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仲恺、何香凝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宋垚臻 朱立学
- 7105字
- 2021-03-25 21:15:09
廖仲恺民权思想的历史特点
在辛亥和民国时期与孙中山一道进行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政治思想上都是民权主义的拥戴者,廖仲恺也不例外。他对民权的论述虽然数量不多,但常有真知灼见贯穿其中,表现出鲜明的领历史潮流之先的特色。其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完全保持着一致性,同时又有自身的侧重点。深入了解廖仲恺民权思想的这些特点,无论是对传承前辈民主精神的遗产,还是对当今弘扬民主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学界对于廖仲恺的民权思想,陆续做过论述,本文着重从其历史特点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有所拓展。
一、洞察西方民权制度的利弊
西方民权制度自介绍到中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赞扬和批评两种评判。无论赞扬其优长,还是批评其缺失,都有助于深化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以便作为改造中国旧制度的借鉴。在此方面,活跃于辛亥和民国时期的廖仲恺比起其前辈来,对西方民权制度利弊的考察十分明显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廖仲恺的这一考察,有着高度自觉的目的性。他明确认定中华民国的政治模式,仿效的就是西方民权制度,“……我国国体则民主,政体则代议,两者之制,皆步武欧美,非所固有”,既然如此,就必须对此制度进行透彻的研究,思考“必将如何取法,而后国体、政体无所矛盾,代议制度能否跛行无弊,而与之相因而至之政党政治应否预为消毒”等问题,因为这“关于民国建设之根本者至巨”。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他以英国和美国为主要对象,对西方民权制度的历史演变和现实运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总结,得出了几方面的重要结论。
首先,充分肯定西方民权制度出现的必然性和进步性。
他通过回顾英国代议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清楚展示了国家政权如何逐渐由君主转移到贵族,由贵族扩展到平民,由代表少数人到代表较多数人的时代性变迁,进而论析发生这一变迁的原因,从三方面做了简要概括:一是先进思想学说的影响,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边沁的立法思想和功利主义、约翰·穆勒的个人主义等,“其说皆足以动当世,民权思想,遂以勃发而不可收矣”;二是发达的新型经济的影响,自19世纪初蒸汽机发明之后,“生产方法迥与古异。中等阶级以骤富而大增其声势,而小民之无资产者,以其个人企业之精神能力,转瞬而致社会尊荣之地位。……是于血族上理由,不足为社会上下之际识,而个人自觉自信之观念,因以普及于一般人民矣。……人民政治上之制限愈缩,选举权之范围愈广,则欲当选为代表,列席议会以据政柄者,不能不卑躬屈节于选民。……人民于以自觉其势力之所在,而民权之要求,遂不可抗”;三是各国民主政治运动的相互影响,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羁绊而独立,人权宣言,遂以发布;民主国家,因以成立。人民于政治上、宗教上、经济上所享之自由,殊非当时欧洲各国可比。自英国人民视之,不能无所感触者,势也”,法国“大革命后数十年间,人民要求政治解放之声,遍于欧洲大陆,风潮所及,几无人为之壁障可以御之者”,英国将此影响与政治“调和”和“民族互让”的风尚相结合,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所谓代议政治之下之王国民政”(即立宪君主制)。这些,都充分证明民权的确立和日渐发达绝非偶然,而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一点,是廖仲恺评判西方民权制度的基本取向,可以说奠定了其一生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他之所以像孙中山一样,始终坚持中国应顺应和追赶世界进步的潮流,坚持将“主权在民”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坚持要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都与其从西方国家吸取了民主性精华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其次,着重剖析西方民权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
廖仲恺尽管服膺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但并不因此就主张照搬其制度。相反,他将此理念和理想与实际运作的制度加以对照,十分清醒地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突出表现,就是本应代表民权的代议政治,结果却全变成“政党之操纵民意”。
