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

2011年以来，外界就普遍担忧中国经济可能会遭遇“硬着陆”，即经济增速快速下降并出现大规模通货紧缩和失业增加的衰退现象。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将要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即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判断是否实现经济“软着陆”，可以从经济增长、物价走势和就业情况三方面加以分析。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不大，具备实现“软着陆”的一定条件，重点是谨防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回落。出口导向的经济意味着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能否安然应对由西方国家的危机蔓延所导致的冲击，是我国乃至全球都关注的热点。

一、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担忧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继续下滑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速在2015年一季度下降至7%的低点，全年跌破了7%的关口，基本符合中央政府制定的年度7%左右的预期目标。由于以往年份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往往高于预期目标，而这种情形只有在爆发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对此就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硬着陆”的风险。根据以往的经验，7%左右的平均增速被视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中国式“硬着陆”的分界线。而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条件就是要确保经济增长至少维持5%以上的速度，同时不出现大规模通货紧缩和失业增加情形（见表1-4）。当然，只有这些条件同时具备才能说明是否触及“硬着陆”或“软着陆”的警戒线。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由来已久，但中国经济增长并未表现出“硬着陆”的特征，因此单一指标某个时点的变化并不能得出是否“硬着陆”的结论。

（一）主要经济指标并未出现“硬着陆”迹象

从近期走势看，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最大挑战是经济下行风险，尤其是外围风险挑战较大。早在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需要。从表1-4给出的经济表现来看，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尚能维持在7%以上，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均维持在合理水平，只是与之相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出现放缓迹象，2015—2017年连续3年经济增速维持在6.7%～6.9%的区间。根据历史经验估计，中国的M2增速低于15%通常对应着低于8%的经济增速和4%以下的物价水平（见图1-3），而M2增速高于18%则可能意味着超过8%的经济增长和4%以上的物价水平，而M2增速超过25%将会对应10%以上的高通胀水平（见图1-4）。

2015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虽低于7%的警戒线，但仍维持在7%附近，同期其他指标表现尚可，尤其是既没有发生恶性通胀或陷入通缩，也没有造成高失业率，2017年之后货币供应量尽管下滑至8%左右的水平，根据经验对应的GDP增速应当下降至5%以下，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因而不能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触及“硬着陆”。

（二）三大需求呈现疲软态势

近年来，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走势相对疲软，这意味着经济尚未显现出探底回稳迹象，下行压力仍将持续。随着2018年启动的“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2018年全年增速维持在6.7%左右是有望实现的，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不大，即引发大规模通缩、失业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高。

一是投资增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从短期投资数据表现看，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建投资三方面正面临一些问题或困难。对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担忧主要发生在2015年，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曾从年初的14%左右回落至年底的8%左右，降幅达到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一度下降至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疲软成为2015年投资企稳的一大阻力。2018年的情况略有不同，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2月的7.9%下降至8月的5.3%，而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保持在10%左右（见图1-5）。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走低的原因在于基建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其中不含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已由2018年1—2月的16.1%下降至8月的4.2%，拖累了投资的整体增速。即便中央政府采取扩大有效投资的刺激措施，加大了基建投资力度，增加幅度也相对有限，而地方政府受到债务融资收缩，缺少持续扩大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推行PPP模式发挥的效力相对有限，尽管地方政府发债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但因债务利息偿还制约、营利性项目准备不足、中长期投资回报率偏低等问题，基建投资增速很难有大幅回升的空间。值得欣慰的是，制造业投资在经历2018年初的低迷后，已由3月的3.8%攀升至8月的7.5%，其中的原因是受到前期基数偏低的影响，这将延缓投资增速下滑的幅度。

二是消费增速不及预期。2015年以来，消费表现比较稳定，仍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2015年扣除物价因素的社会零售增速下降至10%以下，远低于11%左右的市场预期，自此之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总体呈现缓慢下降态势，2018年前8个月已下降至9.3%（见图1-6）。如今受制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福利保障改革难以到位，消费增长趋势总体上是下行的。从消费结构看，住房、汽车等支柱型大宗消费增速显著下降，其原因在于主要城市实施严格的限购、限行政策及反腐活动对“三公”消费的冲击，同时财税体制改革提速影响了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消费。尽管通信器材类消费增速较快，但不足以抵补住房和汽车及其相关度较高商品消费下滑的影响。

