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口圩防御战
一 金田建国后的单纯防御战略
（一）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建国日
乘着初战告捷的大好形势，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38岁生日，太平军举行大会，恭贺洪秀全万寿，庆祝起义的伟大胜利，庄严宣布新生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正式建国，封立了幼主。
太平天国的建立是这次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洪秀全等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转变为日渐强大的社会实践，使农民战争直接带有鲜明的政治内容。武装斗争也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获取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使太平天国运动摆脱了天地会起义含糊、陈旧和低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内容越强烈和明确，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就越密切，也越加清楚地体现出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作用。建国之后，将士们逐渐消除和改变了迷迷蒙蒙而来的模糊心理状态，确立了推翻清朝，扶主打江山的明确斗争目标，从而焕发出一定的精神力量，刺激和推动着这场农民战争的发展。
太平天国的建立使广西广大劳动群众在清朝黑暗统治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们失去了生活出路，但又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如今，太平天国呼唤和感召着他们，不少饥民、游民、天地会众投奔太平军，汇入这股新兴的反抗洪流，像李秀成、陈玉成等贫苦农民就是这样自发参军，逐渐受到这个革命目标的教育和熏陶，经受长期战争的磨炼，成长为具有一定自觉性的太平军将领。
初创的太平天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军事政权，主要任务在于动员和组织基地军民，展开反围剿武装斗争，保卫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太平天国领袖们也都是军事统帅。政权为战争服务，其他职能相应削弱和难以发挥作用，这是严酷战争环境的需要。国家体制也与此适应，是以起义农民为其基础的军政合一的领导机构。由于战争剧烈，太平军常常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领袖们必须集中集体的智慧，发扬某种民主的领导作风，才能少犯军事错误，使部队少受损失，不致产生大的挫折。因此，洪秀全等领袖能在艰苦斗争中，亲如骨肉，情同手足，集体讨论和决策，领导中枢团结一致，保持了高度的指挥效率，与清朝的腐败、分裂恰成鲜明的对比。
就体制而言，囿于政治环境与政治文化，洪秀全等别无选择，遂沿袭历代王朝的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早在1837年，洪秀全立志反清时，就自称天王和太平天子，揭举改朝换代、开创新朝的政治目标。起义后，他就由太平王、太平真主，至1851年3月23日，在武宣东乡正式登基称天王，同时封授杨秀清等为五军主将，任命各级文武，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初步形成。显然，这是农民政权必须具备的权力架构，便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权力运作，以提高和强化军政效率，裨益于反清武装斗争。当然，它也存在严重的封建体制弊端，为日后的蜕变埋下隐患。这也是洪秀全等难以摆脱和超越的现实选择，我们不宜刻意苛求。
（二）驱逐张钊等叛军，总部移驻江口圩
金田建国前后，发生了张钊等叛降清朝，进犯太平军的严重事件。这伙叛军从此充当清军鹰犬，对太平天国初期军事行动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关于张钊叛降史事，人们研究甚少，结论亦不准确，应当考察清楚。
1．张钊团伙叛降清军
1850年8月，正值金田团营，张钊一伙将活动中心由梧州府的戎圩，转移到浔州府的江口圩。该圩是浔江、大黄江和鹏化水的交汇处，为浔郡咽喉，扼住太平军沿浔江向东南发展的出口，军事上据有重要位置。而且，紫荆—新圩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也经江口圩吞吐，控制这一重镇对军资补给具有一定裨益。
张钊一伙盘踞江口圩之后，依恃水面优势，活跃于浔、黔、柳各江，形成一股独立的武装势力。张钊并不与清军展开武装斗争，而是到处骚扰，拦截商旅，勒收税银，行径实为盗匪。金田起义后，新圩地主曾以银募数百名艇军组建团练，遭到太平军的反击而溃逃。形势迫使张钊一伙面临重大的抉择：究竟站在哪一方？清军和太平军也都力图控制战略要地江口圩，因此，双方都展开了争取张钊一伙的活动，以增强军事实力和改善战略地位。围绕这一主题，三方展开了一系列紧张的政治、军事和拉关系的复杂活动。张钊一伙因清军与太平军武装对峙，局势并不明朗，决定采取武装中立的投机政策。1850年12月16日郑祖琛奏出的第一个军事方案表明，清军主力将围剿金田，对张钊只派500名壮勇武装监视，不想真动干戈。12月下旬，原来招降过张钊的候补知府刘继祖衔劳崇光之命，前往浔州前线，调查军情，策划诱降阴谋。张钊立即与清军暗通声气，多次乞降。清政府因其反复无常，难以信用，未加理会，指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收拾这伙盗匪。张钊一伙投降不成，非常懊恼。
思旺和蔡村江两次会战，张钊按兵未动，在江口圩作壁上观。战后，太平军声威大振，群众与天地会众投军良多，张钊部属也强烈要求与金田联系，迫使张钊赴金田投军。李秀成写道：
此时我在家，知道金田起义之信。……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到金田，有大头羊、大鲤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此时尚在家，入营之后，罗大纲谈及底细，故而写入），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后投清朝向提台。至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65)
这段记载系据罗大纲口述，他对于自己投军时间与情节当然记忆清楚，比较可信。据此可知，张钊等投奔金田在蔡村江大捷之后，即1851年初旬。
2．太平军驱逐张钊团伙，占领江口圩
张钊虽未正式投入太平军，但却打着拜上帝的旗号，滋扰人民。《天情道理书》揭露：
即金田起义之始，……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我们若随其徒，必致中其计，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网罗，那时悔之将何及乎？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未受其害，且旋将妖党概行剿灭。(66)
清军在蔡村江惨败之后，形势虚弱，害怕太平军反攻，因此，刘继祖立即收降了多次乞降的张钊，以防杜其与太平军联合，增加起义者的实力。收降的条件是，张钊必须充当鹰犬，在围剿战争中打头阵。徐广缙事后就收降经过向咸丰帝专片陈奏。他说：
