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基层的党史工作者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研究能力和总体把握水平的问题。姚主任的考察和研究，使我对通道会议的认识很受启发。以我们这位基层党史办主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谈科学地评价通道会议的历史地位。

（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 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逻辑上讲，能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 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因而，可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个立论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完全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争论。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已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就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特别是要让博古点头，这很重要，因为他毕竟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转兵”贵州。因此，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这就是为什么12 日19 时30 分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随后的两个电令还重申北上方针的原因。（12 月13 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 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a 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而不是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还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完全用在评价通道会议 上。

（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姚奉彪将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认识。讲过程论，是辩证法。研究党史，就是要提倡讲过程论，高扬唯物辩证法，反对这样那样的形而上学，反对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或权力意志简单化、直线化。姚主任对通道会议的考察和研究，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因而能有上述认识。我希望姚奉彪能把“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一些论断。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当初，走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和随后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面。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就会更加符合历史实 际。

（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这也是历史过程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又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这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比如，遵义会议就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生了更大历史作用的历史环节，可以作为光辉代表。这是其他历史环节不能替代的。因此，对它的历史评价就不能简单地移位到其他历史环节上去。上面引述的对通道会议评价会有异议的那几句话，在用词上可能是讲得满了些。这说明，对历史环节和历史链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但是，那个基本认识是正确 的。

受到基层单位同志研究党史问题的一些认识的启发，对通道会议能否作这样评价：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 础。

我们的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对通道会议所作的考察和研究，值得称赞。因此，我当即动员他写成文章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也正是有感于在地方——从省级、地级到县级，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同志在那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单凭文献资料（我绝无否定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原粮”的重要作用之意），所作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实地”营养。因此，我才冒叫：有志于献身党史事业的党史工作者，要有徐霞客精神，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要不怕吃苦受累，先做“党史徐霞客”，然后才能做“党史司马迁”，写出传世之作。这里要补充申明一下：这丝毫不是讲我个人自诩为“党史徐霞客”，要做“党史司马迁”，鄙人此生无才，没此奢望；但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我们这一代人或后人中，会涌现“党史徐霞客”和“党史司马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