三是进出口增速面临压力。2015—2016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当时全球有效需求不足，进出口增速呈现负增长，特别是出口不振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状况。从当时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强势是使出口持续承压的关键原因之一。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美元持续走强，欧元区、日本及新兴经济体货币持续贬值，人民币维持坚挺，使其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大幅升值，削弱了出口美国之外商品的竞争力。虽然2017年进出口增速表现不错，但2018年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再次转负，而且这种趋势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三）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

当前的经济下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除了短期的因素，还有中长期因素。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1979年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以来，198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2500万人的顶峰，之后出现大幅下降，1997年减至每年约2000万人，2014年进一步减至每年约1600万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到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6年减少，减少总量已经达到2500万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进入新阶段。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改革政策后，已有3亿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尽管仍有近6亿农村人口，但倘若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农民工进城这一进程正在接近完成，则意味着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进程也将逐渐接近尾声。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渐趋明显，将成为拖累以人口红利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包袱。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刚性攀升和廉价劳动力供应时代的结束，进而会大幅度削弱部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意味着社会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增加更多刚性的预算支出。

二、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并不缺乏实现“软着陆”的现实条件。4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庞大的内需市场、高素质人力资源、改革深化的制度环境和应对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能力，都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加快“主动调整”步伐，致力于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为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一）经济增速未来2～3年会保持在6%～7%的合理区间

一是“稳增长”政策将渐显效力。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就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出台多项有针对性的“稳增长”政策。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的经济效果通常会滞后半年至一年，前期出台的各种利好政策将会逐步见效。为应对外部贸易条件的变化，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再次推出扩大内需的一系列举措，并督促地方政府抓紧重大项目的开工落实问题，这些举措有助于在未来数个月内稳住经济下行的势头，争取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成长性。中国经济有庞大的体量，东中西各地区之间的互补性较强，经济发展表现出超强的韧性，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经验丰富，不会允许较长时期内出现大幅下滑。中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速将会创造更多的增长空间，而全面启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将会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有助于经济增长保持强劲的成长性。

三是政府加快简政放权并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创造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尤其是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实施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中央政府出台降低投融资成本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由房地产领域转向创新产业和资本市场，让直接融资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提高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兼并重组的能力。

四是地方发展竞赛的激励约束机制重回正常轨道。前期受制于加紧清理地方债务和加大反腐来从严治党的形势要求，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无所适从，工作谨小慎微，缺乏目的性，做事的积极性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重大投资项目被搁置，从而造成有效投资需求不足。如今地方债务得到有效的处理，地方政府负担的债务包袱逐渐减轻，转而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中央政府已经发出积极的信号，督促地方政府减少建设项目“卡脖子”问题，并对发展成果考核评价给予正反馈。

（二）经济出现大规模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正在消失

一是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正在降低。消费者物价水平走低主要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偏低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缓慢攀升，近期国际油价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来自外部环境整体的通缩压力出现缓解迹象。随着输入性通缩预期逐渐减弱，由此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会有所抬头。伴随着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的推进，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已于2016年9月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通缩状态，随后呈现出持续上涨的势头。

二是猪肉价格正在步入上升通道。在衡量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一揽子商品价格体系中，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较为显著。2009年以来，猪肉平均价与CPI同比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1。猪周期对物价影响表现较为充分。虽然近来CPI已经连续8个月处在2%以下，而在2015年3月之前，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连续14个月为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养殖利润连续亏损，减少存栏或弃养现象引发猪肉供应呈现偏紧状态。2015年3月后，开始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的上升期，猪肉价格走出持续下跌的行情，此后又经历一个下跌周期，导致2018年以来猪肉价格陷入低迷，但考虑到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价格可能还会攀升，后期会带动CPI持续回暖。