张钊即大头羊。先于上年（1850年）十二月接准广西藩司劳崇光于署抚篆内函开：大头羊等屡次求抚。若持之过坚，恐其自知生路已绝，铤而走险，投入金田会匪，协以谋为，大为棘手。不若且示羁糜，杜其串合。拟委员传谕该匪等：如果真心悔过，必先杀贼立功，再议投试免罪。……臣以若辈狼子野心，难为善后，剀切驳诘。……劳崇光密函复称：大头羊等出没于大黄江一带，与金田在数十里之内，虽臭味不无差池，而声势实相犄角。倘同恶相济，办理尤难。已阴为预备，而阳以两歧之说宣言于众，使该匪闻之，可懈其心而离其党。现在匪伙渐散，止余五六百人，而与金田嫌隙日深，已属势不两立。一俟大兵到齐，即可专力剿办金田，毋虞掣肘。……臣见其确有把握，遂以事有权宜，不为遥制函复。旋据广西候补知府刘继祖禀称：现奉劳藩司扎委，驰赴浔州一带访查各匪党情形。……遂有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候志即卷嘴狗、关钜即大只具等前来投首。……（张钊等）于提臣向荣未到浔州之先，经该候补知府督率在金田剿捕会匪一次，击毙会匪一百余名，该首民亦被拒毙二十名；又在大黄江剿捕会匪一次，击毙会匪一百余名，夺获炮械火药多件，该首民亦被拒毙四名，拒伤十三名。两次赏给……银一千三百五十多两。(67)
综合双方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张钊一伙盗匪的两面派嘴脸和行径。投降清朝，声名狼藉，未得结果。太平军大捷后，赴金田投军，旋回江口圩打着拜上帝旗号干尽坏事，分化腐蚀太平军。这引起太平天国的警惕，萧朝贵借天兄下凡，向将士警告，揭穿了张钊的盗匪面目，遂与张钊划清界限。劳崇光乘此从中煽惑，扩大裂痕，张钊走投无路，罗大纲则投入太平军。这支队伍“匪伙渐散，止余五六百人”，张钊“与金田嫌隙日深，已属势不两立”。刘继祖低价收购，张钊卖身投靠，狼狈为奸。1月12日，“大头妖果然叛逆”，随刘继祖进犯金田。次日，太平军大举反击，攻克江口圩，张钊一伙失去了窠穴，只好飘泊浔江，由刘继祖指挥，充当清军水勇，侵犯江口圩。1月17日，向荣抵达浔州，张钊一伙终于成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凶恶鹰犬，在广西各战场犯下了累累罪行。
太平军占领江口圩究竟是既定战略计划，还是临时战略决策？有人认为，“太平军占领江口圩后，既可和这里早有联系的天地会武装会合，解决船只问题，迅速由水路进军桂平、武宣、柳州，北上桂林；又可没收圩里地主豪绅开设的当铺和粮店，充实军需给养。”(68)为此，洪秀全等制订了攻占江口圩的战略计划。
简又文先生不敢肯定这是既定战略计划，但还是作了类似猜测。他在批评太平军在江口圩“屯兵过久”时，写道：
（太平军）原可即由西路出武宣、象州，而直上桂林。此路本为较捷之径，而其所以决定走东路者，大概因亟须补充军实，或欲由水路乘船直上桂林之故，其策略亦未可厚非。(69)
他们都指出，洪秀全等为了由水路北上，进军桂林，制定了攻克江口圩的军事计划。显然这一计划是北取桂林战略决策的第一着。
战争双方的材料都没有为这种立论提供论据。探究太平军攻占江口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其一，张钊等叛降，伙同清军进犯金田，太平军平叛反击，直捣张钊巢穴。其二，团营起义时近半年，金田“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70)。适张钊叛军挑衅，太平军即“囊沙扎簰，径至大黄江焚掠，自为乏食而来”(71)。其三，为了抗御清军新的围剿，洪秀全等将总部由金田迁至石头脚，在江口圩设防，以获得地形、给养上的有利地位。同时，还能由水路向外发展转移。至于由水路进军桂林的战略计划既缺乏史料，又与后来的军事实践矛盾。史实表明，太平军攻占江口圩后并没有任何战略发展意图。
攻占江口圩后，太平军获得了有利的战略发展条件。在浔州的杨彤如向李星沅报告，太平军现据大黄江一带觅食，且有船可渡，水路任其所之。水路可以沿浔江两岸发展，获取补给。陆路则可通思旺，由此北向永安，南进平南，沿途没有清军集结，唯仅虚弱的广西防军，向荣由横州至贵县，尚未到达浔州。李星沅焦急地函告向荣：“闻贼将窜平南，我兵无多，非设伏不可。”(72)他担心太平军在向荣未到之前在浔江北岸转战。而黔兵集中在江口圩东南线，采取江河防御态势，不能顾及江北。1月17日，向荣至浔州，扎营河口，立足未稳，围剿部署尚未落实。
太平军兵力约万人，除了东南线清军主力隔浔江布防外，其他方向皆可实施适当战略发展。1）水陆两路沿浔江北岸进军平南、藤县，进军东路。清军薄弱，成安、李殿元驻防思旺、平南，元气未复；劳崇光驻梧州，手无重兵。太平军发展阻力较小，但战线长，河渠纵横，两翼缺乏依托，易遭清军迂回。2）佯进平南，牵制清军，主力经思旺，进向永安。3）西越紫荆山，进入武宣、象州，北上柳州，或进取桂林。总之，此时太平军若真的有进军南京或桂林的战略方向，正是立即实施的极好战机，比起一年后的进军阻力小得多。但洪秀全等并没有发展意图，终至放弃了宝贵的时机。
3．太平军总部移驻江口圩
面临向荣援浔，洪秀全等感到大敌当前，必须小心谨慎，实施行之有效的防御战略。占领江口圩后，太平军收缩兵力，“自焚其巢”，放弃金田、新圩，全军集中于江口圩南北，构成一条狭长的弧形防线。防区内，控制有利地形和各制高点，挖壕筑垒，在圩上、牛排岭、油榨等处配置重兵，安设大炮，构成坚固要塞。在各村庄纵深配置兵力，以为预备队。会战时，山谷、隘津、丛林、竹园之中，隐蔽伏兵。于是整个基地据点棋布，兵力群集，构成严密的山地与要塞防御体系。李星沅向咸丰帝哀叹说：“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各口均藏枪炮，掘有陷坑，非群盗窜扰可比。”(73)他看出太平军战略不是“窜扰”，不同于天地会军的流动战略，而是防御战略。而后，为了使江口圩阵地有所依托，太平军又打通新圩、金田，保持西路交通线的通畅。并修整北至花洲交通线，加强防御时的战略地位。李星沅不安地说：“金田旧巢尚存，兼闻倚山开路，半日可到花洲，大黄江又为所踞。贼已负隅，我兵无可再加，练壮又不足恃，思之焦极。”(74)这样，太平军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既能防御，粉碎敌人围剿；又能在必要时，转移其他战场，可谓进退自如，李星沅、向荣束手乏策。
太平军长时间消极防御金田基地的战略存在着严重缺陷。其一，万余军队集中于狭小基地，兵力产生过剩。洪秀全等完全可以抽出部分力量实施局部战略机动或发展，扩大基地，为迎接新的围剿取得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军资储备有限，江口圩的攻克，不能根本解决物质困难。“粮草、火药近因邻境堵截，似觉不敷。”(75)由于消极防御，不图发展，物质匮乏现象日趋严重，最终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三，忽视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歼灭清军有生力量。广西清军、黔兵及团练、壮勇，分布多处，可以各个歼灭。但太平军消极图存，未能发动会战，歼灭敌人，致使这些清军与向荣楚兵结合，完成围剿部署。太平军丧失了歼敌与发展的时间、空间，坐待清军集结，把手中的战场主动权让给了向荣，令人惋惜。
应当指出，太平军的战略缺陷是不宜苛求的，也是起义之初难以避免的。首先，战争是一个充满危险、劳累、困难和各种偶然因素的复杂领域，洪秀全与广大将士都是老百姓，对战争缺乏感性认识，也未积累多少经验。对手又是久历戎行、军威大振的向荣，不能不使他们谨慎从事，采取最稳妥的防御战略。从老百姓到战士的转变比较直接和容易，但成长为一个战略指挥的统帅，就需要一个长期反复的磨炼和认识过程，决不能指望洪秀全等一蹴而就。相对而言，善于指挥武装斗争，认识和驾驭农民战争规律，比提出政治目标、敢于发动起义更加困难。天地会的失败，更使洪秀全等产生了这样的感性认识：运动、分兵、发展与缺乏基地危险，防御、集中、据守坚固阵地保险。这就加强了他们战略指挥上的保守倾向。况且，单纯防御对初临战阵的指挥员更具有吸引力，它最少风险，有利于保存自己。其次，防御是一种简单易行，但效果较好的作战形式。战前可以充分作好兵力、火力部署，构筑坚固防御阵地，部队无需运动、行军。能以逸待劳，在准备好的熟悉的阵地上会战，较有获胜把握。洪秀全等在蔡村江会战中取得了全胜，初步积累了一些防御战术经验。而且，太平军举家入营，妇孺老弱随军，运动转战殊感不便，适宜于采取防御战略。太平军流民较少，多为浔州一带朴实山民，不希望离乡远征，对战略指挥有所影响。
