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认同的建构

身份认同究竟是大致稳定不变，还是根本说来是不稳定的而且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状态？我们是否能够列举出一些特征来说我就“是”什么？或者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在具有如此纷繁众多的信息和选择的环境中，我们是否已经无法确定自己在每一时刻的自我认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需要考虑到身份认同的两类变化：长期发展的变化与短期语境中的波动，以及变化与稳定所涉及的过程机制。发展心理学往往把身份认同的改变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认为人们关注身份认同的问题主要是在青少年期。尽管成年以后人们还是会因为心理发展和社会关系等因素重新面对身份认同的相关问题，大多数发展心理学研究仍然认为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则相对稳定。与之相反，社会心理学研究常常注意到身份认同随语境变化而出现的短期变化。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发现，身份认同的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可能随着个体所处的群际语境而在显度上发生戏剧性的变动。另一些研究甚至认为，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其实是自己编造的，所谓身份认同不过是个体借以实现其交往目的而随机使用的手段。

深入理解身份认同的稳定与流变，需要结合个人能动性与相关语境因素进行考察。某些身份认同看似稳定，但这可能是由于个体积极努力以保持对这些角色的委身，或者是由于某些语境因素有助于维持和稳定这些角色、承诺和自我看法。因此，这种稳定并不一定是它的本然状态。另一方面，虽然身份认同的某些方面在显度上会随时发生变化，但这并不能证明身份认同稳定性的概念是无中生有。研究表明，身份认同随语境而有的这些变化，往往根据个体所处语境的特点而具有某种可预知性。再者，即使当社会语境提供了自我类别化的条件，不同的个体在接受特定自我类别的“意愿”上也会存在差异。个体并不仅仅是社会语境和类别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会积极探寻和选择所适合的环境。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会选择那些有助于印证其既有自我观的环境，从而利用环境的作用来保持身份认同的稳定性。这样看来，身份认同的构成因素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被探索、接受、整合进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中，而对于身份认同的不同方面的确定委身却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变动。因此，身份认同的稳定性与流变性其实是相对的，需要综合考虑其形成过程，尤其是所处语境和个人选择的作用等相关因素。

此外，关于身份认同究竟是被发现的、个人建构的，还是社会建构的，也存在不同看法。“发现论”暗示了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或潜能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而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要去发现和实现那个真正的自我及其所具有的潜能。“建构论”则暗示了一个人的自我观或身份认同原先并不存在，它们乃是被建构而成的。按照建构论的观点，自我需要从一种白板状态开始，逐渐发展而形成其身份认同，这种观点可能否认存在着真正的自我或与生俱来的潜能。但是施瓦茨（S．J．Schwartz）认为，自我建构或许代表了通往自我发现的路径，发展和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也许最终会引致发现和实现自我的潜能。人们“真正自我”的经历其实也有可能是建构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发现的主观经验以及随之而有的真实感，而不是真正的自我在被发现之前究竟是否在客观意义上实际存在。关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个体建构论强调个体在建构自我认同时的积极作用，而社会建构论则更多关注当地的或者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场域的作用。在施瓦茨等学者看来，虽然两种观点各有侧重，身份认同的建构其实包含了个体建构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重要的是要能够识别：在什么情况下个体更有可能内化那些在当地文化语境中盛行的社会建构的身份类别，又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挑战和协助改变这些社会建构。(29)

按照埃里克森的看法，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青少年期心理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任务。身份认同的建构涉及认知、伦理、文化和社会等诸多维度，包含个人和社会等不同的分析层面。埃里克森认为，作为涉及不同时间和语境连续性的主观感受，身份认同可以由包含认同合成与认同困惑的两极维度来表征。认同合成是指将幼年时期形成的身份认同加工发展成一套自我决定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价值和理想，而认同困惑则表示没有能力发展形成一套可行的目标和忠诚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成年期的身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埃里克森强调身份认同从来不会“终结”，而是在一生中持续不断地发展，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经历变化和转型。(30)

