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田起义

第一节　金田团营

一　紫荆—金田基地的开辟

根据洪秀全等领袖的既定计划，1850年11月4日（道光三十年十月一日），拜上帝信徒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风暴在广西中部山区迅猛兴起。金田起义把方兴未艾的广西反清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次民主革命高潮的发动，也揭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新篇章。

金田起义经过了长期艰苦酝酿和比较充分的准备，与历史上的多次农民战争相比，具有较为成熟的性格，显示出太平天国战争的特色，表明了这次革命有一个较高水平的起点，从而对未来的军事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天地会起义的重要战略区别之一，是太平军非常重视战役基地的建设和作用。洪秀全、冯云山等从创建拜上帝教伊始，就跋涉两广，寻找和开辟传教基地，为未来的武装斗争准备群众、物质和地理上的有利条件。

在战争中，地形（地区和地貌）对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有着重要影响，占据与控制有利地形至少能提供两个直接好处：一是妨碍敌军的前进和通行，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不利的阵地，影响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二是把自己的军队、火力配置在有利的位置上，增强自己的战斗力。洪秀全、冯云山一直花费大量心力选择一个适宜于开展宗教和军事活动的基地，紫荆—金田地区正是他们理想的地方。它在起义初期的战争中发挥了较好的军事作用，是初期战争胜利的重要自然因素。

（一）自然和军事地理：比较理想的防御基地

紫荆—金田地区原属桂平县大宣二里，东西宽25里，南北长70里，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新圩。新圩是这一地区的贸易集散地，人口数千。几条短窄的街道，数十家店铺，坐落在蔡村江北岸。清政府在圩上设置大黄江巡检司，驻扎一小支绿营兵，负责紫荆—金田—江口圩一线的水陆防御与治安。地主绅士们经常在新圩聚集，与巡检司配合，作出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决定，采取形式多样的防卫与镇压措施，以维护和加强这一地区的封建秩序。

从新圩溯蔡村江西行8里即至金田村，而由该圩沿江东下18里则为桂平县重镇江口圩。以前在圩西对岸，为瑶人贸易之地，乾隆年间迁此地。清世瑶人远逃，外籍日众，圩渐繁盛。不少广东商人在圩上经商。江口圩是广西最著名的商业圩镇之一，其繁荣程度甚至可与桂平县城比拟。从金田至江口圩，沿蔡村江两岸，地势起伏，坡度平缓，河流纵横，灌溉便利，土壤比较肥沃，盛产稻米、甘蔗。这一带村落密集，隐蔽于树丛竹林之中，村庄之间沟渠交错，稻田棋布，道路狭窄。气候湿热，雨季较长。雨过之后，一片泥泞，路上难以行走，尤其不利于用兵。这一地区尚属富庶，粮食、物资相对丰盛，新圩、江口圩二镇，集聚了一定财力物力，对军事后勤供应颇有益处。从军事地理上看，这一战场不宜于大兵团行动，各村圩错落有致，构成一个天然的纵深防御体系，可予进攻者以严重的威胁。

金田背枕紫荆山区，山内“层峦叠障中包裹村庄、田地，周围百有余里。北连平南、永安诸山，西通象州、武宣界”⁽¹⁾。从金田到紫荆山区有两条路径，各有一座关隘：其一，北定关，“自新圩十里至关口，两山夹水；从厓路进五里许至狮子头山。西有小水，从彭溪山峡出焉”。其二，风门坳，“采（蔡）村江一路为紫荆出新圩之衢道。……采村江以上，自风门坳达三江圩一路，尤为紧急。其地两山绵亘，中夹一河，四无民居。路沿山畔，河干屈曲，凿险而行，上则峭壁千仞，下则深崖百寻”⁽²⁾。紫荆山区有左右二水，“四山环绕，坡洞参差，广约二百余里”。主峰曰大将山，“园秀特出，位置独尊”。另有小将山，“亦耸拔可观。其余万山围绕，或奔放，或堆叠，或倾，或尖削，无有卓然成峰者”⁽³⁾。明朝晚期，侯大苟、侯丁公曾在大藤峡领导声势浩大的瑶民起义，紫荆山区则为起义军的重要基地。起义军与十几万明军相持半个世纪。清康熙年间，又爆发过反清武装斗争，但很快被镇压。这些起义后，紫荆山区居民惨遭屠戮，人烟几绝。后招徕客民进山垦殖，许多失业的广东游民“开辟田亩，渐成村落，供赋税，当夫役，与宣里无异”⁽⁴⁾。因此，山区客家人颇多，洪秀全、冯云山又是广东人，在这里传教和发动群众深得同乡之谊。

