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我们并不需要对超额利润的增长表示惊讶。超额利润增长的原因有两方面，就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般。首先，伴随着工会的衰弱和全球化的推进（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进行说明），“工人”的权力已被削弱。[1]其次，纵观各行各业，相互竞争的企业的数量正在减少，市场的销售份额越来越集中在排名前2名或3名内的大型企业。市场集中度一直在提高。[2]1997～2012年，[3]有75%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上升了。随着市场集中度的增加，市场势力随之增强。[4]企业利用市场势力来提高商品相对于成本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加价”，[5]并通过这个过程攫取高额利润。其结果是大型企业从国民收入蛋糕中分走了越来越多的份额，企业的利润率也再创新高，从平均10%升至近年来的16%。[6]据估计，2016年标准普尔500指数覆盖的企业中的28家贡献了全体企业利润的50%，这反映了比过去更加集中的市场势力。[7]
进一步论证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的增强
种种迹象表明，竞争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不如前。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当美国人试图办理有线电视、互联网或者电话业务时，他们可以选择的供应商已经只剩下有限的几个行业巨头，这其中的3家在社交网站、家居装修、起搏器制造和啤酒市场分别占了89%、87%、89%和75%的市场份额；有4家企业在干猫粮市场、果冻市场甚至美国航空市场分别霸占了97%、85%及76%的收益。[8]不仅仅只限于这些规模较大的市场，竞争正在消失的证据也同样遍布于在美国经济体系的各个小行业，如狗粮、电池和棺材市场。[9]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难以察觉市场集中现象的存在，如某一家企业门下拥有大量药店，但却各自以不同的名称进行经营。
当一个行业中只存在一家企业时，垄断就出现了。而如果一个行业中存在大量的企业，并且没有一家企业有能力决定商品的价格，这样的市场环境就可以被称作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下，一旦其中一家企业的定价稍微比市场价格高出一点点，则这家企业的销售额就会骤降为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竞争模型只能提供一个偏差极大的近似值，因为现实世界中相互竞争的企业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完全竞争市场的要求。同样，也很少会出现一家企业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因此垄断模型大多只存在于理论当中，现实的经济环境介于完全竞争和垄断之间。但即使行业中只有少数的几个竞争者，企业对商品的定价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企业定的价格高于生产成本，销售量虽然也会减少，但并不会减少太多，因此提高价格依旧是有利可图的。[10]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的竞争者越少，市场竞争的程度就会越低，而价格相对于生产成本就会越高。[11]这种使价格高于生产成本的能力是市场势力作用的结果。
社会各界对技术领域的企业大亨运用市场势力的举措颇有不满，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虽然谷歌可能主导着在线搜索引擎的市场，但它仍旧需要和Facebook争夺广告收入，就像苹果也必须和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上展开竞争一样。本书已经指出，在市场环境下，市场势力几乎无法做到完全的垄断，它总是会受到（竞争的）限制。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市场上还留存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就对市场势力的存在视若无睹才是荒谬的。只要市场势力依旧存在，行业巨头就有开发和挖掘超额利润的空间。[12]
市场势力不仅仅反映在更高的价格和超额利润上，还体现在企业对待消费者的方式上。例如，有许多大企业强迫其客户放弃使用公共法律体系来裁决经济纠纷（在民主社会，这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而是改用偏向于企业自身利益的秘密仲裁委员会。[13]事实上，当人们开始接受信用卡、开立银行账户、注册互联网账户，或者选择电信供应商时，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业务实际上都强加了类似的霸王条款。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本在于它可以为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在上述这些以及其他某些行业中，消费者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14]
市场势力在经济社会蔓延的广度和深度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就同一件商品面向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即价格歧视），因为价格是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评价而决定的。然而，这种价格歧视在美国的数字经济领域中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本书将会在第6章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市场势力的进化
毫无疑问，市场势力已经得到进一步增强。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回忆一下我前面提到的巴菲特的观点，他认为确保一个企业持续盈利的最佳手段是建立能保卫企业的护城河，这些护城河为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了障碍，防止利润因为企业与其他进入市场的企业进行竞争而受到侵蚀。对创造和拓宽这些护城河的手段进行翻新，可谓是美国社会近年来最能敛财的一项“创新成果”，这其中也包括对市场势力的开发和拓展。