二 牛排岭会战
（一）李星沅赴桂督师
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病逝于广东普宁县途次。12月15日，咸丰帝命李星沅继任钦差大臣，专办广西军务。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初入翰林院，后历任封疆，曾在云贵总督任上镇压了滇南回民起义，调任两江总督后因病离任回籍。23日，他在长沙奉上谕。次日，立即就道，1851年1月3日，抵桂林。同时，咸丰帝又任命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字敬修，著名酷吏，历任县、府，讲求理学，自命刚烈清正，敢于任事，对起义者尤为残暴，累官至漕运总督，此时已离任。受帝师杜受田保举，3月3日至桂林。咸丰帝把挽回广西危局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位负有时望的大臣身上。
李星沅在广西作了一番调查，发现他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他开列了一份清单，向咸丰帝奏报除太平天国外，广西主要天地会军是：
一、广义堂：贼首潘姓、陆姓，伙匪徐大、阮大，约二三千人，由上龙土司分窜。又龙州之罗回峒另有贼目黄晚，股匪数百人。
一、义胜堂：贼匪数千人，由隆安县属分窜至镇安之向武镇、远乔等处。该匪共分三股，又名得胜堂、洪胜堂，号称七八千人。
一、东兰州逸匪与永义堂匪共约千人，由土田州窜至泗城之凌云县属。经兵壮剿捕，复窜凤山土司境内。
一、谢长腰四一股伙匪千余人，由上林窜至定罗土司境内，现派兵壮追捕。
一、钦州之大寺圩、长滩、小董圩、良利圩，灵山之奔塘、崎灵圩等处大股贼匪，人数约有万余。屡据南宁府探报，将窜上思州、宣化县等处。
一、新宁州之龙头圩亦有另股贼匪，窜至州属之渡头圩及萧村等处。
一、贼首刘八等纠党千余人，由石城县属青平圩，被击，窜至博白县之大峒圩，……此股人数约有万余。
一、怀集之桥头圩有贼千余人，由开建县属分窜，将至贺县铺门地方。(76)
这张清单表明，李星沅日子很不好过。全省10多支盈千上万的起义农民，冲击着一些府、县的反动统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李星沅手里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广西清军在各地遭到牵制，无法抽调。唯一可供驱策的是黔楚滇三省客军6000余人。李星沅向周天爵叹苦说：“粤西情形疲敝，久在鉴中。近则匪势披猖，几乎贼多兵少。非特募勇难恃，额兵亦未可知。咎在提镇因循，将备弁兵毫无顾忌，见贼辄走，已成故套。”(77)同时，他也向咸丰帝交了底牌：
今所恃以转战者，惟提臣向荣一人；提臣所恃以转战，惟湖南客兵二千。滇黔兵已居其次，本省兵几不堪用。臣千虑一得，深以遣将为难。(78)
遍地烽烟，处处烈火，兵将数量不足，素质又差，究竟如何下手？李星沅苦思冥想，向咸丰帝提出上中二策：
现在情形，地则路径丛歧，荒远寥廓。每得许多兵练周围密布，故堵截难；人则铤而走险，劫夺营生，未遽闻言改悔，甘受冻饿，故解散难。臣日夜焦思，通盘筹画。诚得劲兵骁将，先择其最急者，厚集兵力，痛剿大伙一二股，余匪望风胆落。然后乘胜穷追，四路剿洗。本省兵壮团练复行扼要截杀，克期荡余，此策之上者也。次则审地势之远近，与贼数之多寡，某处官兵专剿某路贼匪。剿一路即清一路，收束渐紧，次第扑灭。间或以贼攻贼，隐树之敌，使其同类相残，无任凶渠纠合，犹不失为中策。(79)
李星沅手里有一支堪称“劲旅”的楚兵，又只有一个可恃的向荣，他不可能将全省农民武装一口吞掉。只好集中劲兵骁将，组成一支机动力较强的打击力量，重点围剿，把最强大的起义军镇压下去，而后乘胜收拾其他各股，本省武装对付各地小股起义军。向荣一个月之内，镇压了三股天地会军，兵锋颇锐，更增强了李星沅的信心。因此，他把上述方案作为上策。至于中策，重复了郑祖琛的作法，划定防区、分散兵力，各自围剿，并无新的创造。
思旺、蔡村江连遭挫败，劳崇光急咨向荣，督兵驰援浔州。李星沅决定坐镇柳州，“居中策应，兵力强弱多寡，均在鉴中”(80)。拟请周天爵驻桂林。由于“兵力单薄，必不得已”，祈徐广缙支援潮勇千名。(81)几天之后，徐广缙借口廉州军事，对“潮勇之请，未即准行”(82)。李星沅失望怨愤，只得自己单干。
（二）清军进犯计划之调整与变动
向荣未到浔州前，即向李星沅建议：“先灭金田大伙，然后以得胜之师，分别剿捕，用力较易。”(83)1月18日，李星沅表态，支持向荣方案，决定将黔、滇兵交付向荣指挥。李星沅、徐广缙不知太平军实力，以为“其实强暴无多，一击即散”(84)。蔡村江之败，使向荣显得谨慎多了，到浔州之后，“一闻会匪，即致信石梧：邪教非盗贼可比。商石梧不可大题小做，宜急调东勇、北五省两三万人。先以重威慑之，贼已起者可速灭伏，未发者亦将畏缩消弭。连粤楚根株，大芟刈翻，然后翦除盗贼，皆成破竹之势矣”(85)向荣的警告和建议没有得到李星沅的重视。由于上奉钦命，李星沅又颇想建立功业，打开围剿局面。他坚持令向荣待滇兵到齐，“用全力由陆路合围，另以枭勇击之水路，较易得手”(86)。就是集中楚黔滇三军由陆路合围主攻，张钊叛军在水路牵制策应，实施的是两面进攻战术。李星沅乐观地预计了两种战局结果：1．“合三省兵力，仍待瑶壮为助，志在聚而歼之”，妄想全歼太平军于江口圩战场；2．“似羽翼太多，但能击散分攻，去其巢穴”(87)，在会战中分割击溃太平军，攻占基地，可就是未估计失败结局。
李星沅有效利用了太平军单纯防御的战略弱点，乘太平军与张钊叛军纠缠，不图发展的时机，以半月时间完成了第一线兵力集结，动作尚为迅速及时。李星沅确定广西围剿的战略重点，又指示了围剿太平军的两面进攻、重点突破战术，还粗拟了第二次打击计划，他函示向荣：“但将大黄江收回，金田旧巢全毁，再图进兵追击，所谓一步紧一步也。”(88)这位钦差大臣预计：“大约官兵一击，贼必退踞花洲。其交界州县，迭经严饬堵截。梧藤各路，辛陔（劳崇光——笔者）必为之备。”(89)如果太平军“分伙他扰，我兵必追击之。否则愈走愈远，裹胁日多，更难收拾矣”。他判断浔州府城，因隔大江，而且是清军正面，太平军“必不敢来”(90)。因此，第二线兵力配置于平南一线，将郁林、博白壮勇派驻思旺，成安屯扎平南县城。李星沅对西线不放心，象州“只有官兵三百名，甚为可虑”(91)。原拟雇募瑶勇落空，清军包围圈留下了空虚的西线，抽不出兵丁填补。
李星沅战略构想的致命弱点在于兵力不足。太平军万人，清军第一线兵力8000人，主攻部队6000人。一旦大举进犯，山地丛林之中难以施展，只能分兵穿插，逐步推进。但制高点、隘口等有利地形控制在太平军之手，构筑成要塞，基地内兵力棋布。清军要想突破这一纵深防御体系，实非易事。而且主力进犯，后方空虚，太平军有乘虚迂回的战机。即使清军突破一点，太平军节节设防，清军后续部队还是不能展开。况且，太平军有力量实施反击，清军处于不利地形，易被击溃。因此，李星沅战略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潜伏着多种失败因素，加之清军除楚兵之外，士气低落。楚兵骄横，受到赏银刺激，尚能卖命。原来向荣规定，打一胜仗，每兵赏银一两。李星沅因饷源不继，改为三钱，楚兵浮动，誓不力战，士气顿减。李能臣部滇兵初入广西，途经南宁，参与进剿天地会，遭到失败，到浔州已是零落不整，锐气丧失；黔兵新败，元气未复。精神因素恶化，给李星沅的冒险战略笼罩了一层阴影。更有甚者，清军第二线兵力薄弱，如果进攻失利，太平军进军内线运动发展，李星沅将何以善其后？