以英国言,自政党掌控选举后,“党弊”便从此开始,“每当普通或特别选举期前,以党所指定之候补者,强加于民意之上,而其方法有用金钱或礼物购买者。至国家以法律严禁之后,则以利益或地位为酬报。……其演说固无不以地方选民之利益为前提,其所以谄媚愉悦之者,无微不至。及夫选举揭晓之后,除少数奔走运动之政客获利而外,则选民自选民,政客自政客。昨之所谓人民之友者,今则傲然国会议员;前之以选民之利益为词者,兹则以代表者非为一部,而为全体之辩。于是国会诸法案,凡有利益于民而不利益于党,或为利公众而不利私人者,皆难通过。……皆以所选出议员,代表各所属之特别利益。……夫议会内之多数,决不足代表民意之多数,明甚。故……代议政治,非一般社会弊病之万灵药,亦不足以满人民之希望”。
以美国言,虽与英国国体不同(实行民主共和制而非君主立宪制),而代议制度的毛病却更大,“顾代表议院之不足为民意之反射,与夫民权之埋没于政党之污垢,较英国尤甚。……总统选举获胜,可举数千受国家俸给之地位,为政客酬庸之具。总统更迭之际,官界一空,……遂成所谓战利品制度……盖美国自总统以至议员,靡不交受此种压迫,故行政腐败,无由肃清”,尽管后来有所“矫正”,但作用不大,“……立法议会之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如故。关于国利民福之改革案、法律案之不易通过,亦如故也。至于选举则全由政党政客操纵,候补者既由党议决定,则指令选民选之,俾投票之数不至分而失败。故时谚有称选举之年为黄狗之年者……盖谓党指定黄狗,则投黄狗票也”。
由于这些弊端,所谓代议政治就远不能适应民众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众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对立,从一种原本先进的政治制度变成了缺陷很大的政治制度。
对此弊端的认识,是廖仲恺评判西方民权制度的关键之点,表明他对西方的学习已超越前辈的局限,站到了世界民主潮流发展的前沿。由于具有这种务实精神和批判精神,廖仲恺就能突破西方民权制度的束缚,越来越重视广大民众的实际权益,并随着时势的推移而完成由旧式民主思想到新式民主思想的转变。
最后,大力宣扬以“直接民权”改造西方政治制度。
起源于瑞士的直接民权制,本来只在西方个别小国中施行。当西方民权制度的痼疾日渐暴露之后,直接民权制开始引起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重视,被视为补救缺失、医治顽症的一种良方。除了理论上的论证之外,一些欧美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付诸实践。
廖仲恺对直接民权制极为欣赏,不仅较早将论述此制的代表性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而且将此制作为应该普遍推行的一种民主理想。他赞扬直接民权制深切体现了“人民主权之观念”,该制在瑞士的实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效清除了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之“毒”,“遂为世界所称颂,以为政治上之防腐剂矣”,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国都纷纷引入,“流风所播,势等燎原。观近世政治之趋向,有视此为磁石之指针者”。他并未否定西方现有的民权制度,但以为必须以直接民权制作为不可缺少的补充,“以辅代议制度之不足,而补政党政治之缺憾”。只有这样,通过在制度上取得突破,才能管住以权谋私的议员和政党,使民主政治制度变得比较完善。
在他看来,直接民权制既是改造西方民主制的方向,也是中国民主制需要力争实现的理想目标。中国民主制如果没有直接民权“相辅而行”,也将出现欧美一样的弊病。虽然中国政治还缺乏条件,“万端俱废,人口调查,交通设备,无一能举。则此制现时不能适用于广大之行政区域”,但“都市及繁盛之县,与自治同时并举,必可实行,且收良效”,只有在市县一级实行了直接民权,“一国政事”才能“最切近于人民”。
对直接民权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廖仲恺民权思想相当程度上的彻底性,大为拉近了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是他在国共合作时期能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坚守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
二、透析民国难行民主的现状与根源
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政治制度的源头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民权制的产物。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一学习并未取得圆满的结果。民国在制度形式上与西方民主国家多有相似之处,而实质上却没有或甚少民主的成效。对此现状,时人有目共睹,廖仲恺亦感同身受,并不断痛加抨击声讨,以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
他对民国历史做了这样的总结:“中华民国成立八年,变乱侵寻,迄无宁岁,中间经改易国体者两次,违宪解散国会者两次。今者外患之亟,不可终日,而国内之议会问题,尚悬不决。全国政象,久已入于痉挛麻痹之病的征候。求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中心,傍落散失而不能聚。私人党派间之窃得一份者,各因其势,互为牵制,互相抵消,于是转机无或得动。夫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一切政治应由此发,亦由此受,是则既失之权力中心,应有所归。所需者,唯四万万之失主,自去追赃耳。”也就是说,民国虽已成立,却还未解决主权在民的根本问题,没有形成代表人民的权力中心,因此才会出现种种严重的“变乱”和“外患”,这需要作为主人的人民,去把本应属于自己而被他人当作赃物夺走的权力追讨回来。他还非常形象地将民国民权的缺位形容为“空格子”,痛言“由武昌起革命那一天到今天,满满地过了八年,这革命后的空子,还是照旧空着;新的生命没有一点儿现出,新的毛病却长了许多”,大声疾呼人们应努力奋起,尽快以民主的真材实料将此空格填满。
