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悠久的历史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近四千年文字记载的灿烂历史。历史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精神的家园、生命的魂魄、不灭的记忆。我们伟大祖国浩浩荡荡、淳厚蕴深的几千年文明史，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用她源远流长的甘甜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两颗门齿和一些石器，以及大量的炭屑和小块烧骨。经过鉴定，这是远古人类的牙齿和遗物，证明他们已经能够制造工具和使用火。
1929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距今约70万～20万年的第一个完整的原始北京人头骨，史称为“北京人”。此后又发现大量的石制品、骨角制品和用火遗迹，成为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这些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意义重大。
1973年，考古发现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及舟山群岛的公元前5000年～前3300年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的骨器制作比较先进，用于农作生产。发掘中还发现大量的稻米、漆器及水井，并挖掘发现了干栏式建筑基址，这是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有别于北方地区洞穴或半洞穴生存方式。
1986年，在成都广汉的三星堆发现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杖等，存在时间与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证明，古代巴蜀地区是中国夏商周时期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说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恩格斯精辟地论述道：“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做人类历史的开端。”
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较为精致的石器，原始农业、畜牧业逐步取代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先后出现了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中华文明的发端一开始就呈多元状态。不但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域都发现了文明的足迹。中华先民很早就自称“诸夏”、“华夏”。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后人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华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禹当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社会生产得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私有财产大大增加。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夏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和阶级逐渐萌芽。禹也从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奴隶制国家的国王。至此，我国漫长的原始社会结束，进入了奴隶社会。
【甲骨文】 商朝时期，是我们所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商王朝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共六七百年。商朝贵族崇尚鬼神，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有鬼神主宰，事事要占卜以问鬼神。卜士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种占卜的刻辞叫卜辞，被后世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殷墟发现的带有文字的甲骨有十多万片。据统计，甲骨文使用的单字约四千五百个，目前已认识的约一千七百字。甲骨文具备了汉字的完整结构，即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甲骨文记事简单，一块甲骨上少的只有几个字，最多的有一百字。卜辞的内容涉及到王朝活动的多方面，因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历史情况。甲骨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二、奴隶社会
（一）夏商西周
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因治水成功，威望大增。他召见各部落首领，接受他们的朝贡，把全国划为“九州”，并铸造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鼎”。约公元前2070年，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废弃“三代”以来的禅让制，继承父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奢侈残暴，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开始衰败。处于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首领汤联合周边各部落起兵打败了桀，建立商朝。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在初始阶段，主要从事游耕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迁徙并定都于殷。
商朝末年，纣王荒淫无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前1046年，“小帮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周朝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并“制礼作乐”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周人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心理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趋向，皆肇始于此。
【《周易》】 《周易》也叫《易经》，从战国时代起，就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之首。“周易”的“周”指周代，“易”是变化的意思，按照古书记载，易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
《易经》是以阴阳八卦的符号和数理的选择研究宇宙人生的现象和道理，说明宇宙人生变化的法则和运用方法的一门学问。
（二）春秋战国
公元前770年，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当时，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势力，几个大诸侯国为了拥有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乘机争霸，先后出现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等五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公元前475～前221年，是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期，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个国家，它们与原有的齐、楚、燕、秦并称“战国七雄”。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救时之弊”，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管仲为代表的法家、墨翟为代表的墨家、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道德经》、《孙子兵法》、《诗经》、《山海经》等大量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
战国时期，新式生产工具不断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出现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尖锐的阶段对立，各国为争夺利益、地盘，连年征战，使手工业衰退，商业停滞，经济萧条，充分暴露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随着历史的变革与进步，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形成。
【儒家创始人——孔子】 总结三代的礼制，整理了《书传》，上起尧虞舜，下至秦穆公，编定了他们的事迹，史书上说这些都是出自孔子之手。古时《诗》有三千篇。孔子根据自己的学说，选择有助于宣扬礼义的三百零五篇定为一书，上记契和后稷之事，中述商、周盛世，下载幽王和厉王的虐政。孔子还反复弹唱，为这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晚年的孔子喜欢读《易》，易传十篇均出自孔子之手。
孔子还根据历史记载了《春秋》一书。孔子用《诗》、《书》、《礼》、《乐》教诲学生。他的学生大概有三千人之多，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
三、封建社会
（一）秦汉时期
战国以来，随着各国间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客观上要求统一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趋势。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断兼并邻国的土地。秦在长平大破东方六国中实力最强的赵国军队，坑杀赵军士卒40多万人。长平之战后，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国的攻势。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长期割据争战的局面，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秦王朝统治不久，公元202年，便因统治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推翻，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刘邦就是“汉高祖”。
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中亚、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文化上的统一有：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和地同域。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集结《诗》、《书》、《礼》、《易》、《春秋》、《孝经》和《论语》等经书，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
汉文帝统治时期，奉行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加强防御的政策，以德政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被誉为“文景之治”。
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造纸技术的重大革新，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作造纸原料，扩大了原料来源，降低了造纸成本，同时又提高了纸的产量和质量。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他改进的纸称为“蔡侯纸”。
【司马迁忍辱写《史记》】 司马迁是在42岁那年开始写《史记》的，刚刚写了五年，因为替都尉李陵作了公正的评价，一场大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司马迁下了大狱，并被施以最残酷的“宫刑”，痛不欲生。
司马迁想到了孔子厄而著《春秋》、孙膑膑而著《兵法》、屈原逐而著《离骚》，这些伟人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忍受住磨难而著书。在狱中，司马迁以坚强的隐忍精神和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之中。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为止，他完成的这部巨著，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在军阀混战中，曹操控制了汉献帝，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公元200年，曹操打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曹操继而挥师南下，准备统一中国。208年，曹操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大败。战后，曹操再也无力南下。刘备攻占了四川，孙权巩固了长江中下游，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西晋时期，匈奴贵族乘汉族统治集团内乱之机起兵，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推进。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了南迁浪潮，北方移民南下后，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的是：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在魏晋许多士子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道士藉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作为世俗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中充分汲取思想养料，讲求返朴归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和融合，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
