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培训管理者，而非MBA

对于分析-直觉问题还存在一个推论，这在前面也曾间接地提到过。我在“左脑规划，右脑管理”一文中评论说，商学院教育实际上把对左脑的崇拜神圣化了。在我看来，大多数商学院完全抛弃了西蒙所追求的左右平衡。（注：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西蒙和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们大力鼓吹管理教育的改革，强调以经济学、心理学和数学为基础，进行严谨的研究和理论发展。于是，商学院教育不加选择地投入了这一改革的怀抱。然而，在《人造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²）一书中，西蒙对管理学院不愿在基础学科之外教授“设计”（即培训“核心职业技能”）的做法深表痛心。）

1980年，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海伊斯（R.H.Hayes）和艾伯内西（W.J.Abernathy）发表了一篇得奖文章，名为《经济衰退中的经营对策》（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¹）。他们认为，过度强调分析的商学院，是导致人们在实践中对技术和分析错误迷恋的一部分原因。对此看法，反对者不多。可从那以后，我却发现商学院教育越发偏向分析了。我看到金融学教授为了让自己获得经济学家的地位，传授愈发与实践无关的数学模型。我看到渗透进商学院的很多行为科学家，像主教般昂首阔步，寻求研究中的“科学”严谨性——这种严谨性，足以把研究者和他们试图理解的组织隔离开来。至于表面上关心应用的管理信息系统，则在不断尝试把自己定义成“计算机说它能干的事”（实际上计算机从来就没法干这事，只不过没人敢指出来罢了）。甚至在我自己研究的战略领域，1980年以前它还维持着分析与直觉的平衡，之后也开始朝着“倒腾数字”的方向发展，强调“竞争分析”技术，而不是塑造战略之间的细微差别。毫不夸张地说，要是那些支持现今商学院的商界、政界要人们，真正知道商学院（甚至包括一些最知名的商学院）里到底出了什么事，真正不怕麻烦地随便拜访些教授，他们肯定不再会被动地开出支票，而是会要求商学院在师资和课程上进行重大调整。

我没开过这种支票，但的确收过。几年前，我决心把钱花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开展我所信奉的那种管理培训。为了减少学术研究和博士培训，转而致力于对富有经验的工商从业者进行管理培训，我向麦吉尔校方提出削减自己的教学任务和薪水。

我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来自我的职业生涯。若干年前，《财富》杂志发表过一篇名为《MBA——人、神话及方法》的文章。作者扎莱兹尼克（S.Zalaznick）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美国商学院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教出了多少毕业生，而在于它对研究的深刻认识上。³我至今仍认为这种看法没说错，至少，对于尚保留着创造力并应用于组织的那部分研究来说，它站得住脚。

长久以来，我一直关心管理学的本科生教育，但多年来不曾教过本科生（尽管我坚信，在这个阶段教授会计学非常有必要，因为会计的确是门职业）。最近，我对传统的MBA教育产生了类似的关注。我愈发相信，培训在管理上相对来说没有经验的人，不管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还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都是错误的。几年前期经验固然有所帮助，但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谓精英管理者，大体上是这样造就的：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按学术标准把他们选出来，接着，又让他们无须从事艰苦的产品制造和客户服务工作，就获得“快速晋升”。充斥着这种管理者的社会，我们可承受不起。故此，我又逐渐相信，只有有着丰富组织经验和出色领导能力（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智力）的人，才应当给予管理培训。

于是，三年前，在麦吉尔大学管理方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带完了自己最后一个MBA班，结束了教学工作。一年之后，我在加拿大举办的一次MBA项目主管会议上，针对这些问题做了讲演。下文就是这次讲演的资料，我专为本书做了整理。它或许有点不中听，但我愿为文中的每一个字负责。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将继续探讨它的含义。

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讲我对传统MBA培训项目的关注，也即学生如何进入MBA培训、如何完成学习过程，最后又如何结业——按系统术语来说，就是输入、生产及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