玛西亚拓展了埃里克森的观点，认为身份认同的发展并不限于青少年期，而是延续一生的过程，并且随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展变化。在玛西亚看来，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人格特质、成熟度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玛西亚针对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进行研究，涉及探索（考虑多种认同的可能选择）和忠诚（选择并遵守一种或多种认同）的不同情况，以及它们相互影响而产生具体认同状态的过程。每种认同状态代表了探索与忠诚不同程度的组合，身份认同是由探索和忠诚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认同状态有以下四种：（1）认同散射（identity diffusion），在缺乏对特定身份角色具有忠诚关系的同时，对身份选择的探寻也呈现低水平；（2）认同闭锁（identity foreclosure），个体对可能角色的探索处于低水平，而对他们过早选择的角色显示高度的忠诚；（3）认同探寻（identity moratorium），指对身份认同探寻程度高，而忠诚程度低的情况；（4）认同成就（identity achievement），指高度探寻和高度忠诚的结合，个体若对于自己是谁具有强烈清楚的认同，要比那些处于认同散射、闭锁和尚未充分形成身份认同的人更加快乐和健康。(31)从上述四种认同状态分析，认同成就和认同闭锁都具有认同忠诚的特点，但是在建立忠诚关系前经历探索的程度有所不同。认同成就的特点是在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确认忠诚关系，而认同闭锁的特点则是在缺少充分探索的条件下确认忠诚。认同探寻和认同散射都具有相对缺乏忠诚关系的特点，但在个体是否进行系统的认同探索方面存在差异。处于认同探寻状态的个体是正在探索可能的生活选择，而处于认同散射的个体则未进行或很少进行过系统的认同探索。

博仲斯基（M．D．Berzonsky）在承续玛西亚的认同理论以及凯利（G．A．Kelly）、皮亚杰（J．Piaget）等人的认知理论基础上，主张身份认同的个体建构论，将身份认同理解为一种关于自我的隐性理论。(32)博仲斯基认为，一种自我理论就是一种认知结构，是由关于自我与世界互动的假设、信念和图式所构成的并不严密的系统。自我理论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用来对经历和与身份认同相关的信息进行编码、组织和理解。一种自我理论所包含的不仅是以往行为和经验的表征，它还具有执行的功能，因为它还包括引导和调控以应对适应日常生活的运作结构。此外，自我理论还包括价值观、认识论假设、目标和理想，作为监控和评价日常行为实际效用的标准。相对于某种标准未获成功的努力，会产生负面的反馈，表明需要调整认同结构的某些方面。身份认同的优化发展需要在既有的认同结构控制过程与调控认同的努力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互动。

按照博仲斯基的建构主义观点，人们在对经历和现实加以理解的过程中会形成个人建构，对环境信息的选择、整合和阐释进行管理。经历和生活过程本身并不具有意义，个人的“现实”所反映的乃是个人对事件的解释，而不是事件本身。这种将身份认同作为一种自我理论的观点，并非认为人们总是用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对自己进行理论解释。这些自我建构也可以是通过榜样的作用而间接得自于父母、同伴或其他人，或者以更直接的方式得自于学校的教育和其他文化和社会性传承，或者得自于直接的观察和经验。人们并不一定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所具有的那些信念、假定和观念。自我理论的某些方面可以处于隐性状态，人们对其了解可能并不清晰，大部分自我理论和自我调控都包含自动化或直觉的过程。

博仲斯基指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以理性、开放和清晰的方式进行自我建构，是存在个体差异的。理性的自我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通过更新以往有用但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适应不良的那些自动的行为惯例而提升个人的有效性。博仲斯基认为，人们会以不同方式经历认同建构的过程：有些人在建构认同时会采取刻意努力的方式，有些人则会更加自动地内化那些角色、价值观和来自他人的期望，另一些人也许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承担或放弃某些角色及公众形象。在博仲斯基看来，一种自我理论并不一定能有效地表征一个人真正或本质的自我。人们无法通过直接内省的通道而准确获知他们真正内在的自我，而是通过建构一种理论来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人们不能任意地创造自己所选择认为合适的身份认同，自我建构观念的有效性是根据实际效用来评价的，例如：对有关个体生存的特定潜能和环境而言，自我理论能否提供对其个人可理解和有益处的解释？个人建构的自我观念能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解释所面对的疑问？

个体对来自现实（社会、文化和物质语境）信息的感知和理解，经由自我理论和认同结构的过滤，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关注、编码和解释的方式。按照博仲斯基的理解，人们采用隐性建构的观念是具有解释性目的的，自我理论可以提供关于个人生活的某种叙事。除了提供一种个人的参照框架来合成和阐释个体所经历的各种事件，自我理论中的假设还能提供一个基础，使个体的行动具有前瞻性，使个体能够在如何处理问题和达成个人目标方面做出预见。博仲斯基认为，玛西亚所列举的认同状态反映了解决认同危机的三种不同方式：采用推理策略的开放和觉知的方式；以回避或延迟取向为特征的方式；依赖于一致性的固定不变的封闭方式。博仲斯基将这三种方式分别称为信息处理取向、散射规避取向以及规范的认同处理取向。

首先，博仲斯基把信息处理取向的人称为科学式的自我理论者，指出这类人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自我探索者。具有信息处理取向的个体会着意寻找发现、评价和处理与身份认同相关的信息，他们对新的思想和选择怀有开放接受的心态，愿意采用悬置判断的策略以检验和评价他们的自我观念。这些人愿意学习接受关于自我的新知，获取更加准确的自我判断的信息。他们重视理性行动，能够有意识地为其行动寻求理性的解释和理由。这种取向能够引致一种细化区分而又层级整合的自我理论，成为玛西亚所谓获得性或探寻性认同状态的个体特征。与该取向相关联的是认知复杂度、关注问题的应对策略、敏锐的决策策略以及对不同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开放。

