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四次胜利转移
一 突围新圩，转战思旺
（一）新圩突围之军事意图考证
1．史学界流行看法：突围目的是进军永安
1851年9月11日（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深夜，太平军全体将士冒雨由新圩突围，直至9月25日，萧朝贵、罗大纲率军攻克永安，前后转战半个月之久，如果包括洪秀全、杨秀清在蒙江的军事行动，则到10月1日才结束，历时二旬。这是军兴以来第一次长途运动的重大尝试，也是太平军攻克和防御城市的重要开端。史学界对这次突围转移颇为重视，有人认为，洪秀全等在新圩突围前，就成竹在胸，拟订了进军永安的转移计划，并把它作为进军南京这一战略构想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写道：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洪秀全和冯云山、杨秀清等分析研究了敌军的布局、周围地形，拟订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组织秘密突围，由新圩东北五峒山区沿平南思旺山间小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挥师北上，夺取桂林，直捣南京。就是这个英明的决策，挽救了太平军，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88)
2．史料和史实表明，突围转移目的是脱困求生
我们对这一论断持有不同看法。
这种说法言之凿凿，似乎新圩突围前，洪秀全等真的开会分析研究，提出了突围北上，夺取桂林，直捣南京的作战方案。但作者却未提出这个方案的任何史料依据，而且从现有的史料中，也找不出洪秀全等在新圩研拟过这个方案的任何记载。
要想澄清和阐明太平天国初期战争史上的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充分占有比较完全的第一手史料，如实弄清太平军突围转战的全部战争进程，而且要准确地把握作战双方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战事态势，展开分阶段的动态考察。这样，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判断洪秀全等在突围转移中不时变动的军事意图。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从新圩突围到占领思旺的第一个转移历程。据赛尚阿奏称：
该匪被困新圩，盐粮将尽。初扎竹簰，本欲由南渌、石嘴潜往贵县、玉林等处勾结，因沿河防御甚严，十四日（9月9日），又被官兵击败。十六日（9月11日）夜戌刻时分，放火烧新圩一带村舍。四更拥众由大简翻山，路历陈村、罗村、刘村，奔向鹏化、花洲一路。
十八日（9月13日），巴清德、向荣探，贼由石门出至思旺。(89)
《桂平县志》在抄录了上引赛尚阿折文后，加上一段“按语”：