李星沅还抓紧了精神攻势和物质封锁两个环节。他“密派告养在籍之前任陕县知县李熙筠等驰往（浔州），会商购钱，设法离间。准令伙匪自新，并许给重赏，令其斩擒贼首”。郑祖琛也让龙启瑞出面，“商派籍隶桂平之教官陈丕龄等驰回桂平妥办”(92)。地方官到处张贴告示，诱降不坚定者。江口圩周围五州县交通线也被切断，“使彼米粮不继，自然溃散”(93)，配合向荣军事上的围剿。
为了开辟饷源，李星沅令署藩司吴鼎昌设局捐输。派员赴山区雇募苗、瑶民充当壮勇，遭到抵制。同时，他饬令向荣严督各部将领，“或令分攻某股，责其立功，以免观望。且兵与练分开，皂白亦自分明，不致彼此推诿”(94)。
李星沅的战略构想得到咸丰帝支持，1月12日，上谕李星沅：“总期兵多力厚，将贼匪屯聚最多之处先行扫除，他股畏慑军威，定能望风解散。”(95)2月5日，批准李星沅的军事方略：“广西浔州府属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全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自应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庶期扫穴擒渠。”(96)
清军原计划由浔州出兵，渡浔江从东南线进犯江口圩。1月27日，李星沅提出第一个进攻方案，函示向荣：
（太平军）所占大黄江圩，屋多街小，不能用武。如两面临水，我兵前进，宜留后路。能得贼巢内应举火，或官兵分起绕出圩后，抛掷火弹焚杀。而以大头羊等船炮攻其前，使其首尾不相顾。以地势揣之，强贼必在前面合力抗拒，后面皆男妇老小，一火焚之，彼将自乱。凡以少胜多者，每因火攻及夜战，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也。……如佛子隘、大湾等处，皆贼退步，如何设伏击之？(97)
向荣对这个方案持怀疑态度，迟迟按兵不动。这位清军宿将清楚理解楚兵在初战中的胜负对战局的重要影响，他观察思索，苦心寻找突破口。这可急坏了李星沅，他向劳崇光诉苦说：
岂有筹剿二三十日尚未动手之理？此举关系太重。彼中止子平主张，又未肯迫促能事，令人干急。贼巢隔水两道，近村小匪皆通，动虞牵缀，甚不易办。……平南非大炮难守隘口，然恐委之资寇，如何如何！(98)
向荣对李钦差的方案提出两个问题：1．重兵从圩后迂回难以奏功，太平军纵深设防，各村策应，不易突破。2．平南一线难于守御，需设大炮，但无重兵堵截，太平军将会夺获大炮。2月5日，向荣提出分兵五路、向心进攻的方案，但被李星沅否决。他认为这样兵力单薄，主张“并为两路，前后夹击。再用炮船攻前，责令抢彼炮台，以为实验”，实际上仍然坚持原来方案。隔了两天，向荣又提出将平南兵勇调出参战，在北线发动牵制性进攻，掩护南线重点突破。李星沅也不同意，告知向荣：“平南兵勇不宜调出，宜令扼要守城，贼至即击。官兵跟踪直追，可以腹背夹攻。……会匪七日一拜台，探明此日，进攻较易得手。”(99)
由于连日阴雨，向荣正好借此延宕。2月10日，他决定不在南线重兵进攻，“改由平南直进，较上游自为便捷”，拟两路进犯。这一改变把正面移到北线，堵住了太平军由陆路东进或北上的交通线，南线横亘大江，无法飞越，向荣的决断是精明正确的。李星沅赞同这个改变，但对浔州府城不放心，告诫向荣，“须留勇分段防守，以杜奔窜。……平南逼处下游，尤望加意”(100)。李星沅拍板之后，颇感乐观，告诉尚未到职的周天爵，等待“日内开仗报捷”，并将与周联衔保举楚军将弁，又告知向荣，迅速来咨，以便优保其子向继雄。(101)
（三）太平军以变应变，重兵结集牛排岭
看来，太平军获悉了清军改变进攻方向的情报，相应调整了兵力部署。“分一二千人他往”，清军不知这支部队，“究竟窜往何处？是否潜伏，以待我兵；抑或旁扰，以分我兵，皆未探明”。而且，“大黄江圩止留老幼妇女数千人”，而数千“强寇”，不知“已往何处”(102)。可见，太平军行动灵活迅速，判断清军将重兵强攻北路，遂把原守御江口圩的劲兵调至北线，以加强正面。圩上，由老幼妇女与罗大纲水陆据守。太平军主力集结于牛排岭要塞，东南沿思盘江部署江河防御。洪秀全驻石头脚陈家大宅指挥全局，将士们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四）太平军牛排岭大捷
2月13日天雨，向荣只好改期进攻，李星沅因咸丰帝特简，急于建功，函催向荣：“每念兵勇多至万余人，相持多至数十日，支用多至十数万。若再延未扫荡，虽由天时，然何以上纾宸念。五中焦灼，如坐针毡。”他还对向荣方案提出新的疑问：“大兵全由平南，倘贼直攻浔城，岂不可虑？且江圩亦必扑空。莫若仍分兵一股由浔州，使其两面受敌，贼势必分。否则多设疑兵，扬言五路进攻。近城隘口严堵，府河渡船撤尽，城上炮械旗帜愈多愈好。”(103)但向荣未理会钦臣的疑窦，决定实施既定进攻计划。2月14日，雨雪停止，向荣在浔州召集军事会议，与李能臣、周凤歧及杨彤如商定了18日进攻计划。15日，各军由桂平渡江。次日至平南，将驻守该县兵勇2000名抽至第一线参战。17日，清军扎营马鹿岭。18日，北路主攻部队抵佛子岭，而后分三路进犯牛排岭要塞，主攻兵力达6000人。刘继祖、张钊部700名水勇由石嘴出发，水路进攻江口圩，张琳率勇1200名由官塘陆路策应，这两路实际是牵制性攻势。留2000兵丁守营和堵守交通线。清军第一线兵力当为万人。进攻开始，清军锐气尚足，“业已抢上牛排岭”(104)，逼近太平军主阵地。这时，埋伏于盘石等村的太平军伏兵两路冲击，切断清军退却线。前路清军陷入太平军的地雷阵，加之炮火猛烈，伤亡不少，立即溃退。太平军预备队由竹林内乘势杀出截击，清军仓皇逃窜。幸向荣临乱未慌，组织退却，以强大火力封锁太平军反击线，因而撤出战场。左路滇军丢掉器械溃逃。败后，清军即在牛排岭附近扎营。
十天后，李星沅精心炮制了一份奏报，隐瞒了失败的情节。他说：
十八日（2月18日）黎明，整队。会督李能臣、周凤歧管带大兵，齐至佛子岭，分队进剿。楚兵居中，滇兵及东西两省兵壮居左，黔兵居右，一同进攻。通过山沟数道，直抵大黄江岸之牛排岭。……贼分两路冲扑，暗袭我兵之后。……该匪于贼巢附近暗伏地雷，登时大发，致伤弁兵。当即传令速退，该匪分两股，从左右竹林蜂拥抄截。官兵奋力冲杀，连开枪炮。……因见贼巢坚固，一时未能攻破，暂于近处扼要扎营。(105)
可是，徐广缙不大客气，他向咸丰帝透露：
此次进剿，……因误中地雷，几致惊溃。幸提臣向荣持刀策马，亲督指挥，分饬兵弁回环击轰，始得整旅而退。……滇兵遗失器械较多。(106)
周天爵憨直敢言，更不给李星沅留面子。他函禀继任钦差大臣赛尚阿揭露：
石梧听郑抚言，催战如故。又值日日雨雪，泥深尺许，石梧催少稀而意衔之。是以正月十八日，……务期一战得手，此后事便好为。此皆明知其不可，而恤于人言，不得不矢命一掷也。而十八果大败。(107)
（五）屈甲洲战事考实
《浔州府志》还记载了屈甲洲之战。据访册云：
向荣进兵石头脚贼巢，而别以一军自牛矢湾渡江，击大黄江贼。期弗至，荣独战于屈甲洲。贼佯败，先设伏于下游，以抄我后。我军深入，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洲坑为满。(108)
屈甲洲之役未见奏报。府志说向荣督军进攻新圩南数里之屈甲洲。2月18日，向荣一直在牛排岭指挥会战，并未离开战场，根本不可能在屈甲洲进犯，访册所云不符史实。至于府志说，“向荣别以一军自牛矢湾渡江，击大黄江贼”，该军届期未至。这一军应指刘继祖、张钊之水勇，但他们由石嘴出发，并不由“牛矢湾渡江”。水勇确实迟到：会战拟于辰刻展开，刘部午刻才到，向荣埋怨，李星沅令其查核：“刘守水勇船何以辰刻未到，有无故意迁延？”(109)访册所载确有其事。不过，楚兵在屈甲洲死伤数百，竟敢匿而不奏，亦属不大可能。我们倾向于2月18日，屈甲洲并未发生战事，访册所云基本失实，不是信史。
（六）牛排岭会战评议
太平军运用和发展了蔡村江会战的有效防御战术，在熟悉的有利地形上，构筑要塞工事，根据清军动向灵活变动兵力部署，在充分准备的战场上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会战中，将地形、火力、兵力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终于使向荣这个镇压天地会起义的悍将，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当然，地形不适大兵团进攻；天气雨雪诸多，道路泥泞；刘继祖迟到等，也是向荣失利的次要原因。
