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安全的思考[59]

上篇 国际关系理论思辩

【摘要】对国际安全进行宏观思辩和理论思考时，现实主义强调，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面临“安全困境”，结果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虽然安全困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但均势政策能最有效地解决因权势竞争造成的国际不稳定局面。亦有现实主义学者指出，安全的获得可以不通过均势而靠优势强权；理想主义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保证了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其关于国际安全最通常的见解是世界政府论、集体安全体系论、自由经济秩序有利于增强和平的理论和“民主和平论”等；革命主义主要有马列主义以及受马克思著作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其代表性观点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论和世界秩序学派的世界秩序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巨变，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革新，国际社会对安全内涵新的理解及其对安全的现实需求，促使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安全问题，特别是国际安全问题继续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安全问题的大辩论。[60]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61]——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在承接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对国际安全思想、趋势和普遍接受的图景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宏观描述。亦有学者指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要求在研究国际安全时紧紧抓住以下课题：和平、战争和冲突的理论与历史；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威胁观；地区、国际和全球安全概念；安全体制和制度建设；经济、自然资源和生态安全，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方面的挑战；国际冲突中技术和信息扩散的影响；危机状态下的决策；一国的防务政策及其国内基础；核战略、武器系统、军控和裁军等。[62]本文不对上述命题进行细致的分析，而是要探究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安全进行的宏观思辩和理论思考，从而将纷呈的国际安全理论作一粗略的归类和分析，找寻每一理论有关国际安全的核心思想和理论特色。限于篇幅，本文亦不拟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安全问题进行宏观思辩时存在的思想、理论和研究范式上的缺陷进行论述。

一、现实主义对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

基于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特质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尽管现实主义有诸多分支，特别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在研究范式上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都坚持下述假设：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事务在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发生。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时，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不存在道德规范，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忌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由于缺乏信任，每个国家都面临一种自助（self-help）的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家间的权力角逐或生存竞争。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但自助又使得他国不安。[63]结果，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而“安全困境”的核心就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他国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64]结果，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国际政治也就像所有政治一样是争夺强权的斗争。用汉斯·摩根索的话说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power）总是其直接目的。”[65]

在“安全困境”下，秩序（order）从何而来？是什么阻止一国对另一国的进攻？和平如何得到保障？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只能加以“改良”。而解决因权势竞争造成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均势政策（balance of power）。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中，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是个必不可少的因素。[66]

均势思想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经典巨著，而均势政策虽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仍然被现实主义赞美为维持和平的现实选择。当然，现实主义围绕均势也存有两方面的争议：均势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政治家政治权谋的结果？两极均势和多极均势中的哪一种更有利于保持稳定？在均势自动生成论者看来，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均衡一直不受任何特别的干预而持续保持。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均势是体系结构自动调节而非人为的结果。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把均势视为一种自然和自发的现象，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如果一国增强其权势，他国也必效法之。[67]而传统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均势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利益和对行为规范一致理解的基础上，主要大国间一种自由和自愿的合作安排。“均势大师”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就指出，均势是政治家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不会自发地形成。而造就和维持均势取决于足够的军备、审慎求实的外交、可变的联盟组合、必要的有限战争。

认为两极均势有利于降低战争危险的现实主义者的主要理由基于以下四点[68]：（1）只有两个领导者的体系更加易于管理，因为两极中的优势强权谁都没有足够的武力颠覆均势，且在争夺全球影响力的时候，每个大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性及其根源。结果，产生大范围影响的冲突将比较容易控制，因为在两极间比多个行为体间达成和执行协议的困难较小。（2）两极体系内，不仅像增加军费、吸收新的盟友或在他国部署军队这类威胁以及可能改变两个主要竞争者之间权力分布的事件和行动，都将被大国视为与己有关，即使是边缘地区发生的冲突都会吸引每一个领导者的关注。由于任何一方都不会容忍它的竞争对手借此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故体系内权势的均衡更可能得以保持。（3）两极体系内，两个领导国家致力于担当体系管理者的角色，以遏制可能危及其领导地位的冒险主义，特别是要防止冲突不受控制而扩展。（4）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经常发生的危机将替代战争。一旦确立了一个稳定的两极均势体系，“安全困境”的强度就减轻了，两极间的军备竞赛将让位于军备控制，危机管理将取代强制性外交。通过建立某种可行的制度，或通过谈判，或通过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两极就能合作管理国际体系。[69]