水枧头濒江西，有深沟，为洪军入鹏化要路。团练垒为堡，官军协守之。洪军将北进，乃于某日先破此垒，时人不之虑也。当洪军之复入新圩也，西则向军驻古林某岭，以扼象、武之路。北则长军、王军驻王举、岩龙、古城，以拒平南鹏化及象州之路。南则乌军驻思盘，县勇驻南渌，以扼浔州之路。东则张军驻四面塘，某军驻鹅山瓮窑，以扼大黄江、思旺之路。部署不可谓不密也。洪军乃日夕拆民庐舍桁柱编筏，佯为渡江之势。乌军移营白易，为敌所扑，弗克垒，遂驻瓮窑，以遏其东窜。至中秋后一夕，洪军潜乘月色，自水枧头渡江登上窑，逾百步顶，下马鬃界，至鹏化，径僻人稀，官军不及防，遂遁。其地距王举、岩龙、古城皆不远。官军闻洪军北进，至息鼓灭火而不敢议其后者。洪军由鹏化出思旺。(90)
李秀成说：“那在新圩之困，清将向提台及张敬修之困我也。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困，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出到思旺、思回。”(91)
上述史料都未提出太平军在新圩突围时，制订了进军永安的军事计划，遑论进军桂林、南京。可是《平桂纪略》则肯定了这一计划。该书声称：
贼败于新圩，谋暗袭永安，佯于江边造筏欲渡，以惑官军。潜于七月（误，应作八月——引者）十六日夜，由大简逾岭至花洲。平南县知县倪涛率练勇守独峰口，众寡不敌，退冷水，贼入思旺。(92)
《平桂纪略》由刘长佑主纂，成书于1889年，所载不属第一手史料。从赛尚阿折中，我们没有看到太平军有暗袭永安之谋，此论断乃《平桂纪略》撰者主观臆断，可能把太平军后来占领永安的史实追叙为事前的计划。天王诏旨证明，太平军突围的原因是“无盐、多伤病”，并不是为了实现进军永安、桂林、南京的宏伟战略规划。再说，《平桂纪略》所载进军路线比较含混，与奏折不尽吻合，而且突围时间也讹错一个月。可见，《平桂纪略》既摘抄了赛尚阿折，又加上撰者主观判断，不能据为信史立论。
我们认为，由于物质困难，伤病较多，早在8月15日，洪秀全即下诏转移。第二天，实施了第一步，撤出紫荆，暂于新圩相持，等待时机，再行第二步，目的在于获得补给和休整，当时还未确定最终的转移地点。9月11日的新圩突围应该看作是上次撤出紫荆行动的继续和完成。
9月上旬，新圩一隅实难支撑持久的战争负荷，清军四面围困，蚕食进犯，突围转移势在必行。但方向、路线的选择是一个关系转移成败的重要战术环节。两万名将士、家属的安危，太平天国的前途命运，都系结在洪秀全等领导人的肩上，他们不能不谨慎耐心，反复侦察准备，力求稳妥和出敌意外。为此，从8月16日后，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总是在敌人包围圈上寻找薄弱环节，选择突围方向和转移路线。由于他们本来没有确立过一个固定、长远的战略方向，根据前三次突围经验，他们的选择原则是避实就虚，以减少运动途次的军事阻力，尽速撤出包围圈，转移至敌人内线休整与补给。
（二）太平军突围实录
1．清方合围新圩的军事部署
前几次失败的教训使赛尚阿、咸丰帝非常重视防堵措施，钦臣的历次奏报，皇帝的道道上谕都警惕太平军的转移行动。可是，太平军动向不定，虚虚实实，前线将领禀报莫衷一是，弄得赛尚阿大伤脑筋。开始韦昌辉南进机动，被认为进军浔州；继之，向荣判断由大樟北上，乃增兵添防；而后又担心东北交通线的安全，上谕称：“据探访，逆首韦正等冀图窜越鹏化。该处七十余村，屯积颇有，且与胡以洸等花洲旧巢毗连。”(93)要求严密堵截。太平军突围前夕，赛尚阿奏称：