在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中，创造更好的商品并不能保证企业利润的持续增长，因为其他竞争者可能会进入市场争夺利润。当市场进行充分竞争之后，企业应该只能获得正常的资本回报，这些回报仅仅只能补偿企业消耗的资金和承担的风险，而不应该存在超额利润。显然，不会有任何企业期待这样的结果。因此，设立进入壁垒（巴菲特称其为护城河）成了企业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一来，其他竞争者就无法轻易进入市场，与企业争夺利润。
像微软这样的企业在创造新式进入壁垒和驱逐现有竞争对手方面的手段可谓领先于全球，20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些“反竞争巨头”的“贡献”上。这其中，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浏览器大战颇具启发价值。当时，美国网景企业（简称网景）是互联网领域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微软担心这家新贵企业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挑战微软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上近乎垄断的地位，便试图将网景赶出市场。因此，微软开发了IE浏览器这个为人所诟病的“次品”。IE显然无法单凭其“硬实力”胜过网景的浏览器，但是凭借微软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微软把浏览器和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免费赠送给客户，几乎把IE浏览器硬塞进了美国境内的每一台个人计算机之中。试问，网景要如何同一个完全免费的浏览器产品进行竞争呢？但即使如此，“白送浏览器”的策略依旧无法达到目的，因此微软创造了所谓的“FUD”概念，即“fear（恐惧）”“uncertainty（不确定）”“doubt（怀疑）”，质疑网景的浏览器存在互操作性问题，警告消费者安装网景的产品将会对计算机的功能造成损害。[15]通过一系列反竞争措施，微软最终成功把网景赶出了市场。到了21世纪初，网景浏览器几乎完全没人使用了。即使微软的反竞争行为遭到了三大洲有关部门的严令禁止，其在互联网领域仍具有权威性，直到新的进入者（如谷歌和火狐）闯入了浏览器市场。
今天，新的科技巨头也开始滥用市场势力为自己牟取利益。欧洲竞争当局一再发现谷歌这样的商业巨头涉嫌触犯反竞争行为。它首先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优先显示自己的服务项目，然后在手机市场中滥用权力。欧盟对这两起案件分别处以28亿美元和51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
滥用专利制度是减少竞争的另一条途径。专利本身就是一个临时的进入壁垒，没有人可以生产与专利产品完全相同的商品。当提到行使专利权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想到的都是一个弱小的发明者，为了防止某些大企业窃取自己的创意而寻求法律的保护。事实上，现状绝非如此单纯，专利权实际已经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进入壁垒。现如今，几乎每一项发明都需要数百项（甚至上千项）专利的支持。当一家企业创造出一种新产品（如一种新型芯片）时，就有可能在无意中侵犯某一项专利。只有足够大的企业才有时间和资源去把这些专利都重新研究一遍。此外，大企业之间经常互相交易、分享彼此的专利权，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会陷入永无止境的诉讼泥沼。但对于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其他竞争者来说，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些新的进入者并不是“专利俱乐部”的成员，它们知道无论它们做什么，无论它们的产品有多少创新价值，无论它们有多么小心翼翼，都会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这些新竞争者没有能使其在法庭上获胜的足够财力。许多潜在的创新者甚至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认为即使（他们的企业或产品）没有什么价值，昂贵的诉讼费用也会让他们倾家荡产。[16]当面对专利诉讼的威胁时，几乎任何一个年轻的发明者都会感到脊背发凉。
只要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专利侵权”词条，就能发现无数关于高通和苹果、苹果和三星等企业之间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亿美元。在所有的这些诉讼之中，唯一确定的赢家是辩护律师，而唯一确定的输家则是消费者和其他无数小型企业，因为这些群体根本无力参与竞争。这就是21世纪美式资本主义的典型写照。
然而，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并不会就此停止它们的反竞争行为。为了扩大市场势力的影响力，它们开创了发明新合同形式的先河。例如，信用卡领域新的合同形式不允许商户直接向信用卡客户收取费用。客户为了使用这些经济划算的信用卡，就需要向信用卡企业支付高昂的商业费用。信用卡企业从而有效地回避了价格竞争，[17]而缺乏竞争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信用卡企业（如Visa、万事达和美国运通）可以向商户收取等同其服务成本数倍的使用费。[18]当然，信用卡企业的服务成本最终会转移到对应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中，因此，即使信用卡企业向其客户提供奖金和返现福利，实质上也并不能提高客户的福利水平。那些由于支付现金而无法享受信用卡返现福利的人们最终会“补贴”那些使用信用卡（如美国运通）的高收入者。[19]虽然信用卡的商业费用只占交易成本的1%～3%，但如果将这个比例乘以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交易额，就是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财富，而这些巨额财富将直接从消费者的口袋流进金融机构的金库。[20]