金田地区南滨浔江支流思盘江，又名小江，沟通浔黔两江，二江交汇于桂平县城。思盘江与浔江之间地势平缓，是较富裕的农业区。思盘江以西、紫荆山以南为鹏隘山区，南临黔江，江面险要湍急，形成深渊险谷，是为大藤峡（一名断藤峡），是难以横越飞渡的天险。金田地区北部是鹏化山区，东北为五峒、八峒山区，交通不便，都必须经由山谷隘口通行。这些山区瑶、壮、汉族人民杂居，村落稀疏。

紫荆山区北连大瑶山，横亘数州县，山势高耸，鲜有路径，交通闭塞。紫荆山区西面有天险重隘双髻山、猪仔峡，这是西通武宣县境的唯一交通孔道。山区与金田以东自然条件大有区别，人烟较少，地势崎岖险峻，村落疏散独立，土地贫瘠，物产不丰，是典型的偏僻山区。军事上适于山地防御，不利于进攻，也无法实施大兵团会战。但由于人力物力缺乏，不能满足长期战争中的军资补给，因而不易持久坚守。四周皆有险关要隘，虽利于防御，但也易于被敌人封锁围困，使防御者军资无源，加剧物质困难。

但是，紫荆—金田地区结合起来，则是比较理想的防御基地。紫荆山区可以实施山地的陡坡防御与要塞隘口防御。配置不多的兵力就能够依恃有利地形，获取较大的战果，为金田前线提供相对安全的后方依托。金田地区作为紫荆山区的前沿阵地，宜于实施河川与村寨防御，各村落联结为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而且具备一定的人力物力以供战争消耗。后方、翼侧皆有险可据，比较安全，只要集中兵力对付东、南方向上的来犯之敌，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与生存。同时，还可以由此出发，向东、南、北等各个方向发展。又能使主力得以展开，发动会战，在南线歼灭浔江、思盘江之间的敌军，开拓新的基地。而且，适于穿过山隘向次要方向实施战术机动，以掩护主要方向的战略防御，或适当的战略发展。应当说，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紫荆—金田地区是一个有利的防御战场，洪秀全、冯云山的选择是一项符合军事常识的决策，这比天地会的流寇主义远胜一筹。

（二）官府治理和天地会活动的薄弱地区

紫荆—金田地区的政治形势、阶级状况和力量对比，也是洪秀全、冯云山选择基地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这一地区虽然属于桂平县治，但地处武宣、平南、象州边境，是几个州县接壤的地方。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一个小小的大黄江巡检司无力控制这个广阔、险峻与复杂的地区。因此，封建统治秩序主要靠当地地主维护，截止鸦片战争前后，这个地区天地会的影响是不大的。据《桂平县志》载：

道光间，广东游匪入境，土匪渐染成风。时有奸宄之徒，或从隘入山，过界而逃于武宣、象州等处；或在山外拐抢，回头过界复出隘口，潜匿新圩一带村落中；或竟出江口圩，远飏而去。

看来，紫荆山区尚无天地会组织活动。新圩一带则有天地会信徒，与广东入境会众有较多联系。1835年，“新圩附近各村，匪徒窝聚，如兽迫人。……声势颇张”⁽⁵⁾。但很快遭到镇压。此后，新圩一带天地会势力开始衰落，这给拜上帝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策划与组织镇压新圩天地会活动的是当地著名绅士黄体正。

黄体正是1798年乡试第一名举人，为广西闻名的乡绅，浔州孝廉多出其门，在当地影响颇大。“辛未岁（1811年）紫荆山客民谋为乱。先生（指黄体正——引者）乘未发，密诣县陈利害，先事解散。自道光乙未（1835年）、丙申（1836年）间，邑中会匪蠢动，聚众且千余人。先生随编保甲联安良约防之，卒得不逞。”⁽⁶⁾黄体正说，当地居民张护社等人，“带领游匪，势若豺狼，充斥道路，白日持刀舞牌，挺枪放炮，奋其死命，攫取人财。由紫荆山往武宣东乡贩货负米之客，畏弗敢行，以致山路不通，市粮渐贵。本里司主时出巡捕，无奈乡役单薄，不敢直撄其锋”⁽⁷⁾。为了挽救危局，他“签传绅耆到学，公议保甲，以靖地方”。黄体正与地主们“首联乡约，以振先声；次惩窝家，以防后患。随将所住古程村编排，十家一簿，挨次开列，并无挂漏参差。……自此毗连各村，亦间有照样联甲点甲者。一里之中，声势颇张，宵小渐息。中有渠魁首恶，断难驯服，即联合绅耆具攻，报明前府县严拿递获在案……”⁽⁸⁾。就是这个黄体正在紫荆—新圩一带，“手定家规、族约、乡约各条，皆适于用”⁽⁹⁾。把封建基层政权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用保甲监察、清查与镇压本地“积匪”，使天地会在紫荆、新圩一带无所依恃；黄体正同时又将地主士绅串联与组织起来，设置“联甲”，订安良乡约，组建地主团练，积极协助官府肃清反抗者。如他所云，“保甲所以清盗源，联甲所以防盗害。”⁽¹⁰⁾1835—1836年，这一地区天地会活动被镇压下去了。

