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机制的引入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协调作用越来越大，但随着州和地方政府在70年代早期在全国建立起一大批社区学院以来，政府承诺的财政资助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维持下去。1980年左右，公立大学面临最严重的财政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努力平衡自己的预算。同时，在问责和“平权运行”过程中，大学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由于政府赞助在减少，政府的干预也在减少。因此，政府协调作用在逐步让位于市场协调。自80年代以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大学与私人产业之间的亲善、大学管理的增强、精英院校重新流行和院校教育资助方式的转变⁽⁵⁾。

1．大学融入市场之由

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一些应用型比较强的专业院系如化学系、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等与企业的联系比较紧密。到了80年代，大学整体上发现了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第一，经济竞争力使得产业界对学术研究加大投资以期获得学术研究成果转化到应用上；第二，生物技术的出现强化了学术研究向产业转化；第三，一些积极申请专利或建立研究园区的大学不断取得成功也激发了大学对企业的青睐，通过与企业的联系或参与企业生产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来缓解政府资助的不足。

当大学介入商业领域后，其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大学越来越倾向实行对外合作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聘请专业管理人士打理大学财务，对学校的战略规划高度重视；新管理主义方法逐渐渗透到大学内部，如经济理性、效率、绩效等管理思维与工具不断运用到高校内部管理中。这对学校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传统的博雅教育已经衰弱；为了省钱学生选择中途退学或希望早点毕业；获得文凭的人数直线下降；由于高中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拉大，学生选择上大学的愿望更为迫切，大学的学费也由此飞涨，等等。这些变化给大学的高学费/高资助战略提供了机会。

从世界范围来看，学费的持续上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公众最为关注的高等教育问题。其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据盖格的假设：是收入而不是应该被最小化的社会成本才是这些高校和其他大学的命脉。同时，大学从社会中获得资源的水平对大学活动范围和有效性有着很大影响，这些资源的提供者对大学的行为也有着重大影响。⁽⁶⁾也就是说，收入决定大学的命运，而不是大学如何控制成本；但大学在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其所谓的自由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2．大学成本上升之困

高等教育成本是学院和大学用于教学等相关目的的支出，或者可以称为生产成本。⁽⁷⁾大学还存在研究支出、公共服务支出。高校的核心成本不包括研究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它是用于教学及支持、教师学习、学生需求、行政管理和校园维护等，它是高校用于培育和传播知识这些核心任务的资源，它不同于教学成本。在高校运行中，有一种理论决定其支出与收入，即鲍文所说的“成本的收入决定论”：每所高校尽可能地筹集资金，并花光所有资金。⁽⁸⁾由于政府拨款的削减，学生学费普遍上涨，但同时，在面临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高校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也增加了资助力度。从原来的基于需要到根据绩优予以资助，这带来了教育的不公平：富裕的家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而贫穷的家庭的机会则比较少。

高校的学费定价受到政治约束，在美国，许多州立大学无权设定自己的学费，因为公立大学有义务向本州适当比例的本科生提供较高质量的教育；而私立高校可能害怕学费上涨过于迅速将引发惩罚性的反应。⁽⁹⁾所以，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学费的上涨都是有限度的：要么受公平的影响，要么受到效率的制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学成本的上升有三种解释：低效率，即支出更多而带来的产出并未发生变化；质量提升，即增加投入以提高产出质量；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即花更高的价格购买相同的投入。⁽¹⁰⁾人们一直以为大学效率是低下的，其实大学具有多目标特征：教学、科研与服务。这些目标放在一起去评价效率的高低，难以真实地反映费用使用的合理或者判断效率怎样。事实上，大学确实存在潜在的低效率，因为大学是实行学年制，其预算按照学年预算，要求在本学年中制订下个学年所有的计划，不会在中间进行调整，这就会导致预算不合理无法进行及时调整，形成低效率。

