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父亲是我们的偶像

在我对父亲的记忆里，最清晰的一幕场景是，夏天的海边，父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喝着汽水，吹着海风，赤足走在沙滩上，一串串脚印有大有小，孩子们相互嬉闹，父亲开怀大笑。对我们而言，这种场景太少太少，以至于只要发生一次，就始终念念不忘。

父亲很少有这般轻松的时光，那天，或许是他难得的一个休息日，我们几个小孩，也如蒙大赦，可以和父亲无拘无束地待在一起，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流露出深切的舐犊之情。平时他很忙，忙得我们几乎很难见上他一面，即使遇见，也不苟言笑，绝对不会摸摸妹妹的头，把她举在肩上，更何况我这个长子了。沙滩上的那一幕，就是我对父亲所保留的最美好的印象。

我是父亲的长子，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出生在养和医院。有人说我是“好命”，我不否认，我生于富裕的纺织世家，祖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开出了无锡城赫赫有名的唐氏布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香港创业，延续了家族纺织事业。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学业后，曾在父亲开办的半岛针织公司工作，参与家族生意。1991 年，我出任香港立法局委任议员，开始踏上政坛。1997 年香港回归后，获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邀请，我进入香港行政会议。2002 年开始“弃商从政”，先是任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一年后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2007 年转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直到2011 年9 月28 日，因为竞选下一任特首，辞去政务司司长。一路走来，我总在想，真的只是“好命”吗？我想告诉你们，我的前面有父亲给我作出榜样：一是勤奋，二是谦让，三是硬气。这三条，让我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硬生生撑下来，笑看风云变 幻。

1997 年第一次参与公共事务，我的感觉很特别，发现个人微小的力量，真的可以为社会做成功一点事。2002 年，我加入董建华政府出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至 2011 年，不足十年，从一个没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升至司长高位，我只知道不是依赖“好命”，因为，做过工业的人，基本上都不大会相信“好命”。工业家付出半斤，最好的结果是取回八两。什么不劳而获、一本万利，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工业家身上。对工业家来说，所有看似幸运的事情，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半岛针织那些年，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真传，让我对“好命”两字大不以为然。我亲眼见到父亲是怎样工作的——一周只有半天休息，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对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如数家珍，比工人还清楚。他教会我两个字：勤奋。

我是勤奋的。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应该说得上“不辱使命”，包括奉行审慎理财的政策，以及CEPA 方面许多工作的落实，还有取消红酒税、遗产税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财政司长任上，四份财政预算案都被立法会高票通过，香港经济获得大幅度反弹。

只是，一个被公认为“好命”的富家子弟，尝试成为政治家的过程是很辛苦的，要在政府、商界、劳工界、泛民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周旋，一方面要代表政府定下合理的财政期望，一方面要希冀香港人能发挥逆境中遇强越强的精神，这就需要以自己的亲和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中寻求共识。这一点，让我很长时间疲惫不堪。

成家以后，我保持着每周日下午与父母团聚吃饭的习惯。因为避嫌以及政府纪律，父亲从不与我谈及工作，我也最多在父亲面前抱怨几声“好累”。但是，有一日父亲主动与我谈起曾国藩的名句：“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解释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只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不能让他人难为情，让人有台阶下，那是曾国藩一直秉承的原则，我非常推崇这句话。”父亲说。

我理解父亲的意图，他在说要懂得谦和及让步。他之前就常常说，一个人做事的成与败，关键取决于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到你。这个时候就看智慧了，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我顿时豁然开朗。

决定参选特首前，大部分朋友反对，劝我不要参选。我说，人各有志。“我就是想做特首”，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但是，那段时间对我和家人则是一场重大考验。逆境中，我咬紧牙关，全力打拼。我的家人真的很支持我，每人以不同方式来表达，太太对我的支持不用我多说，父母也很关心，但不会烦我。3 月25 日，我落选的消息公布后，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说，我没事。他说，唐家人一直很硬气的，他翻出一些陈年旧事来佐证他所说的的硬气。我想，祖父当年威武不屈，您也有几次绝地反击，在我们唐家子孙的血脉里，硬气，一直是不会缺 的。

我在美国上大学时，暑假回香港，每天搭公共交通去父亲公司里打工，与厂里一般员工那样按劳取酬。在我们四兄妹成长过程中，父母耳提面命最多的一句话是：做任何事都要脚踏实地。

事业做得大，财富积累多，并不足以成为世人楷模，而父亲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是在西方理性与东方传统激烈碰撞中形成的，能够超越时空的创新能力、商业理念与人生信仰。具体说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尊重实业、尊重教育、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尊重市场、尊重社会。最值得钦佩的是，身处香港商界，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生长”，相反，他有宽广的人文情怀。在赢得巨大财富的同时，始终不忘践行社会责任，比如，创办教育基金会。我一直认为，读懂了他，差不多就读懂了中国式商道。

2008 年，在香港工业总会主办的“2008 香港青年工业家奖和杰出工业家奖”颁奖仪式上，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巧合，我以香港政务司司长的身份担任颁奖嘉宾，亲手把“杰出工业家奖”颁发给了父亲，这个奖是工业总会表彰他对香港工业和社群作出的重大贡献。我记得，那天父亲风度翩翩、笑容可掬，我们父子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握手，连我都觉得有些不大自然，但是，这毕竟是开心的事情。有记者问我当时的感觉，我说，我自己曾获“青年工业家奖”，那是在像我父亲那样的“杰出工业家”引领下的薪火相传。

父亲也一直记得那个颁奖典礼的晚上，他很喜欢与我握手的那张合影，这些年来，一直珍放在家里玻璃橱窗的中间。我发现他常常细细端详，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

父亲是一座高山，是我们子孙的偶像。愿《唐翔千传》给予读者更多的启迪。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