叠经擒获贼匪研讯，皆供称：现在拆取房屋竹木，扎造簰筏，冀由石嘴渡江南窜。是以南路水勇拨船防堵，并派委员陈瀚督饬，在石嘴一带巡逻，复经乌兰泰分派各路兵勇严为堵截。……其东北鹏化一路为贼旧巢，前以令李瑞、王梦麟带兵勇二千，在古城坳埋伏，经文岱带兵一千名在邓塘水埋伏，并平南练勇二千有余，复经乌兰泰拨兵勇前往接应。其鹏化里内七十余村，已饬倪涛谆饬居民将积谷搬移。奴才赛尚阿亲晤该处绅士，面加激劝，发给子药口粮，咸知鼓舞。山内瑶勇亦已切志同仇，即使新圩骤难攻破，该匪粮尽思逃，石嘴、大黄江一带，处处埋伏，断难飞越。而鹏化一路业经密为布置，正该匪网罗之所。现在日日进攻，若能直捣巢穴，自可指日荡平。否则逼使窜出，我兵前伏后追，较之困围死斗，尤易为力。(94)
可见，太平军扬言南渡浔江，进军贵县，并没有使赛尚阿忽视和削弱东北的防堵，他甚至认为鹏化一路是太平军的“网罗之所”，以为在运动中更易于歼灭这支农民武装。就在太平军突围的消息获悉，钦臣还大言不惭地吹嘘：“新圩贼匪为前后各路官兵攻逼已极，于十六日戌刻，纷纷扒越新圩后之高岭思窜，驻平南团练及东勇横截冲杀，我兵追及，四面围攻，昼夜轰击，似较围困新圩，更大可得手。”(95)他等待太平军在鹏化山区这个网罗里覆灭。一些学者认为，清军上了太平军南渡这个假情报的当，放松了北线的防堵，以致为太平军所乘。这种说法看来不符史实。
从清军部署分析，赛尚阿意欲作为网罗的鹏化一线防堵比较薄弱。西线向荣8000人，东南线（包括水勇）1万人，东北鹏化只有4000人。可知其他各线都能纵深配置兵力，而东北只能重点配置兵力，平南、瑶族团练作为第二线兵力是不堪一击的。李瑞、王梦麟、经文岱长期防堵警戒，很少参战，部队闲置驻扎，麻痹安逸，日渐放松戒备。一旦太平军精锐的前卫军突出，庞大的中路军拥上，这第一线防堵清军将会丧胆落魄，不敢堵截。赛尚阿事后追查责任，参劾说：“李瑞、王梦麟带兵驻扎古城坳，为贼所必经之路，任其兔脱；经文岱在邓塘水，……只见贼满山，不敢抵敌。”(96)正如县志揭露：这些第一线防堵“官军闻洪军北进，至息鼓灭火而不敢议其后者”。赛尚阿恃为主力的黔、滇兵如此胆怯，一仗未接，放走太平军，实在出于意外。仅只平南团练在独峰口拦截，旋即击溃，逃至冷水冲，依附乌兰泰追击。可见，太平军由新圩突围，至占领思旺，没有遇到什么堵截，实是一路顺畅。赛尚阿初入广西，指责李星沅、周天爵，不事防堵，“屡言贼势穷蹙”，实际是太平军从容转移。曾几何时，他也重复前任的话头说：“奴才自到粤西，迄今三月有余，所调兵勇不为不多。乃逆匪虽见穷奔，仍复数有万计。自新圩围困，功在垂成，竟以连次阴雨，移营未就，及该匪焚巢窜越。……乃兵将总不齐心，致尾追不甚得力。”(97)这段自白拆穿了以往的不惭大言。
2．洪秀全等精心筹划和实施突围计划
洪秀全等为转移作了精心安排。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掩护真正突围方向。县志说，太平军行动之前某日，即袭破水枧头敌堡，控制了北上门户。但清军未予重视，而被拆房扎簰南进的现象所迷惑，虽然未忽视北路，也未特别加强鹏化的防御。太平军把时间定在中秋后的一天，选择一个阴雨天气，又有昏茫的月色可辨路径。由于堵截不力，太平军前卫军迅克思旺，这是第一个转移地点，全军逐步向这一重要交通枢纽集结。太平军的主要劲敌是追击的清军，洪秀全等配置了强大的后卫军。
清军各将对太平军的突围行动茫无所知。前路乌兰泰第二天方才觉察，连忙“知会各路严防佛子岭、登高庙、胡村三处”。岂知太平军早已越过鹏化隘口，知会不过是马后炮。他又令李能臣、张敬修，刻即追击。
首先，“刘长清带川兵赴莫村、新圩搜捕后，赶由登高庙入（鹏化）山”。无非杀良冒功，洗劫一番。
