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INTRODUCTION
《天演论》一书，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根据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撰写的一篇超长论文。赫胥黎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被称为“达尔文斗犬”。在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他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优胜劣汰的原因及其规律；提出了唯心先验论观点，即“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正是由于这种天性，人类才不同于动物，社会才不同于自然，伦理学才不同于进化论。”这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基本观点。然而，生逢末世，体味过世态炎凉的严复却在《天演论》中驳斥了赫氏的唯心观。他在对原文，扬长避短，有选择地节译并加以发挥，用其深刻的论证，使《天演论》在中国掀起一股蔚为壮观的思想革新风潮。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与领土侵略，社会危机不断扩大加深。许多有识之士与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都深为祖国前途和命运担忧。但是，处于黑暗之中的他们，苦于没有正确的方法论，而被套牢在旧学的锁链里。这时，严复的《天演论》恰到好处地为他们送来了一线崭新的希望。在书中，严复发扬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并把这种进化观引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来。这是与赫胥黎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本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所阐述的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天演论》中指出，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团结以“保群”，这些都是“天演”（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人就其本质来讲，与禽兽万物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是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和“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认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要亡国灭种。根据这一观点，他提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侵略中国，就在于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谈什么空洞的“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而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
《天演论》以物种生灭的自然进化规律，警告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激发他们发奋自强的决心。由此，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民报》在撰稿人胡汉民也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全书共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在译述《天演论》时，严复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选择，有评论，有发挥地来完成了这样一本奇书。他重点选择原书中有关万物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至于社会伦理的部分，则基本上不予翻译。这样，就成为纯粹的进化论了。而“天演论”这一书名，也只是赫胥黎原书名的一半。本着救亡图存的宗旨，严复以进化论为武器，向国人敲响了自强保种的警钟。在整个《天演论》中，严复将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按语是严复自己的点评发挥，有些篇幅竟然超过了正文。对此，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评论道：“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过。文字的详略轻重之间大有不同，而且严复还有他自己的按语，发挥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这个评论是中肯的。
作为引进西学之第一人，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写出了他对翻译的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信，主要是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达，主要是指语言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而“雅”，就是要使译文流畅，有文采。这三个翻译标准对后世译界影响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而严复提出这一问题，使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在《天演论》中，严复对“雅”字的要求，极为苛刻。他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在严复看来，要说清楚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如果用现代口语，则根本无法说清。他一生极喜桐城古文，所以，在翻译时，他并不是采用直译的方式，而是用先秦古文的文体来翻译的。这比今人用白话直译的方式而言，难度要大许多。众所周知，严复的中西文功底十分深厚，然而，即便如此，严复在译书之时，也时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躇蹰”；“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
严复的好友吴汝纶在《天演论》的序中评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他认为，严复的译文“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笔古雅耐读，自是十分可喜。同时，他也表示出这种古文与现代普通人群之间的差距，会影响到《天演论》本身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他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
另一位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知名人士梁启超，在大赞《天演论》之后，也指出了这种秦汉古文文体在普遍推广上的局限性，由此，在他与严复之间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风之辩”。梁启超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而对于这一点，严复早已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种文风的复古态度，是既明确又坚定的。自己认为他翻译的是“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可见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只是为了先唤醒少数“多读古书之人”。正是由于全新的内容以及谨严的古文格调，严复首次翻译的是《天演论》，“可谓是旧瓶装新酒”，在当时的知识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大多数学士精英的思想震动，从而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自他的《天演论》之后，中国整个民风、思想才从知识分子阶层开始逐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来。后来，晚清名士吴汝纶把《天演论》删节后，在学校作为教科读本使用，由此才形成了普及全国的进化论风潮。
《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所起到的影响，可谓是惊人的。因为它影响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许多关键人物。近代一大批有识之士，由《天演论》而获得了崭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因他们的改变从而影响了旧中国命运的方向。“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口号，不仅直接影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推进了维新变革思想与实践；也一直流传到后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鲁迅、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毛泽东等人，都自称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
当严复《天演论》译作的初稿完成之时，首先就给梁启超、桐城派的吴汝纶以及谭嗣同、吕增祥、熊季廉、孙宝瑄等好友阅览指正。诸友读后，无不拍案叫绝。先从最早的康有为说起。他向来以才高八斗而自居，目空一切，在看过《天演论》后，感慨谓“眼中未见有此等人”，认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最早接触到严复译稿的梁启超，在该书尚未出版时就加以宣传并据此写文章、发议论，宣传“物竞天择”的理论，并称誉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一流人物”。谭嗣同在看过《天演论》之后，即向友人推荐说：“好极，好极。”在维新变法时代，虽然严复与康、梁等人采取了不一样的救国方针（他强调治本，以教育民众为基础，而康梁则提倡直接更改国制），但是，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的伟大宏愿。因此，同样是变法维新，严复与康、梁等人相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文章意新而语古，在当时独树一帜。由于所受教育经历不同，康、梁二人皆是以中国旧学为武器，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故不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严复所用的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这些学说无疑是全新的、且是更具战斗力的思想武器。
再说说文化巨匠鲁迅。在他的《琐记》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当他因看《天演论》而受到长辈呵斥的时候，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摘自《朝花夕拾·琐记》。）”可见，当《天演论》影响到鲁迅之时，他还只是一个黄毛少年。它在鲁迅心中建立起了早期的进化论思想，使他认识到现实世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虽说鲁迅也曾不客气地批评严复的译书译来费力，看来吃力，但他评价他译得最好的《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并评价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严复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除鲁迅外，大文豪胡适也是一个明显受到《天演论》风潮影响的重量级人物。1905年春，胡适进入澄衷学堂。一天，国文老师杨千里先生竟然用吴汝纶删节的译本《天演论》拿来做了国文课的教材用。胡适后来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老师）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胡适原名胡洪，在受到“物竞天存，适者生存”的口号感染下，他将名字改为“适之”。在他后来考试留美官费时，正式使用了“胡适”的名字。除他之外，在《天演论》的浪潮下，许多人改了自己的名字。一时间，“竞存”、“天择”的类似名字就多了起来。胡适的名字就是《天演论》留给他的永久性纪念，是时代赋予的具有保种自强、救亡图存特色的名字。
从1896年起，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直到1898年正式出版，历时3年。这正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时代。《天演论》本只是一本科普读物，但由于渗入了译者严复的政治理想，它竟演变成为一本以“物竞天择”为代表口号的政论性书稿。恰逢乱世，它让中国人用一种另外的眼光和方法，重新认清了自己，并引起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强烈震动。无论是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或桐城派的吴汝纶、吕增祥、熊季廉、孙宝瑄及味经书院“诸生”等等，皆读过《天演论》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后，《天演论》借助出版，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它版本众多，约30余种，最有代表性的为1897年《国闻汇编》刊载的《天演论悬疏》。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务版《天演论》，影响也最巨大。当时的仁人志士，孙中山、鲁迅、胡适等人，无一不受其影响。《天演论》以其独特的内容与深邃的思想感染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读书人。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使无数国人觉醒。晚清学士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它成为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进化论，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译著。自《天演论》问世后，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蔚然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思潮，许多人步严复的后尘，译介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可以说《天演论》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里程碑，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论进入了中国。
晚清名士吴汝纶看《天演论》初稿之后，大叹“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释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在晚年回忆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人们惊怵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五十年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第一。”
毛泽东称严复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
从以上历史名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和他的《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自《天演论》之后，国人纷纷开始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天演论》的传播，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来说，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天演论》的影响才逐渐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功绩无疑是值得后人肯定和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