其次，具有认同规避取向的个体又被称为特定的自我理论者。散射规避取向包含了一种不愿意面对和处理认同冲突的倾向。如果一个人迁延过久，行动和选择就会由情境的要求和后果所决定。这种根据语境信息的敏感调整更可能包含短暂性顺从，而不是关于自我理论的结构性修正。在具有散射规避取向的人那里，明显存在着某些策略性回避，这一取向所包含的自我并不仅仅是一个困惑的或碎片化的自我，它还反映出个体所采取的策略性努力，以规避或模糊那些可能带来负面自我判断的信息。这类个体往往采用一种特定的、针对具体情境的方式来建构其自我理论，结果会形成一种碎片化的自我观念。他们在选择决定和解释事件时，往往采用以当前状况为导向的服务自我的看法，重视即时回报和社会评价，如受欢迎程度和迎合他人的印象等。

第三，规范式处理取向的人也被称为教条的自我理论者。具有规范式取向的个体往往以一种相对自动化或无觉知的方式，将那些得自于重要的他者和参照群体的目标、价值观和规定加以内化遵行。他们过早地承诺忠诚，缺乏批判性评价和慎重思考。他们对歧义和不确定性耐受力弱，对保持结构和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的需求强烈。其主要目标是保存和维护自我的看法以及抵制那些可能威胁其“坚硬内核”的价值观和信仰的信息。这种相对自动化的自我建构方式与认同闭锁状态相关联，结果会产生一种由抵制变化的自我观念所构成的僵化的自我理论。

显然，形成理性和开放的自我理论建构能力，个体需要发挥其觉知和反思的能动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但个体不能在真空中形成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不论是个人认同或者群体认同，其定义、内涵、期待和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和发展的。按照米德的观点，社会宏观结构对于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反映在“主我”和“宾我”的相互关系中。其中“宾我”可以作为个人所接受的社会性规范的总和。换言之，“宾我”是自我中的社会成分，而“主我”则是个人对社会的反应。“主我”的能动性需要受到“宾我”的限制。根据米德的自我发展三阶段（准备、扮演、游戏）说，在第三阶段，儿童学会在各种情景中担任多种角色，经由作为“一般化他者”的社会期待的作用，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与米德类似，库利继承发展了詹姆斯的自我概念，也强调社会宏观结构对自我认同的作用。他通过“镜像自我”的概念论证了结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自我（包括自我形象、感觉、态度等）是通过在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过程中体会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获得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如果形象是正面的，之前的行为会得到加强；如果形象是负面的，之前的行为就会减弱。而其他社会成员的姿态就代表了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高夫曼（E．Goffman）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认为，社会从来都不是同质化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环境中进行社会互动，因此他必须对行动发生的环境进行了解和判断，这个具体环境对他而言就是个舞台，而每个社会成员就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33)

关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集体活动生产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有可能基于个体在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和活动，出现不同的自我认同。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对于创造不同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一方面，分工造成了现代自我中的身体与心灵、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分工也使得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出现丰富多样的身份认同。涂尔干（E．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在简单的社会形式中，个体通过“机械团结”维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体都表征着整个群体，体现出集合体的信念与价值。与此相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则是在“有机团结”中创造并维系个体，个体之间之所以相互依赖，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分工中履行不同的功能。个体各自有其专门的任务和功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差异，也体现在多种多样的自我认同上。(34)

卡斯特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建构的，问题在于如何建构、从何建构、由谁建构以及为何建构。认同建构所使用的材料包括历史、地理、生物、生产和再生产机构、群体记忆、个人想象、权力机关、宗教启示等。然而个体、社团和社会根据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在他们的时空框架里，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在卡思特尔斯看来，谁以及为何目的建立集体认同，大致上决定了身份认同的象征内容。由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通常发生在一个显示权力关系的脉络里，卡思特尔斯主张认同建构在形式和起源上可分为三种：（1）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进，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2）拒斥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那些在支配逻辑下被贬抑的处境中的行动者所产生；（3）计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指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他们所能获得的哪一种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35)