李能臣、王锦绣，“令东勇跟追”，自己又带滇兵二洗新圩，拾些川兵遗下的财货，而后，“将新圩烧毁”。张敬修追至新罗，遭到太平军一支后卫军的阻截，不敢前进，顿兵相持。李能臣赶到增援，太平军撤走。清军“追至山脚”，太平军“在山上放枪炮、擂石”，又成相持战局。清军只好绕道追击，挨到半夜亥刻，张敬修摸到水枧村前，忽然太平军“呐喊而来”，东勇连忙“开炮截攻”，太平军游击一番退走，清军好不容易绕行20余里，再度逼近新罗村。知州冯玉衡向村里太平军发动攻击，太平军抵抗一番又撤，张敬修、冯玉衡追击，天黑阴雨，“山径崎岖，张敬修树挂坠马伤足”，只好在新罗村驻扎，忙了一天一夜，还是在原地盘桓。
乌兰泰与张敬修、李能臣情况类似。他带兵1500名，“日出时至黄茅界”，发现该处有溃败壮练300人，获悉太平军五更至平山，“将练勇营盘夺占”。乌军“遂赶至平山，见三处营盘”，太平军的一支后卫军已经设防，扼住山口。将士发现清军“将至山口”，开炮轰击，清军还击，看到“前面路已挖断”，只好撤回岭上炮战。太平军出动小部队沿山脚由东而北诱敌，清军追击，村中突出五六百太平军截击清军，形势危急，乌兰泰令后队侧击，太平军撤回。乌兰泰企图“由西边小路鱼贯而下，绕过山头，路又挖断”。数十名太平军伏击清军。乌兰泰迂回又未得逞，恼羞成怒，“因用大炮向村轰打”。太平军“退出山顶，南北分走”，乌兰泰无计可施。其时，太平军已暗遣一支人马抄袭乌军后路黄茅界，“壮勇惊走出山”。乌兰泰惊恐不安，即将接应后路兵撤回黄茅，令开隆阿负责后方安全，又调秦定三在登高庙接应。乌兰泰赶回平山指挥前路，太平军仍相拒如故。忙到酉正，“官兵饥乏已极，只可在黄茅界、登高庙一带分扎”。
王锦绣洗劫新圩后，“辰时至罗碧村”烧杀，报称“击毙男妇二百余人”。经文岱“自古狼渡河，见匪旗数十杆，匪党满山，仅带黔兵千名，未能接敌”，居然不放一枪，恐惧之状可见。平南令倪涛在独峰山防堵，团练被太平军前卫军冲击而溃散，逃到冷水冲，与乌兰泰会合，参加尾追。
向荣、巴清德实施平行追击，避免和太平军后卫军纠缠，“连夜拔营至佛子扎营”，没有发生战事。(98)
（三）胜利突围评议
史实表明，太平军突围转移的战术有了新的发展，部署强大的后卫军，在山区利用村圩、隘口、山岭及熟悉的道路，分散游击拖住追击的清军，迟滞其追击速度，以赢得时间，使前、中路部队胜利转移，进军思旺。这种战术效果显著，乌兰泰、张敬修、李能臣、王锦绣、经文岱等1万余名大军在新圩东北山区兜了一天圈子，寸步未进，到处挨打，无法完成追击任务。
太平军突围的胜利原因，还在于军队素质比较优秀，很多将士为当地农民，地形、道路熟悉，群众基础扎实，是时，天雨路险，泥泞难行，又值夜半，行军作战艰难异常，但却正是太平军突围的最好时机。如果缺乏优秀的政治军事素质，要想迅速行军，阻滞追击是非常困难的。相反，李瑞等扎在要隘，不敢堵截；同样的要隘在太平军手里，则使追击清军难以逾越。两军之间严重的精神差距，是赛尚阿不能预料的。
二 官村岭大捷
（一）太平军售结思旺休整，清军追击迟钝
攻克思旺后，太平军冒雨集结这一地区补给休整，后卫军则继续小股分散游击，弄得各路追击清军紧张不安，加之天雨，遂按兵不动。赛尚阿奏载：
十八日（9月13日），巴清德、向荣探，贼由石门出至思旺，会商移营横岭，迎头拦截。适大雨如注，不能前进。乌兰泰辰刻又到平山口探，营盘村有贼，催兵前进。该匪七八百人由村内拥出，我兵力击，该匪败回。因将道路填起，鱼贯下山。匪来攻扑，我兵击退，追六七里，杀贼四五十名。忽见风门坳贼五六百，向我军放炮，官兵扎住平山，乌兰泰两日杀贼约三百余名。……旋遇大雨，王锦绣等是日杀毙贼匪数十人。经文岱是日黎明，带兵追截，遇贼数百正在过河，官兵枪炮毙贼二十余人。……我兵追至大旗岭，山势陡险，后无接应，即于风门坳分兵驻守。