【神医华佗】 东汉末年人，自幼熟读经书，精通医学，尤其擅长外科学，更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麻醉技术的医学家。他看病时，治疗手段很多，且简便易行。他处方用药不过数种，针灸取穴不过数处，手到病除，被人们誉为“神医”。
华佗根据五种动物的动作编出一套锻炼身体的运动，叫做“五禽戏”。
华佗是曹操的同乡，曹操一直患头风病，时常头风病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把华佗请来。华佗扎了几针，头痛就止了。曹操不肯放他，把他留下来做了随从医官，好随时给他治病。华佗非常不愿意，借口说家中妻子有病告假回乡。曹操随后一再催促，但是华佗始终不去。曹操大怒，派人把华佗抓到许都，给华佗定下违抗命令、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把华佗处死。
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记下华佗毕生经验的《青囊经》，在狱卒不敢接受的情形下，华佗极其悲痛地把它烧掉，永远失传了。
（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杨坚就是隋文帝。589年，隋沿长江全线出兵，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南方的陈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继秦汉之后，中国又一次实现了统一。隋炀帝杨广继位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大业。但因连年大兴土木，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不惜民力，残暴酷虐，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各地地方长官和割据势力也乘乱纷纷起兵，隋王朝迅速灭亡。贵族李渊父子以关中为根据地，于618年建立唐朝，最后兼并各割据势力，全国又归于统一，李渊就是唐高祖。唐昭宗时，朱全忠掌握朝廷大权，控制皇帝，开始计划篡唐称帝，发动兵变，改国号为“梁”，称“梁太祖”。梁朝以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代十国”的许多政权。
隋唐相继开拓疆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西亚的隋唐大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隋未农民大起义，给予门阀地主致命的打击，继之而来的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音乐、美术；中亚的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宗教、医术、建筑艺术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国际性都市。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朝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代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唐朝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仅在《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作品48900余首。在难以数计的天才诗人中，最具代表的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诗歌巨匠。唐诗在内容、风格、形式、技巧上，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这一时期，篆书圆劲，草书飞动，行书纵逸，楷书端整，书法已至登峰造极地步。同时，唐朝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改造传统线描技巧，以“莼菜条”活化了线的生命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此外，唐初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的《丹经》一书中，把含硝、硫、炭三种成分的火药配方记录下来，说明原始的“火药”已在中国诞生。
唐太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被誉为“贞观之治”；唐玄宗统治的前期，年号“开元”，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被誉为“开元盛世”。
【玄奘西行取经】 玄奘出生于官吏家庭，全家都信佛教。玄奘13岁出家。在研究佛经的过程中，他发现名师们对经义的解释千差万别，且佛经的翻译也存在问题，文不契意。为了追本溯源，他决定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国——印度去求取真经。
玄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目的地——印度的那烂陀寺。他在那里整整学习了15年，学术登峰造极，获得无碍辩才，他谢绝挽留，毅然回国。他用马和大象驮着15年来搜集的657部佛经返回大唐。于公元645年正月，回到长安，历时18年，行程5万里，游历110个国家。
玄奘回国后，负责翻译佛经，著书立说，文笔忠实、流畅。他和其他高僧花了19年时间，翻译了大批佛经、论著，仅他自己就译了1300万字，共75部，1335卷。他还应唐太宗的要求，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当今西亚诸多国家研究佛教、历史、地理的宝典。
玄奘为收藏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和佛像，他和工匠们一起营造了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64年，玄奘病逝于长安玉华寺。玄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长途跋涉，取回真经，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四）两宋时期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汴京，历史上称为北宋。北宋建立以后，陆续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广大地区。1126年，金军乘大雪攻破北宋都城汴京。第二年，金军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以及宗室后妃等三千多人北去，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靖康之变”。金灭北宋的同一年，北宋皇族赵构在南京称帝，后来定都临安，历史上称为“南宋”。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大败，南宋正式灭亡，元统一了全国。
爆发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宋代构建了理学。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了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提出“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
宋词是宋代文化建树的突出标志。宋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空灵，寄托怅惘，极为细腻。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与李清照为主的词坛主流“婉约”词派形成两大风格。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宋代科技亦发展至极盛。指南针、印刷术的重大发明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在天文、律历、音乐、医药方面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且创见迭出。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都大为逊色。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在科学、医学、历法、文学等诸多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尤其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及火药并广泛应用，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梦溪笔谈】 公元1090年，58岁的沈括致仕，迁居到镇江东郊的梦溪园，完成了一部闻名世界的巨著《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共分三十卷，其中科技方面的条目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地理、冶金、建筑、动植物等十多个领域，而且都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他发现了磁偏角；用小纸人做共振现象试验，证明了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第一个提出了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观点；考察研究了石油的储藏和运用，最先使用了“石油”一词；著《乐律》三卷，是研究古代音乐的珍贵资料。
英国的历史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沈括，说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五）辽夏金元时期
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族原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10世纪初，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916年，阿保机称皇帝，建立契丹政权，改国号为“辽”。
北宋初期，在今天宁夏、甘肃一带生活着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党项族，1038年，党项族的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定都兴庆，夏位于宋的西北，历史上称为“西夏”。
女真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过着以渔猎骑射为主的生活。10世纪时，女真受到辽的控制和压迫。后来，女真族中的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并统一了女真各部。完颜阿骨打继任女真首领后，于1115年称帝，建立“金”政权，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蒙古族的最高首领，尊称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继位，1271年改国号为“元”。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使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呈开放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这一地区，造成“回回遍天下”的态势。亚欧大陆的沟通，为相互间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公元1275—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由于大规模的开放，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流入中国。同时，中国的火药、印刷术、瓷器、茶、丝绸、绘画、算盘通过不同途径传入阿拉伯，继而传入欧洲。
元朝还产生了元曲，它含元杂剧和散曲。元杂剧是一种把诗歌、音乐、舞蹈、表演、宾白相结合，演出一个完整故事的戏曲艺术。元杂剧奠定了中国戏曲由诗歌、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特色，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同时，它也表明贴近百姓生活、以叙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元杂剧作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关汉卿，其代表作是悲剧《窦娥冤》。元代散曲是由诗词演变而来、可以配乐演唱的歌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形式简单，坦率真挚，清新淳朴，为市民所喜爱。
【马可·波罗游中国】 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于1275年22岁时随父亲、叔父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侨居中国期间，因通晓蒙古语和汉语，得到忽必烈信任，多次奉命出使各地。据说曾游历大都、上都、京北、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回国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华丽的宫殿建筑。他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对东方充满向往，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六）明清时期