会战拆穿了向荣和楚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清军“官兵大半心寒，已难得力，又将如何施措”？向荣感到虑竭技穷，向李星沅要办法。向荣夸大太平军兵力，肯定有2万。牛排岭会战，清军倾全力进犯，太平军“出敌少，而隐伏多”。这位悍将不堪承担前敌指挥，敦请李星沅坐阵浔城，收拾败局。钦臣“以大员重兵聚处一隅，更无他处策应，似非行军所宜”，力辞不赴。并开导向荣，重振军心，仍继续畀以指挥全权。(110)
会战使清军内部矛盾开始暴露。向荣把失败原因上推李星沅，怪他频频催战，克扣赏银；下卸滇、黔兵与水勇迟到，“视滇、黔篾如，于是三大营各有隙矣”(111)。他说滇兵不堪作战，李星沅一度打算把李能臣调至浔州守城，而以壮勇置换。(112)向荣又提出增兵，李星沅不同意，劝说：兵勇“多逾万人，兵力不为不厚，所待人和与天时耳。滇、黔官兵，宜多方鼓舞之，令与楚兵合力为要”(113)。黔、滇将领也不满向荣，“周凤歧人本奸猾，好用甘言以悦其兵，遂胥怒于向”(114)。矛盾和分裂必然导致清军精神素质更形恶化，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对未来战局产生深刻影响。
相反，会战的胜利使太平军士气有了新的提高。清军王牌楚兵的溃败、向荣围剿的破产，大大增强了太平军的信心和勇气。会战再次证明，太平军的精神和军事素质优于清军，不仅能在反围剿战争中获胜，生存下来，而且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取得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如果洪秀全等有正确的战略指挥，太平军将会获得丰硕的进攻和发展战果。
三 太平军出击失利和转移东乡
（一）太平军消极防御，清军改取“坐困”战略
牛排岭会战的胜利又一次为太平军提供了局部战略反攻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从防御战略常识看来，防御者在会战胜利后，应该乘着精神和军事上的优势，利用战场主动权，在敌军沮丧、混乱和战斗力削弱的情况下，投入剩余兵力，组织局部战略反攻，追击和歼灭敌军，予其第二次沉重打击，扩大初战的战役成果，剥夺敌军喘息、休整和补给的机会。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大基地，从敌占区取得补给来源，为新的反围剿战争准备物质条件。这就是积极防御战略。就太平军而言，应该将隐伏的预备队立即组织起来，乘胜发动攻势，迫使清军在不利条件下接受新的会战，将会击溃或部分歼灭“大半心寒”的清军，进而打通北向思旺、东至平南的交通线，解决严重的补给缺源问题。或者，抽出部分兵力，在思盘江与浔江之间实施机动，获取军资，作出南进浔州的姿态，迫使向荣分兵防堵。太平军主力挥师北线，发动会战，着力歼敌与发展。如果实现了上述战略反攻，将会扩大基地，使战役优势转为战略成果，扩大战场上力量对比的差距，对未来战局发展无疑十分有利。
可是，洪秀全等没有任何反攻和发展的战略意图，仍然执着于单纯防御战略。万余大军消极守卫在防区之内，从2月19日至3月4日基本没有战事，造成了兵力、物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陷入“日食两碗稀粥”的困境。
清军惨败后，李星沅、向荣意识到冒险进攻的严重失误，太平军远非天地会军可比，欲一战歼灭或击溃实系妄想，反而丧失了再次发动进攻的力量。周天爵自称，他在会战之前就发现了李星沅战略错误。为此，他告诫向荣，“据形胜自守，此不可急战之时也。……务须坚忍持重，步步为营。俟贼饥馁，可一鼓成功”。而且，又向咸丰帝表示：“臣即带领（练勇）驰赴军前，先堵后战，为一劳永逸之计。”(115)李星沅2月24日改变战略，由进攻转入坐困。他指示前线：“第一绝其抢掠，使彼无粮无火药，势必坐困，可一鼓歼之也。”(116)采取长期战略包围，消耗太平军有限军资后备的新战略，不是靠战争，而是用物质困难拖垮太平军。于是，清军“拔营佛子冈，断思旺圩贼之粮道。贼本口粮将绝，佛子一梗，日食两碗稀粥”(117)。这样，敌对双方都缺乏积极进攻的军事意图，战场上呈现相对平静的相持战局。
前线平静，李星沅的心情却无限忧虑，他担心太平军因缺粮而转移发展，新败的清军无力堵截，而且战线太长，兵力不敷，太平军易于找到突破方向。这位统帅估计：
该匪聚集大黄江业已月余，就近粮食抢掠殆尽。当此重兵逼近，势必窜而之他。平南既不能来，难保不窥伺浔郡，藉图劫夺。目下江口最扼要，必专责刘守带水勇船在彼堵截，以杜水陆分窜。……重兵合在一处，何能兼顾府城，或令滇兵分守。(118)
当时平南一线，兵勇万人；江口圩江面水勇700名，控制水上交通线。李星沅加强浔州防御，增调兵勇千名（闽勇500、柳州兵200、象州兵300）前去支援，还拟将滇兵2000名调拨驰往。他认为浔州无虞之后，各路大军，“不妨以静待动，俟其出巢抢掠，我兵立即往攻。断彼粮草火药，使之坐困，此目前第一要法”(119)。
（二）3月5日会战，太平军出击获胜，但未能破围
战场上出现的平静是暂时的、相对的，也是不稳定的，在新的条件下，这种局面将会发生变化，战局又动荡和活跃起来。导致变化的主要契机是缺粮严重威胁着太平军的生存，迫使洪秀全等由防御转入进攻，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战局。目的是打通交通线，突破经济封锁，开辟补给来源。可是，由于太平军丧失了牛排岭会战后反攻发展的有利战机，清军已经得到一定的休整和喘息，并且加强了军事包围和封锁。这给太平军将要发起的攻势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障碍。
从清军态势分析，西路由紫荆山出武、象基本没有布防，因为山路崎岖、地区贫瘠，洪秀全等未加考虑。南路因滔滔浔江，难以强渡。太平军决定选择东北路为进攻方向，但这恰恰是向荣重兵驻屯的正面。太平军要实现自己的军事意图，必须击败向荣，否则，摆脱困境、获得补给是不可能的。
3月5日战幕揭开，李星沅奏称：
牛排岭贼巢深沟高垒，中连村落，又濒大黄江口，水陆均极险要，未可轻易进攻。臣向荣择要安营，设法困守。贼知四路围截，因于二月初三日（3月5日）在牛排岭附近之夹洲、鹅颈等处，约七八百人为一股，分窜诱敌。向荣即派云、贵官兵各二千名，移扎佛子口，亲率楚兵八百名，从大营驰赴夹洲一带搜剿。该匪闻风退回，仅留贼匪数十人分守寨门。时象州瑶壮赶到，直前攻击。……该匪放炮抵拒，坚守不出，即饬官兵瑶壮暂撤。……讵该匪忽于金匏村内拥出一股二三千人，直扑瑶壮营盘，并抛掷火药罐，焚毁草寮。官兵见贼猝至，施放枪炮，一力轰击。该匪复分股来扑大营，经云南镇将督令开放大炮。……各兵勇奋往前敌，贼始退却，兵壮微有损失。(120)
同一个李星沅在私函中安慰向荣说：“知初三日贼匪扑营。当经督饬攻击，小挫贼锋。……仍祈镇静坚守，激励多方，相机而行，千万勿过焦虑。”(121)
联想到前考《浔州府志》采访册上关于屈甲洲战役的记载：“（向）荣独战于屈甲洲，贼佯败，先设伏于下游，以抄我后。我军深入，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洲坑为满。”当指3月5日之战况。访册把2月18日刘继祖失期与3月5日向荣在夹洲的失败扯在一起，使人迷离。
看来，太平军这次进攻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打得灵活机动。先派小部队佯攻夹洲，向荣率军驰援，太平军诈败，退回据点。向荣驱策瑶壮攻坚，遭到炮击。先埋伏于下游金匏村的太平军一部主力抄截并焚烧瑶营，切断清军后路，前后夹击，瑶勇死者数百，太平军大获全胜。接着，又乘向荣不在大营，分兵直攻滇、黔兵营，遭清军炮击未遂。因瑶勇死伤可不奏报，李星沅干脆匿而不提。