民国为什么会有名无实,这是廖仲恺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西方民权制度存在严重弊端,需要和可以通过改革来加以更新,而民国却连最基础的民主架构也时时动摇,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亦无法给予和保障,这与西方的民主困境在性质和程度上都大不相同。对于这一差别,廖仲恺有相当清晰的辨识。因此,当他查找民国何以难行民主的根源时,其立足点并未放在西方民权制度的缺失之上,而是切实分析中国现实的国情,以便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宏观整体层面上,廖仲恺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西方式民权制度的基本条件。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即由于交通等阻隔,不同地域的民众事实上难以流通,无法获取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变贫穷落后的境况,“中国深入的省份,交通不便的地方,矿产、森林、畜牧种种事业,都是等人去开发的,比外国好的机会多得很,可怜人民是去不得的。所以这些地方,在外国就是人民的宝库,却是在中国就变了国家的赘疣了”;二是“生产没有调剂的方便”,即缺少近代生产的组织形式,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经济的水平之上,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中国无数自足经济的小团体里,这地方和那地方的交通,比隔一个国家还费事,吸收各处的原料,差不多是很为难的。……所以大部分的产业,是个停滞的,生活是个濒死的了”;三是“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即国民还普遍受各种迷信思想的毒害,近代新思想很难灌输进他们的头脑,“比如他们望见茫茫的大海,就当真信海里有海龙王;望见重重的大山,就说山里有什么神仙妖怪;连一块石头,也要雕上泰山石敢当五个字,见了就打躬作揖。风、雨、雷、电、水、火,凡是他们没得法儿对付的,都要拜拜。……只有爱乡的心,没有国家思想。……甲地方出了大大的变故,于乙地方没有什么影响,常有两三个月才能晓的。像这种情形,新思想怎么能传播得来呢”。这些方面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国家就缺乏必要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廖仲恺进一步认识到,民国之所以难行民主,更重要的还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物。一切经济上和商业上的障碍,如税则上的障碍、交通上的障碍、治安上的障碍等,都与此密切相关,“政治上的障碍不除,经济、商业是绝对不能进步”。
对此政治障碍物,廖仲恺先后做了很多论述,大致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界,可分为两个前后相接、逐渐深化的阶段。在前一阶段,他主要将军阀统治作为政治障碍物,对军阀纷争的各种乱象和危害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后一阶段,除了继续批判军阀之外,他明确将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最主要的政治障碍物,通过对列强侵华历史和现实的梳理总结,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压迫,指出了列强与军阀相互勾结的关系,坚决主张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并将必须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与“反革命派”展开斗争,作为对反军阀和反帝两大革命任务的重要补充。
廖仲恺对民国政治现实所做的这些清醒判断和深刻分析,无一不显示出一种难得的远见卓识,在当时革命领袖人物中,可以说表现得相当突出。
三、力倡国民自争民权的奋斗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和君主专制的成功,却未能完成建成民主国家的任务,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遭受的重大挫折。面对这一挫折,孙中山愈挫愈勇,继续开展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等一系列斗争,并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扶助工农运动,翻开了民主革命新的一页。在此过程中,廖仲恺都紧随孙中山之后,对应该如何努力,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也认识得越来越清晰。在他看来,除了要改造党和军队,使之服从和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更为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开启民众的觉悟,动员民众的力量,使民众自己具有主人的意识,自己争取民主的权力。