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江淮地区的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后迅速崛起，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自己做了皇帝，即明太祖，年号洪武。
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逐渐崛起，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击败农民军，开始了清朝在中国的统治。
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自由租佃关系的出现，雇佣关系由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萌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明代君主大量使用特务手段，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戳”。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涵盖内容最广、字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
明清两代，随着工商业市镇繁荣和书坊、刊刻印刷业迅速发展，适合广大平民欣赏趣味的小说广为流传。明清时期，著名的古典小说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科技方面，明清也出现了一批科学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
明初，社会安定，国力雄厚。1405—1433年，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配备航海图和罗盘针，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船队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之间，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一带。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一方面防御了西方殖民势力，同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锁国政策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导致闭塞、停滞、倒退，使中国更加远离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16～17世纪的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新的经济形态十分微弱、脆嫩。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制下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封建社会形成的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解体。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虎门销烟】 1838年底，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他在广东整顿海防，缉拿烟贩，勒令各国商贩交出所有鸦片，并保证不再贩运。1839年6月3日到6月25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凿方塘二口，当众销毁了收缴的英、法等国的鸦片237万余斤。这一举动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史称“虎门销烟”。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利，不畏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势力，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和行径，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文化上麻痹中国民众，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不断发动军事侵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利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公使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俄国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国缔结《中法新约》。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辛丑条约》。
各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归英属香港界内”。1849年，葡萄牙武力抢占澳门半岛。1858年、1860年、1864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俄国分别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共割让东北、西北方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割让辽东半岛（后赎回）、台湾宝岛及所属各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这些都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破坏。
每次外国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总伴随着对中国的巨额赔款的勒索。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广州赎城费600万两白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向英法两国赔偿军费800万两。1895年，清政府向日本赔偿2亿两。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八国联军各国赔偿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共9.82亿两白银。
各国列强在军事侵略中还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公开抢劫中国财富，烧毁中国文物。
（二）实行政治控制，迫使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内政和外交，把持中国海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
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些公使并非普通外交官，而是负有使命的侵略者，往往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从而控制中国内政。
列强侵略中国，总是伴随着外交讹诈，中国的许多重大外交场合都有外国列强的身影，他们控制了中国外交主权，并以此进一步对华进行侵略。
中国海关也由列强严格把持，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至1908年，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
（三）大肆进行经济掠夺，逐渐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外国列强控制中国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对华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逐渐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广州等地为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放南京等10个口岸，后来又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基地，并控制口岸的工商、金融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地政策。列强在不平等的条约中规定，外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必须与外国列强协定，使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有100多家。1895年至1913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有130家，这些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取得了超额利润，压制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为了实行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垄断，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偿还赔款，设立银行垄断中国金融，通过控制铁路权从而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同时，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另外，外国列强还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鼓吹侵略有功论、“种族优劣论”，为进一步掠夺中国制造舆论。
二、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和爱国志士的英勇斗争
（一）三元里人民抗英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侵略者不断遇到中国人民有力的抵抗。1841年5月30日，英军窜到广州北郊三元里抢劫，三元里附近一带103个乡的几千群众，以大刀、长矛和农具在牛栏冈与英军展开激战，在一天的激战中，打死打伤英军几十名，其后又将其包围在四方炮台。后来由于清朝投降派奕山强迫群众解散，侵略军才得以逃出重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侵略者规模较大的一次斗争，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是坚强不屈的。
（二）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坚持了14年，遍及18个省，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普遍激化，外国势力的侵入、国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走上了反抗的道路。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的会众共有一万多人，其中不少是全家乃至全村一同参加的，组织紧密，纪律严明。起义军一路迅猛进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外国侵略者。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击毙了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在青浦（今属上海）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不久因伤重死去）。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胜军“统领勒伯勒东。
（三）台湾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
1867年，美国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峤（今恒春）登陆，被击毙，侵略军被打退。1874年，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琅峤，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人民闻听割台消息之后，表示与台湾共存亡，他们与总兵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与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为国牺牲。从1895年6月到10月，台湾军民对抗日军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日军死伤3.2万余人。
（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殊死搏斗
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的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国联军两千多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与部分清军配合，沿途阻击敌人。在廊坊、杨村一带，侵略军遭到义和团的猛烈袭击，死伤近300人，侵略军狼狈退回天津。此外，义和团在天津和清军一起攻打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遭失败，但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腐朽势力，加速了它的灭亡。
（五）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侵略者
1.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
19世纪上半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中国的禁令，大肆向中国输入鸦片，致使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流毒深远。一方面大量白银流入英国，加剧了中国的贫弱，另一方面鸦片严重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恶化了人民的生活，激起中国人民对鸦片的无比仇恨，他们坚决要求禁绝鸦片的贩卖和吸食。
