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弁言

罗兰·巴特《文之悦》（Le Plaisir du texte）一书，是以沉思风格呈现出来的格言之作。全书结撰以四十六个断片，循字母顺序排列，大抵旨在以表面的有序示演潜在的无序，拟现语言的本质。此书谈论欲望，审视身体，将语言的混杂看做达到极乐之境的契机，判定断续可引动快乐，因而采取断片的写作形式。作为巴特晚期的一件代表作，它显然把愉悦的道说和愉悦的写作合一了，且放在前所未有的位置。这一自由的写作境域，应该说是作者后期《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1970）、《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1971）、《罗兰·巴特自撰学记》（Ro land Barthes par lui même，1975）、《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1977）、《明室》（La Chamber claire，1980）诸作的共居之地。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为本书的要键。法国知识分子具独特风格的战斗方式，以及对语言和政治的非同寻常的敏感，时不时可以领略到。意识形态的实现借助于修辞的展开过程，则克服意识形态的手段也应是修辞手段，巴特乃取用漂移、偏离的途径，这也是他采取断片的写作形式的一个原因——战斗与愉悦在此熔铸为一体。这点，从他选用霍布斯的一句话作为扉页题词也可以看出来，那句话道：“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惧。”巴特在此借用了霍布斯的“恐惧”这一术语。巴特的生命是写作，是祛除陈词滥调的语言运用，而政治语言是典型的套语，它将语言统一起来（“不论什么组织，均首先使语言统一。”[1]我们从巴特这句话也可以领悟到斯大林为什么对语言问题这么感兴趣），只有统一，才具力量，人类建造“巴别塔”的象征意义正在于此。巴特的立场是要“介入政治”，进行战斗，实现知识分子（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他引用布莱希特《政治和社会论文集》的观点道：“我将介入政治，似乎是推卸不了的。……我的整个生命必须致力于政治，甚至为政治而牺牲，都是完全可能的。”[2]一方面要介入政治，一方面又要抛弃重复而老套的政治语言，这分寸怎样把握？巴特“带着恐惧……震惊地发现，源于政治的语言并不必然地是政治语言。”[3]这句话透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果源于政治的语言不是重复而老套的政治语言，那么，这就是巴特内心想要把握的分寸。他对源于政治的语言的界定是：“一种以政治方式呈现的新型话语关系。”是政治，然而消除了语言定型，使语言完全解体了，语言的运用者（主体）失掉了固着点，也就失却了按照语言以及语法或逻辑定型来进行构织的“虚假的相互关联”。失去了基本而固定的表达手段，人类如何不恐惧？“政治以语言的完全解体来抟塑某个主体，但正是这种解体，方为成果；正是它，才具生产能力，才为‘残存物’，而不是政治语言的傲慢；傲慢不是炉渣、糟粕。我必须以顺从（随物宛转）的言语触及政治，放弃特权，也就是抛弃语言虚假的相互关联。这种解体惟有恐惧可以名之，不会有其他名称。恐惧源自无人知晓你所处的位置：了结诸种信仰，着手写作，写作乃是政治和醉的交合（而非连接）。”[4]因而“解体”（抛弃语言定型）是巴特“生命”（写作）的“唯一激情”。

写作是亦政治亦醉的，是交合、化融，而不是根据固有形式的连接。正是基于这般观念，巴特甚至认为词语、特别是句子为符合逻辑的单位，是依照定型进行连接并能够终止的产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物。“‘每一意识形态活动均呈现于综合地完成了的语句形式中。’也可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朱丽叶·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这一命题：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5]如此，最洁净、最不受意识形态沾染的，就是“字”。书写优于言说，亦正在于此。