还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廖仲恺对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就相当重视。他明确指出:“民国肇建,百政未举,内乱频作,推其根源,乃由徒求政府之强有力,而以兵力窒塞各省民治发展之机,利用秘密外交以召全国人民之毒害,反之者始期以兵去兵,终至以暴易暴。……若不思改弦更张,恐必类饮鸩止渴。”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一方面注重各省自治,“各省长官必由民选,内部行政之事当仰成于省会,中央但持大体,勿涉细微,则国政必不分歧,民心亦自然固结,否则以集权为标志,先离地方之心,又欲强行政府所是,而以兵力继之,必且复循故辙,再开乱端矣”;另一方面废止秘密外交,“……外交失败,原因在于秘密,……苟顺民心以为政,亲日亲美,何足讳言,若其外交不惬民意,则虽无所亲,尤为非也。外交秘密之说,本与专制政治相连……我国外交秘之于国民,而不秘之于他国,尤祸乱之阶。欲使民国永固,国际地位不摇,必当以废止秘密外交,撤去八年来一切未经人民认可之国际束缚,为首义矣”。尽管这些主张当时并无实现的可能,却可见其判断之准确和思虑之深远。
五四运动之后,民众觉醒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令廖仲恺深有感触,不但更加坚定了主权在民的理念,而且对这一理念如何实践有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要以直接民权为目标,将民众自发的力量有效地集中起来和巩固下来,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他撰写专文论述道:“……民主国家的主权总是在人民。我们中国既然叫作中华民国,主权的主体,当然就是人民。现在在法律上、制度上人民的主权,中途被强盗抢了去,所以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然而在事实上还是有的,不过大家都不晓得。……人民忘记这权,不用这权,这权就像是那些拥兵的军人,和依傍军人的政客所专有的,飞扬跋扈到没人能管,没法去治,……这回晓得也是很随便的试一试。却这一试真利害,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政治上叫作民权,就是这个骨子;外国叫作直接民权,就是这个化身。不过人家的是一个法律上、制度上具体的权,我们的是一个偶发的、不规则的民众的力罢了。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国民若是有了这三种民权(即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引者注),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恢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他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民的斗争与外国先进的榜样结合起来,寄希望于国民获得直接民权以救治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这对于民主革命思想而言,是一个具有超前意义的突破。
民权应由民众自己努力获得的思想,廖仲恺在论述女子解放问题时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女子解放是关系国家、社会、男子解放的“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仅从国家、社会、男子这三个立足点寻求方法还不够,因为“这样的解放,只可算是比较的、半面的解放,却不算完满的、彻底的解放”;要“从人类上女子本身上着想”,可以“要求人家帮忙”,却“不能依赖人家完全代劳”,这样的解放“才算是真解放”。推而广之,无论哪一种解放,“总要靠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知识上、体育上准备过自己解放的手段,一面自己去解放,一面自己去准备,这解放才有点光明”。进一步说,在当今现状下,女子的解放也无人可以依赖,“要是靠着这未解放的国家,未解放的社会,未解放的男子,来说人类上女子本身上的解放,这就叫作楚囚对泣,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有解放那一天。……所以我主张女子自力的解放,就是这个道理”。这就不仅讲出了女子必须自求解放的大道理,而且揭示了国家、社会、男子欲求得解放,也同样必须依靠自身奋斗、努力创造条件的大道理。
进入国共合作新时期后,廖仲恺这一民众“自力的解放”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在此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直接参与大量工运和农运工作,对民众力量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即由比较笼统地寄望于国民,变为特别重视工农的作用。他在此方面做过不少论述,其主要见解有四:一是革命要成功必须以工农为主力军;二是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摆脱压迫和痛苦;三是工人的罢工斗争意义尤其重大;四是工农应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廖仲恺的国民党左派政治立场,也可看出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廖仲恺身体力行地贯彻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为凝聚农工力量,提高他们的组织程度和文化水平,保护他们的利益,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为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