清朝大臣林则徐顺乎民众要求，坚决主张禁烟，他上书道光皇帝，请求严禁鸦片。1839年3月，他受道光帝指派到广东禁烟，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合作，采取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严拿鸦片烟贩，惩处受贿官兵，关闭烟馆，收缴烟具，并严令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万多箱。从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把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这一爱国壮举，万众欢呼，震撼远洋近山，向全世界庄严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禁烟的意志和反抗侵略的决心。
英国以此为由，于1840年2月发动鸦片战争，此时，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改督闽浙。他们对沿海严加戒备，坚决抵抗，绝不退让。由于广东军民在林则徐的领导下抗敌情绪十分高涨，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的多次挑衅未能得逞。8月，投降派琦善受道光帝委任到广州与英军谈判求和，以“误国病民”罪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充军新疆。在林则徐爱国抗敌精神感染下，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关天培战死虎门；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西炮台以身殉国；副都统海龄、提督史荣椿、乐善等战死疆场。
2.北洋舰队将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浴血奋战
1894年，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帮助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的运兵船，中日双方宣战。1894年9月，中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执行护航任务，返航途中，在黄海大东沟同日本舰队遭遇，丁汝昌下令各舰迎战。战斗中，丁汝昌负伤，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督战。致远号中炮后船身倾斜，当弹尽药缺时，管带邓世昌下令向敌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舰官兵死难。经远号中炮起火，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官兵坚持抗战到最后一刻，与舰同沉。1895年初，日军进犯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丁汝昌主动请求歼敌。北洋舰队爱国官兵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击沉日军舰艇七艘。在部分清军勾结洋员提出献船投降时，丁汝昌坚定地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战死平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战斗中英勇牺牲，北洋舰队统帅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在威海战斗中为国捐躯。
近代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灭亡。那些不畏强暴、赴汤蹈火、血染沙场、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变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外忧患一起袭来，面对统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自救”活动，意在“实业救国”。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迫使中国人去寻找救亡之道，探索新的救国方案。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维新救亡运动。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并进而勾结他们共同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镇压农民革命“有功”而成为清王朝中新权贵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头目，以及恭亲王奕訢等，认为只要掌握了外国坚船利炮的本领，便可维护封建统治，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主张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上海、天津、福建为重要基地，兴办洋务事业。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兴办近代企业。最早兴办的是军用工业，30余年中办过规模不同的兵工厂有24个。其中重要的有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举办民用企业，经营轮船、电报、采矿冶炼、纺织等部门，目的是为了解决办军事工业煤铁等原料的需求、交通运输的需要，以及企图以民用企业的利润弥补军事工业的亏空。二是建立新式海陆军。1861年1月，奕訢、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随后，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洋枪队，使用洋枪洋炮，聘请英法等国军官为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三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主要有三种：即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军事学堂，培养武备人才。
洋务运动虽然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上的腐朽性等局限，但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兴办的各类学堂成了近代教育的开端，传播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变法图强”的主张，他们成立学会和学堂，办报纸，主张民权和发展资本主义，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光绪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他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培养维新人才，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理论。1895年4月底，清政府准备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舆论哗然。这时，康有为正在京参加会试。5月初，他联络各省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存亡的严重局势，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仍遭拒绝，但是请愿书已在全国流传，激励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并开始形成群众性爱国救亡政治运动。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比较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潮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次论战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不要变法。守旧势力从“天下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哲学观点出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维新派吸收西洋“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祖宗之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乃亡”。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挽救危亡。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守旧势力认为“民有权则君无权”，民权乃“违反纲常”。维新派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政治学说，指出“能兴民权者，国无可亡之理”，主张“合举国内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来抵抗外侮，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守旧势力认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可改变。维新派痛斥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通过论战，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眼界，解放了思想，也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为维新变法运动作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百日维新。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越来越倾向于变法图强。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的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一共颁发了诏书和谕令110多道。其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裁撤无用的衙门和官吏，鼓励办报纸，给人民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重订一些法律制度，提倡廉政作风；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商务局，设立商会，农会等团体，推动工商业发展。改革财政，编制预、决算，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奖励科学著作与发明，提倡西学，设译书局；军事方面，裁汰旧式军队，训练新式陆海军，设厂制造军火，加强国防力量。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要求。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冲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鼓吹民权，提倡设议院，主张用君主立宪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一）创立兴中会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惨遭失败，举国上下大为震痛，而清廷竟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筹备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清政府实行和平改革是办不到的，从而坚定了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的革命意志，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894年冬，孙中山再次来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得到一部分爱国侨胞的同情和支持，11月24日，20余名侨胞举行会议，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会上通过了孙中山亲自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在会员入会誓词里，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会员信守不渝的奋斗目标，把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反动统治，同实现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联系起来，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兴中会成立后，总部设在广州，孙中山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进行武装斗争，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消息事先走漏，起义失败，他本人流亡国外。1900年10月，孙中山又在惠州举行起义，虽告失败，但在群众中激起的反响大大超过五年前的广州起义，孙中山的革命威望倍增。
（二）成立同盟会
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组织。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重返日本，经与黄兴共同商量，决定以兴中会与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经过认真筹备，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人分别负责总部各部门工作。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同盟会的成立，把分散的地区性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全国革命力量从此有了一个中心。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中国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二是变“次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三）辛亥革命