太平军虽然取得战役胜利，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未能击溃佛子岭的清军，打破封锁线。看来，太平军兵力不足，黔、滇兵约4000人，据险固守。太平军至少应投入5000人以上的部队。而且，应当把清军引出阵地，加以歼击，不宜正面进攻其防守严密的据点，以致遭到火力杀伤，不得不放弃进攻。
太平军指南打北的攻势引起了向荣的警惕，暴露了太平军反攻的方向是东北路。清军立即抓紧备战，严密防御，这不利于太平军新的反攻。
（三）太平军3月7日出击鱼鳞塘清营受挫
3月5日会战后，“向荣密饬侦探，知连日后复将扑营，即传谕各营准备，通夜戒严”(122)。迫于军资枯竭的压力，洪秀全等不得不继续发动新攻势。3月7日，太平军再次出击，猛攻鱼鳞塘清营，双方持续了八个小时的炮战。
《浔州府志》载称：“二月五日，（太平军）攻扑向荣鱼鳞塘营垒甚急，一军皆失措。有以巨炮击之者，贼稍却。荣督军坚垒严守，自卯至申，贼弗能逞，乃退。”(123)
太平军这次集中主力，在竹林内配置预备队，主攻楚兵营盘，清军失措。向荣虽令各部分队应敌，其子在北路堵截，但没有一支清军敢于出战，都龟缩营内，开炮抵御，封锁进攻线。太平军亦开炮还击，相互炮战八小时。太平军午后撤出战场，又未实现进攻目的。清方声称，“先后计歼一千数百有奇”，显然是无稽的夸张。(124)随着虚构战绩后，李星沅连忙疏举向荣之子向继雄，旋即告诉向荣：“贤郎子英兄昨经保奏，觉赏不酬劳。”(125)然而，向继雄保举一事弄巧成拙，为周天爵疏劾，闹出轩然大波。
从战略上看，太平军是失败的。因为未能攻破清营，打通补给线，以解除困境。失败原因是：1．军机泄漏，清军有备，进攻失去突然性。2．突击方向不宜选择火力强、兵力多、地势险、防守严密的楚兵营盘，使敌军发挥火力优势，进攻部队无法展开。如果避实就虚，迂回清军翼侧通过，诱出清军会战，战果将较为理想。3．预备队过早暴露，清军一直固守，不敢出营会战，唯恃火力杀伤狙击。
太平军攻势受挫，清军度过了难关，士气稍见振作，向荣又跃跃欲试，妄图乘机转入进攻。李星沅谨慎起来，劝谕向荣：
一切仍祈持重，不必过于求速。只须来则击之，去则诱之；绝彼粮道，散彼贼伙。俟梧州硬艇船炮到来，合张钊勇船，试从水路攻打，看其作何动静，再行分兵夹击。(126)
看来，由东北路出击的军事意图难以实现了，洪秀全等终于尝到单纯防御、放过有利战机的苦果。而且，物质困难强迫他们必须放弃这种战略，江口圩再也无法坚守下去了。何去何从，必须迅速作出抉择。
（四）清军以攻为守，继续围困太平军
牛排岭会战后，前线清军头目发生战略分歧。当时，向荣为前敌指挥，专为围剿军务：署臬司杨彤如坐镇浔州，筹办军需，充当监军角色，实为李星沅耳目。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向荣主张继续加强东北线围剿兵力，杨彤如则报告：“贼匪已至罗洪水，窥伺郡城”(127)，要抽调滇军赴援浔城，向荣坚决抵制。向荣调遣刘继祖水勇往下游，李星沅饬令仍回江口圩游弋，同时增援浔州兵力3000人。开始，向荣、杨彤如都忽视了西路。后来，向荣建议由浔州分兵3000名，加强紫荆山隘口防御，李星沅不从。3月3日，周天爵抵柳州，晤李星沅，“始知此路无防，力争之不得，已无及矣”。事后，他指控李星沅说：
乃李石梧全不知兵，听浔州文书懦夫（当指杨彤如——引者）之言。……殊不知贼朝元旦，所有之舡载贼而来。比贼赴牛排岭朝贼头时，大小舡只胥逃，此天亡之时也。长江岂能飞渡？安用此多防为？夫贼挺而走险，岂有挺而走平之理？向、李、周三营仅能促之必走，并无余力能遮其前。石梧早听其（向荣——引者）言，有三千兵遮之，贼饿毙矣。此紫荆山、平隘之失守，罪不在向，而在李也。(128)
看来，清军内部战略分歧，使其难以制定一个统一、严密的围困方案，而是各人从自身的局部军事需要出发，争调兵力，造成封锁线上留下了西路的空虚地段，一直无兵填补。
向荣提议不局限于单纯消极地包围太平军，应该“以守为战，以战为守”，并为此拿出进攻牛排岭的新方案：“两翼夹攻，先避正面伏炮；再于中路安炮，直轰贼巢。仍将官兵分起接应。”(129)他接受了牛排岭失败的教训，放弃正面强攻，改由翼侧迂回，而以炮兵封锁正面。兵力也改为纵深配置，部署多起预备队，准备一场恶战。这一计划得到李星沅的首肯。
鱼鳞塘战役的第二天，3月8日，清军开始行动，刘继祖等人进攻江口圩，向荣在牛排岭牵制策应。李星沅疏奏战况说：
查该匪自被官兵击败，深踞贼巢，负固不出。向荣即饬刘继祖督带水勇由前岸攻击，并饬将弁带领兵壮分赴牛排岭，计诱离巢，以图夹攻。初六日（3月8日），各将备带领兵壮驰赴牛排岭，开炮诱敌。刘继祖闻大营枪炮施放不绝，亦即率同水勇，驶至大黄江前岸，闻炮接应。又陈瑞芝督率壮勇五百名，由大黄江对岸开放大炮。英秀带八步勇船五只，由官塘驶至，水陆夹攻。该匪施放枪炮回拒。自午至酉，奋力冲击，杀毙贼匪数百名，烧毁贼屋三处，匪船一只，……该匪溃败回巢。初七、八日（3月9、10日），官兵仍分水陆三面夹攻，该匪用炮据守寨门，抵死不出。(130)
三天战事只是炮战，双方部队并未发生直接会战。清军从进攻规模上，也不似全面进攻，只是“以攻为守”，不使太平军发动新的攻势，最终被困死在江口圩。因此，太平军实力并未损伤，“杀毙贼匪数百名”云云，又是欺骗咸丰帝之词。
不过，军事态势已非与牛排岭会战后可比，战场主动权落到清军方面，洪秀全等在鱼鳞塘失利后，放弃了会战的意图，缺粮与军事压力迫使他们选择突围转移的决策。
（五）太平军撤出江口圩，转进武宣东乡
洪秀全等决定在清军发动总攻前行动，突围方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唯有西路的新圩—紫荆山一线比较安全，此路只有一些地方团练守御，显然不堪一击。同时，这一地区是拜上帝教的摇篮，将士多系该处农民，道路熟悉，转移时将会得到群众支持。3月10日夜，太平军实施转移计划，撤出江口圩。李星沅说：
因连日官兵楚攻，力不能御，探闻似有逃窜之意。向荣复于初八日（3月10日）夜间，密派刘继祖督率壮勇潜赴北岸，乘其不备，施放火箭，适中河边茅屋，顷刻大发。兵壮枪炮齐发。……壮勇趁势拥上江岸追杀。……贼匪大伙均先退踞牛排岭。向荣见火光烛天，知江口圩贼巢已焚。即同李能臣、周凤歧，督带官兵驰往围剿。贼见大兵将至，料难抵敌，即偕党伙，连夜向新圩等处潜逃。又经催督官兵飞速追剿。……当将牛排岭巢穴一并纵火焚毁。……该匪已由新圩漏夜窜入紫荆山，逃往武宣东乡。(131)
转移途次，遇到紫荆山区团练零星抵抗，太平军扫荡这些地主武装，肃清转移交通线。据《浔州府志》载：
向荣扼守下游，贼计无所出。二月八日夜，回窜新圩。王谟乡团刘星旋、上珍等，以其自大黄江败溃余贼也，擒获十数人，絷诸树。贼觉之，屠王谟乡，星旋、上珍等十三人皆遇害。遂由紫荆窜武宣。(132)
杨彤如探报说：“该匪因牛排岭贼巢被焚，于初八夜全数遁去。初九日至古林圩小住，即当入紫荆各口分窜。”(133)
简又文认为太平军于农历二月六日突围，但根据奏报，应更正为二月八日夜（3月10日）。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称，太平军突围时，实施军事上的诡诈。当夜，在江口圩沿江空屋中，安排少数妇女，持续击鼓，蒙骗清军，部队乘夜潜往牛排岭。刘继祖等施放枪炮、火箭，焚烧房屋，但不敢登陆。待至上岸入圩，已经扑空，遂大肆烧杀。向荣见圩上火起，急攻牛排岭，亦空营无人，太平军安然西进。清军追击，一路洗劫村圩，抢掠财物，捕杀百姓，欠下了累累血债。(134)
史实表明，这次转移完全不是洪秀全早就拟定的战略决策，与所谓进军南京或桂林的战略方向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单纯防御战略失误的产物。突围方向选择也带有偶然性，西路曾是洪秀全等一度不愿进军的方向，只是因为清军未加设防而匆忙决定作为转移方向的。转移目的是直接与有限的，为了摆脱困境，获取补给，求得生存，并无长远战略发展计划。总之，这是当时不利军事态势和物质严重困难下的临时军事决策。
李秀成说，转移武、象，是为了招齐拜上帝人马。(135)所云不符史实。如果真如李秀成所说，招齐人马，何必等到绝粮，又何必放弃苦心经营、浴血捍卫的江口圩基地呢？更没有必要全军前往招集，只须派遣一支部队开赴武、象，即可竖旗招集。招齐说实际上是为了解释太平军迂回广西中部山区的一种遁辞。