每个行业都在如何维持市场势力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性，美国的制药企业在这方面“成绩斐然”。由于仿制药品企业的产品价格更低，将会影响体量较大的制药企业销售同类产品，因此美国的大型制药企业想方设法地阻止仿制药品企业进入市场。在过去，制药企业只是通过贿赂仿制药品企业的上层来达到目的，但后来它们发现这样做违反了反垄断法。[21]于是它们找到了一种能有效延长其专利寿命的新方式，即药品专利的“常青化”。[22]
此外，科技巨头采取了另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手段以维持市场势力的稳固，即“抢先兼并”。它们会抢先收购那些具有潜在竞争力的小企业，避免这些企业未来对自己造成威胁，也避免政府怀疑它们以减少竞争为目的进行恶意合并，从而对其发起审查。于是，这些年轻的企业欣然接受大企业的收购，因为金钱的诱惑战胜了创业的梦想，他们可不想冒着巨大的风险和谷歌或者Facebook开战。[23]
市场势力扩张的其他原因
在创造和维持市场势力方面，美国企业的创造力自然功不可没，然而，造成市场势力扩张的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势力增强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例如，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声誉较高的细分市场，而正是这种声誉促使企业的市场势力在当地得到扩张。一个地区可能只有一个福特经销商，或只有一个约翰迪尔拖拉机的维修代理商。在某种程度上，一旦客户把他们的汽车或拖拉机交给当地经销商维修，这在无意之中就会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像约翰迪尔这样的企业虽然会因为市场竞争而降低其利润和产品价格，但依旧可以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市场影响力，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同样，自然垄断行业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单个企业控制某个市场比多个企业同时生产更能节省成本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例如，在平均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24]。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让单独一家企业管理整个地区的水电供应都是最经济划算的。在100多年以前，如钢铁和汽车等许多行业都是由单独几家大型企业主导的。竞争在这几个行业非常有限，因为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很难达到使成本下降的生产规模。然而，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的规模。尽管现在想成为一家年产量几十万辆以上的优秀汽车制造商仍然十分困难，但是由于全球市场非常庞大，有许多企业依然可以达到必要的生产规模。[25]
今天，“新经济”体系本身限制了市场竞争。在许多新型创新经济体系下，企业的基本成本集中于前期研发，服务新客户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6]
游戏规则的改变
市场势力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游戏规则的改变。在这些重要的规则之中，有一些法规是为了确保让市场保持竞争力而制定的，如前文提到的反垄断法。新制定的反垄断法标准较低，使市场势力的产生、滥用和“杠杆化”变得更加容易。[27]与此同时，美国的反垄断法也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现有规则的落实不力也是造成市场势力扩张的原因之一。[28]反垄断案件的数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创下历史新低，而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2015年，企业之间的兼并和收购达到了4.7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综上所述，尽管不是所有的政策因素都损害了市场竞争，但政府也难脱其咎。不充分的竞争政策允许那些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如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利用市场势力增强自身的实力，扩大市场势力的影响范围，并使企业在市场中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和持久。
[1] 在20世纪中叶的资本社会中，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与工会工人分担了垄断租金。而在21世纪的资本社会中，平均而言企业不仅可能拥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工人所分摊的租金也较少。企业的股东，尤其是管理者，已经将收益分配给了自己，这导致了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这些变化也对生产力产生了影响，因为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管理者未受工会的约束，减少了对工人的资本投入，甚至对企业的未来也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高层人士为自己谋取更多租金，可能会对底层的士气产生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企业可能会“垂直解体”，外包如清洁服务等低价服务。拿高薪的人越来越有可能在高薪企业和其他高薪群体中工作，而对于低薪工人而言，也越来越有可能在低工资的地方工作。Song et al.Firming Up Inequality.Card et al.Firms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Furman,Orszag.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
