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 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7 万人锐减至3.5 万人左右）。b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得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 题。

第一次考察到界首镇时，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半个多世纪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湘江就在界首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作为彭老总指挥部的三官堂不大，门前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 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 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 年9 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团渡过去后，蒋介石就已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大筑碉堡，严加防守。因此，继续选择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亦步亦趋，就不能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蒋介石在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又调动30 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博古、李德选择的错误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这哪有不败之理？！刘伯承回顾这段历史，写道：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激战一个多星期。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 点。

第二，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在转移过程中拒绝接受正确建议导致的结果。蒋介石调动30 万兵力，在湘桂边境至湘江东岸对红军实行五路围堵，这虽然使红军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但也不是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有打算。蒋介石为让湘军卖命，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对蒋的嫡系中央军指挥不灵；粤、桂两军首领，深知蒋的秉性，为自身利益计，在执行蒋的“追剿”指令时，更多地是将兵力放在边境防堵。在这个地区之外的湘南，非国民党军防守重点，部署兵力较少，又没构筑堡垒，而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机，在国民党中央军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红军可组织力量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老总也提出过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红军将被迫经过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毛、彭建议都被博古、李德拒绝，继续一味西走，抢渡湘江，硬要直面去闯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不能不导致后来的败局。a

第三，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陆定一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李志民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亲历了湘江之战的危局。他们谈到当时情况说：红军从出发到遵义会议前，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是把“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唯一出路；再就是队伍在行军中的排列。他们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所有的“家当”都得带上，把丢掉辎重看作是红军耻辱，因此，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都带着。为了保住物，不惜牺牲人，把队伍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行军中，第一、第三军团两支主力，分别为左右路前卫；第八、九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这种阵势活像抬轿子。彭老总更是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大搬家”主要在中央第二纵队。这支纵队有一万多人，印刷厂、兵工厂、造币厂的机器都在这个队。有的机器要一二十人才能搬得动。兵工厂的人还要挑着枪走，一支枪8 斤重，挑10支就是80 斤。但不少同志没有枪，却不分给。担架可以随用随扎，卫生部的人却要扛着200 副空担架走。供给部和医院的挑夫担子更多，队伍拉得很长。大山炮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特别累坏人。部队一般是夜间行军，走的大多是山路、小路，又不许点灯、打火把，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b 结果，拖得中央纵队首尾远离，往往前面已经宿营，后面的还没有起床，辛苦了一夜刚刚歇下来，追堵的敌人从大路赶到，战斗部队不得不迎战。这样，护卫在前后左右的各军团被“抬轿子”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既疲惫又被动。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 大。

目前披露的党史资料表明，红军西进途中，发生过两次有利于抢渡湘江的机遇，都因为这样的缓慢行军耽误了。一是在11 月22 日红军攻克道县之后。白崇禧认为红军进入桂北势不可挡，为避免与红军激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让湘军来接防。在桂军撤走湘军未到全州之前，灌江、湘江一线敌军空虚，兴安以北120 里的湘江基本无兵防守。这等于给已钻进敌人罗网、陷入绝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如果红军能及时抓住这个空隙，改变行军路线，轻装前进，完全可以抢在湘军前到达湘江，渡过湘江。但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对桂军为求自保而撤防的变化毫无察觉，直到11 月25 日才决定向湘江进发。行军又受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驮负辎重，缓慢蠕动，错过了这一宝贵的渡江良机。二是11 月27 日晚，红一、三军团前卫师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60 里所有渡口，并在新圩、光华铺和觉山铺分别开始阻击着桂军和湘军，这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军委命令各部于30 日全部过江，如果真的都能过江，红军就能摆脱危险境地。但从11 月28 日晨至29 日晚，前卫两翼和后卫掩护打了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到30 日夜里12 点，中央纵队虽然开始过江，但红军12 个师还有8 个师未过。远的在120 多里外，近的离湘江也有40 多里。这仍然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所致。这时，敌军已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从而使最后的一次机会稍纵即逝，红军不得不付出惨重代 价。

正如陆定一所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招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 的！

湘江战役这么惨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坚持错误路线领导的错误决策，却是决定性因素。“祸兮福所倚”，经过湘江之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2014 年11 月25 日下午在纪念湘江战役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应邀作了主旨发言，讲述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我认为，湘江战役很惨烈，但它的历史意义非常巨大。择其最重要者，有这么三点：一是湘江战役充分暴露了错误路线的错误决策给红军带来的严重恶果，为中央错误领导的垮台敲响了丧钟。二是湘江战役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三是湘江战役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红军要战略转移是形势所迫，死守苏区没有出路。在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博古、李德坚持按红六军团的路线沿着湘江前进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湘江战役三个主要战场的战术指挥却又是很出色的，应当区别开来，对后者予以充分肯定。正因为如此，中央红军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最后还是突破了敌军设置的最后一道铁壁合围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血战湘江没有失败。但从博古、李德选择路线的战略决策来讲，使红军蒙受这样巨大的损失，不能不说是失败。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错误路线的破 产。

这里顺便辨析一下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让路放生”论，说红军能够突破一道道封锁线，是蒋介石给红军放了一马，留下一条生路。许多人信以为真，辗转相传。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 周年是该厘清历史是非的时候 了。

——第一，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从来没有放共产党和红军一马。若要“放马”，为什么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红军转移西进后，为什么修筑550 多座碉堡，聚集30 余万兵力，并亲自督战南昌行营，给何键亲笔信，“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在12 月1 日，湘江之战已白热化，为什么蒋介石还命令国民党各军“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显然，这是“让路放生”论无法解释 的。

——第二，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有矛盾，深知红军厉害，如果使尽全力与红军硬拼，结果两败俱伤，蒋介石“渔翁得利”。他们为自身利益和保全实力计，只要红军不在那里占他的地盘，他们当然不会为蒋介石百分之百的卖命。因此，其主要目的不是“放马”，而是自保。这怎么能本末倒置呢？事实上，红军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虽与粤军达成协议，但在前线的粤军没接到“协议”的通知前，战斗仍然是激烈的，红三军团牺牲了洪涛师长。这是长征前期中央红军牺牲的两位师长之一（另一位就是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后面将讲到）。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桂系白崇禧尽管有过不与红军硬拼的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现实，并且恰恰是在湘江战役中与桂军的战斗异常激烈，白崇禧还出动飞机使正在过江的无数红军指战员顿时倒在河中，遭受的伤亡最为惨重。这哪里是“让路放生”呢？

——第三，如果“让路放生”是主旨，怎么解释三个主要战场的拼死血战？怎么解释当时国民党追杀红军的命令是一个都不留？按照这种怪论，就只能说明红军无能，不会打仗，才招致这么惨烈的结局。这种说法只能是对牺牲的红军英烈的亵渎和污蔑，也只会消解红军长征和湘江战役的伟大意义。“让路放生”论应当休矣，姑且不去说是什么立场，至少是不尊重历史、不实事求是。决不能再让这种论调以讹传讹，继续毒化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