可是，黄体正并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斗争，江口圩一带成了不安定的策源地。鸦片战争期间，阶级矛盾激化，天地会又趋活跃。“游匪外兹，土匪内逼，连村标厂，横路刀枪”⁽¹¹⁾，江口圩不时为天地会武装控制。黄体正忧心忡忡，害怕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新圩、紫荆地区的新动荡。他哀鸣：“时事关心闭户叹，欲披肝胆向人难；徒薪曲突难知者，烂额焦头万目看。”⁽¹²⁾果然，江口圩天地会信徒在1844年，派遣数百人，进赴新圩，“借名炮会进香，挺持凶器，跃武圩中”⁽¹³⁾。而紫荆“山内风俗颇淳，无开标劫夺武断者”⁽¹⁴⁾。天地会势力未能扎进山区。是年，为了防杜天地会活动，新圩地主会商，勒石刻碑，决议加强保甲、团练、充实社仓，号召地主捐献，向人民征粮，聚钱储粮建仓，以维持团练军饷，同时借贷给守法的贫苦农民，收取利息，以收买和安抚饥民。1845年，70名地主联名重刻《宣里安良约碑》，展开政治与组织动员，天地会在新圩的活动又受到阻遏。从现有史料看，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紫荆—金田地区并未发现关于天地会起事的记载。

除了上述原因外，天地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紫荆—金田地区处在柳、黔、浔三江之间，为一内陆山区。在这三江水面活动的天地会武装是艇军，主要活跃于江面及沿岸圩镇。这一地区不傍大江，不宜船只通行，因此没有艇军活动的自然因素，而地处平南、浔州水路交通要道的江口圩则是艇军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其二，该地区地形不适宜于天地会军的战术特点。天地会劫富济贫，着眼于钱财，采用流动战术，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转战进退，常常选择平旷富庶地区活动。紫荆—金田地区的地势利于防御，而不宜于运动，进退比较困难，如果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是难以存身立足的。一般说来，天地会对既不富庶、又难以运动的金田—紫荆地区是不大感兴趣的。

（三）冯云山开辟传教基地

然而，这一地区恰恰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这与冯云山的艰辛卓绝的传教活动是分不开的。1844年，正当天地会进入新圩，而地主们起团建仓、积极抗御，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时，冯云山只身来到紫荆山区，始初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贫苦农民、烧炭工之中。他当雇工，做零活，历尽艰辛，与农民结下深厚的情谊，倍受他们信任与爱戴。冯云山向他们灌输和宣传拜上帝宗教，播下了第一批革命火种，在山区建立了第一个拜上帝活动中心。后来，他又以学识广博受聘于大冲村地主曾玉珍，以课读教书为掩护，周旋于一些地主、富户与知识分子之间。冯云山谈吐不凡，谦诚厚重，把拜上帝教与儒家经典熔于一炉，便于向有钱人传教。这与天地会的拜台纳款、刀下鸣誓、暗语手势联络、宣传打家劫舍的活动内容、方式截然不同，不少富户对拜上帝教采取了容忍与中立态度，一些人还皈依拜上帝教。

冯云山是一位富有天才的组织者和实干家，他在紫荆山区既能使不少富户中立，又深深取信于农民。他注意适应客观斗争环境，在群众思想觉悟容许的范围内作艰苦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从史料记载看，冯云山在山区活动的最初两年，没有采取过砸神庙、毁偶像之类的过激行动。他扎实有序，制定教规，以天条为纪律严格约束信徒，认真发动宣传，信徒发展到3000人。这两年，冯云山“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¹⁵⁾，奔波于紫荆—金田地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人都是他发现和提携的人才，成了拜上帝信徒的主要骨干。太平天国第一个基地终于初具规模。

（四）与乡绅团练的宗教冲突升级为政治和武装斗争

洪秀全奠定了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1847年，带着他的三篇拜上帝宗教理论奠基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第二次赴广西，寻找冯云山。8月27日，洪、冯在大冲重逢。洪秀全带给了信徒新的思想武器，并把捣毁偶像的宗教斗争推向高潮。10月28日，洪、冯率信徒远涉象州，拆毁甘王神像，大书其十大罪状。接着，又将紫荆山左右二水的神坛社稷一概毁坏，还砸烂蒙冲神庙。这些激烈行动大大加剧了拜上帝信徒与部分地主绅士、群众之间原来潜伏的冲突，为劣绅王作新提供了采取突然行动、打击拜上帝信徒的借口。