三是货币流动性由偏紧转向偏松。过去几年基础货币的发放主要受外汇占款的影响，而随着外汇占款趋势性递减，M2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8月末，M2同比增长8.0%，创下1995年以来的新低。2018年二季度以来，央行已经实施了降准、再贷款等定向调控措施，货币流动性出现明显改善。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预计央行还将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被动的货币创造渠道，主动创造新的信贷需求，刺激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例如，通过将债券纳入合格抵押品框架来增加机构持有地方债券的动力。央行正在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使流动性回归相对宽裕的状态，解决“稳增长”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四是价格改革加速可能会带来价格上涨压力。物价长期维持在低位，给价格改革提供了窗口契机。反过来看，能源、烟草、药品等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后，可能会有部分价格出现补涨，再加上环保收费标准提高，将在整体上带动物价水平升温。2014年11月以来，国务院加快推动价格改革后，水、电、油、气等资源品领域将加快价格改革进度，逐步推动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以调为主的旧机制，向市场定价、以放为主的新机制转变，重点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扩大输配电价格改革试点，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

（三）由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增加并不存在

一是新增就业人数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经济增速虽呈现放缓态势，但就业形势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一方面是中国适龄劳动人口连续6年下降，总体就业人口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是中国劳动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局面没有改变。人社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1351万人，创造了历史的新值。2018年以来全国就业状况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走势良好。2018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52万人，较上年同比增加17万人，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3%，同比下降0.12个百分点，降至近10年来的低位，同时劳动力市场保持活跃，求人倍率达到了1.23的高位。虽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增加现象，新增就业人数仍保持在高位。

二是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能力显著增强。中国服务业对经济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对就业的拉动。近年来，中国通过“营改增”“放管服”改革、定向扶持等政策措施，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吸纳了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第一主体。《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4.9%，高出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继续扩大，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三是“保就业”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显。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就业问题，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包括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就业空间，以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容量，用改革的办法搭建更优的创业平台，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深入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各级政府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幅精简涉企证照、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企业数量每年增长20%左右，市场主体总量已经突破1亿户，其中小微企业成为新注册企业的主力。

（四）中国经济仍存在诸多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并不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在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反而会孕育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对全球投资者来说，中国仍然是尤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开放的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仍是获取超额收益的理想投资场所。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本身就蕴含着新的机遇。

第一，经济提质增效的机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经济增速换挡，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而此时将由追求经济增速逐渐转到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上来。

——减速换挡是块“试金石”。速度降下来，对看重品质和声誉的企业是个好消息。过去高速成长的时候，中国市场空间大，假冒伪劣产品驱之不尽，有时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但在讲求质量取胜和效益优先的时代，市场环境越来越净化，大肆投机获取暴利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复存在，大家比拼的是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只有真正练好内功，才能稳住和扩大市场份额，做到基业长青。可以说，任何存活至今的百年老店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即便是微利时代，它们也拥有更多的成长机遇。

——提质增效是制胜法宝。速度降下来是个淘汰机制。在市场蛋糕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增多就意味着竞争日趋激烈，只有持续提质增效，方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企业的。例如，青岛海尔是个老牌子，也是中国洗衣机、冰箱品牌中的翘楚，它的成功得益于持续改进制造工艺，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从而才得以维持其全球冰箱、洗衣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

第二，商业业态更新的机遇。要想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首先要知道的是日新月异的消费业态的变化。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机遇，它同时改变着中国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众多的创新创业机会。

——互联网催生商贸和金融服务新业态。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改变了传统商贸业态，网络购物成为消费新常态。2009年11月11日（又称“光棍节”）淘宝商城（天猫）举办了网络商品促销活动，当天营业额远超预期。于是，“双十一”便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成为中国网络消费者的购物狂欢节。2014年11月11日天猫商城的单日交易额达到571.1亿元；2015年同日，天猫“双十一”全天交易额达到912.17亿元；2017年同日，天猫、淘宝总成交额达1682亿元。2017年中国网络零售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零售额达到7.18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达到5.48万亿元，增长了28%。互联网同时也改变着金融服务业态，如支付宝、余额宝、互联网众筹、P2P网络信贷以及网络银行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截至2017年底，余额宝的总规模达到1.58万亿元，P2P网贷行业贷款余额为12245.87亿元。2017年全年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200万亿元。

