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蓬勃发展的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

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代的乡村研究也迅速升温。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主体众多。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国民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有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公私营金融机构，有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职业知识分子，有民间学术机构如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合作学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地政研究会等。可以说，其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与政治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对乡村问题给予了关注、思考乃至深入研究，并因此而发生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研究人员之广泛，思想争论之激烈，可以用“蔚为壮观”一词来形容。

二是涉及的学科领域广博。有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其中尤为各派学者所共同推崇的是乡村之田野调查研究。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以湖南农民运动调查研究为始，他们就把乡村调查研究作为其确定政治与经济战略的基本理论依据，从红军时期的苏区、到抗日根据地，再到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调查的规模、层次不断扩大、深入，其影响也最为深远。⁽⁶⁰⁾同时，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以陈翰笙和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在无锡、保定、广东、广西、河南、浙江、陕西、云南以及东北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并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东北的难民及土地问题》、《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⁶¹⁾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国民政府也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特别是确定其土地政策的目的，开展过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活动。例如，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等省的调查，⁽⁶²⁾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在萧铮主持下对全国19个省、180余县市的调查研究，⁽⁶³⁾以及各地方政府的调查。在职业知识分子中，以李景汉的河北定县调查和费孝通对江苏、云南等地村落的调查影响最大，以此为基础出版的一批学术著作均成为现代中国乡村研究之经典。⁽⁶⁴⁾此外，沪江大学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清华、燕京、北平等大学对北京郊区的调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邹平的调查等，也均有重要而广泛之影响。⁽⁶⁵⁾

三是乡村问题之研究得以深度拓展。其中又以乡村政治与经济问题尤为各界所关切，相关著述亦最丰厚。举其要者如：

——综合性论著方面，有戴乐仁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李炳卫的《村治之理论与实施》（北平：村治月刊社1930年）、孔雪雄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江恒源的《乡约制度》和《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冯和法的《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王世颖的《农村经济及合作》（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乔启明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年）、费孝通的《内地农村》（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等等。

——关于土地与租税问题，有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等等。

——关于农村问题，有乔启明的《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1926年）、刘大钧的《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陈正谟的《中国各省的地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央大学经济资料室编的《田赋附加税调查》（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等。

——关于农村生产与金融问题，有许璇的《粮食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调查编纂《鄂豫皖赣四省之棉产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1936年）、伍玉璋的《中国农业金融机关论》（重庆：北碚农村银行1936年）和《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及实施论》（重庆：北碚农村银行1936年）、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宗培的《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1年）、杨西孟的《中国合会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陆国香的《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编的《鄂豫皖赣四省之典当业》（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1936年），等等。

——关于乡村社会教育与文化问题，有傅葆琛的《乡村民众教育概论》（南京：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1930年）、郭人全的《乡村民众教育》（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雷通群的《中国新乡村教育》（上海：新亚书店1933年）、古梅的《乡村教育新论》（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金轮海的《农村复兴与乡教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1年）、廖太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个人刊印，1936年）、李景汉和张世文编的《定县秧歌选》（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费洁心的《中国农谚》（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的《山东庙会调查》（济南：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3年），等等。

——关于乡村社会历史问题，有黄绶的《唐代地方行政史》（北京：永华印刷局1927年）、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黄强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蒙思明的《元朝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解树民的《中国的农民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王仲鸣的《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店1929年）、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和《中国社会之变化》（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1931年）、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南京：正中书局1933年）、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姚公振的《中国农业金融史》（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等等。这些著作也以“救治农村”为旨归，对古代中国乡村的家庭、婚姻、经济生活、社会分层、流动与冲突、地方行政制度与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⁶⁶⁾

此外，随着西方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引入，以此为指导，以村落社区调查为基础，以从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为目的，学术界做了许多中国村落社区的个案研究，其中又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London：Routledge，1939年）和《云南三村》（原名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1943），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47）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最具典范意义。⁽⁶⁷⁾

还有大量专业媒体创刊出版。如《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农村复兴委员会报告》、《合作月刊》、《农商公报》、《民间》、《农行月刊》、《农友》、《农林新报》、《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山东农民》、《农业生产》、《田家半月刊》，等等。此外，《中国经济》、《中外经济周刊》、《东方杂志》、《新中华》、《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大型综合性报刊也频繁地组织与乡村问题相关的“专栏”或“专号”。这些期刊所发表的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更难以计数。

乡村研究的升温与深入，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乡村问题的认识，但因彼此间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巨大差异，由此而建构起来的“乡村问题”也有巨大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