12月28日，王作新下令起团，“协同保甲，……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祖光送官”，但旋被拜上帝信徒抢救脱险。⁽¹⁶⁾王作新不甘心，“赴江口巡检衙门呈告。冯云山亦以王作新等索作捏陷等情呈辩。王作新等复赴桂平县呈告”⁽¹⁷⁾。指控：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拜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桂平知县王烈令江口巡检拘捕了冯云山、卢六二人，还查搜手抄本的拜上帝小册子，一并于1848年1月26日解到县城。王烈提讯，冯云山辩冤，小册子亦无“违悖”字句，遂将冯、卢关押，差传王作新对质，屡传不到。卢六在狱中遭折磨病故，冯云山亦患病甚重。5月30日，新署知县贾柱奉知府顾元凯亲批，将冯云山递回原籍管束。⁽¹⁸⁾冯云山在狱中关押四个月之久。

其时，官绅勾结迫害拜上帝教众，紫荆—金田地区一片恐怖，政治环境不断恶化，部分教众心怀疑惧，拜上帝教的组织处于涣散状态。杨秀清、萧朝贵当机立断，分别伪装天父天兄附身，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号召信徒要经受考验，稳定了众心。并组织捐征钱财，贿赂官府，终于营救出了冯云山。

这次事件导致两大引人注目的变化。

其一，它是拜上帝教众军事化和革命化的起点。由于官绅联手迫害拜上帝教众，致使各基地掀起反迫害斗争。石达开、胡以晃、凌十八等相继集中教众，购置和制作武器，组建武装力量，并与团练发生冲突。尽管领导集团力主忍耐和让步，但迫害却更形剧烈，教众为捍卫身家性命，只得武装抗争，革命化进程加速。洪秀全等为因应形势剧变，积极准备和规划，武装起义时机臻于成熟。

其二，由于杨、萧代天父、天兄发言，他们原本是紫荆山区教众首领，其威望迅速上升。当洪、冯去广东原籍商量大计时，杨、萧则主持总部领导事务，取得高层权力。洪、冯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与杨、萧谋求妥协，领导集团呈现二元结构，形成四人的决策核心。洪、冯为官府禁制，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密藏指挥，杨、萧遂出面领导和调度各基地教众，而且还可以天父、天兄名义发布“圣旨”，因而领导力量大为加强，有利于起义的准备与发动。

二　武装起义时机的成熟

（一）天地会起义席卷广西，清军防务虚弱混乱

1850年夏，广西出现了全省天地会起义高潮，数十股起义军在各府县纵横驰骋。6月28日，刚即位不到半年的咸丰帝获悉，广西局势混乱不堪。他承认：“广西自去年贼首张嘉祥滋事，官兵不能捕获，而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贵、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¹⁹⁾巡抚郑祖琛捂不住广西的盖子，7月4日飞章求援，疏奏广西清军不敷派拨，天地会军在全省各处活跃，形势急迫。他申明自己难以控制广西局面了。从6月到11月中旬，这半年时间，广西防务空虚混乱，天地会军的崛起，使清军的防御体系陷入被动解体的状态，这正是洪秀全等发动武装起义的极好机会。

紫荆—金田地区周围这时也掀起了天地会起义风暴。1849年，盛钧、顾元凯等收降张嘉祥后，浔州各县并未宁静。张嘉祥仍拥兵滋扰，张钊、田芳等在浔江两岸横行不法，引起各地动荡不安。陈亚贵、覃香晚等都在柳州、象州一带活动，7月，克贵县龙山圩，痛击团练，又转战武宣境内，与拜上帝基地毗连。6月张钊等侵入藤县，与当地天地会首领何洪锦等“扰三江里、太平圩”⁽²⁰⁾。接着，“大掠（戎）圩中”，“复啸聚大黄江，设私关”，与钟敏和、邓立奇等声势联络，“掠往来客舟，江道为梗，城中戒严”。⁽²¹⁾张钊一伙盘踞江口圩，势力伸展到拜上帝基地边缘。浔江下游则为艇军任文炳等部活动地区，拥众2000余人，声势浩大，“浔梧两府，沿江贼艇纵横，水道不通”，牵制了大批清军。⁽²²⁾可见，紫荆—金田基地周围和浔黔江面都有天地会水陆武装的猛烈活动，吸引了清军力量和地方官的注意力，给了洪秀全等充裕的时间制订武装起义计划，从容准备这次起义。

这时，洪秀全等已经逾出紫荆—金田地区，在贵县、武宣、象州、平南、藤县等邻近州县，以致偏远的陆川、博白，广东省的信宜又建立了若干基地，确定了各基地的首领，信徒增至两三万人，成为广西一支强大的潜在反抗势力。这些基地都严格信奉拜上帝教，接受洪、冯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根据总部的号令行动。

