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汉娜·阿伦特是论开端的杰出理论家。她所有的书都是讲述不可预料的故事(无论是关于极权主义的奇特恐怖，还是革命的崭新开端)，对人类开创新事物的能力的反思充斥在她的思考中。1958年，她的《人的境况》一书的出版，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东西，四十年后，这本书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它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成功的模仿者，它的风格和手法始终是高度个人化的。虽然阿伦特从未试图招揽门徒和建立一个思想流派，她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为她的读者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新方式。她照亮被忽视的经验角落的常用方式是作出新的区分，这些区分大多是三元的，对于她的理智想象力来说，传统的两分法似乎太狭隘了。《人的境况》充满了这样的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权力、暴力和体力的区分；地球和世界的区分；财产和财富的区分，大多数区分常常是通过词源学的探索确立的，不过这些区分更倾向于以富有争议的方式挑战当代的自明之理。因为(就本书最出人意料的特色而言)她在古代希腊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确，她假定了我们可以从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经验中得到重要的教训，这个平静的假定本身是对现代进步信仰的挑战。对古希腊的持续引证让《人的境况》的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发现难以理解这本书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展现在这里的是一本漫长而复杂的书，它不遵从任何既定的模式，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但是缺乏一种清晰的论证结构，因此，导言中要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什么是阿伦特真正要做的？

本书的难点和魅力都归因于她一下子做了太多的事情。很多思想线索交缠在一起，不仅仅是初次阅读难以抓住，就是反复阅读也让人惊奇。但是有一件事显然是她没有做的，就是像传统理解的那样写一种政治哲学，即提供以哲学论证支持的政治处方。习惯于那种风格的读者，通常都靠着强调阿伦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解释，试图在《人的境况》中找到类似的东西。由于这本书带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也易于让人们相信，她打算提出一种政治行动的乌托邦，一个新雅典。这种漫画式的作法并非毫无根据，阿伦特的确倾向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从1956年短命的匈牙利革命中出现的、草根性质的公民“委员会”，到美国反越战示威游行，她都是这些突然爆发的公民活动的热情观察者。提醒我们行动能力甚至会在最不可能的形势下出现，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那么，本书不是政治哲学，而且的确本书相当大的篇幅都与它表面上的样子相反，与政治无关。对劳动和工作、对现代科学和经济增长的含义的长篇大论，都着眼于为政治打基础而非着眼于政治本身。甚至关于行动的讨论也只部分地与特定的政治行动有关。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阿伦特把《人的境况》描述为她计划中的一部更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但从未完成)的“某种绪论”。她解释说，由于“核心的政治活动是行动”，就有必要首先完成一个初步演练，目的在于阐明“行动在概念上与它通常容易混淆的其他人类活动，如劳动和工作的区别”^[1]。的确，本书最鲜明的组织原则在于它对三种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这三种活动形式对于人之境况是根本性的：劳动，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命；工作，相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动，相应于我们作为不同个体的复数性。阿伦特认为，在哲学和宗教占优势地位所塑造的理智传统中，这些活动之间的区分(和隐含在区分当中的活动等级)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这本书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现象学分析，甚至远远多于阿伦特就传统政治哲学对人类活动的错误再现所做的批判。因为所有这些考虑都产生于她对当代事件的回应。当她在序言中说，她要做的“只不过是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也表明了她所做的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的一般分析，而且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那么，是什么经验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