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开展武装起义放在了首位，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由于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湖北新军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夜占领武昌，三日之内，革命党控制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武昌起义引来了全国响应，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个省和上海相继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其他省份，也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武装起义和群众自发斗争，至此清政府的统治已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
辛亥革命虽有局限性，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三，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第四，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的精神解放。第五，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范例，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5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7项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等合理要求。但是，在英、美、法、意等国操纵下，会议不仅没有公正地解决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相反地还规定德国在山东所占的一切权益归日本接管。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着“保我主权，誓死抗争”，“还我青岛，惩办国贼”等口号，向使馆区进发。在交涉未成后，大家又来到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宅第东城赵家楼，没有找到曹汝霖，另一个亲日官员章宗祥正在曹家做客，学生们冲进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又火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现场，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全市总罢课，除继续要求力争山东主权和惩办卖国贼外，还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对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联合，外挣国权，内惩国贼”。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天津等地学生还来到北京参加游行，斗争一直持续了一个月。6月3日、4日，军警又逮捕了八百余名学生。大逮捕不但未能吓到学生，反而激起公愤。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特别是以日商经办的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人罢工。各地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全国有30多个城市卷入斗争，形成了以工人为中坚，学生为先锋，商人，市民、农民、士兵广泛参加的群众运动，这样大规模的全国群众运动在近代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的压力。6月7日，北京军阀政府下令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在举国人民严厉督责和中国游欧学生、工人的强烈要求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它体现了青年学生率先觉悟勇作先锋的作用，它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威力，“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大批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2月，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建党的探索，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以记者的身份来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双方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党组织，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新青年》杂志便成了共产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另一份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则鲜明地亮出了“共产党”的名称。
10月，李大钊、张申福、张国焘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武汉，王尽美、邓恩明在山东济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广州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旅居日本的留学生施存统、周福海等人也建立了党组织。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建党活动，第一批党员有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立即到工人中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联合会，工人互助团，出版各种工人刊物。由于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在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15人。7月30日晚，法国巡捕突然搜查了这里，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所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召开。会议确立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党员和党的组织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大会还决定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并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经济
（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1921年8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在书记部和各地分部的积极组织下，工人运动很快掀起热潮。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就发生了100多次罢工，参加人数超过30多万人。其中，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源煤矿工人罢工规模最大。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成立总工会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7日，一向标榜赞成劳工立法的军阀吴佩孚却调动军警查封总工会，镇压工人罢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此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启示：在勾结起来的强大敌人面前，只靠工人的英勇奋斗是无法取胜的，只有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直坚持革命立场，与北洋军阀进行多次斗争，可都失败了。在失望和痛苦中，他希望得到新生力量的支持，他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看到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作用，便与孙中山进行密切接触，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独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决定把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国共两党合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崭新气象，大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云集广州，广州成为了新的革命的大本营。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埔军校的建立，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这年秋天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员周恩来担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曾为北伐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独立武装斗争准备了领导骨干。
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以广州为中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迅速兴起。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的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紫禁城。25日，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发表了《北上宣言》，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国民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任务。1925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所辖各部队统一改编为革命军。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以及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先遣队先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誓师典礼，各路大军正式出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军分为三路，进入湖南、江西、福建。湖南一路面对的敌人最强大，战斗也最激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四军主力的北伐军，在7月至8月攻克了长沙、岳州。在与军阀吴佩孚部夺取军事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发扬了共产党员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在攻打重镇武昌的战役中，面对敌人的拼死抵抗和易守难攻的地形，第四军各团组织奋勇队，不少共产党员自动写好了遗书，决心以生命为代价，实现“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愿望。9月5日，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武昌城墙脚下，竖起云梯，向上攀登，最先冲上去的战士高呼“革命万岁”，与敌人展开肉搏，独立团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终于攻克武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大革命的兴起，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北洋军阀的崩溃，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加紧寻找新的代理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曾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在国民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但这没有改变他畏惧工农力量、投机革命的本性。1926年3月5日，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打击共产党员和革命力量，成为了国民党内新右派的代表。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本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快了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名义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表明了蒋介石已彻底的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又发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失败，则为中国共产党今后成功地组织和领导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刻骨铭心的教训。
