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地缘政治学到地缘经济学

在国际关系方向的研究文献中，地缘政治学这一将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而引起的外交行为的解释，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加以系统化来指导政治决策，由此为更全面的理解“一带一路”的国际推进提供理论基础。⁽⁵⁵⁾弗林特等批判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认知基础，指出“一带一路”不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目的，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也不采取海陆对立的“两分法”视角，而是尝试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⁵⁶⁾中国应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地缘政治风险，讲好中国的地缘故事，改造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

20世纪末，因为许多学者预测，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力量博弈将从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借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工具而形成。

陆大道、杜德斌指出，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一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⁵⁷⁾“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亟须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近年来，诸多学者加入地缘经济学的研究领域。⁽⁵⁸⁾

汪亚青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促成的地缘经济新格局，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打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高端产业输出和关键要素输入的封杀，打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硬件和软件层面互联互通的芥蒂，连点成面，立面为体，构建大空间资源整合新体系；要适应沿线国家（地区）国情（区情）及发展状况的非均质性，采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竞争力培育措施，发挥广义资本要素作用，以诚意推动产能转移和合作，注重软权力建设，掌握信用评级主动权。⁽⁵⁹⁾

李晓等从大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三重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并从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入手，阐述该战略的多重现实背景。⁽⁶⁰⁾为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中国需遵循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重构逻辑：一是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二是识别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三是决定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其核心利益。在具体到操作层面，必须诠释或者处理好“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定位和核心利益”等八个关键问题。

于会录等在总结既有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地缘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由此需要将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并提出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⁶¹⁾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随国家的规模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笔者提出，地缘战略研究应将区域或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视为一个有机系统，探索建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加强地缘政策及其效果的系统性研究，重视地缘政治的历史案例研究。

安虎森等指出，主导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已由地理环境、地缘政治逐步过渡到地缘经济，国家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也由原来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发展。⁽⁶²⁾经济规则已超越意识形态成为将各国紧密捆绑的主要力量，进而塑造了当今世界的空间格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区域经济世界化趋势是这一力量的物质化形式。“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世界空间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它通过海、陆并举的方式将亚欧“世界岛”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整体，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创造顺利实施的条件，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地缘经济学悄然进入“一带一路”的研究领域，也表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地理等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是“一带一路”遇到的现实考验，跨学科方法论的融合成为重要的应对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