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皮尔斯的普遍三分论
皮尔斯认为符号表意可以产生的解释项分成三种，表现为三个阶段，他用了一套比较难懂的术语，称之为呈符（rheme）、述符（dicent）、议符（argument）。呈符解释项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述符解释项是描述语句，议符解释项则是本身具有合理性。这三个名词不太好懂，也很少有论者使用。在另一处，他称这三阶段为即刻（immediate）解释项、动态（dynamical）解释项、终结（final）解释项。(72)这大致上接近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的符号解释的感知、接收、理解三步。有论者认为这三步相当于一般说的“概念-声言-论辩”（concept-statement-argument）。(73)符号意义的实现，实际上逐步深入，不一定有如此清楚的分级，各种三个阶段说可供参考。
三者步步深入，究竟在哪里做终结，是解释者个人的决定。但是他在达到他的终结解释项之前，必定经过头上两个阶段，立即反应的解释，中间尝试的解释，在达到终结解释之后，头上两者就被放弃。
这样我们或许就可以找出艾柯式“类型论”的理由所在。符号的“即刻解释项”，完全可能是个别的，但是深入下去，就必须与记忆中的经验沉积作对比，从而不得不与已有概念相遇，就渐渐成为“类型”理解。例如虎符，第一步的拼合，是一对一、个别对个别；第二步则是认同传令人言辞代表的权威，就是辨认类型。用于镜像，第一步是辨认，林黛玉看出自己是个别者；然后林黛玉看出自己是类型，一个病人，甚至是一个“病美人”。问题是，即使不进行到“终结解释项”，林黛玉的镜像没有被取消符号的资格。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就声明过：“任何解释都是解释。”
这三类解释项，与皮尔斯对符号的三分（质符、单符、型符）是相应的，所有的符号最后都成为型符。皮尔斯认为三阶段中的前两者不可能单独存在，只可能是符号解释的起始与中间阶段，而符号解释的本质，必然是从感知的个别性，推进到意义的规律性。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质符与任何其他事物没有联系，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形成一个要求接收者解释的刺激，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成为“坚实的，外在的”单符，能够表达意义；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thirdness）：“我们就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74)皮尔斯所谓“一般的特征”，就是范畴化。符号解释的三个阶段，一旦到了解释阶段，就必然归为类型。
上面已经说过皮尔斯对“三分”的迷恋。符号本身三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其中再现体三分：质符-单符-型符；对象三分：像似-指示-规约；解释项三分：呈符-述符-议符。一律都是三位推进。皮尔斯还说了一系列其他三位推进，把他的“三分”理论普遍化为符号学的根本规律。这个三性理论很直观，列出来相当整齐：
这三列可以任意组合，构成十种不同的符号，例如：一个图表，是“呈位像似单符”；一个自发的叫喊，是“呈位指示单符”；交通信号灯，是“述位指示型符”；三段论是“议位规约型符”。这中间若要作严格区分，恐怕有点繁琐，至少呈符-述符-议符，只是层层递进，逐步抽象，难以做严格区分。
但是，可以看到这表格的总趋势很有意义：从第一性，到第二性，到第三性，是个理解深化的过程，从表象感知，到经验理解，到抽象理解。这种渐进方式，类似于认识论哲学与心理学上说的统觉（apperception），即是“用个人过去经验的积淀把新的经验吸收进来，加以改造，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佛教哲学称为“行”（sanskara），即“通过过去印象形成的形式看事物”。《波罗蜜经》中说“不行色，不生色行”。我理解此言说的是：不把经验形式化，就不可能产生形式的经验。
对意义的这种渐进理解，就是符号学与现象学哲学的结合部。符号学在论说范围上，应当与现象学有相当多重叠之处：它们都关心经验与表述之间的关系。两个学科的奠基人，以及很多后继者，都在这个结合部下过工夫，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论者认为符号学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当它谈论存在时，在语法上就是指一个状态谓语，而不带任何本体论考虑”。(75)他们的看法是，符号学不考虑谈到的某个事物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说关于此事物的感知在多大意义上是“真实的”，符号学只关心这个事物卷入的意指过程，以及意义传达的有效性。在符号学的视野中，表意主体与解释主体，与被表意的“对象”和意义之间，无法确定何者优先，符号学只关心它们之间的诸种意义关系。笔者认为这看法太绝对。皮尔斯的三性之说，说明他对从现象到底蕴的进展，非常关注，他的条分缕析，至少证明了符号学应当考虑所有与意义有关的问题，包括真相问题。这题目我们留到第十二章讨论“述真”时再详谈。
皮尔斯从1905年开始讨论他心目中的现象学，他称作“显现学”（phaneroscopy），他只是有意不用黑格尔在他之前创用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他说：“我用‘显现’phaneron一词（而不用‘现象’phenomenon）来称呼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意义存在于头脑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与现实事物相应。如果你问是什么时候，存在于何人的头脑，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必回答，因为我从来不怀疑我的头脑发现的显现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存在于任何人的头脑中。”(76)
这话的意思是：不必怀疑经验中的现象是否是真相，因为经验现象是人类共有的能力：我与他人共享一个经验的世界。所以皮尔斯的“显现论”讨论的对象，并非“什么东西出现了”（what appears），而是“看来显示是什么”（what seems）。(77)显现的第一性经验是所有的人共享的，不同的在于此后符号解释的路线。
皮尔斯认为描述一物的符号表意方式，就是描述它的经验范畴，最后触及它的本质特征。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把个别性的品质，与经验中的前例结合起来。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解释停留在个别性上，皮尔斯认为原因只是解释者暂时无能力将意义范畴化，暂时的理解，他无法挡住解释最后归结为范畴。而笔者认为，许多解释停止在个别性上，并非暂时的权宜。许多符号行为，例如艺术，就是期盼留在个别性上，即皮尔斯说的“第一性”上，拒绝范畴化。
(1)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Wade Baskin，New York：McGraw-Hill，1969，p.66.