十九日（9月14日），大雨竟日连夜，倾盆不止，山水下注，河不能涉。(99)
看来，太平军游击战机警灵活。后卫军乘向荣东进追击，复据风门坳及周围村圩，威胁清军后方。乌兰泰等腹背皆遭游击，被缠在平山、风门坳一带，不能追击，再被拖住一天。14日，日夜大雨，清军顿兵。太平军争得时间，得到两天补给休整，为官村岭战役准备了生力军。向荣看到太平军已进思旺，判断可能进军平南，决定驰往横岭，扼住太平军南下交通线。不过，天雨未行，仍呆在佛子岭。
值得重视的是，9月14日，洪秀全在“舟中”发布了一道诏旨，教导全军说：
众兵将千祈遵天令，不得再逆。朕实情谕尔，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尔若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众兵将千祈醒醒，再逆者莫怪。(100)
诏旨意在整饬军纪军令。太平军虽有较好的政治素质，但经过长时间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与紧张的突围转移，部队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连续冒雨行军作战，疲劳饥乏可以想象。有些人不守军纪，违犯军令，贪生怕死，贪安怕苦，难以避免。当大军集结思旺，必然存在某些混乱散漫的不良现象，亟需加以整肃，重申军纪军令，以适应即将面临的战争考验与继续进军。洪秀全还是用宗教的因果报应说教为理论依据，号召将士不怕死，不畏苦，严守军纪，服从军令，用新的精神状态迎接未来的战斗。无疑，这为官村岭战役的胜利，及以后的长途转移准备了有利的精神因素。
（二）官村岭大捷，向荣堵截
根据原定计划，9月15日向荣、巴清德“欲移横岭”，前队渡过思旺水后，发现横岭“并非堵截平南要路”，通过调查，“离思旺六七里之官村庙地方可以扎营”(101)“将扎营，有一平南秀才禀称：前面官村岭，距思旺二里许，俯瞰思旺圩”，正当太平军赴平南之路，“其地可以扎营”(102)。向荣因新圩连破要塞，追击时没有与太平军纠缠，骄横嚣张，自以为扼住了太平军的交通线，“意将一鼓而悉歼之”(103)。遂从秀才之见，既不顾部队长途行军的饥疲，又与西岸的乌兰泰相距过远，孤军扼堵于太平军兵锋之前。向荣刚愎自用，“又不用土人向导”，冒然陈兵官村庙至官村岭一线。(104)岂知天公又不作美，“讵阴云骤合，大雨盆倾，火药皆湿”，而且军行急速，后勤供应跟不上，“锅帐器械，因泥淖亦未到齐”。向荣只好暂停筑营，“兵役并无雨具，营盘未立”(105)。由于大雨，后续部队不能前进。太平军前卫和中路军13日即陆续进驻思旺，已经休整两天，后卫军“方入思旺圩”，(106)控制思旺、思回一线。雨刚停，萧朝贵、冯云山指挥三四千人，分三股扑来。清军因火药、火绳淋湿，又没有构筑阵地隐蔽，枪炮形同废物。三路太平军猛攻官村岭，向荣督军仓促应战，势渐不支，伤亡惨重。“忽从松林内冲出一股”太平军，“约七八百人，蜂拥而来”，欲抄官村岭后路，切断清军退却线。向荣“即拨广西、安徽官兵及潮勇数百，由岭后压下”。太平军军势大振，前后夹攻。楚兵首先溃逃，窜入官村庙向荣营地。太平军“乘势赶来”，猛烈追击，踏破数十座尚未完工的清军营盘。刚解到的部分军械、辎重悉为太平军夺获。岭上清军形势危急，正面太平军分遣队伍，“复从左面山梁抄广西、安徽、潮勇之后”。清军突然遭到数路夹攻，全线溃败，向荣亲率先溃楚兵前往接应，收集溃兵，且战且退，遁入平南县城。太平军又由间道截获途中解运的辎重，歼灭残敌，大获全胜。(107)