（二）国民党独裁统治和中国社会经济
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其次，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暗杀革命者。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荷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用各种手段剥削农民。政府当局还通过征收荷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一些农村区域出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象。
自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膨胀起来。国民党政府通过加入“官股”，改组有关机构等，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国民政府为发展官僚资本，解决财政危机，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发行内债，是官僚资本扩张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把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财富转化为官僚资本集团财产。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一）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国南部地区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3万多人在南昌起义，全歼国民党南昌守敌，占领了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它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复兴中国革命。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和浏阳河的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约五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由于敌强我弱，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随后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三湾改编）。即是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各级组织，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成为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赣边的井冈山进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和湘南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坚强的队伍。1928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红五军，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不断巩固扩大。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来的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万里长征
随着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中国革命的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红军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以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进攻，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8.6万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震惊中外的长征。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派重兵设立封锁线，一路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扼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1935年1月，红军经过拼死战斗，到达贵州省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红军灵活作战，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三）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华侵略者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中国官兵奋起反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7月8日就做出反应，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抗战。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规定了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任务和政策，向全国人民表达了抗日的决心。为了联合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方面以大局为重，与国民党谈判，并作出了重大让步，蒋介石在9月23日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决定联合抗日。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根据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在1937年8月2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担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全军三万多人。10月，分散在南方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机场等战役，歼灭了日寇的有生力量，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特别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这是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随着全国抗战的不断发展，中国抗战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1938年3月，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沿津浦线会攻徐州，打通南北联系的阴谋，国民党调集了60万军队组织会战，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在徐州外围的台儿庄与两路日军激战，共歼敌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对日作战的胜利信心。一个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集了105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在历时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作战1000多次，消灭日军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有17块，近1亿人口。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1945年8月6日、8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至此，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为有党员1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120余万人，民兵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力量也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形势出现新变化。一方面是人民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急欲抢夺胜利果实，垄断受降权，内战危险极为严重。在时局剧变的历史关头，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中共代表团飞往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为坚决履行协定，将江南新四军撤往江北。而蒋介石则背信弃义，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撕毁重庆谈判协议、政协决议和一切停战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一定能打败他。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区的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相互协调，英勇作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队由优势沦为劣势，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政治都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国民党政权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自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表达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愿望。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已摇摇欲坠。战局的发展表明，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9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与敌人主力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4月1日至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多次会谈，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在4月20日协定签字时，南京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拒绝了这个协定。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和平要求，最终撕下了国民党集团假和谈的虚伪面纱。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规模巨大的渡江战役由此开始了。人民解放军雄师百万，迅速渡过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天之内即宣告崩溃，划江而治的构想被彻底粉碎。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中国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接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各地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歼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五）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有各界代表622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大会决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大会还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表示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和缅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推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时，乐队奏起国歌，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四节 以史为鉴 荡涤灵魂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璀璨绚丽。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古老的东方热土上，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们何等自豪、何等振奋！服刑人员虽然因为犯罪而愧对自己的祖国和家人，但是作为中华儿女，热爱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只有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能对祖国产生深沉而真挚的爱，才能在历史中汲取营养和经验，才能以实际改造行动来荡涤自己的灵魂，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一、感情层次，激发民族自豪感