(1)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10，页6。
(2)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10，页49。
(3)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6，页3—4。
(4)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6，页3—4。
(5) 黄体正《答奉宪檄行联甲书》，《带江园杂著草》，卷5。
(6) 《黄云湄先生传》，《带江园诗草》，卷首。
(7) 黄体正《联甲攻匪续呈郡守公禀》，《带江园杂著草》，卷5。
(8) 黄体正《答奉宪檄行联甲书》，《带江园杂著草》，卷5。
(9) 《黄云湄先生传》，《带江园诗草》，卷首。
(10) 黄体正《联甲攻匪续呈郡守公禀》，《带江园杂著草》，卷5。
(11) 《重修宣里庙新圩三界庙碑记》，《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40。
(12) 黄体正《里中纪事》，《带江园诗草》，卷6。
(13) 《重修宣里庙新圩三界庙碑记》，《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41。
(14) 黄体正《里中纪事》，《带江园诗草》，卷6。
(15)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71。
(16) 《周天爵奏》，军录，革·太，号556—2。
(17)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56—3。
(18)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56—3。
(19) 《清文宗实录》，卷6。
(20) 《藤县志》（同治七年），卷21。
(21) 《苍梧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8。
(22) 《郑祖琛奏》，军录，革·太，号474—1。
(23)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
(24) 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7。
(25) 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9。
(26) 《梁立泰家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43。
(27) 见《天兄圣旨》、《洪仁玕自述》。
(28) 《信宜县志》（光绪十五年），卷8。
(29)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86。
(30) 《信宜县志》（光绪十五年），卷8。
(31) 《贵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7。
(32) 覃元苏《象州乱略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130。
(33) 《陆川县志》（民国十二年），卷21。
(34) 《玉林州志》（光绪二十年），卷18。
(35) 《郑祖琛奏》，军录，革·太，号474—2。
(36) 《天兄圣旨》（下），页26。
(37) 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70。
(38)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2。
(39) 《浔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卷27，页17—18。
(40)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33。
(41) 《郑祖琛奏》，军录，革·太，号474—1。
(42)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1。
(43)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76。
(44)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2。
(4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
(4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1962年香港版，页214—215。
(4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1—15。
(48)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
(49) 《劳崇光奏》，军录，革·太，号474—5。
(50)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128。
(51) 罗尔纲《金田起义考》，《太平天国史事考》，页30—32。
(5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215。
(5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215。
(54) 《平南县志》（光绪九年），卷18；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55) 《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72。
(56) 《劳崇光奏》，军录，革·太，号474—5。
(57) 《劳崇光奏》，军录，革·太，号474—5。
(58) 夏燮《粤氛纪事》，卷1。
(59) 《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31。
(60) 《陆川县志》（民国十二年），卷21。
(61)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62)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2。
(63) 《向荣奏稿》，《太平天国》（七），页33。
(64) 杨秀清《命封彭福兴等为监军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175—176。
(6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
(66)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67—368。
(67) 《徐广缙片》，军录，革·太，号521—2。
(68)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84。
(6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271。
(70)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67。
(71)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72)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73)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0—1。