大学与其他公共事业一样，具有价格几乎没有控制、希望最小化它们的成本和消耗、价格与质量无关的特征，这就会导致成本无法估量。但有一点十分明显，在院校市场中，所有院校都在竞争高层次人才，这对于大学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如果学术人员的薪水太低，有些人将离开大学，其他潜在的教师也将放弃学术职业。⁽¹¹⁾尽管如此，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限制教师数量来保护教师的生活标准，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部分相比，研究型大学聘用了更多与商业经济有紧密联系的教师，也为发挥教师的全部才华而在竞争环境中运行。⁽¹²⁾在市场竞争压力的情形下，大学的教师队伍越来越精英化，低资历的教师难以进入学术职业圈；但同时，生师比也在不断增大。

3．大学困境解决之道

大学质量的关键取决于两个渠道的资源水平：就内部而言，资本是根据通常的标准进行测量的，削减意味着更少的教师和更大的班级、延期维修、无法更换过时的设备、图书馆购买更少的图书；就外部而言，下降或不变的资源损害到大学的竞争地位。⁽¹³⁾

盖格认为，大学成本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教师薪水，它大约占到大学预算的75％；二是基于学业优秀的资助不断普及，对学业优秀学生资助的普及，使得获得顶尖学生的成本不断增加；三是校园维护；四是学校改进与变革。⁽¹⁴⁾这些方面的支出使得大学的成本不断增加，在成本增加与政府财政削减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学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其他资源来源渠道，而其他资源的争取大多是需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大学只有使用自身的资源与外部交换：声望、可利用的服务、人才培养等。

在权力配置方面，美国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过改革内部的管理体制，以分权化预算（又称作“收入责任预算”）的方式将权力下放给各学院，实行学院自治自理制度。这样，教学单位对自身的预算和未来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院系能敏锐地感知学生对课程的偏好。⁽¹⁵⁾但在这种放权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了决策层权力失控的现象，后来一些高校又出现决策层收权。1997年，密歇根大学新上任的校长李·博林格（Lee Bollinger）就削弱了分权化预算模式。中枢管理部门保留了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对学术单位施加影响，并发起重要的行动计划。⁽¹⁶⁾

在行动方面，为了应付基本预算陷入停滞的困境，大学引入企业家精神成为保持研究竞争力的一项战略。具有创业精神的大学通常将研究经费的增加作为目标。通过企业家精神行为，大学与外部之间的联系得到增强，将会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不断增加大学研究机构的实力。这种市场力量对于大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质量获利越来越多，表现为更好的学生、更高的学术认可以及资金募集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市场也限制了大学行动的独立性。⁽¹⁷⁾

在对待学生方面，大学对于学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通常会采取市场营销的手段来获得高质量的学生。因为高素质的学生产生高质量培养结果，反过来又会吸引到更好的学生⁽¹⁸⁾。不仅如此，好的本科教育质量对于获得其他额外的收入也有好处，因为校友慷慨捐赠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质量刺激确保了它们市场的主导地位，校友非常珍惜母校的成功和名声⁽¹⁹⁾。但对学生的选拔性竞争会产生不公平，因为在参加竞争的学生中，既最聪明又最富有的美国青年人成为明显的获胜者⁽²⁰⁾。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都要在本科教育质量上下功夫，为的是提高声望，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应对财政的困难，但实际上学生也受益。

在获得研究经费资助方面，大学也是竭尽全力。但是研究经费的争取靠的是研究实力。“产业和联邦政府的代表机构寻找最能满足它们需要的科学家，不管是他们身处哪所院校。”⁽²¹⁾盖格认为，大学在国家的知识生活中扮演了很广泛的角色，远超过了它们的教育使命。⁽²²⁾这也许可以解释大学都倾向于提升研究水平，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研究经费资助具有较大的诱惑力。这也给大学提出了挑战，“如果它们想维持与研究经济的关联，继续开展国家一半左右的基础研究，就必须持续不断地适应向前推进着的科学前沿。如果这样，大学就必须经常改装自己，以接纳远离它们学术焦点的任务，并成为商业和经济发展领域中的行动者；同时，它们必须履行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传统角色，它们要为此坚守严格标准。”⁽²³⁾这是大学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其实就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