艾骀构造了一个字母系统。接纳这字母系统，字具有了基本性（通常呈以大写字体）；表出其首席地位，强化了它自身作为字的本质：它在此是纯粹的字，躲避了诱惑，不去与词相连，不融化于词，也就是不融化于非本质的意义。克洛岱尔曾谈及汉字特性，谓其含具图形之道，书写之象。艾骀以其诗意之作，将每个偶然之字变成表意字，变成自足的“书写行为”；他遣散了词：谁想以艾骀之字写个词吗？那会是种误解，是种不通：艾骀以其字构织的唯一的词、唯一的组合体，是他自身的名字，仍由两个字组成。[6]艾骀的字母系统自有抉择，它否定句子，拒绝话语。克洛岱尔于此又助我们摇撼了思维的麻木，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字仅为无生命的元素，惟有将其以中性形式接合并聚集起来，方可产生意义；他助我们理解单独的字会是什么性状（字母系统替我们担保了字的单独）：“字本质上是析分的：它构织的每个词，皆可以眼以口拼读出来，为有绪不移的言辞，字添补上这组件，同时也添补上那组件，在永恒的变化中创制并改变词的外壳，此外壳任人摆布。”艾骀的字是种确认（然而充满了乐趣），它在词任人摆布之前就将自身确定了，也就是从此组合到彼组合拆解开来：它独自寻求延展，不是在句子之内循着与自身同型的方向，而是以其独特形式的无止境隐喻的方式：是条严格意义上的诗的径路，不是通向话语、逻格斯、（总是为组合关系的）理性，而是通向无尽的象征。如此便是字母系统的力量：重新发现字的自然力量。若字是独自的，那它便是纯洁的：我们把字接合起来，融入词，此际，堕落便开始了。[7]

本书标题《文之悦》含着什么意思呢？此书1973年出版后，贝特朗·维萨热（Bertrand Visage）在3月里对巴特作了专访，谈及“文之悦”蕴蓄的意义，巴特道：

“文之悦”这一表述可能是含两种样式的新东西：一方面，它使写作之悦和阅读之悦相等甚至同一（……）；另一方面，在这般表述中，“悦”不具审美价值：它与“凝思”文无关，甚至和“设想”、“参与”文也无涉；文若是“物”，这纯粹是就精神分析的意义而论的：以欲望的辩证法，更精确地说，以反常的辩证法来理解文：它不是“客体”，老是牵涉到“主体”。不存在无“客体”的爱欲，但那儿也不存在无“主体”的颤动：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在这种颠覆里，这种语法的动荡里。同样，在我的意图内，“文之悦”指涉完全未感知过的审美之物，尤其是文学之物，此物是醉（jouissance），失去知觉（迷失）的样态，取消了主体的样态。那么，为什么说“文之悦”，而不说“文之醉”呢？因为在文的编织实践里存在着主体离散的整个区域及幅度：主体可以使稳固而协调（une consistance）（那时有本义满足、完足、称心、愉悦之类）向迷失（une perte）（那时有消除、渐次消失、醉之类）伸展。可惜，法语没有一个词能同时笼罩悦和醉；如此，须接受“文之悦”的含混表达，它时而专指（与醉相对的悦），时而泛指（悦和醉）。[8]

在《萨德，傅立叶，罗耀拉》的序言里，则谈及“文之悦”的标志。

将文想象作知识之物（用以沉思、分析、比较、映现等等），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文是悦之物。文之醉通常只具风格性质：存在着表达之乐，无论是萨德还是傅立叶，都不缺少这些。然而文之悦有时候以更加深切的方式实现（惟在此际，我们才可真正地说有文存在）：每当“文学”之文（书籍）转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另外的写作（他者的写作）能够写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断片，一句话，每当出现了共存，就有文存在。如此，文之悦的标志便是我们能与傅立叶、萨德共居。与作者共居并不必定意味着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这作者于其书中勾勒的规划（但这种结合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形成了《堂吉珂德》的情节；堂吉珂德仍然是书籍的创造物，这是确实的）。[9]

《文之悦》中译本据瑟伊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1973年版译出，另据《罗兰·巴特全集》第二卷（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补入《增补》、《文论》两篇。增入了数则罗兰·巴特论说书写与影像的文章或片段，优美而别致，其中涉及东方书写文明之处，尤有意趣。此书翻译之际，每天一小段，有点儿舍不得译完，然而还是在1994年5月译竣了。迁延至今，方得印行，却也给了我屡作修订的时间，虽是如此，误处仍恐磨除未净。

屠友祥

2001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