（三）乌兰泰遭遇阻击，未能策应向荣
再看乌兰泰等部的动向。
9月15日，太平军后卫军结束游击阻滞行动，且战且撤，向思旺集结。乌兰泰紧逼追击，从后路逼近思旺。赛尚阿奏云：
二十日（9月15日）辰刻，雨势少止。乌兰泰拔营前进，探该匪尚有三四成在山内，一路进剿，擒斩甚多。申刻进至龙街地方，又遇大雨。张敬修由下窑移营平南之得胜桥，探得贼匪由思旺逃窜，欲至藤县地方，亦因大雨难追。(108)
当向荣欲进扎官村岭时，立即派员通报乌兰泰，请他派兵接应。乌兰泰即派秦定三率部支援，但是，“秦军在山峡中为贼所阻，不果至”(109)致使向荣孤军溃败。
王拯评论说：此役，向荣“以屡战屡捷、锐气方张之兵，一挫几于全覆。此又事机之一大可惜者也”(110)。
丁守存证实，向荣所部“锅帐、军械、辎重皆为贼有，各将帅仅以身免。贼乃益肆鸱张，各处会匪又叠起接应，此乃成败之一大转关也”(111)。史实表明，官村岭之战对清军打击之沉重，显然是一次战略会战，太平军胜利扭转了新圩以来的被动战局。清军究竟伤亡多少，奏报未加明载，诸家记载也未提供数据，王拯、丁守存都说“一挫几乎全覆”，“将帅仅以身免”，可见伤亡之惨重。但向军并未全部集结，而且救出不少官兵，从战役过程看，太平军打的是击溃战，不是歼灭战，向荣部分主力虽被歼灭，但大部人马犹存，只是军资几乎丧失殆尽。
（四）会战史事考证
许多史家看到官村之战，误以为战场在官村圩内。其实不在圩中，而在圩北的官村庙、官村岭。查官村系平南城北一大圩集，店铺民房颇多。如果清军真的驻扎圩中，就不会让大雨淋湿火药，也不会不住民房任凭雨淋，而且各种史料皆无圩镇巷战的记载。可见这一战应称官村岭战役，才算名实相符。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记录了几条口碑，肯定官村岭之战爆发时，乌兰泰抵达官村西北之莫村（属平南），对向荣惨败作壁上观。嗣后，太平军乘胜进攻莫村，又大败乌兰泰，云云。(112)《金田起义》等以口碑为据，写了太平军全歼向荣军，重创乌兰泰军的激战情节。(113)可是，第一手史料清楚载明，乌兰泰驻龙街，未至莫村，他派了秦定三接应，因为受阻截未能进入官村岭战场。乌兰泰根本没有与太平军会战。所谓莫村之战，实系不确。
（五）官村岭大捷评议
1．向荣孤军堵截，太平军以逸待劳
正如向荣供认，“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114)。官村岭战役是金田起义以来，他所遭到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自从返回新圩战场，向荣连破要塞，攻陷紫荆山区，一直在西线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严重威胁太平军的生存。追击时，他狡计多端，摆脱太平军的游击，实施平行追击，堵截太平军的前路，这是比较高明的追击战术。但这位悍将贪功心切，想一口吞掉太平军，以致孤军冒进。太平军看出了向荣的严重弱点，发起会战，终于使向荣丧师而失去追击者具有的精神与物质优势。虽然太平军战略方向不定，但南线平南、藤县等富庶的沿江地区对洪秀全等有强烈的吸引力，向荣的判断力比较敏锐。如果他能谨慎严密，与乌兰泰相互策应，两军不宜拉大距离，这将使太平军在思旺陷入前后清军的包围中，向、乌发动会攻将会取得较好效果。向荣欲一人见功，两次修改驻屯地点，距离乌军较远，阻隔山岭涧谷，实难及时得到增援。这一支孤军，饥疲遭雨，正是太平军打击的极好机会。萧朝贵、冯云山战役指挥正确，除了正面进攻外，抓住了翼侧迂回，切断退却线，引起清军惊慌混乱，乘势前后夹攻，夺取军资，武装和充实自己。向荣头脑还算镇定，迅速收集溃兵，组织反击援救，总算保住部分兵力，保障了平南的安全。