伊恩·伯基特（Ian Burkitt）的“社会性自我”概念同样强调了社会文化环境对认同建构的影响。(36)伯基特指出，我们每个人所在的社会由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构成，其中包含着权力结构和社会阶层。个体所属的家庭、邻里、社区和族群，以及接受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都会给身份认同的建构留下印记。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他者会以各种方式对我们的自我形象作出评判和施加影响。甚至某些通过独自沉思冥想以求找到自我的方式，往往也是出自特定的宗教传统。所有的文化传统都各有其理论来谈论如何做人，它们各有其社会历史过程，塑造形成特定文化的自我观。我们在试图找寻自己是谁时，常会诉诸具体的社会活动以揭示那个“隐藏的”自我，通过这些活动发展出的才干和能力会告诉我们自己是谁，这其中包含了塑造自我的可能性。再者，我们是谁或者我们能够成为谁，常常涉及社会的权利和义务，而有时这些权利是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努力争取的。

社会交往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密切，人际交往在认同形成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定义、呈现、评价和改变身份认同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进行的，这些交往活动为我们反思身份认同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此外，对于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维系，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都是在更大的文化网络中形成发展的。这些网络中包含着有关身份认同的涵义、评价和期待，以及支持它们的思想观念。总之，人们的身份认同是通过文化的视域，利用交际的媒介在社会中建构的。正如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所言：“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是通过文化濡化的过程形成他们的反思性自我形象，包括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经由社会化的实际经历，个体获得了原生文化和民族群体的价值观、习俗规范以及核心象征符号的意义。”(37)

不同文化对自我的性质可能会持有不同看法。如果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告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何等重要，应当勇于争取属于自我的权利，其身份认同往往会具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取向。倘若某人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家庭、社群、部落或者别的机构组织是生活的中心，那么此人的身份认同就会与其内群体成员的地位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往往强调自我所具有的独特和独立的性质，而亚洲社会的群体主义文化则重视共性，认为个体的重要性仅仅体现于作为社会关系意义网络的一部分。当然，即使在西方文化里，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视自己为独立、自由和强调自己的私人权利，也会依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定。虽然不同文化对于何谓“自我”的观念有所不同，但是在变换的语境中运用觉知和反思能力以建构或重构身份认同，乃是人类个体基本而共同的属性。

 

————————————————————

(1) 参见陈刚《全球化与文化认同》，《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夏光：《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认同》，载苏国勋等著《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2) Jenkins, Richard．Social Identity．London：Routledge Press, 2008, 16-17.

(3) McKinlay, Andrew and McVittie, Chris.Identities in Context：Individuals and Discourse in Action．Malden：Blackwell, 2011, 2-3.

(4) Cote, James E．and Levine, Charles G．Identity Formation, Agency, and Culture：A Social Psychological Synthesis．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177.

(5) Burke, Peter J．and Stets, Jan E．Identity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6) Castells, Manuel．The Power of Identity．Malden：Wiley-Blackwell, 2010, 6.

(7)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

(8) 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

(9) Simon, Bernd．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alden：Blackwell, 2004, 6-7.

(10) Burke, Peter J．and Stets, Jan E．Identity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

(11) Burke, Peter J．and Stets, Jan E．Identity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2.

(12) Burke, Peter J．and Stets, Jan E．Identity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88.

(13) Burke, Peter J．and Stets, Jan E．Identity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0-188.

(14) 姚上海、罗高峰：《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自我认同研究》，《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15)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王宁：《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06页。

(1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7—58页。

(17) Taj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Academic Press, 1978.

(18) Tajfel, H．and Turner, 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S．Worchel and W．Austin（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 1986, 7-24.

(19) 姚德薇：《论社会认同研究的多学科流变及其启示》，《学术界》2010年第8期。

(20)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21) Brewer, Marilynn B．“The Social Self：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1, 17.

(22) Liebkind, Karmela．“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In David L．Sam and John W．Berry（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9.

(23) Phinney, Jean S．“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In Kevin M．Chun et al.（eds.）, Acculturation：Advanc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63.

(24) Jackson, R．L．“Cultural Contracts Theory：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Negotiation.”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2, 50.

(25) Ting-Toomey, S．“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In W．B．Gudykunst（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Sage, 2005, 215-216.

(26)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7) 彼得·S．艾德勒：《文化认同之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考》，载米尔顿·J．贝内特编著《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关世杰、何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200页。

(28) Jameson, Daphne A．“Re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Role i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007, 44.

(29) Vignoles, Vivian L．et al．“Introduction：Toward an Integrative View of Identity.”In Seth J．Schwartz et al.（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 2011, 2-12.

(30) Luyckx, Koen．“Processes of Pers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valuation.”In Seth J．Schwartz, et al.（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 2011, 78.

(31) Cote, James E．and Levine, Charles G．Identity Formation, Agency, and Culture：A Social Psychological Synthesis．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17-21.

(32) Berzonsky, Michael D．“A Social-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In Seth J．Schwartz et al.（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 2011, 56-76.

(33) 江国平：《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与建构：辩证统一》，《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

(34) 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26页。

(35)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36) 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37) Ting-Toomey, Stella．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