（二）起义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

紫荆—金田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日益尖锐，洪、冯在1848年夏回基地后，一直没有公开活动。他们先藏在紫荆山内，1850年密藏在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基地日常事务由杨秀清、萧朝贵具体负责。此时，团练不断向拜上帝信徒挑衅，将洪秀全表侄王维正逮捕入狱，迫害致死，大家义愤填膺，亟欲报仇雪恨。李秀成回忆，当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²³⁾。洪秀全等为了扩大队伍，吸引更多的群众拜上帝，又编造和散布迷信的预言，宣称上帝有言：“在道光三十年（1850），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²⁴⁾《平桂纪略》亦证实，洪秀全“伪撰妖书，诡云：神授谓将有大灾，惟拜上帝可避。”各基地首领皆以这一预言煽惑群众拜上帝，像李秀成一家，饥寒交迫，遂拜上帝，既可温饱，又避瘟疫，贫苦农民纷纷加入，拜上帝教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扩大。

武装起义的客观形势臻于成熟，洪秀全等对此作出了乐观估计。他们看到广西清军防务解体，认为天地会各部将控制广西局面，但各支起义军将“横行于各县山区，聚散无常，起伏无定，有如乌云”，在广西相互混战。洪秀全主张，“任其自相斗杀，至两败俱伤，再无力量之时，彼乃崛起田间，独霸为主，自是易事”⁽²⁵⁾。他还赋诗言志，以刘邦、朱元璋自况，欲恃拜上帝信徒的力量，乘清军、天地会军互相削弱之际，一统广西。

发动武装起义是一门复杂而又巧妙的指挥艺术，需要具有高度的胆略和智慧。有了高度的胆略，才敢于发动起义，不失时机地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有了高度的智慧，才能深刻洞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清醒地估计力量对比，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善于运用自己掌握的力量去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

起义的力量基本具备。1．有一支觉悟较高、政治素质较好，组织纪律严密的群众队伍。2．有一个经过多年教育考验，比较坚定一致的领导集团，他们早就立志推翻清朝，开创新朝。各基地也涌现出一批忠实积极的首领，形成了拜上帝信徒的骨干力量。3．有一个比较巩固的防御基地，紫荆—金田基地经营了六年之久，地形、物资储备、群众条件都宜于防御，起义时可以有一个短时间的依托。4．开始实施圣库制度，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又较早抓紧了军资的采购、制造和储存，武装起义具有一定的物质后备。

三　金田团营

（一）团营决策

尽管天地会起义使广西清军陷入处处设防的被动态势，但其主力损失不大，仍然保持完整建制，具有一定战斗力，并控制全省城市，维持官府的政治权威。在农村，地主团练虽然迭遭打击，损失沉重，但还在抗争，如果有正规军支持，仍然会对起义者构成一定的军事威胁。从广西军事态势看，战略优势还落在清军方面，清朝仍然控制着各级地方政权，封建的军事政治机器还在继续缓慢运行。就全国范围看，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清政府有能力从各省抽调军队，调集物力财力援救广西，扭转局面。这将使广西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对起义者殊为不利。

因此，洪秀全等的起义决策必须认真考虑并解决两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其一，必须迅速行动，抓住时机，在外省清军尚未大批增援广西之前，与天地会军配合，歼灭广西清军主力，力图控制一个较大的地区，作为后备基地。其二，必须尽快集中兵力，在一个决定性的地区构成对清军的相对优势。既可以避免分散和分割自己的部队，不致遭到各个击破；又能以优势兵力击败和歼灭清军，获得生存发展的时机。

随着教众反迫害声浪的不断高涨，洪秀全等抓紧举事的各项准备。一些基地教众开始变卖田产，建立武装，展开自卫斗争。1850年6月，洪秀全派人去花县接出家属至广西基地。7—8月，广东信宜凌十八、桂平白沙石达开、平南花洲胡以晃等相继集结教众。同时，金田村也开始组建总部武装，梁立泰由白沙至金田入营。⁽²⁶⁾

8月29日—9月1日，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昌辉）、胡以晃等在金田举行高层决策会议。就事后部署看这是策划金田起义的会议。领袖们看来作出三项决定：1．发布起义令，分两步实施：首先，各基地迅速集中教众，尽快奔赴金田团营；待各基地教众团营金田后，扯旗起义。团营时间为二个月，十月一日（11月4日）宣布起义。2．总部设在桂平县金田村，因杨秀清患病，不能指挥，乃由萧朝贵、韦正主持全局。3．洪秀全、冯云山随胡以晃赴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密藏，不公开出面指挥，而在幕后策划和指导起义。⁽²⁷⁾

（二）团营行动，未如预期集结金田

会后，各基地纷纷行动，团营蔚为风潮。

凌十八部远在广东信宜大寮圩。早在1850年7月，就因信宜知县武装镇压而聚众数千人自卫抗争。8月，则与清军、团练发生冲突。9月2日，教众大败清军，“复踞大寮，……其势益张”⁽²⁸⁾。之后，官方改为招抚，凌十八已接到总部下达“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²⁹⁾。遂佯为接受招抚，乘机令信徒“变卖田宅，铸造军器”，直到1851年1月，才率教众进入广西北流县境。⁽³⁰⁾这支广东教众最先武装抗争，因遭到清军围剿，被迫延迟行动时间，中途与天地会军联合围攻郁林州城，终于被清军击溃，未能与总部会合，反而退回信宜罗镜，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及至1852年7月25日被广东清军镇压。