2．前线战局的转折点
这一战役是赛尚阿督师以来，整个战局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向荣丧失元气，遭败气馁，加之病疾，顿兵平南，连旬不追，太平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取得战场主动权，转移战局为之一新。而且士气高涨，不畏艰辛，使转移运动具备了有利的精神因素。
官村岭的惨败暴露和凸显了向荣与乌兰泰的矛盾。他们在中平、新圩配合基本默契，并未发生大的冲突，多次会攻，互相策应，未见公开拆台。王拯说：向荣密陈赛尚阿，督饬乌兰泰逼近移营，迁延半月。“向、乌之隙，由此遂起。”不符史实，乌兰泰并未有意迁延支吾，而在向荣策应下，努力移营逼近，均未成功。相反，向荣移营，乌兰泰也支援，甚至抱病出敌。龙启瑞称：“向以精兵五路入夺山隘，径从风门坳出，与新圩各营相去不数里。诸帅忌向有功，莫肯策应，终不能克。”(115)这也是虚捏之词。向荣出风门坳后，历次攻势，乌军皆应约策应配合，有赛尚阿奏报为证。这些贬乌的不实之词，乃后来向、乌关系恶化后，向荣在永安大营告诉王拯、桂林城中向龙启瑞吹风所致。这两位文人信以为真，错怪了乌兰泰。实际上，在新圩，向荣与巴清德，乌兰泰与达洪阿，这两对矛盾比较剧烈，向、乌二人反而有点同病相怜，分别各有对手倾轧，他们不宜再闹分裂。
官村岭向荣丧师，迁怒于乌兰泰未能出力援救，使他丢尽了颜面。从此长期怠战迁延，不赴前线，进而有意报复，拆乌兰泰的台。乌兰泰以牙还牙，寸步不让，清军内部演出了向、乌争斗的闹剧。赛尚阿导演拙劣，幕僚、镇将相继卷入，导致了清军阵营的严重分裂，对未来战局发展产生了恶烈影响。
赛尚阿原来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聚歼太平军于运动中的迷梦彻底破灭了，他开始陷入与李星沅、周天爵相似的困境，面对着悍将冗兵的剧烈倾轧、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束手无策，他像在一条漫长的隧道中摸索，既看不见光亮，又摸不到尽头。
三 由思旺到永安
（一）官村岭大捷后太平军战略方向质疑
1．学界的说法：进军永安
官村岭大捷后，太平军的动向如何？洪秀全等究竟怎样从思旺进军永安？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太平军在战后，即由思旺转移至大旺，而后分水陆两路进军永安。陆路先到克城，水路因绕道而迟到。除了进向永安外，洪秀全等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向。就是说，官村岭战役后，他们确定了进军永安的计划。这种说法的根据来自《李秀成自述》。李秀成写道：
