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虚拟

今天，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隶制。大多数奴隶制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在奴隶制发展迅速的地区尤为普遍。对于奴隶持有者来说，合同的作用有二：诱骗和隐瞒。利用虚假的合同是奴隶制全球化的题中之义，从巴西到泰国，被欺骗性的合同带入奴隶制的基本过程完全一样。它使得奴隶既可被带入奴役相对较容易得到的国家（比如从菲律宾到沙特阿拉伯），也可进入奴役不被允许的国家。例如，在伦敦⁽¹⁸⁾据估计就有多达1000名家庭奴隶，他们来时被一份雇佣合同掩盖，并且直到最近，这份合同依然被英国移民管理人员认可。

虚假的合同在几个层面起作用。它向处在绝望中的人展示了一份有偿的工作，这些合同是强有力的刺激，诱惑他们钻进卡车的后部，一路进入奴隶制。言谈流利、衣着光鲜的招募中介，带着官方或看似合法的文件，在许多国家的农村的穷人中得到关注。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合同可以保证良好的待遇，它明确了法律权利和给工人的工资，这些潜在的奴隶欢欣鼓舞地签了字，却不知自己已落入奴隶商人手中。在将工人诱惑进奴隶制后，在把他们带离家乡后，暴力便会被用来控制他们，合同便被扔在一边，但更有可能会被保存起来，因为它对奴隶持有者来说别有用途。

由于奴隶制在所有国家均是非法的，它必须被隐藏。即使在那些警察与奴隶持有者沆瀣一气、互利互惠的地方，也没人愿意宣扬他/她是奴隶持有者的事实。当地习俗与文化或许支持了奴隶制，大多数人也知道它的存在，但承认的话则是另一回事了。这里，虚假的合同掩盖了奴隶制。奴隶持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逼迫奴隶签署任何协议：抵押、贷款协议、契据或劳动合同。如果有人质疑，签字的合约就被制作出来，腐败的执法部门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在拥有大多数诚实善良警察的国家，合同照样能隐藏奴隶制。在英国，直到1998年，被带入境的家庭用人还倚赖雇主谋生计和地位，入境时雇主的名字会加到他们的护照中。法律强化了用人对主人的依赖。在英国《移民法》（Immigration Acts）的特许权下，搬到或是参观英国的外国人，或者是归来的侨民，他们都被允许携带家庭用人。移民管理的工作人员应确保这些用人至少满17岁，并且至少已经有一年的雇佣期。然而，系统很容易被滥用。大多数用人不会说英语，他们只是被告知如果被移民官员问道时如何回答并必须说什么。虚假的合同能用来证明此前的雇佣期超过一年。但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检查没有一个能够揭露长久存在的奴隶，后者被一个家庭群体以用人的形式带来。一旦他/她身处这个国家，这些检查也不能保护用人。布里奇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国的秘密奴隶》（British’s Secret Slave）一书中，拉克西米·斯瓦米（Laxmi Swami）的故事便非常典型：

生于印度，拉克西米·斯瓦米在内政部的特许之下经由科威特来到英国，成为科威特酋长同父异母的姊妹们的用人。这些公主经常带上她们的用人在伦敦中部的贝斯沃特待六个月。她们会从身体上或精神上极端残忍地虐待这些女佣人：用扫帚柄、打结的电线或马鞭暴打她们成了日常。拉克西米的眼睛受损就是因为她们在猛地拔出两颗金牙时，朝她脸上扔了一串钥匙；拉克西米被告知她四个孩子中有一个在车祸中死掉了，当她崩溃痛哭时又被暴打。多年之后，拉克西米才发现她们是在骗她。

在伦敦时，公主们经常早上八点出门，凌晨两三点回家。当她们外出时，拉克西米必须精确地站在门旁指定的位置。待公主们一回家，她必须给她们按摩手脚，如果她们心情不好，拉克西米免不了挨踹。她睡在上锁的厨房旁边，一晚上很少睡超过两个小时，她从浴室的水龙头喝不适于饮用的水，她长期处于饥饿状

态，经常一连几天得不到食物。在那儿其实有很多食物，但都在垃圾桶里，被有意地糟蹋，以至于即使她从窗户伸手取回也不能吃了。⁽¹⁹⁾

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前门未上锁，拉克西米便设法逃了出来。她到了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后，因为无法支付回程的机票费用又被送了回来。一旦拉克西米逃脱了她的“雇主”，法律的羞辱便增加到她的伤痛之上，因为她违反了旨在束缚她的外来移民的法律规定并被立即驱逐出境。“反奴隶制国际”的一份调查指出：“移民法案用于国际家政工人、非公开的工作的效果，其实是让这些工人成为雇主的附属，而非独立的个体，它们应该为英国家庭内部的奴役负责。内政部事实上是在支持奴隶制，尽管看起来是无心之举。”⁽²⁰⁾