[2] Benefits of Competition and Indicators of Market Power.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ssue Brief,2016.该报告指出“一些指标表明，许多经济部门的竞争可能正在减少，由于数十年以来形成新业务的速度的下降及特定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最近的数据还显示，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的回报率可能有所上升。如果利润超过企业的成本，则租金可能存在，即生产要素的回报率超过维持生产要素运转所必需的水平。这种租金可能会转移消费者的资源，扭曲投资和就业决策，并鼓励企业从事寻租活动”。即使是通常相对保守的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也敲响了警钟，指出“1997～2012年，每个行业排名前4的企业的加权平均占有额已从26%上升到32%”。它指出，不集中的部门的收入正在下降，而集中的部门的收入却在上升。Too Much of a Good Thing:Profits Are Too High.America Needs a Giant Dose of Competition.2016,3(026).一系列文献指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之间缺乏竞争的后果。JoséAzar,Ioana Marinescu,Marshall Steinbaum.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R].NBER Working Paper,2017(12)：24147.JoséAzar,Ioana Marinescu,Marshall Steinbaum,Bledi Taska.Concentration in US Labor Markets:Evidence from Online Vacancy Data[R].IZA DP,2018(3)：11379.Arindrajit Dube,Jeff Jacobs,Suresh Naidu,Siddharth Suri.Monopsony in Online Labor Markets[R].NBER Working Paper,2018(3)：24416 Efraim Benmelech,Nittai Bergman,Hyunseob Kim.Strong Employers and Weak Employees:How Does Employer Concentration Affect Wages?[R].NBER Working Paper,2018(2)：24307.
[3] Gustavo Grullon,Yelena Larkin,Roni Michaely.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OL].http://finance.eller.arizona.edu/sites/finance/files/grullon_11.4.16.pdf.根据弗曼和欧尔萨格的研究1997～2012年，在可获得数据的13个主要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他们引用了一系列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航空旅行、电信、银行和食品加工行业。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度更高的证据。Furman,Orszag.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Card et al.Firms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Gustavo Grullon,Yelena Larkin,Roni Michaely.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4] 并不需要感到奇怪，因为拥有更多市场力量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弗曼和欧尔萨格指出，集中度提高可能会导致大企业的回报率越来越高，现在最赚钱的企业（排前10%的企业）的规模是中层的6倍，这一差异是1990年的2倍之多。Furman,Orszag.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Furman,Orszag.Slower Productivity and Higher Inequality:Are they Related?[R].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orking Paper,2018,18(4).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集中度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实际上，一些研究表明，利润与集中度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关联，平均集中度也没有上升（如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竞争的好处和市场力量的指标》）。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个有力的假说，即竞争越弱，企业议价能力越强（如下所述），利润越高（表现为GDP占比和ROE）。稍后，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在某些行业中，即使集中度增加，利润率也会下降，但这些都只是例外情况。
[5] De Loecker,Eeckhout.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市场集中度也与经济投资减少有关。Germán Gutiérrez,Thomas Philippon.Declining Competi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U.S.NBER Working Paper,2017：23583.这也可能与资本需求下降导致的长期利率下降现象有关。Ricardo J.Caballero,Emmanuel Farhi,Pierre-Olivier Gourinchas.Rents,Technical Change,and Risk Premia Accounting for Secular Trends in Interest Rates,Returns on Capital,Earning Yields,and Factor Shar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5)：614-20.
