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7 月20 日，从靖州到达通道。没想到，一路的植被好极了。青青的山，绿绿的水，碧翠欲滴。松杉茂密，林荫蔽日，空气清新。这不就是森林公园么！我们将车窗打开得大大的，深深地吸着纯净的天然氧。进入县境，通道的县党史办姚主任迎接我 们。

在车上，姚主任向我们介绍通道历史沿革概况。他说：通道，在千年以前已设县，原名罗蒙县，后来开辟山间道路，沟通了湘桂黔，北宋时改以通道为县名，意即通往黔、桂两地的大道。它位于湖南西南边陲，为湘桂黔三省（区）六县交界之处，曾属靖州，民国废州，靖州改靖县，通道县与之平行建置。解放后，两县一度合并，通道反而“吃掉”了靖州。到60 年代初，两县分治。在通道，由于侗族人口占70%，被命名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靖州，苗族、侗族共占61%，被称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这两个县都属深山区，人口不多，20 万多一点。

根据安排，我们先参观老县城的“恭城书院”。这里是通道会议纪念馆，陈列着有关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历史文物和研究著述。在这里，姚主任，还有纪念馆长，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探讨通道会议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很多，有些情况不很清楚，因而有些不同看 法。

姚主任讲他的看法，说：通道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集结近20 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招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了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有的说是军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讨论进军方向问题。a 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可能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中央领导人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 年7 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党史书广泛使用开 来。

关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目前的研究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有的说是1934年12 月11 日，有的说是12 月12 日。但都没有讲根据。小姚作了考证，赞同12 日说。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认为，随中央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11 日在通道的下乡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11 日在通道的马龙乡辰口村宿营。这两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聚集开会。12 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一起宿营。为什么确定为12 日开的会呢？小姚说：因为在这天晚7 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是北上靖州路线。在13 日，部队并未北上，而是西进播阳，直指贵州方向。这就是“转兵”。如果不是会议结果，不可能有此变化。那么，会不会是13 日呢？不合逻辑。因为“转兵”的电令在头天晚已发出。哪有先“转兵”后开会之理？！

关于开会的地点，目前有三说。一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的：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二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我们党史系统基层的这位主任，也作了考证。他说：确定会议地点，首先要弄清楚行军活动路线。中央领导人所在两个纵队，在通道境内停留了三天，但都没有进驻老县城即如今的县溪镇。只有一军团一部和九军团经过县溪镇，但当时的中央重要领导人未随他们行军，因此不可能在恭城书院开 会。

我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呢？小姚说：1994 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 多米的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我表示理解，因为这与确定党的生日基本是一个思路，也是人们在处理某些难题时的思维逻辑所使 然。

小姚继续讲他的考证：索尔兹伯里的书没有讲具体地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否定了在县城。既然中央两个纵队在12 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也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8 个大寨，400 多户人家。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两个纵队会合后，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 合。

小姚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做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 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这个材料上还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它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 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该材料还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 年12 月11 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根据别人提供的说是邓颖超讲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 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