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史观：精神/物质的革命式一体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改造自然的成功，理论面临一个新趋势，即整个物质生产过程，不管是其生产方式还是生产目的都越来越精神化，越来越渗透和表达出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内容；相应地，整个精神生产过程，不管是政治法律还是文艺哲学也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支配和显现为物质生产的形式和内容。当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水乳交融，全球交通和信息网络四通八达，社会分工不再鼓励闭门玄想的意识形态家，就仿佛回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初级阶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从文明的持续性发展来看，21世纪劳动者将创建和面对一个愈加人化的世界，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过程中的处处细节都将强烈折射出人类政治、法律、哲学、艺术等性质。不难设想，当全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成为最关键的生产力后，当物质生产再超越目前百倍千倍、荣升人文视域下的高级生产后，当人的精神大跨步向着宇宙进军，远远抛下基本物质需求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将在更加合理细致的分工中更加难舍难分。于此，我们又该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物质/精神的本体性差异呢？

这一问题实质在于，从人脱离动物界，直立行走、钻木取火、咿呀学语、狩猎农耕的时刻开始，劳动实践就是人类特定政治组织和经济秩序之上富有艺术性、宗教性、科学性的行为，它从来就脱离不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仅管理或服务于劳动实践，而且其本身也可以是劳动实践，尤其是缔造真善美或探索未知的精神化劳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第二条论纲中说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不仅批判了以费尔巴哈和经院哲学为代表的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且赞扬了和实践融合一体、具有现实力量的唯物思维。这里的实践当然包括经济生产；思维当然不仅是作为生产力的科技，也包括哲学艺术政治法律。

可见，在《费尔巴哈论纲》揭幕处，马克思就批评指责了违背客观现实、缺乏实践力量的思维理论，而赞美符合并助力于经济实践的思想观念。他实则暗指意识形态是虚假、脱离经济基础、不符合实践真理的观念上层建筑，这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扩展为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形而上学和以黑格尔为源头的唯心辩证法的批判：前者脱离具体的历史实践，建立了固定不变的观念范畴；后者则令巨大的历史实践屈尊为抽象独立的思辨形式的陪衬或阴影，将历史生活解释为自在自为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和人的“自我意识”。马克思进而融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决定观念思想，后者亦可反作用于前者，在前者中证明其真理性。这样一种具有实践真理的思维被马克思称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对的“实证科学”。他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然而，如果将实证科学或实践思维界定为符合社会现实的思想，那么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思想同样符合现实经济关系，比如劳动力买卖契约上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封建贵族所宣扬的荣誉忠诚，它们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实践思维？思维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庸俗保守还是激进改革？为此，我们必须重审十一条论纲中的实践内涵，它被定义为“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的“革命的实践”，是“世俗家庭的被消灭”，是立足于人类社会而非资产阶级社会的“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

鉴于此，实践思维或实证科学不单纯以现实生产关系为依据，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表现“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矛盾的思想意识，那终将是推动生产发展、致力于人类生活蝶变、具有历史时代创造性的上层建筑；相反，意识形态则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脱离物质实践、掩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抛弃时代变化需求而虚构自身永恒不变的上层建筑。

总之，实践和思维的同一建基于特定历史时代及人类生活整体的发展变化中，也建基于物质/精神不能完全契合、生产力/生产关系不能彻底平衡的本体性裂口中，它憎恨一切无法改变现实、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迷信和空话。于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实证科学和唯物史观同样如此。

诚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和精神总是辩证统一的，人的精神总是显现或力图转化为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也总是包含或运作着精神思想。当我们力图在其中一极中挖去另一极时，原本的这一极不仅会消失不见，而且会将另一极视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然而，这种静态稳定的辩证法无益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唯有借助否定和提升物质现实、保留生产关系之对抗的革命辩证法，人们才能理解为何两个统一难分的对立面有一个决定性基础，为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等同于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本身的矛盾，为何唯有物质才能标识精神的冲突、阻挠和进步。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制于他们的物质生产方式，道德、法律、宗教、哲学、艺术都不具备独立性的存在，而是随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而改变；另一方面，唯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中，上层建筑才能通过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赢，以精神的物质化促进（人民大众）物质生活的精神化。诚如马克思所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这物质/精神的转化同一、阻挠促进的反转逻辑中，物质仍是世界变化的尺度和枢纽。无论生产力如何进步，物质的矛盾本身承载着精神和物质的矛盾：不仅落后物质的改变酝酿了先进精神，不仅先进精神反向促进落后物质的改变从而成就自身，而且落后、不肯改变的物质同样生产和凝聚着落后、不肯改变的精神。也正因此，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兼具观念论和物质论，它既是效忠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思想观念，也是阻碍人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精神生活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