石达开也早在8月20日就在贵县白沙圩聚众千人，铸炮立营，与团练抗争。团营令下达后，率众渡浔江，至9月底，进达金田村。⁽³¹⁾

9月6日，象州瑶山麓石龙村首领“谭要于其村宰杀牲口，拜上帝。……司汛以兵团骤至。谭要拒守，兵团不敢近，然伊党固未集，夜半往紫金（荆）山”⁽³²⁾。因为谭要负有指令，不与清军恋战，甚至信徒未能齐集，即匆忙乘夜开赴紫荆山，转至金田团营。

9月，陆川首领“赖沤铁九纠上帝会党数千人，由县上玉林，经水车、龙安、蒲塘，下大洋，入桂平紫荆山，与洪秀全相会”⁽³³⁾。

10月，“赖九至水车江传播妖术，胁人入会，众至数千”，大败郁林知州顾谐庚的练勇。11月“踞欧樟堡一带，旋往龙安圩，奔蒲塘，下大洋、紫荆山，与发匪洪秀全合”。赖九和谭要相似，“本意欲多结党与，作大队赴紫荆山，至是连日为勇牵绊，恐争持日久，前途愈阻。……且拒且走，忙奔大洋，夺下湾船只，扬帆望紫荆山而去”⁽³⁴⁾。显然，赴金田团营有一定的期限，必须在11月4日之前赶到，方可不误起义大局。谭要、赖九都不愿与清朝兵勇纠缠，抓紧时机，赶赴金田，但赖九已经迟到了。

清朝军机处档案中存有关于赖九部赴金田团营情况的记载。郑祖琛在12月8日奏称：

十月十八日（11月21日），据探报，该匪由郁林窜至大洋圩，欲经石嘴过渡，串合金田之匪。该文武等刻即督带兵壮驰赴截剿。委员杨润等督率贵县壮勇在石嘴北岸协力防御，开炮轰击，伤毙南岸贼匪数十名。金田之匪即乘夜窜至北岸，欲图接应，与兵勇交相攻击。贼从北岸过渡，伤毙兵壮数名。该文武等于二十一日（11月24日）黎明，驰至南岸，尚有贼匪百余人正在驾渡，……上游已渡之匪即窜入金田等处。⁽³⁵⁾

这支拜上帝队伍当是赖九所率陆川、玉林信徒，在进至大洋圩后，11月21日欲经石嘴渡浔江赴金田。南岸有浔州兵壮截剿，北岸则贵县壮勇堵御。金田总部乘夜出兵驰援接应，击溃北岸贵县壮勇，夺渡迎接赖九部顺利过江。浔州官兵三天之后姗姗来到南岸，还剩百余人正在渡江，遂为之“送行”。不过，赖九部已经比规定期限迟到了20天。

上述史实表明，分散在浔江南北的各基地信徒，大多在二个月之内统一行动，他们的准备、集结和行动方式基本雷同，而且不在中途与清军纠缠或招兵扩军，以便迅速至金田集中，团营起义。由于路程远近悬殊，准备、组织工作难易不同，途中遇到的军事障碍不一，因此起程与到达金田日期不能完全一致。迨至11月4日，诸多基地教众难以克期团营，尚在集结或行军之中，计划中的扯旗起义无法实施。而且杨秀清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总部指挥力量大受削弱。领导集团紧急磋商，萧朝贵以天兄名义发布“圣旨”，决定推迟扯旗日期。10月29日，距原定起义日期仅只5天，他令赖金英立即传谕洪秀全：

星兄（指洪秀全——引者）干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人）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³⁶⁾

此通圣旨发布，盖因金田总部未能如期于11月4日扯旗建号，故而决定待各基地教众基本集结团营之后再行扯出“太平天国”旗号，公开宣布举义。

（三）太平军初期建设

洪秀全等对团营教众实行军事编制和训练，为此拟定了太平军初期军制。据《天兄圣旨》载，其时共分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2500人，由军长、副军长统率。每军长辖5名先锋长，每先锋长统500名将士，先锋长则辖5位百长，每百长辖100位将士，分4营，每营25人。全军将士为12500人，大体符合初期太平军具有战斗能力的兵力。如下表所示：

同时，针对教众举家入营的情况，洪秀全等采取按性别、年龄编立不同营伍的举措，分别承担不同的事务。这样，既便于管理，又可以发挥各类人的长处，为战争服务，而且能够统一指挥和迅速行动，使军事行动不致因家庭拖累而受到过多影响。