赞同多极更有利于保持稳定和防止战争的主要观点是[70]：体系内多个大国并存使得相互作用的机会增多；在拥有多个大国的世界里，存在一个或多个权势作为“平衡者”的机会；根据均势模式，两个大国间任何一方拥有相对的优势将从根本上导致战争。故此，在一个至少有三个大国且每一个大国控制不足50%的全部力量的世界里，稳定更可能得以保持。例如，如果两个力量较弱的大国联合反对第三者，相对力量的不足就得以弥补；在多极体系里，由于不会出现两个排他性的联盟，一旦战争爆发，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会卷入，战争也不会被视为是“零和”游戏。故多极均势减少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

人类进入核时代后，传统的均势思想为核遏制理论所取代。有学者认为，核恐怖均势（nuclear balance of terror）似乎克服了均势和力量优势带来的消极的一面，而同时兼有二者的长处。[71]由于每一方都能经受住第一次核打击且具有报复能力，大国力量实现了相对的均衡，故因力量失衡而引发战争的情况排除了。鉴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力，每一方实际上都具有力量上的优势，这样也就不存在因竞赛而导致战争了。

对一些现实主义来说，如果一国拥有过高的权势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强使他国屈服的话，安全的获得可以不通过均势而靠优势强权。因为其他国家知道，在霸权体系内它将失去一场战争，于是它就会放弃发动进攻的念头。这就是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为什么认为一国发挥领导者（leader）的作用，甚至这种领导地位演化为霸权（hegemony），也可以带来稳定。根据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见解，[72]在霸权统治初期，这种体制最为有效；从霸权趋于衰落直到一个挑战者获得推翻现有秩序的能力和意愿为止，这一体制仍将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二、理想主义对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

理想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割裂“国际”和“国内”政治关系。他们认为，国家中心分析模式在17或18世纪的欧洲可能是适当的，但是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此后的社会结构，如果谁要把握20世纪世界事务的本质，他需要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理想主义虽然也认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与现实主义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保证了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国际社会虽无最高权威，但有理性交往的纽带和共同规范，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因素。

理想主义不仅认为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可以规范，从而实现国际政治的有序运行，而且指出，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正在把国际关系体系改造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对相互依存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有一个假设：相互依存减少了国际冲突，或至少是减少了走向国际冲突的诱因。[73]由于军事和安全问题不再垄断国际政治的议题，合作就像现实主义眼中的冲突一样，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特色。不可否认，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理想主义指出，只要遵从了其提出的理论，国际关系必将出现与现实主义所描绘的迥然不同的前景。概括起来，理想主义对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大致如下：

第一，理想主义有关结束战争的最通常的见解是建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谋略、利益、力量、政策选择，都是对国家安全没有保证的反应。战争之所以自然而然地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实质上，在无政府状态下，战争发挥着政府的功能——权威地做出决定。据此推论，世界政府和国际法也可以作为战争的替代品，如果每个国家愿意接受它们作为达成非暴力的和有约束力的政治协议的基础的话。作为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途径之一，大国协调即主要大国间谈判协商将形成一个松散的管理体系。大国协调基于这种假设：当所有大国都满足于已建立起来的秩序时，满足现状的国家就不存在为寻求安全而进行扩张的可能（如果它们这样做，就表明它们不满足于现状），因为对它们来说，和平的收益将超过不扩张可能带来的损失。如果每个大国都这么认为，以“大国协调”形式出现的制度化合作就能实现。[74]

基于“公益”和“免费搭车”理念，理想主义提出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也试图描述这样一种前景：由于霸权国家（特别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霸主）唯一有实力建立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并在其中拥有压倒一切的利益，它愿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建立这一开放的体系，并为此承担提供该体系必备的“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国际安全和各种各样的制度作为“公共产品”，使霸权体系内任何国家均可享受一个安宁的对外交往和国内建设环境。

第二，鉴于现实生活中尚不具备建立世界政府的必备条件，理想主义求其次，希望通过集体安全体系来克服“安全困境”。集体安全最低限度地要求两国宣布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达成其目标的手段，且当一国成为侵略对象时另一国应提供援助。所以，武力不是用于谋取私利，而是维持这一体系和惩罚危害这一体系者的手段。这就是集体安全体系所强调的威慑原则（principle of deterrence）和普遍性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威慑原则意指试图首先使用武力者将立即招致一个反侵略国际联盟的反击。由于这个反侵略联盟拥有如此更为强大的力量，侵略者注定要失败。明白这一点，侵略也就不会发生。普遍性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假设：第一，所有的国家对冲突中谁是侵略者的看法一致；第二，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侵略；第三，所有的成员都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到反侵略行动中去。[75]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就是集体安全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

