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任意性与理据性
1．任意性
符号过程到底凭借什么力量，把表意引向某种特定对象和特定意义上去呢？符号与意义究竟靠什么互相连接？索绪尔把这种连接关系称为“任意性”（arbitrariness），他说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本质的第一原则”(1)。“任意性”在中文中也常被译成“武断性”，两种译法都可能造成偏向误会，因此中文中有时干脆译为“任意武断性”。“任意”是逻辑上的“无逻辑联系”，“武断”是社会心理上的“无需理据”。译成五个字不是因为中文不够用，而是此西文术语本身一词兼二义。《简明牛津词典》给这个词两个意义：① 基于并不一致的意见或任意的选择；② 武断。(2)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既是社会习俗所规定的（武断的），又无需理据的（任意的）。任意兼武断，就是说符号与其意义的结合方式不可能也无需论证。他的原话是：“（任意性）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概念来说，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来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整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继承过去。”(3)他的意思是任意必兼武断。班维尼斯特建议干脆把这个关系改为“必定”（necessary）(4)，不容选择，也无需讨论。
索绪尔更强调提出，任意性原则是任何符号普适的。他说，“将要建立的符号学”的对象“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5)：任意性原则不仅支配语言，而且支配所有符号系统，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的原因。只要是符号系统，必然以任意性为前提，从而使符号变得“不透明”，自身不能导向意义，必须依靠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来确定意义。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的意义虽然会有历时的变化，在共时上却是固定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以语言为考察对象。而词汇的意义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辩论已久。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克拉提鲁斯篇”（“Cratylus”），整篇对话是（显然虚构的）三人辩论。苏格拉底先站在克拉提鲁斯一边，认为词语是“自然的”，后来又站在赫莫根涅斯（Hermogenes）一边，认为“自然没有给事物一个名称，名称只是约定，是使用者的习惯”(6)，苏格拉底同意后者，但是他们的驳斥并没有终结辩论，而且苏格拉底最后出人意料地对自己的立场有所保留，他指出：“语言与对象之间应当有相似（likeliness），不然不够完美。”(7)
由此开始了贯穿西方哲学两千五百年的辩论，一种认为词语与对象天然有关系，此论点被称为“克拉提鲁斯论”（Cratylism）；有时候被称为“透明性”（transparency）——从辞符可以“直接”看到意义；二十世纪符号学兴起后，大多数学者称之为“理据性”（motivation），热奈特等称具有理据性的语言为“模仿语”（mimologic）。
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言并不具有对象的“本性”（nature），而只是社会上大家“同意”（agreement）而已，这种理论因为柏拉图《对话录》中据称采取此立场的哲学家之名，而被称为“赫莫根涅斯论”（Hermogenism），这也就是索绪尔的“任意武断性”或称“不透明性”（opaqueness），符号学上称作“无理据性”（immotivation），即从符号本身看不到与对象的连接。索绪尔提出符号的普遍的任意性原则，任意性不仅支配语言，而且支配所有符号系统，甚至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的原因。只要是符号系统，必然以任意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