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

20 世纪40 年代，上海与英国并不直接通船，翔千需要转道香港，然后坐船越过印度洋、大西洋，抵达英伦三 岛。

到了香港之后，翔千住进了北角电器道一家小酒店。在香港，北角素有“小上海”之称，那里上海人特别多，到处可以听到上海话，好多餐馆都把“上海菜”作为招徕生意的“噱头”，春卷、油条这些上海人喜欢吃的点心，更是随处可见。正因此，尽管翔千第一次来到香港，却没有太多的陌生 感。

由于那时开往英国的轮船并非每天都有，闲着无事时，翔千便四处走走看看。他从天星码头乘上小轮船，站在棕榈叶做成的船篷下，但见湛蓝色的海面漪澜轻扬，海滩旁泊满了帆船和舢板，一些船上人家正在炭炉上烧菜做饭，头顶晾晒着衣裤，像万国旗一样飘来飘去；他在尖沙咀溜达漫步，在九龙城兜兜转转，这里小店铺一家连着一家，食肆、酒吧、裁缝店应有尽有，影院门口贴着粤语片《金粉霓裳》的海报，人力车扎堆停在路边，车夫们头上戴着草帽，衣衫上打着补丁，黝黑的脖颈上挂着抹汗的毛巾；他在铜锣湾怡和街跳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坐到上环文华里，一路上看到了修筑在斜坡上的破旧寮屋，也看到了人声鼎沸的街市排档，还看到了骑楼下成群结队的露宿者，这些人躺在又破又脏的草席上，旁边摆放着竹筐、扫帚、锅 碗……

香港给翔千的第一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这里根本不能与上海比，没有上海那么多高楼，也没有上海那么繁华，甚至比自己老家无锡还要差一个档次。但香港也有它的特色：“天高皇帝远”——当时的国民政府管不到这儿，英国女皇似乎也没有把这块殖民地放在心上。她派来的港督，虽说是她的全权代表，但总放不下贵族的架子去民间看看，一天到晚呆在半山花园洋房里。这一边缘化的社会现实，使得香港百姓很少有被人管束的压抑感，政府的管治并未如影随形缠得你难受。此外，移民文化或者说难民文化，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百多年来，操着各地口音的中国人，遇到战乱就像潮水一样涌进香港，等到战乱平定天下太平，又打起背包回老家去了。港岛和九龙，对他们而言，只是临时避难所。还有一些人，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后，咬咬牙齿继续往南走，漂洋过海跑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正因为各路人马都有一种“过客心理”，只是把香港当作经过路过的地方，对它既没有多少指望，也没有多少指责，反倒使这里的文化少了一份压抑、沉重，多了一些随意、轻 松。

也许是因为在银行做过事情的缘故，翔千也总忘不了去汇丰、渣打这些银行，看看与上海的银行有些什么差异。令他十分惊讶的是，香港银行里尽管人头济济，却是如此安静、有序，而不像上海那样你争我抢挤成一团，客人整整齐齐排成一条线，彼此隔开一定的距离，队伍太长的时候，这根线会像回形针一样绕来绕去。无论队伍多么长，无论等候时间多么久，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喧哗。偶尔不小心彼此碰撞了一下，也没有人会弹出眼睛大声呵斥，而是堆下笑脸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翔千很喜欢这种“绅士文化”，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又讲究处事规则，一是一、二是 二。

在香港住了六七天之后，开往英国的轮船就起锚 了。

作为香港的匆匆过客，当翔千提着行李走上甲板时，他绝对没有想到，在三五年后会再次来到这儿，更没想到唐氏家族会扎根在这片土地，繁衍后代，顽强生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名门望族，在香港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