为了适应长期战争的物质准备，洪秀全等决定在全军实施“圣库”制度，入营信徒“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即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³⁷⁾。各地信徒都贱售产业、田宅，打造军械，携带钱粮，至金田缴入圣库，全军过着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李秀成说：“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各实因食而随。”⁽³⁸⁾团营和圣库制度，使饥寒无路的农民找到了一条生存和温饱之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人数愈为加增”，众心稳固，士气较旺。这种圣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太平军官兵在经济上的平等，保证了有计划地消耗有限的军资后备，有利于坚持长期战争。而且减少了部队抢劫、掳掠、聚敛私财等不法行为，维护和强化了军事纪律。

信徒们原来就受到《十款天条》的严格约束，在拜上帝教中养成严守宗教纪律的习惯。团营时，天条即由宗教纪律演变为军纪。初兴的太平军遂成具有较好政治素质和严明纪律的优秀农民武装，与腐败怯懦且虐害人民的清军形成鲜明对比。太平军因此颇得广西民心，这是太平天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清方之应对举措

再看清方对金田团营的反应。

咸丰帝虽然调集援军，更换班底，企图扭转广西溃局。但远水难救近火，客军一时不能迅速到位。郑祖琛只得独力支撑，集结主力，围剿陈亚贵军。而且，10月3日，来土之间大械斗在贵县爆发。来人被击败，转而引导天地会陈香晚部攻入龙山，报复土著居民。土著即起团抗争，并且得到官方支持，击溃天地会军，又屠戮来人泄愤。天地会多股驰援，在覃塘、大圩一带，与土著、官军混战40余日，后不支撤走。“北岸来人见势孤且危，挈家逃奔于南岸，及桂平蒙圩等处。桂平金田洪秀全纠党倡乱，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归之，石达开其最著者也。”⁽³⁹⁾当时正值各基地拜上帝信徒前往金田团营之时，这些流落无家的来人纷纷加入石达开、赖九、黄文金等浔江南岸队伍，赴金田参加太平天国战争。

这次大械斗加剧了浔州地区局势的动荡，掩护了拜上帝教的团营起义。正因为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贵县、桂平地方官对金田团营起义“不敢起练往剿”，也“不敢过问”，于是，大批龙山矿工和贵县拜上帝信徒在白沙屯驻月余，后渡浔江赴金田团营，根本未与清军、团练发生冲突。而且，后来大批来人加入团营队伍，太平军的实力因此大为增强。⁽⁴⁰⁾

郑祖琛在镇压陈亚贵起义，及来土械斗告终后，立即把镇压矛头指向初兴的太平军。12月16日，他向咸丰帝疏陈第一个围剿太平军的军事方案。该疏指称：“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玉林州属，……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因“桂平、平南、玉林均属连界”，对策是“防其串合纠结”，破坏团营计划的实施。部署兵力为：参将成安由梧州行营率500名兵勇，“驰赴平南一带相机剿捕”；署臬司杨彤如“督带兵勇千余名，由贵县北赴桂平”，地方壮勇“协同官兵迅速剿捕”，前贵州提督张必禄率黔军1200名由柳州增援，“堵饬剿办”。大黄江的张钊一伙则令游击福谦率壮勇500人“相机攻剿”。总计清军调集4000名兵勇分割和攻剿太平军，500名壮勇牵制江口圩的张钊，其中又以金田村为围剿重点。金田地区西线没有清军，仅令武宣、象州等处，“一体起团带壮，实力防御”⁽⁴¹⁾。这是广西天地会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调集，而且把新驰援的黔军押上作为赌注，表明郑祖琛已经将太平军视为主要反清武装，亟欲集中机动兵力，把新生的起义扼杀在襁褓之中。

（五）金田团营评议

1．未能联合天地会、来人等反清武装，消极“中立”，贻误战机，使清方得以各个击破

团营时期，清方面对三个主要反抗力量：天地会、来土械斗、太平军，其对策是各个击破，直到1850年12月20日，才完成围剿太平军的初步兵力集结，黔军尚未到位。因此，从9月至12月中旬，逐渐团营的太平军没有遇到清军的压力，相反，这一期间，浔江两岸广大地区活跃着艇军及多支天地会军，加上来土械斗及清政府官员的内部矛盾，形势对太平军的军事活动和适当发展颇为有利。问题是洪秀全等是否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制定并实施正确和精明的军事政治步骤，使太平军在外省清军大举围剿之前，取得更加坚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洪秀全等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军事与政治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天地会起义军。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等规定，对天地会军、来土械斗，“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即来投降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严守天条规律，不敢秋毫有犯”⁽⁴²⁾。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官书，都把天地会军视为盗匪、丑类。此刻，他们对这支友军与清军的武装斗争，采取武装中立的政策，只图坐收渔人之利。太平军在金田旁观事态发展，等待天地会军失败，投降金田，则对其加以整顿改编，扩充太平军的实力。