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认识一个事物，才会对其产生感情，才会为之奋斗牺牲。这是人之常情，对于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才会激发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才会激发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1.从未断裂的华夏文明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完备的国家，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悠久。我国历史从黄帝传说以来约为五千年，从《古竹书纪年》记载看，自夏朝以来，约为三千七百余年。我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二是详细。就史书内容而言，我国有二十五史记载各朝历史，内容极其丰富。从史书体裁而言，我国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国别体等史书体例，体裁不胜枚举。从史官文化而言，史官系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塑造了一代代秉笔直书的史官群体，有被孔子称赞为良史的董狐，有抬着棺材来记下“崔杼弑其君”的史官家族，正是这种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保证了我们历史资料的可信度。三是“无间断”。我国历史自有了确切的纪年，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当古埃及文明在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铁骑之下逐渐湮灭消失，只留下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在尼罗河畔无声伫立的时候；当古巴比伦文明被两河流域的风沙层层掩盖，只留下空中花园的美丽传说的时候；当古印度文明在雅利安征服者野蛮的屠戮下中断，只留下印度河静静流淌的时候，伟大的中华文明却成功穿越了千年的磨难，一直流传到今天。虽然历史上我们也有过五胡乱华的惨痛、崖山海战的绝望、清军入关的无奈，但是当现在的我们一笔一划写下方块字的时候，一字一句念出“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当我们依然会将月亮作为思念的寄托，把含蓄作为美学追求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内核依然追随祖先千年的传承，虽偶有涟漪，却从未间断。
以上三个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华历史的悠久博大，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这对于我们广大中华儿女，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如果把人的生命看做一个迷你的历史过程，犯罪、服刑对于广大服刑人员来说就是人生历史上的一个波折。但是，就像我国历史历经无数磨难，仍然充满活力，不断向前。服刑人员更不能因此怀忧丧志，要在历史中汲取营养，增加改造动力，力争早获新生。
2.从未屈服的中华民族
进入近代，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大清王朝依然迷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直至鸦片战争的炮声无情地打碎了封建统治者的幻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将战争的苦难、失败的屈辱加诸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胶州湾的欧式建筑、威海卫的覆灭水师、海兰泡的五千亡魂，无不记录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但是，强权环伺下的中华民族从未屈服，从三元里反英的第一声枪响，到大沽口愤怒的炮火，从镇南关外冲天的厮杀声，到致远舰玉石俱焚的决绝，从聂士成血祭八里台到革命党人捐躯黄花岗，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不断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最终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两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揭开中国历史发展新的一幕。
面对磨难，有的人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有的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也有的人直面磨难，奋起反抗，成就自我。服刑人员由于自身的犯罪行为，不得不品尝失去自由的苦果，其人生之路也遭受重大的挫折。面对艰苦的改造生活，服刑人员一定要知耻而后勇，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在劳动中净化思想，在学习中洗涤灵魂，最终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3.苦难辉煌的革命历程
当我们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挫折失败苦闷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引了新的正确的历史方向。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我们回望历史，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或许没有人相信，这个只有几十人的组织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强领导。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面对穷凶极恶、装备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或许没有人相信，这个党中央还在延安窑洞里的政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在1946年6月，面对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或许没有人相信，三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会是我们伟大共和国诞生的日子。
正是凭借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广大服刑人员虽然曾经犯过错误、走过弯路，现在身在监狱，失去自由，但是只要你们坚定改造自己的理想信念，坚持用艰苦的劳动、辛勤的汗水踏实改造，以积极的心态，稳步迈过人生的这道坎坷，踏踏实实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做起，一定可以成为社会的守法公民，重新融入社会。
二、理念层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现实的看法，可以说历史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因此，广大服刑人员要在改造过程中，以正确历史观的树立为契机，不断矫正自己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偏差，真正从灵魂深处认罪悔罪赎罪。
1.树立唯物历史观
在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中，“天命观”占有重要的地位，孟子就曾经说过：“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种思想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作为其统治合法性解释的重要来源。每当政治变迁、王朝更替时，常常伴有一些神秘的寓言出现，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这在古代称为“谶”。比如刘邦青帝白帝的传说，元末“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故事等等，无不是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因此，近代启蒙学者对于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予以了坚决的批判。革命先驱李大钊在1920年写到：“所记载的事实，无论是焚杀、是淫略、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尽管语言偏激，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但揭示的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
而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许多服刑人员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比如有些服刑人员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犯罪的根源，认为自己犯罪服刑是因为运气不好，是命中注定的“劫数”，甚至会有“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唯独没有从自身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去思考，没有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私、贪婪、好斗等不良思想。因此自身认罪悔罪意识淡薄，对受害人没有愧疚的情感，改造过程中不是消极改造就是功利改造，不能真正从灵魂深处洗涤自己的罪恶，在特定情况下再犯罪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正如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句格言所说：“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广大服刑人员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改造观，深刻认清犯罪危害，不断增强悔罪意识。悔恨起源于对错误行为的认识，服刑人员只有承认犯罪事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给国家、给社会、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才是真正自我反省的开始，才是积极改造的动力，只有通过对过去罪行的认识和追悔，思想和行为才会转变，才会自觉地接受改造，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法公民。
2.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中，英雄史观都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作为西方文学、史学源头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记载的是掌管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波塞冬等伟大神祗的故事。《荷马史诗》中古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的英勇无畏，俄底修斯的超人智慧，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有此后的色诺芬、凯撒、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也是以那些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为他们叙事的主要线索。而在中国，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开篇第一段记载的是“春王正月”。而宋神宗钦赐书名的《资治通鉴》，是因为他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反映了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史学作用的价值判断。因此，古今中外传统史学记载的一般都是统治阶级、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业绩，而对于一般民众的活动，基本没有谈及。
这种英雄史观的正面之处在于，其可以引导人们学习杰出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身负历史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有着比常人更为确定和显著的价值定位及生命意义，机遇和格外的努力又使他们的意志在历史的印迹中留下了轨迹。而这种意志、努力和精神正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但是英雄史观的消极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将社会法则完全等同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仰成王败寇的思想，为成功不择手段；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缺乏包容，强调唯一性和正统性。这些错误思想在广大服刑人员特别是某些暴力犯当中是十分常见的，有的甚至就是引起犯罪的根源。因此，大家一定要从内心深处改变这种错误思想，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不是拿破仑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拿破仑”。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才会尊重人民的创造力，才会立足谦卑，才能矫正内心对于“成功”的错误定义，才能真正认罪悔罪，切实消除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3.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人类选择性记忆的特性，使厚古薄今的思想很有市场。面对当下生活中的困境和问题时，不是积极应对，而是将问题根源简单归结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沉溺在对过去生活的美好追忆中，从而丧失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这种思想在大多数服刑人员中客观存在，他们整日浑浑噩噩，没有改造目标和方向，得过且过，满足于混刑期，不能从挫折中奋起，从失败中进步。