——互联网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互联网引发消费业态改变，同时创造了许多创业机会，如B2B、C2C等电子商务平台集聚了众多商家，激发了万众开店设厂的创业热潮，并为广大中小企业创造了无数商机，极大地拓展了其销售渠道、目标市场和经营范围。例如，阿里巴巴的崛起，淘宝购物的普及，催生了无数的淘宝经营店，在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广东、福建等10多个省市农村，涌现出了众多专业化的“淘宝村”，形成了规模日益庞大的农村网商群体。《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淘宝村”有2118个，“淘宝镇”242个，“淘宝村”活跃网店超过49万个，带动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预计到2020年中国“淘宝村”将会超过5500个，网店超过100万个，创造300多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消费升级的机遇。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中国的消费者日趋成熟理性，中国将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市场，购买力和需求增长更趋于稳定。适应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新常态，需要更贴近客户需求，随之换挡升级。

——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壮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不断壮大，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亿人左右，总消费将是2010年的3倍以上。中等收入者是消费欲望、消费能力、消费潜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必然会带来私人消费的加速升级。

——中国消费进入升级过程。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方式具有明显的排浪式消费特征。20世纪80—90年代，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主要是解决吃穿用问题，如普及了家电商品，而21世纪前10年居民家庭消费主要是解决住和行的问题，如汽车和住房消费开始膨胀。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基本结束，消费行为更趋理性，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特征日渐明显。在对基本生活用品的蜂拥追逐式消费结束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式变得越来越感性化、个性化、情感化和差异化，需求重点已由追求实用转向追求自我体验与自我表现。进入21世纪以后，汽车、手机等产品的市场已达到饱和，但消费方式的升级使后来者仍然有机会迎头追赶，谁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体验，谁能把握住消费者的脉搏，谁就能赢得市场机会。

——汽车消费转向个性化。汽车消费虽整体增速放缓，但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设计更加时尚、个性化和多功能的SUV受到新一代消费者的青睐。2014年SUV销量增长36.4%，而同期轿车销量增速却不足3.1%。中汽协和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SUV汽车总计销售达到1025.27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数量的41.5%，同比增长13.32%，而同期乘用车销量增速只有1.40%。

——手机消费更新换代加速。中国市场上手机品牌的更新换代相当快，2006年诺基亚在中国手机市场的份额超过35%。2007年苹果公司创造了iPhone智能手机，迅速改变了中国手机市场格局，2010年，iPhone的市场份额已超过10%，到2014年，小米、华为等新兴智能手机品牌迅速崛起，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的40%，小米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三星，市场份额接近15%。2013年开始，华为、OPPO、vivo高速增长，增速远快于三星、苹果等，国产手机逐步抢占市场份额，“HOV”（华为、OPPO和vivo）市场占有率从2013年的不到10%增长到2017年的25%以上，且仍处于上升通道。

第四，兼并重组的机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经济不仅要注重增量，而且要调整存量，中国政府管制政策放松意味着盘活资本存量和鼓励行业整合。可以说，调整存量也是个重要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表现在传统行业领域，也体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

——境内外并购市场日趋活跃。在放松准入管制和推动公私合营的背景下，中国并购市场交易规模越来越大。有人说2014年是中国并购市场的井喷之年。汤姆逊路透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企业参与的并购交易金额达3962亿美元，其中国内并购交易金额达2961亿美元，外资进入参与的并购金额达460亿美元。例如，光伏产业正经历一股兼并重组浪潮，从顺风光电重组无锡尚德开始，国内光伏兼并重组加剧，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2017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价值达6710亿美元，较2016年的历史最高点回落11%。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431起，涉及56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11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34.7亿美元，占并购交易总额的28%；境外融资861.5亿美元，规模较上年高出七成，占并购总额的72%。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境内外并购重组将更趋活跃。

——各地纷纷成立产业并购基金。目前各行业纷纷成立了各类产业并购基金，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给要做强、做大的企业提供施展资本运作的空间。2014年7月，证监会明确鼓励依法设立的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资机构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已有约62家A股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设立总规模超过460亿元，基金成立后常伴随着众多的并购重组活动。对过剩产能进行整合也拉开了序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民生投资集团的出现，它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家知名民营企业发起成立，旨在打造钢铁产业整合投融资平台。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在过去的3年中增加了近7倍，2017年底总资产已经达到1.5万亿美元。