[6] 这是资本回报，与善意无关。Tim Koller,Marc Goedhart,David Wessels.Valuation:Measuring and Managing the Value of Companies/McKinsey&Company[M].Hoboken,NJ:Wiley,2015.正如下文指出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减少，并且随着风险管理技术的提高，资本收益也在增加，这为租金上涨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应注意资本回报包括垄断（寡头）租金。在经济学术语中，不应将其视为资本边际产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最高收益水平，排名前10%的企业的平均回报率超过80%。Furman,Orszag.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
[7] Matt Kranz.6 percent of Companies Make 50 percent of U.S.profit[N].USA Today,2016-03-02.
[8] America’s Concentration Crisis:An Open Markets Institute Report[OL].Open Markets Institute,2018-11-29.https://concentrationcrisis.openmarketsinstitute.org.
[9] The Economist,2016-03-26.
[10] 一般来说，重要的是边际成本。
[11] 尽管有这样的假设，但情况未必一定如此。与亚马逊的竞争迫使零售业合并，但是即使进行了这种合并，实体零售行业的利润率仍然很低，破产情况依然屡见不鲜。当市场中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时，它们通常会默契地相互勾结。尽管这种默契的勾结很难被证明，但往往可以较为容易地从较高的定价中确定其影响。
[12]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市场力量可能是巨大的：就如同在沙漠中拥有绿洲中的水源。没有水就没有人能生存，而能够控制其价格的人可能会强行制定高价。那些在冰箱出现之前，控制其他能保存食物的非必需品（如盐）的人，也可以制定高价。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经常推行公共垄断。至少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可以从公共目的或制定一个价格上限中获得财富。
[13] 2015年《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显示在美国，强制仲裁小组(mandatory arbi-tration panel）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司法公正。Jessica Silver-Greenberg,Robert Gebeloff.Arbitration Everywhere,Stacking the Deck of Justice[N].New York Times,2015-10-31.曾经有过这样的可怕故事：由于这些仲裁条款，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母不能得到赔偿。这些仲裁条款几乎渗入了所有雇用合同。
[14]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还是裁定通过了签署仲裁条款，即放弃了对美国公共法律体系的审判权。Epic Systems Corp v.Lewis No.16-285,2018-05-21.
[15] 这些技术（如FUD）在不影响现有企业的情况下提高了其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这是在产品周围制造护城河的典型方法。该理论在早前就已经有学者研究过。Thomas G.Krattenmaker,Steven C.Salop.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arket for Exclusionary Righ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2)：109-13.Steven C.Salop,David T.Scheffman.Raising Rivals’Cos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2)：267-71.
[16] 即使是老牌企业有时也会遇到麻烦，专利有时并非由大企业持有，而是由所谓的“专利流氓”持有：这些企业的主要业务模式不是创新并且将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推向市场，而是专利侵权诉讼。这种情况曾发生在黑莓，它曾经是美国领先的移动电话企业之一，经过长期的诉讼后，它不得不支付6.12亿美元以继续提供通信服务，不管它涉嫌侵犯的专利最终是否有效。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样的情况更加令人生畏。例如，Vlingo是从事语音识别技术的初创企业，但是它受到一家规模更大的企业Nuance提起的一系列诉讼的打击。最终，Vlingo同意被Nuance收购，但这是在其支付30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之后才进行的，尽管Vlingo赢得了第一场诉讼（总共6个诉讼）。Charles Duhigg,Steve Lohr.The Patent,Used as a Sword[N].New York Times,2012-10-07.Colleen V.Chien.Patent Assertion and Startup Innovation.Santa Clara University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2013：26-13.