而历史发展呈现出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会出现一些似曾相识的场面。如果对于历史的认识流于表面，将两者简单等同，就会得出历史循环论的结论。而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更迭，无形当中强化了国人对于历史循环论的认同。很多服刑人员特别是某些经济犯、职务犯更是如此，他们将社会历史发展简单等同于权力斗争，把自己服刑的原因简单归结于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检讨反思的过程中，不能客观面对自身贪欲，不能正确分析犯罪原因，而是一味强调自己以前为官是如何如何清廉，工作是如何如何认真，学习是如何如何刻苦，只是受环境影响才导致走上犯罪的道路，将犯罪原因全部推给客观环境。其实，任何质变都是量变的积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些服刑人员还是将认识停留在循环论的高度，一味夸大权力斗争的作用，那么他的改造生活必将被抱怨、失落和阴谋论所包围，失去的不仅是身体的自由，更是心灵的自由。
因此，广大服刑人员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既不能沉溺于过去的美好中不能自拔，也不能面对当下的苦难裹足不前，要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人，将自身改造视为最好的进步路径，不断革新自我，提升自我，真正将今天的挫折化作明天进步的基石。
4.历史是在渐变的法则下演进的
我们接触历史的媒介多为书籍和影视剧，而它们所呈现的历史似乎总是那么波澜壮阔，一个转折点接着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接着一个里程碑。殊不知，与历史最亲近的其实是时间，或许只有经历过岁月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时间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而一切的一切可能都只是源于那听起来不怎么浪漫、说起来不怎么豪迈的生产力或急或缓的发展向前。秦王朝统一中国的战争烽火，背后是铁器时代取代青铜器时代的缓慢过程；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千年纠葛，实际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不断角力；鸦片战争的硝烟，实际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形成的号角。这就是历史渐变的法则，没有那么多断面，没有那么多转折，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广大服刑人员一定能克服那种“一夜暴富”的错误思想，而将改造自我的过程视作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会将这种对于自身灵魂的反思和改造伴随终生。在监狱之中，要做到踏实改造，持之以恒，就像俗话说的“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于一日曝、十日寒”。在监狱之外，不断自省反思，以不断向善的量变积累达到思想品质的提升飞跃。
三、行动层次，做历史的学习者、见证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面对历史，我们既要学习它，了解它，汲取历史的经验，探索历史的规律，指导我们的实践。更要将自己投身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做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1.做历史的学习者
作为一名服刑人员，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呢？
首先，学习历史可以揭示社会规律，预示未来的发展。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可见历史乃治国之学，兴国之学。学习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服刑人员走好改造之路和今后的人生之路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次，历史是反思之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以前人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以前事为师，努力取其教益。这一点对于服刑人员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学习历史也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历史和今天，才能以充分的信心、坚强的毅力、历史的智慧，投身到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去，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而出努力，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华儿女。最后，历史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它包括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关系、社会风俗等等。学习历史可以提高人文素质，优化认知结构，启迪心灵心智，开阔思维视野，增强气质魅力，培养人文情怀，从而提高人的个性修养和生活质量。真正具有历史智慧的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一定是淡定从容的，不会因为鸡毛蒜皮而大动干戈，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这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国民素质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广大服刑人员无论是在改造生活之中，还是在回归社会之后，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智慧的培养，对于其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做历史的参与者
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由几千年以来的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历史时刻，也是社会现实与现行法律之间矛盾大量显现的时期。正是在这种矛盾双方的剧烈斗争中，中国法治进程不断往前发展。在行刑法治领域，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的出现，比如矫正思想的兴起、心理矫治和危机干预技术的广泛运用等，都对传统的刑罚执行过程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而服刑人员作为刑罚执行的直接体验者，对中国刑事执行法律的完善和优化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一定程度也见证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步。如果能对于这种刑罚体验进行深入的思考总结，厘清刑罚执行、刑罚体验与自身改造的关系，对更好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利，提升刑罚执行效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就是服刑人员也可以主动融入中国法治进程的改革和进步之中。
同时，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大时代，各种思潮观念激荡，多元价值体系逐步形成，社会包容程度也较以前有重大进步。服刑人员不要因为自身的服刑经历而感到自卑，只要真心改造、诚心向善，回归社会后依然可以有美好的明天。比如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就曾因为年少成名、自我膨胀而犯罪坐牢，但在刑满释放后，他通过努力，依然可以再创自身艺术生涯新的辉煌，而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人生如白驹过隙，倏忽而已。人的短暂一生和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能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浪花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只能是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做时代灰色的背景，只能扮演历史叙事中的“他者”形象。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做不到像凯撒大帝那样“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做好身边的小事，做家人、朋友生命和生活中积极的参与者，做自己人生历史的主宰，在这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活得足够精彩。
3.做历史的创造者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改造思想主要是指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观。认识能力和思维方法是主观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改造主观世界还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和劳动技能，改善知识结构，从而改进思维方法，提高认识能力。而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可见对于自身主观世界改造的难度和意义不亚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且能促进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而服刑人员的服刑过程归根到底最关键的就是对自身存在错误和偏差的主观世界的彻底改造，摒弃自私、贪婪、懒惰、暴戾等不良习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将其应用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促进客观世界进步之中来。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曾在监狱中不断思考改进自己的思想，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圣雄甘地因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三次入狱，却在监狱中不断萌发和完善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为人类解决民族、种族、宗教等矛盾提供了一条新的和解之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也曾经因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长期关押，但是监狱生活并没有使其走向暴力反抗，而是坚持非暴力方式，没有激化各种族之间的仇恨，最终使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走向灭亡，并且加快了种族和解的步伐。而可以与爱迪生媲美的德国伟大发明家西门子，年轻的时候也曾因为非法决斗而入狱，但在监狱中，他把牢房当作实验室，不断学习实验，探索求知，而他的这段牢狱生活，成了他伟大科学实践的辉煌起点，也奠定了西门子这个品牌成功的坚实基础。
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当下正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还比较尖锐，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平等、不健康的社会现象，比如贫富不均、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信任度降低等问题，都对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面对这样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坚定的信仰、思想和立场，树立科学的荣辱观，才能抵制资本主义不良思潮的影响，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带动、改善和纯化社会风气，使我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成为最好的国家和时代。而服刑人员也将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服刑人员在服刑过程中和刑满释放后都不能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虽然可能出现不了什么伟大思想，产生不出什么尖端理论，但是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那么只有这样，服刑人员才能真正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历史，并在这个大时代的描绘过程中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思考题】
1.历史上的唐朝为什么繁荣？
2.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
3.联系实际，谈谈如何做一名守法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