第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营的机遇。新常态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在公共事业和垄断行业领域，中国政府也在市场准入方面放开了一个口子，即准许社会资本介入。适应新常态就要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公私合营的机遇，顺势而为。

——PPP融资模式帮助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当前，中国政府力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营模式（即PPP模式），允许社会及民营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这项工作现已在中国多个省市开展示范试点。早在2005年推行“非公经济36条”时，各地方就开始在水务、燃气、高速公路、市政交通、体育馆场等公共事业领域采用PPP模式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有国家体育场、北京地铁4号线等。

——混合所有制改革帮助社会资本进入部分垄断行业。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意愿的民资可以参股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行政垄断壁垒，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敏感行业领域，如石油石化、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之前，最受热议的一个例子是，中石化销售公司向25家社会及民营投资者出售了近30%的股权。混合所有制主要是促进公私合营，国民共进，其实现路径也有多种形式，如国企股份制改造、包装整体上市（中信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格力集团、城投控股、锦江股份等），开放让渡投资项目（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实行企业员工持股（绿地集团、兰生股份、中国电信）；等等。

第六，跨境合作的机遇。新常态下中国重视对外经贸合作，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积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推动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营造更广阔的跨境合作空间。

——区域自贸区安排开启贸易自由化。根据中韩自贸区谈判成果，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中韩自贸区的建成，将会极大地刺激双边贸易，预计5年内贸易规模就会突破4000亿美元，对中国GDP增长将贡献1～2个百分点，而韩国GDP将增加2%～3%。中澳自贸区达成协议后意味着在未来5年内，澳大利亚针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将100%变成零关税，双方在投资领域都将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额未来5年内可能达到3000亿澳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望尽早结束多方谈判，将会营造涵盖17.23万亿美元GDP和约33.5亿人口的共同市场。

——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跨境电商（含零售和B2B）交易额达到7.6万亿元，其中网易考拉海购、天猫国际和京东全球购分居2017年市场份额的前三位，共占市场份额已经超过60%。《2017年度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

——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投资目的地较以往更加多元。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5.9%，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存量规模比上年末增加4516.5亿美元，在全球存量排名跃升至第二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增加，预计未来10年亚太区域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8万亿美元。

——中国人境外出游大幅增加。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首次超过1亿人次，达1.09亿人次，海外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648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了28%。中国游客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目标群体。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集团联合发布的《中国游客中国名片，消费升级品质旅游——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花费达1152.9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与以往刚走出国门时不同，从自带方便面到买买买，中国游客不再节衣缩食，美国旅游协会主席罗杰·道描述中国游客为“会走路的钱包”。

第七，城乡一体化的机遇。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更为迫切。中国经济现代化意味着动力转换，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意义重大。农业、农村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是调节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是扩大消费新的增长点。城乡一体化将会带来新的潜在增长点，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更多的内需机会，尤其是会激活庞大的农村市场。

——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资空间较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有巨大的新增投资需求，用好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工程中包含“三农”建设，将财政资金重点支持水利、新增粮食产能田间工程、农技服务体系建设、粮食仓储设施、农网改造、农村公路等项目。2013—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财政部正在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财政投入保障制度，让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地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

——农民的消费潜力不容低估。2017年中国仍有5.77亿的农民群体，其中农民工群体约有2.87亿，他们的消费能力在逐步提升。预计到2020年，将有26.9万亿元新的消费支出，29%来自农村消费者，71%来自城镇消费者。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2017年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12448.8亿元，同比增长39.1%。截至2017年底，农村网店达到985.6万家，较2016年增加了169.3万家，同比增长20.7%，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800万人。在这种发展态势下，阿里巴巴推出了“千县万村”计划，已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同时，京东、苏宁等电商也纷纷加速渠道下沉，如京东推行“一县一中心”和“一县一店”全覆盖计划，苏宁则表示会建设1万家苏宁易购服务站。

——农业现代化有序推进。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向种田能手流转，引导发展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经营形式，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公司化，鼓励公私合营。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196.9万家，是2012年的2.86倍，是2007年的76倍，2012—2017年年均增速达到37.2%。

