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１９３５年秋，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达到了顶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正当人们为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日夜焦虑的时候，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及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提出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了此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此时，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１９３５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８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１２月６日，北平１５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１２月９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１２月９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

上午１０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１２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６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１００余人受伤，３０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１２月１０日，北平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市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要求一致抗日，号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

“一二·九”运动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的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

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

正当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军事战略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确立了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提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上来。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２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宁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其目的是为了北上直接抗日，对于要阻拦红军抗日的蒋、阎敌军，要给予坚决打击。

东征中红军在军事、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以红军的实际行动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更深入更广泛地宣传到了全国。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

这时，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继１９３６年１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同年５月爱国人士宋庆龄、邹韬奋、陶行之、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与此同时，１９３６年５月，日本关东军模仿制造伪“满洲国”的故伎，以内蒙古德王为傀儡，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企图将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８月，日本支持的伪蒙古军开始侵犯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１１月５日，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

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３５军军长傅作义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他立即任命骑兵第１师师长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步兵第２１８旅旅长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１５日晨，日伪军５０００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守军英勇抗击。

１６日至１８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作战，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１９日，董其武指挥３个步兵团、１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出敌不意发起攻击，将伪军王英部击溃，王英部败退商都。次日晨，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以此为基地，相机向武川、归绥进攻。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汤恩伯率第１３军一部援绥。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１１月２３日夜，晋绥军骑兵师旅长孙长胜、第３５军第２１１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部４个多团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２军第７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

１１月２４日晨，孙兰峰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１２月２日，日伪军４０００余人对百灵庙反扑，被击溃，并于１０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小滨大佐等２０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４个旅反正。

绥远抗战是中国军队自１９３３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全国掀起援助绥远抗战运动，国民党政府和各界人士组织慰问团、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捐款达１２０余万元。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毛泽东、朱德等致书蒋介石，再次呼吁“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