如果在英国这样公开放弃奴隶制的国家中，政府仍会被奴隶制愚弄，那么想象一下，那些从中渔利的国家一定会选择无视奴隶制。在泰国，政府一直对商业的性交易态度暧昧，对于用法律管理所涉及之事也不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将会明显减少政府官员的收入。奴隶制的暴利意味着奴隶持有人可以买通政治权力和许可。在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和巴西，当地警察是“合同”的强制执行者，用来掩盖奴隶制。当奴隶逃跑时，这些警察便是可以雇佣的力量。他们对于奴隶持有者的有效和实用点明了新奴隶制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它往往出现在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

野蛮西部综合征

政府垄断武装暴力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中不会有暴力，而是当暴力出现时，国家能够承受并且努力将暴力分子关押起来。在我们的意识中，无法意味着时刻担心暴力，意味着混乱和残暴的统治。秩序和安全则意味着存在着法律，人们时刻遵守法律，合法的武力亦会支援这些法律。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警察真诚、罪犯被关押、争论只会以坏心情而非死亡结束的社会中的人们，很难想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无法的状态。旧式野蛮西部无法无天的名声久矣，在满是尘土的过去，一个持枪的歹徒可以威胁整个城镇，在那个时候，一个州长或美国元帅情愿去打扫枯木以待黎明。而今天，在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现实情况只会更差。

在欧洲与北美，警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在泰国，则是警察在组织犯罪。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非洲和亚洲的诸多地区：政府垄断着暴力，这种垄断本来旨在保护公民，实际却是反戈一击。社会秩序解体经常出现在社会与政治迅速变革的时候。压力之下的共同体易于崩溃或滑入“权力就是正确”的恐怖之中，无论压力来自疾病、自然灾害、经济衰退或是战争。这正是发生在快速发展地区的实情，例如巴西的边境地区或泰国的城乡接合部。在那里，经济转型驱使农民离开土地并陷入贫困，与此同时城市也培育了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由于贫困，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传统的家庭制度或社区支持都崩溃了，而这些国家又没有行之有效的替代性福利政策。缺少保护或其他选择，穷人变得无能为力，而暴力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变得极为强势。

奴隶制在这样的环境中遍地开花。为了控制他们的奴隶，奴隶持有者不得不尽可能多且频繁地使用暴力。缺少了长期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将无能为力。旧奴隶制尚可调节主人对奴隶使用的暴力。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美国南方的奴隶规范——虽然禁止奴隶接受阅读和书写的学习，并有一套严格的行为规范——保护了奴隶免于被谋杀或致残，同时也设置了食物和衣物的最低标准。⁽²¹⁾不管怎样，除谋杀之外，这些规范还是将暴力的完全垄断给予主人，将其作为他的合法权利。如果主人需要杀死奴隶，法律和政府权力也会支持他，因为政府允许谋杀/处决奴隶。今天，暴力的垄断权常常是去中心化的。它不存在于国家的法律之中，而是在地方警察或军人手里。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对于新奴隶制的生根、繁荣，暴力的垄断权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暴徒影响重大。通常导致它产生的是现代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正面碰撞。

过渡地带是世界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文化交汇的地方，它遍及全球发展中的地区。在这些交汇地带经常为争夺自然资源展开血腥争斗。在亚马孙，为了争夺该地区的矿物和木材资源开发线，开启了一场小而残酷的战争。亚马孙印第安人无以为战，只能一再被逼后退，或被屠戮，或被奴役。从森林中冒出来的新矿离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带有几百公里。在这里，那些荷枪实弹的人操纵局势，没有武器的只能遵守秩序或者消失。仅存的地方警察只有以下选择：与暴徒合作，有利可赚；执行法律，死路一条。其结果正如安东尼娅·平托在本章开头所描绘的那样无法无天，充满恐怖。一个矿村，在不期望政府近期会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就很明确，一个残酷的社会秩序会维护它自身。巴西的情况非常引人注目，但从加纳的农村到曼谷的贫民窟，从巴基斯坦高地到菲律宾乡村也出现同样的趋势，野蛮西部综合征强有力地感染着那些本可用来终结奴隶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