的根本纽带还是劳动过程，只不过一方用脑，另一方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劳作。思考，这个据说是用脑的活动，甚至比劳动的“生产力”更低，虽然它在某些方面跟劳动一样，都是一个基本上生命不息就运动不止的活动；如果说劳动留不下任何持久的印迹，思考也留不下什么有形的东西。思考决不能靠它自身物质化为对象。任何时候脑力工作者想要表达他的思想，就必须像其他工人一样，借助手或其他体力技能。换言之，思考和工作是两种从来不同步的活动，思想家想让“世界”知道他的思想“内容”，就必须首先停止思考和回忆起他的思想，在这里，像在其他情形下一样，回忆为无形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化作永久的物质对象作了准备；它是工作过程的开始阶段，就像工匠考虑一个引导他作品的模型一样，也是工作过程的最非物质化阶段。既然工作本身总是需要某些材料和通过制作过程(即技艺人的活动)，才把材料转化为一个世界之物，那么脑力工作特有的工作性质并不比其他工作更少依赖于“我们双手的劳作”。

人们常常貌似有理地把现代的脑力和体力工作的区别联系到古代的“自由”技艺和“奴性”技艺的区别，用后者来证明前者的合理。可是，自由技艺不同于奴性技艺的标志根本不是“智力的较高程度”，也不是“自由艺术家”用脑工作和“卑贱技工”用手工作。古代的区分标准首先是政治的。与政治家的德性，即明智(prudentia)有关的职业，以及有公共效用(ad hominum utilitatem)^[23]的专门职业，如建筑、医药和农业^[24]都属于自由职业。而所有技工，不管是抄写员还是木匠都是“卑贱的”，不适合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最卑贱的是那些我们认为对生活最有用的人，例如“鱼贩、屠夫、厨师、禽贩和渔民”。^[25]但是甚至这些也还不是纯粹必要的劳动，还有第三类的卑贱职业，在其中，劳动者出卖的是痛苦和辛劳本身(有别于opus的operae，即与工作有别的纯粹活动)，“奴役的抵押品就是报酬”。^[26]

尽管体力工作和脑力工作之区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27]但作为现代的产物，它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来源，而且这两个来源都同样是现代普遍气氛的表征。首先，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每个职业都必须证明它自己对社会整体的“有用性”，同时由于社会对劳动的赞美，脑力职业的有用性就变得更加可疑，从而自然地，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工人大众中的一员。同时与这一发展看似矛盾的是，这个社会对某些“智力”活动的需要和看重又是史无前例的(在我们的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衰落后的几个世纪可与之相比)。在此，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古代史上，抄写员的“智力”服务(无论服务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需要)都是由奴隶来担任的，并被看成是奴隶性质的工作。只有随着罗马帝国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皇帝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上升，才造成了对“智力”服务的重新评价。^[28]所有工人，从最卑贱的工匠到最高尚的艺术家，都致力于为人造物品多增添一个尽可能持久的东西。就知识分子确实不像这样的“工人”而言，他更像亚当·斯密所谓的“奴仆”，虽说他的功能不是保持生命过程的完整和再生产，而是维护各种庞大官僚机器的运转，但官僚机器的运转过程就如同生物的生命过程本身一样，迅速而无情地消耗着他们的服务，吞噬着他们的产物。^[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