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瓮安县城到猴场，一个来小时。耿主任说：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插队就在现叫珠藏的猪场，从贵阳去猪场必经猴场，这段路太熟了。不凑巧的是，今天不是赶场日，未能见到万人赶场的盛 况。

猴场会议的会址不在猴场镇上，而在距离猴场西2 里处的下司宋家湾。因此，耿主任说，他也未去过。可惜，这个会址现在不存在了。前些年，县里决定修复猴场会议的会址，他们这些老知青都专程赶回来捐款。这次只能去看遗 址。

我很想先去看毛泽东的住地。但陪同的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说，也没保存。他介绍了毛泽东住地的情况。当时叫傅家祠堂，是一组晚清建筑，由前厅、两厢和后厅，构成一组别具一格的四合院。正厅屋顶两侧翘起高高的封火墙，是他在中央苏区住过的十足的江西风格。庭院幽雅别致，左角有一株树冠很美的紫荆树；另一侧栽有腊梅，正含苞待放。毛泽东住此很高兴，说好地方，在江西也没有住过这么讲究的庭 院。

我们直接来到宋家湾。当年开会的会址，是一家姓宋的宅院，目前是一块菜地。据说，当年也是一座罕见的风格独特的建筑。它有高大的空斗，浅灰色的砖墙，将正厅和两厢围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古城堡，但它坐落在树林间，近看像是封建皇室的玉玺金印。老百姓将这所房子都叫“一颗印”。当年李德来到这“一颗印”式建筑前，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多住几天 吧！

现在，在“一颗印”的宅基地上立有一块石碑，刻有1935 年1 月猴场会议遗址的说明。为了不虚此行，我们靠着小碑留了影。在遗址右侧100 米处，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坡地。两年前，县委县政府征了2000 平方米，按会址原样动工修复，已将四合院的房梁构架和屋瓦盖起来了。因资金短缺，停了一段时间。去年，县、州政府多方努力，向省计委争取到一笔专项资金，决定继续修复，计划年内竣工。这次来，碰巧赶上举行复工仪式，我们跟着参加了，勉励建设者们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将新会址建成优质工 程。

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介绍了猴场会议资料征集情况。他说，他们做了些史料征集工作，但很不完全。目前关于猴场会议的原始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那几件。专题研究较少，回忆录中提到的还不少。写长征的书一般都要讲到。现在有的问题清楚了，有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我问了一些情况，经过交流后，回来又查了一些材料，我以为，猴场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也比较一 致。

（一）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了反复。1934 年阳历除夕这天下午，军委纵队到达猴场。部队正忙着准备在这里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贯彻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提出后，立刻遭到许多中央领导和军团领导同志的反对。于是，在刚刚到达猴场的除夕夜，在广大指战员以连为单位在驻地举行迎新晚会的时候，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 题。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可谓通宵达旦。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同志外，上次没参加会议的陈云和李德，也到了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发言，继续驳斥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个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又表明中央开始有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精神状态。“转入反攻”， 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期望的，直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才能实现。“通道转兵”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猴场会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二）猴场会议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在湘江战役之后，愈益激烈。在三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博古、李德的主张虽只代表少数，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那里，这不能不影响否定他们错误方针的正确决议的贯彻执行。因此，猴场会议首次作出了对他们限权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同志对此极端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 证。

（三）猴场会议作出的强渡乌江及其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是不过乌江。只要不过乌江，他们的错误主张就容易有机会死灰复燃。过了乌江，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乌江乃天险，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再过来。所以，这一决策可以说，完全绝了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后路。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乌江边上还要继续提出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一个缘由。这为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 备。

猴场会议从1934 年除夕之夜开到1935 年元旦凌晨，实际时间虽然只有一天，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样，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 次。

猴场会议史料还不清楚的，主要是这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凯丰参加没有？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参加了。但目前史书讲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的出席人员，都没有提到他，不知何故。二是重要干部的调整是黎平会议之后，还是猴场会议之后。这里主要涉及两位重要领导，一是搞政治的，一是搞军事的。前者为邓小平，后者为刘伯承。有的书说，刘、邓是在黎平会议整编后分别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有的书则说是在猴场会议之后。目前都没有原始文献根据，有待以后解 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