(2)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3)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陈建华《读茅盾〈创造〉——“时代女性”与革命公共空间》中指出：“鸳鸯蝴蝶派以‘高尚情操’为正宗，尽可能不描写女性肉体，万一不得不提到，则用‘酥胸’；旧式色情小说如《金瓶梅》，当代颓废小说如《废都》，用‘奶子’……‘乳房’一词，从日语转用，是科学（解剖学）用语，（五四）小说用此词，就带上一种奇异的‘现代性’。这是对同一个女性器官完全不同的能指方式。”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4) 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p.65.
(5) Alfred J. 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4，p.12.
(6) André Martinet，Elemen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45.
(7) Louis Hjelmslev，Résumé of a Theory of Languag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5，p.56.
(8) Ibid，p.71.
(9)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7-298页。
(10)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315.
(11) 张爱玲：“我看苏青”，《余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12) Rudolf Carnap，Meaning and Necessit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7，p.29，Quoted in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93.
(13)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33.
(14) “（T）he idea to which the sign gives rise”，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28.
(15) 《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6)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7) Jean Baudrillard，Le Système des Objets（Paris：Gallimard，1968），trans as“The System of Objects”by Jacques Mourrain，in 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1988，pp.10-29.
(18)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30.
(19)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卷，第1863—1864页。
(20) 瑞恰慈说：“艺术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其陈述的目的是用它所指称的东西产生一种感情或态度”； I. A. 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24，p.267.
(21)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5，p.484.
(22) 释智德编辑：《因明入正理论》，教案之六。
(23) E.D. 赫许：《解释的有效性》，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39页。
(24) E.D. Hirsch，“The Politics of Theories of Interpretation”，in W.J.T. Mitchell（ed），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321-334.
(25) Umberto Eco，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25.
(26) 《罗兰·巴尔特文集 符号学历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27)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304.
(28)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28。
(29) 同上，p.303。
(30)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5，p.253.
(31) 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页。
(32)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23—325页。
(33)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5，p.253，p.284.
(34) 转引自茨维坦·托多洛夫《象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0页。
(35)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7，p.591.
(36) Paul Cobley，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p.281.
(37) Umberto Eco，“‘Unlimited Semiosis’and Drift”，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31.
(38) 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30.
(39) Jean Baudrillard，Fragments：Cool Memories I I I，1990-1995，New York：Verso，1997，p.71.
(40)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30.
(41) 同上，Vol 11，p.79。
(42) Ernest Fenollosa and Ezra Pound，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ed）Haun Saussy，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43) Vincent M. Colapietro，Glossary of Semiotics，New York：Paragon House，1993，p.1.
(44) “The Sensuous Elements of Thought”，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643.
(45) 凯瑟琳·贝尔西：“解构文本”，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78页。
(46) Umberto Eco and Thomas A. Sebeok，eds，The Sign of Three：Dupin，Holmes，Peirc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3，p.19.
(47) Don Ihde，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22.
(48) Robert J. Dosta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67.
(49) Noam Chomsky，Language and Min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8.
(50)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6，p.458.
(51) Karl R. Popper，“Science as Falsification”，in（ed，）Theodore Schick，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ountain Vie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9-13.
(52)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1，p.171.
(53) 参见 Nathan Houser，“Peirce's Contrite Fallibilism”，in（eds）Rossella Fabbrichesi Leo & Susanna Marietti，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in Charles Sanders Peirce，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ress，2006，pp.1-14。
(54) George Kovacs，The Question of God i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0，p.15.
(55) “The Replica is a Sinsign”，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46.
(56) 有的论家认为印刷造成的重复，因为意指的是同一个“底片”，因此是“副本”（replica）。此说有点勉强，印刷品的对象并不是底片。见Winfried Nöth，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461。
(57) 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3页。
(58) Winfried Nöth，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44.
(59) Umberto Eco，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214-217.注意艾柯的这个讨论，仅出现于他为此书英文版特别加写的两章，中文版《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是从意大利文本直译，丢落了这重要的两章，非常可惜。
(60)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541—543页。
(6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543页。
(62) 罗兰·巴尔特：《明室》，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63) Valerii Lepakhin，“Basic Type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ext and Icon，Between Verbal and Visual Icons”，Literature and Theology，March 2006，p.28.
(64)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65) Thomas Sebeok，Sign：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60.
(66) Giovanni Magdalena，“Peirce，Proper Names，and Nicknames”，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in Charles Sanders Peirce，（ed）Rossella Fabbrichesi Leo and Susanna Marietti，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ress，2006，pp.22-34.
(67) 田晓菲：《尘几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这段引文借用2009届符号学班学生彭佳在“符号学论坛”上的帖子。
(68) Claus Emmeche，“A Semiotical Reflection on Biology，Living Signs and Artificial Life”，Biologyand Philosophy，July 1991，pp.325-340.
(69) Jane Van Buren，“The Semiotics of Gender”，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1992，Vol 20，pp.215-232.
(70) Umberto Eco，Semiotics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23.
(71) Umberto Eco，Semiotics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26.
(72)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8，p.184.
(73) Vincent M. Colapietro，Glossary of Semiotics，New York：Paragon House，1993，p.172.
(74) 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27页。
(75) 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译序”第3页。
(76)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1，p.284.
(77) 转引自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