第三，基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理想主义者认定国家的主要动机是获得繁荣。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增强和平、减少冲突。首先，要使各国变得更富，要使贸易体制运行，就需要各国在政治上大力合作。各国变得越繁荣，它们之间进行进一步政治合作的动机就越强烈，在政治合作和经济繁荣之间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其次，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将促进相互依赖。由于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内贸易的增长和相互依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的加深，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战争相应地变成一种昂贵的方式，国家就更愿意选择和平与合作。再次，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流动在国家间增进了和平。最后，像欧共体这样的国际机构，随着政治合作的不断加深，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至它将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超级国家”——欧盟。

第四，相互一致的国内政治结构，有助于在国际层面产生一致意见；假如各国在稳定基础上建立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结构，就可能带来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和平的时代。主要基于并传承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表述的思想见解，[76]理想主义特别推崇“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这一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民主国家里，承受战争代价的国民对政府的行为比之专制国家的国民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国民权力越大，战争就越少；自由民主国家的国民尊重他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并认为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具有合法性。当两个民主国家相遇时，它们之间也因此而具备防止战争的制动阀；民主政体的商业精神有利于和平；西方文明已经在战争中经受了足够的磨练，其领袖和大众已经认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有多高昂。由于历史的教训，各国领导人将小心地避免战争。虽然民主国家间也存有争议，但它们关于用非暴力政治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是一致的；民主国家间基本上没有领土争端，故无须像前民主时代那样用战争来确立自己的疆界。换言之，民主国家间不需战争仅仅是因为在当今时代里，其没有这样去做的现实需要；民主政治体制将其国内政治中的宽容和妥协概念延伸到外交领域，从而在民主国家间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观念，这种共同的文化观念使它们彼此间的交战变得不可能；而民主制度的扩散将最终保障国际和平，即形成所谓的“民主安全共同体”（democratic security community）。那么，怎样解决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根本的途径有二：一是使非民主国家放弃将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其二是将非民主的国家演变成民主国家。[77]

此外，地缘经济学理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已经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由于冷战的结束带来“安全”内涵的扩大，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这样，原有的冷战机制和体制已经不再适用。显然，要解决国际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三、革命主义对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革命主义思想家强调的是人类社会，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超国家分野的人和人的关系。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信仰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上帝选民或好人，另一边是阻碍人类共同体实现的异端或坏人。人有权利，亦有责任推翻邪恶的现状”。[78]

20世纪的革命主义浪潮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有成文历史以来，人类的根本组织形态是阶级社会，根本的社会关系，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社会，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根本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没有国家的世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形态。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系统地运用于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国际关系。总之，马列主义认为，战争与和平状态不是由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或团结所决定的，而是由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冲突或团结所决定的，而且两大阶级制定和实施的战争或和平政策跨越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阶级联盟。[79]

可以说，此后几乎所有的革命主义理论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都受到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但是，由于是进行革命还是改良方面存在争议，多数革命主义思想家并非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视角，去解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区（periphery）的欠发达国家对处于核心地区（core）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依附，以及核心对边缘的控制、剥削，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向：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依附国。据此，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摆脱依附的方式有二：温和方式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激进方式则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摆脱核心—边缘结构，由此建设社会工业。[80]而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典型代表的“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81]则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划分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semi-periphery）三个部分。核心地区拥有最先进的经济活动，如银行、制造业、先进的高科技农业和造船业，利用边缘地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地区销售并牟利。核心地区还控制着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地区除向核心地区提供诸如矿产品、木材之类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主要是指处于核心和边缘之间的那些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沃勒斯坦试图通过“世界体系论”解释国家间引发战争的原因，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核心地区国家的升降，并把这些问题纳入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产生和扩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则是考察经济运行方式及其怎样转化为政治影响和安全考虑。沃勒斯坦的结论是：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造成了两个带根本性的不平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不平衡，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之间的空间不平衡；边缘地带的不发达是资本主义的渗透及边缘地带自身地位的直接后果。而只有共产党国家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对边缘化危险的主动反应。[82]

当代，革命主义关于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关于国际事务基本纲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论和世界秩序学派的世界秩序论。[83]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论要求改变大国支配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和干涉小国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从国家间正义、民族间正义和国际分配正义三大伦理原则出发重新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秩序。世界秩序论主张从全球政治的高度寻求解决现存世界秩序中工业和科技的急剧发展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核战争、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和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对集体人权、个人人权的压制和破坏等问题的方法，即构筑一个能将国际暴力减至最小程度、实现全球公平的世界秩序。

总体上，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安全的理论和思想都不能回答现实中的国际安全问题和寻求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每一派对国际安全的理论思考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上的、方法上的缺陷。但是，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安全的思辩，不仅丰富了有关国际安全的学理研究，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