洪秀全等这种政策应该具体分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太平军与天地会的界限，保证了太平军政治和组织上的纯洁统一。用太平军的政治目标、组织纪律改造投奔的天地会军，抵制了游民习气，既扩大了革命力量，又不致降低太平军的军政素质，从而加强了战斗力。另一方面，武装中立政策抹煞了天地会和清军的本质界限，对天地会正义的反清武装起义放弃支持的义务，坐待其惨遭镇压，结果必然孤立了自己。陈亚贵的覆灭就在金田起义前后，离太平军基地很近。当时太平军已有相当的战斗力，然而没有采取任何支援行动，坐视陈亚贵的败亡，而后来却收编了陈亚贵之弟陈世清率领的残部。《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洪秀全曾经提出“为陈亚贵复仇”。但这只是事后宣传，目的在于招抚和安慰陈的部众。实际上，洪秀全认定陈亚贵是“匪类”，是“不正而被诛戮之明证也”⁽⁴³⁾。

我们觉得，正确的策略是积极争取和联合天地会军，使两支农民军队在反清目标下结成同盟，协同配合作战。这样，将会大大改变浔州地区的军事态势。可以设想，太平军控制浔江以北，陈亚贵占据武宣、象州，艇军掌握浔、黔江面交通线，贵县天地会及来人占领浔江南岸，彼此支持策应，再与南、太地区天地会声势联络，广西中部就成了起义军的势力范围，太平军将处于有力的战略地位，可以逾出紫荆—金田一隅狭小基地，伸展到浔江两岸的广阔地带，获得源源不绝的军资给养，利于和清军在未来展开战略会战。可惜，洪秀全等采取的是带有严重缺陷的中立政策，放弃了对同盟军的联合和支持，使清军得以各个击破，太平军也很快处于围困封锁之中。

2．团营决策与实践之战略得失

史实表明，洪秀全等利用广西天地会起义高潮，作出了起义的决策，下令各基地拜上帝信徒在一定期限开赴金田，集中团营，在紫荆—金田地区构成了力量上的相对优势。并且，利用团营的延续时间，组建、整编和训练军队，以适应起义后武装斗争的需要。这一决策基本上是正确和适时的。但由于缺少政治、军事经验，团营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严重缺陷。主要领袖都集中在金田、花洲，消极等待各路人马汇聚，让各地首领自行组织、动员、武装信徒，指挥行军作战。洪秀全等只是统一规定行动步骤、动员与行军期限，确定了起义日期，而对各基地缺乏具体的指导，忽视了联系和接应工作。这样，各地信徒行期不一，断续零散，互不统属配合。不少部队因路远耽搁或中途遇敌，不能克期抵达金田团营，造成金田大军长时间的消极等待，不能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时间、空间，浪费了兵力，贻误了宝贵战机。如果洪秀全等在浔江南岸，尤其是对路途遥远的信宜、陆川、博白信徒采取不同的部署，结果将大不一样。若由总部派出首领，如韦昌辉、石达开等前往该地区组织、指挥，使三路人马互相联络，彼此策应，联成一体，向金田进军，将会大大缩短行军时间，尽快团营。凌十八部也不致中途攻城略地，孤军与清军对抗，致使团营行动遭到挫折。或者，由石达开、秦日纲负责将南方各基地信徒组成坚强的南岸兵团，乘来土械斗、艇军与天地会军活跃之际，立足南岸，开辟新基地，并控制浔江南北渡口，使两岸基地连为一片，且与天地会军联合抗清，战局必将更加主动和生气勃勃。清军兵力有限，无法封锁包围如此广阔的地区，也不能切断太平军的交通线与补给线，显然比消极株守金田等待的战略高出一筹。看来，团营计划失之消极保守，只局限于等待与图存，不能着眼于必要和适当的发展。洪秀全等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缺乏广阔的战略视野，没有通盘的战略考虑，因此，不能利用清军防务空虚，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的有利条件，力争开辟较大的基地，尽量取得更加主动有力的战略地位。反而一直消极等待，对日后单纯防御的战略决策和被动的战局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是太平军承受清军军事压力最轻的空隙期，也是清军逐渐加强的过渡期。一方面，清军把主力用于对付天地会军，尚未把太平军视作最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外省清军尚未入桂，广西清军衰竭不堪，无法扑灭起义烈火。洪秀全等能否利用这时的特殊战机关系太平军的战略全局。这一战机不是经常起作用的战略性战机，而是短暂的即将逝去的战术性战机，如果丧失是不能弥补的。但是，洪秀全等长期消极坐待于金田，徒失宝贵战机，使清军获得喘息和加强的时间，比较从容地调集兵力，调整全省军事部署，更换广西军政班子，组织后勤供应，完成对金田基地的军事围剿准备。相反，太平军集中在狭小的金田地区，消耗有限的军资储备，万名将士没有仗打，浪费了兵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事后评述，不禁令人扼腕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