[17] 芝加哥派经济学家为这些反竞争做法辩护，称这些限制只是有效竞争在双面市场中的自然方式。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双向市场只是今天的“聚会场所”，通常是一个电子平台，可供两方代理进行互动。信用卡使客户和商店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法院不应干预市场运作。但是，将这些论点称为忽视市场的实际运作都太过轻描淡写了。不过，通过这些论点，他们仍然成功地说服了一些法院——甚至让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五比四的裁决中做出了让步，以便企业继续滥用市场势力。Benjamin E.Hermalin,Michael L.Katz.What’s So Special About Two-Sided Markets?Martin Guzman,ed.Toward a Just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111-130.
[18] 合同条款相当反竞争，即便是一家市场份额很小的企业（如Discover Card）也能够制定远超其成本的高昂价格。澳大利亚禁止了这些合同，结果信用卡企业向商家收取的费用降低了（这降低了信用卡企业的利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19] 这也意味着其他消费者，如支付现金的那些，会遇到更糟的情况。
[20] 类似的情况，占市场主导地位的航空企业预订系统Sabre，被裁定使用类似的合同条款限制竞争是不合法的。其向航空企业收取的费用远远高于计算机预订系统提供服务的费用。这些合同规定扼杀了新资本的注入和创新的产生。它甚至禁止航空企业引导客户使用便宜得多的在线预订系统，也禁止其绕过Saber收取的巨额费用向使用该系统的客户提供折扣。US Airways Inc.v.Sabre Holdings Corp et al.U.S.District Court,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No.11-cv-2725.
[21] King Drug Company v.Smithkline Beecham Corporation.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hird Circuit,2014(14)：1243.最高法院后来拒绝审查该裁决。FTC v.Actavis,Inc.Supreme Court,2013(12)：416.
[22] 例如，他们等到专利到期才引入该药物的定时释放版本。发行版本无法获得专利——人们只能在非显而易见的创新上获得专利，在这一点上，现有药物的定时释放版本显而易见不合理。印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令美国非常恼火。美国政府通常会协助大制药厂禁止仿制药，在所谓的“数据专有性”中，通过限制使用原始药物数据来评估仿制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3] 在第6章中，我们提供了几个关于此类先发制人的示例。
[24] 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第6章讨论大数据如何引起自然垄断，这可能会导致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25] 因此，在20世纪中叶，美国有三个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生产商（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福特）和几家小企业（斯图贝克、纳什漫步者）。如今，美国这三大汽车生产商面临着来自日本、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多家汽车生产商的激烈竞争。
[26] 另一种观察市场标准竞争的方式不可行，是因为其观察价格是否等于边际成本（生产一单位额外产品的额外费用）。根据标准竞争理论，这些行业无法生存。
[27] 讽刺的是，游戏规则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并且经济不景气、不平等现象加剧，会降低最高税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较低的税率可能会鼓励寻租行为，即企业试图不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如获得美国政府青睐等行为。Piketty,Saez,Stantcheva.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2017年税收法案说明了一个相关现象：企业税降低有利于使企业的资助者成为执政党。当条款相较于某些企业更有利于相对的另一些企业，就会产生逃税的风险，从而扭曲经济，并降低整体效率。
[28] 美国市场集中度提高了，而欧洲市场集中度没有提高，这一事实表明关键之处在于政策而非技术。部分学者将其中的差异归结于反托拉斯法规。Gutiér rez,Philippon.How EU Markets Became More Competitive than US Markets: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rift.NBER Working Paper,2018：2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