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均衡到非均衡的经济地理范式

将区位、空间、地理纳入经济学分析，起源于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³⁴⁾起初，区域经济学的区位理论也属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由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以克里斯塔勒及勒施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理论三条支流，最后由艾萨德统一于运输成本-生产成本权衡的区域科学框架内。⁽³⁵⁾城市经济学则在冯·杜能开创的土地利用模型基础上，探讨了城市集中的根源、城市的产业与空间布局、规模、城市体系等问题，如阿朗索在用通勤者代替农民、用中央商务区代替孤立的城市之后，提出竞标地租理论与城市土地区位理论；⁽³⁶⁾亨德森构建了一个城市规模与典型居民效用模型；藤田和小川进一步发现，外部经济形成的向心力，往返费用和地租等形成的离心力，使城市结构出现多中心布局，这相比单中心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了现代大城市的空间格局。⁽³⁷⁾

由于新古典方法论无法同时处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要素流动等问题，迪克歇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趋于成熟而提供崭新工具，为空间经济学的诞生扫除技术障碍。在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基于收益递增的集聚原理后，空间经济学解析得出城市聚集中心的空间自组织机制，由此形成非均衡、动态变化的空间理论。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区位、区域、地理、空间等因素，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方法论工具也被较多应用。

朱显平和邹向阳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交通经济带”“成长三角”，以及“增长极”等区域经济概念关系密切，因此将之界定为跨国交通经济发展带，即以跨国交通通道为展开空间，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手段，以中心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为依托，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内贸易为动力，以经济快速增长和带动沿线发展为目的的中国—中亚跨国经济带。⁽³⁸⁾柳思思指出，“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³⁹⁾申现杰和肖金成⁽⁴⁰⁾、刘卫东均把“一带一路”界定为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刘卫东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⁴¹⁾胡鞍钢指出，“一带一路”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其实质是经济一体化。⁽⁴²⁾刘慧等认为，建设“一带一路”必将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包括不同国际经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有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促进内陆地区形成若干个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格局等。⁽⁴³⁾

在此方法论指导下，不同范围的区域划分、合作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卫玲和戴江伟，⁽⁴⁴⁾郭爱君和毛锦凰⁽⁴⁵⁾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范围，并且后者认为其是以产业与人口的“点—轴”集聚为根本动力，以交通基础设施和自由流动的要素为基本框架，以中国与中亚地区共同利益为根基，以地缘政治与能源合作为现实基础，以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为战略目标的特定区域空间结构。白永秀和王颂吉则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合作平台，以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为纽带，以沿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点，以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动力，以区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货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和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并且指出这一概念具有历史性、国际性、综合性三大特征。⁽⁴⁶⁾他们认为，在空间范围上，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其中核心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5国，扩展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及观察员国，辐射区包括西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核心区与拓展区构成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拓展区与辐射区构成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胡鞍钢等则认为，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为主的中亚经济带、以中亚周边的俄罗斯和南亚等为核心的环中亚经济带及环中亚地区和欧洲北非等为核心的亚欧经济带分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重要区、拓展区。杨保军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国内路段和国外路段两大部分，国外路段包括中亚地段，南亚地段，中东欧地段，以及相关的俄罗斯和西欧、北欧地段等在内的三个主要地段。杨保军等认为，空间开发格局应实现从单向开放向全面开放、从海陆分割到海陆统筹、从中心聚集到门户引领的总体策略转型。⁽⁴⁷⁾

总体来说，区位、空间、地理等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