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 编者弁言
本辑《世界3》的副标题是“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对此我希望在这里作两点说明。首先是“海外”这个概念,在目前持续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具有与冷战时期相当不同的含义。以中国美术史领域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陆学者和海外及台湾学者基本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工作。但是从80年代起特别是90年代之后,国际学者之间的往来、考古和艺术史资料的交流、展览和学术著作的流通都日益频繁。若干大型翻译项目不断将国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介绍给大陆学者和学生。国内学者出访和参加国际研究项目的频率也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美术史学人去国外接受硕士和博士训练,在获得学位之后陆续回到国内任教。因此“海外”这个词在2018年可说已具有一个全新的语境,与上世纪的封闭状态截然不同。本辑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既不以之指涉研究者的文化和种族身份,也不用以标志“异文化”或“异学术”对中国美术的特定看法。其本质意义更接近于“知识生产地点”(sit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换言之,虽然目前中国美术史学科中的知识生产——包括研究和写作、收藏和展览,以及培育新人——已是在一个相互链接和动态的国际网络中进行,所谓的“海外学术”也不乏旅外中国学者的参与,但每一具体地点的研究传统与学术机构仍具有自己的特性,语言的隔阂也会造成信息流通的障碍。因此对各地学术生产的情况不断进行总结和介绍仍十分必要,这也就是我们编辑本辑的主旨。
为了将这种介绍做得较有深度,我们约请了几篇专题性的学术评论。其作者对这些专题或浸研多年或长期关注,其回顾因此具有论文写作的意味。洪再新的《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代艺术研究及人文学科的发展》一文将元代艺术史研究这方面的新成果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人文研究中去思考,提出它们具有史学意义上的三种重要性:一是颠覆传统的断代史观念,二是呈现艺术在多元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三是提供联通中国美术史与全球美术史的一个衔接点。李颖春在其《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三十年:海外学者的问题、视角与方法》一文中,从中文语境里产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这一术语开始,追溯其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过程。沿循时间轴在全球视野中观察这一领域,她认为许多海外学者在以往三十年里对这一新兴学科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构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即日本建筑学者、西方的中国城市史学者,以及西方的艺术史和建筑史学者。这一推断随即引导她梳理了这些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研究旨趣、问题意识、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徐婷婷在《何谓“‘中国’摄影”?——主体性的演变与史学史回顾》一文中介绍和分析了四十年来中国摄影史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及其所代表的趋向。她打破了以政治史编年对摄影发展进行分期和叙事的方法,根据摄影作品的自身性质把中国摄影史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后殖民主义与早期摄影在中国的传播、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国美术摄影的发展、20世纪的“纪实风格摄影”和当代摄影与对中国身份的追求。聚焦于摄影家和摄影研究者对“中国摄影”的不同定义,文章追问“中国”二字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主体性,从而也显示出“中国摄影”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诉求。
同属于专题性回顾,蒋人和(Katherine Renhe Tsiang)与布歌廸(Claudia Brown)的文章以“收藏”为主题,分别概述了20世纪中国雕塑在国际上的散布与近几十年美国和加拿大美术馆对中国绘画的入藏。蒋人和进而以山西天龙山石窟的精美石雕为特例,说明其在20世纪上半叶的流散与当时国内政治状况及国际商业操作之间的关系。布歌廸则注意到艺术史家、策展人和收藏家在博物馆收藏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及艺术经纪人和拍卖行的活动,同时追溯了西方对中国艺术不断变化的趣味和入藏作品的来源。
与这些涵盖较长历史时期的专题评论有别,本辑中的其他报道和综述则对国内外的一些近期学术项目和活动进行了或详或简的介绍。其中一份谈话实录记载了几位在美国任教的资深中国美术史家——包括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包华石(Martin J. Powers)、乔迅(Jonathan Hay)等——在2016年11月于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有关中国美术史这一领域的公众对话。其他所报道的学术活动包括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和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的历时八年之久的“古代墓葬美术国际学术会议”,美国盖蒂基金会“连结艺术史”大型国际学术项目,以及该项目支持的“民族志之眼”艺术史调研与培训项目。最后这个项目由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主任胡素馨(Sarah E. Fraser)主持,于2014年开始后已经完成了在北京、成都、重庆、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柏林、伦敦、巴黎、里昂、第戎等地的实地考察和讨论。由乔纳森·纳尔逊(Jonathan K. Nelson)撰写、范白丁翻译的《中国学者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伊塔蒂研讨班》一文总结了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于2013至2015年间组织的一系列研讨班和中国学者的参与,同时也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教学和研究进行了反思。最后,裴珍妮(Jennifer Purtle)、古嘉慧(Karil J. Kucera)和邹建林的三篇书评对几部有关中国美术和美术史理论的重要著作——包括安濮(Anne Burkus-Chasson)的《将相之林:17世纪苏州刘源绘本〈凌烟阁功臣图〉中的历史片段》(Through a Forest of Chancellors: Fugitive Histories in Liu Yuan's Lingyange, an Illustrated Book from Seventeenth-Century Suzhou)、乔迅的《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Sensuous Surfaces: 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致用与娱情的图像:大清盛世的风俗画》(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包华石和蒋人和编的《中国艺术指南》(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t),以及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图像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Body)——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
我希望做的第二点说明是,本辑《世界3》除了介绍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内容,即黄专教授遗稿《中国艺术史学史研究导论(讲义提纲)》。正如范景中先生在其“引言”中所说,这份文献“虽为提纲,然成一家之言,凝注了他三十年来在美术史教学方面的心血”(见本书第137页)。该提纲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绪论”“历史问题”“史料问题”和“方法问题”。虽然著者称其为四讲,但其中涉及的历史和史学概念实具有百科全书的维度,所征引的文献也是贯通古今、汪洋浩瀚。以“历史问题”为例,从第一节“古代中国艺术史学的状况与特征”开始,著者次第回顾了上古及中古时代以礼制和宗教文化为中心的艺术观念,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郑樵的图像观,以品评、史传、札记、著录、汇纂形式为主体的传统书画史,以及清代朴学所引起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变化。其后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讨论“近现代中国艺术史学的变革与发展”与“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这三节贯通古今中外,所显示的观念结构超出我所知中国艺术史学史的所有著作。第二讲“史料问题”开宗明义地指明史料是一切历史学科的基础,随即讨论了中国艺术史史料的两大种类,即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进而分析每一种类的性质、内涵和用途,以及两种史料之间交相印证的关系。第四讲“方法问题”从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自身方法开始,但迅速地打破了地域界限,把讨论的焦点延伸到瓦尔堡(Aby Warburg)、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贡布里希(Ernest Gombrich)、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的图像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美术史”潮流所带来的美术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转向。至此,这份《中国艺术史学史研究导论(讲义提纲)》与本辑《世界3》中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评论和回顾,可说是交汇融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