(74) 《与劳辛陔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75) 《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76) 《李星沅片·清单》，朱折，革·太，号83—1。
(77) 《与周敬修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78)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1—2。
(79)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1—2。
(80) 《与骆吁门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81) 《与徐仲绅制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82) 《与徐仲绅制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0。
(83)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84)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85)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5。
(86)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87) 《与劳辛陔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88)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89)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90)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91)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92) 《李星沅片》，军录，革·太，号520—6。
(93)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9。
(94)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95) 《方略》卷2，页33。
(96) 《方略》卷3，页1。
(97)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0。
(98) 《与劳辛陔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0。
(99)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1。
(100)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01) 《与周敬修中丞》，《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02)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03)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04)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05)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6。
(106) 《徐广缙奏》，军录，革·太，号522—12。
(107)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2。
(108)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109)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0)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1)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5。
(112)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3)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4)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5。
(115) 《周天爵奏》，军录，革·太，522—1。
(116) 《与杨中贶廉访》，《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7)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5。
(118)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19)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20)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9。
(121)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3。
(122)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9。
(123)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124)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9。
(125)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3。
(126)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3。
(127)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2。
(128) 《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录，革·太，号538—5。
(129)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3。
(130)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13。
(131)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2—13。
(132)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133) 《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粤西军书》，卷13。
(134) 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71。
(13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