第八，新兴服务业的机遇。中国经济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即将从工业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实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而推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工业增加值。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吸纳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中国服务性消费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未来仍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既包含传统的衣食住行医领域，也涉及很多植根于新技术的新兴服务。预计未来中国的服务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健康养护产业面临大发展。中国政府要把健康养护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以满足普通居民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健康养老、节能环保、休闲旅游等领域的优质服务，其中蕴含着很多好的投资机会。目前，中国存在人口老龄化和亚健康两大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2.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7.33%；到2018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5亿人；到2050年，老龄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占比将超过30%。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是15～45岁人口的3～7倍，因此老年人年均在医疗方面的花费是年轻人的4～5倍，这为医疗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中国人因慢性病而死亡的占到了整个疾病死亡率的85%，因慢性病而引起的疾病负担占到中国整个疾病负担的70%。此外，中国还有7亿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左右。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占比要达20%。

——快递物流进入快通道。随着消费业态更新和消费层次升级，现代物流配送业迅速发展。2010—2017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从125.4万亿元攀升至252.8万亿元，实现10.53%的年均复合增长率；2017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957.1亿元，同比增长24.7%。近年来，电商物流、快递快运、物流地产、冷链物流等细分市场成为投资热点。例如，平安不动产、中信产业基金、复星集团等产业资本加大物流地产投入，中外运推出“海运订舱网”，易流科技推出车辆“云平台”模式，顺丰、圆通、申通等快递企业加快国际和社区业务布局。

——工业设计爆发新活力。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在加快，着力提升创造能力，对工业设计的需求潜力很大。早在2013年，德国就提出“工业4.0”的新战略，衍生出“个人定制”“众包设计”等新业态，也使得以工业设计为创新驱动力的智能制造迎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建有工业设计中心的制造企业超过6000家，规模以上专业工业设计公司约8000家，设计创意类园区突破1000家，全国设计类奖项赛事有110余项。中国各地也都制定工业升级战略，推进工业设计产业规模发展。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甘肃、河北、江西、深圳、重庆、厦门等多个省市，都制定了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上海以打造“设计之都”为契机，引导设计产业在重点产业基地和工业园区配套布局，形成一批以设计为主题业态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三、谨防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历短暂的调整是必要的。为避免经济出现大幅波动，需要更稳健成熟的宏观调控能力。幸运的是，中国近几年虽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但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这也说明中国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比较多，政策回旋的余地还比较大。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扎实细致工作，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基础上，着重解决消费升级和供给质量问题，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破除无效供给，更彻底地交给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立”就是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积极培育新动能，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降”就是努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实体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二是继续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把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简政放权，清理和取消在政府采购、资质获取、招投标、权益保护和参与政府战略、计划等方面的差别化对待；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推进电力电网、石油天然气、铁路等领域的市场准入，赋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准入权利，放宽金融、汽车、医疗、信息技术和服务等领域的外资股权比例；尽快推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加快“外资三法”的修订工作，出台一批外国人出入境、定居和工作的便利化措施，提供更多居民、企业国际化资产配置的投资渠道；切实保证国家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提振民营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更高效的财政投入。2018年在全国赤字率控制在3.0%以内的情况下，适度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力度，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资金放到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上来。而且密切关注美欧等国家税改动向，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出台普遍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措施；加快推进地方和中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启动房产税立法和扩大试点。

四是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2018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就是要做好预防工作，在保持货币流动性适度充裕的情况下，维持利率水平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做好重点防范，同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化解就是要处置一批风险点，重点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消费金融、虚拟货币等领域做好风险化解，实施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标准。积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协调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补齐短板。

五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牢固树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意识，以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为方向，加快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建设市场，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提供多主体供应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充分发展租售同权的住房长期租赁市场，推进“租售同权”，多措并举培育、引导、激励租赁需求，增加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用地供应，支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机构化的住房租赁企业。

六是做好预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外围经济虽有好转但保护主义增强，对此应做好预案和制定补救措施，谨防主要国家政策变动、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带来的负面冲击。特别是针对美国在贸易投资和人民币汇率上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应制定反制预案和“以牙还牙”策略，密切关注美联储缩表、加息和政府减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高度关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以及委内瑞拉等局势的演变，谨防地缘政治风险冲击国内日益开放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