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和革命的昂扬

清末革命派高调提倡欧美的联邦主义思想，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此时也倾心于联邦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惟有共和联邦政府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¹³⁾宋教仁也指出：“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¹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于1911年10月至11月曾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浓厚的联邦制意味的宪法文件。⁽¹⁵⁾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颇似传统朝代末期群雄并起之势。革命时各省独立响应的模式，造成独立各省或大城市自立门户之势，各地倡议联邦制的言论一时颇为风行，联邦主义思想在民初中国蔚为左右政局的潮流。⁽¹⁶⁾1911年10月23日，湖北军政府发布《联合东南讨满奴檄》，以联邦制相号召，主张“永建民主自治联邦共和国”。⁽¹⁷⁾巧合的是，同日在上海发行的《民立报》则发表题为《共和政体之先声》的文章，主张“建中华极大之共和国，仿德意志联邦之政体”。⁽¹⁸⁾研究指出，此时不少旧官僚、立宪党人也高唱联邦主义。⁽¹⁹⁾

然而，革命成功的欢乐很快被现实政治的冷酷所冲淡。此时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但并无中央政府应有的威权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赞成与支持联邦制的许多政治人物与政治团体认为，联邦制不利于国家统一，不利于建立中央权威，不利于增强中央政府能力，转而开始否定联邦制，支持建立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²⁰⁾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政治重建的伊始，新的国家权力分配与新政权的稳定及新的中央权威的重塑，关系尤为重要。⁽²¹⁾为了建设与规划新国家和新制度，南京临时政府的要员们立即面临树立中央权威的问题，包括孙中山、宋教仁在内的革命党人士转而走到联邦主义的对立面。胡汉民便提道：“先生（孙中山）入南京，即日发表宣言，统一各省军事、民政、财政，以及汉、满、蒙、回、藏五族统一而为共和国家之旨。”⁽²²⁾宋教仁此时也转变为明确反对联邦制，他坚决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完全改变了他以前主张的联邦论立场。学者指出，宋教仁转变的原因，其一是当时排斥联邦制的环境使然，其二是他对当时政局认识的结果。⁽²³⁾这些改变，说明南京临时政府选择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联邦思想暂告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