（官村岭战役获胜），然后出关，由八筒（峒）水而到大旺圩，分水旱上永安州。……至天王由思旺到，到大黄（旺）圩，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经过。大黎处所，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西王带）旱路兵由大黎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一路由大黎上永安。(116)
《自述》表明，李秀成只是追忆了太平军已成事实的进军路线，而且集中叙述了他刚参加的陆路部队的行程，至于洪秀全等的运动历程则语焉不详，且有讹错。从上引史料中，我们得不出洪秀全在思旺拟就进军永安计划的判断，李秀成没有肯定有这个计划，史学界所持的说法与论据并不统一。
2．笔者之质疑
我们认为，必须厘清洪秀全这支部队的转战行程，才能实事求是地确定太平军在官村岭战役后的动向。单靠《李秀成自述》显然不能全面客观地作出正确判断。
据赛尚阿肯定，太平军突围时有万余人。萧朝贵所统陆路3000余人（包括部分家属），那么洪秀全这一路当有7000人以上，是萧部的两倍。李秀成说，这是水路兵并不确切，如果他们都乘船，至少需六七百艘，太平军当然没有这么多的船只，大同江、蒙江只通小舟。这路太平军至少有5000人必须在河岸陆行，洪秀全等领袖、老幼伤病则乘舟行动。可见，这支部队是太平军的主力，他们的进军方向和意图必须认真加以考察，否则，作出太平军进军意图的判断都不能不失之片面。可惜，史学界只重于萧朝贵部的记述，恰恰忽视了洪秀全所统主力军的动态考察，这不能不影响其结论的科学价值。
（二）太平军转移行程实录
1．官村岭大捷后，太平军二次分兵，南北运动
首先，考察官村岭战役后两军的态势。赛尚阿说：
二十一日（9月16日），乌兰泰催兵冒雨前进，至尖石顶大山，二十余里至马头山口，道路愈窄，遥见四处火起，随令屯兵扒上左右两岭，黔兵从中直出，该匪五六百，见我兵上山，俱逃回思旺。我兵先搜附近各村，即至龙门驻扎。……李瑞拔营扎佛子岭，闻思旺地方曾经入会者数百人，跟随入伙。二十一日（9月17日）夜，由路三里、佛子村逃窜，从八洞到大同里之大旺圩，各路官兵跟踪追剿。嗣又连日据探禀，贼匪到界水地方。平南、藤县团练先后在水冲内埋伏，贼匪一到，团练由两边山口攻击。贼匪败走，退回大合水地方屯驻，离平南县十七八里。……现在乌兰泰、秦定三、张敬修及湖北兵、四川、香山勇屯扎平岭，离贼巢七八里。其余各镇弁兵扎营思旺。巴清德、向荣暂扎平南大将桥一带，因无锅帐，搭盖草棚暂行栖止，以堵平南要路。闻匪有由思旺直窜和平圩等处之信。(117)
乌兰泰自二十二日（9月17日）拔营至大禾岭，二十三日（18日）至花禄岭，于麻油坪地方追及贼之后队。贼见兵至，飞奔前窜。探知贼匪前队，盘踞大旺圩一带，另一股分往南行。此间路径分歧，可通藤县、永安，奈粮运不继，夫役逃散，炮械子药均未运到。(118)
奏报表明，官村岭战役后，太平军分南、北两个方向运动。北路于9月17日夜，“由路三里，佛子村逃窜，从八洞到大同里之大旺圩”，这正与李秀成说法一致。不过，李秀成说全军都由这条路线转移大旺，与奏折所载不符。部分太平军还向南路运动，先至界水，遭平南、藤县团练伏击，退回大合水，距平南城十七八里。清军一分为四：乌兰泰扎平岭，监视南路太平军动向；李能臣、刘长清等据思旺，接应南北两路；李瑞追击北路太平军；向荣扎大将桥，堵守平南。看来，清军主力大部用来对付南路，恰恰忽视了北路太平军的运动。当清军获悉太平军将“直窜和平圩”的情报后，更加重视南路的追击。乌兰泰由平岭，经大禾岭、花禄岭，18日终于在麻油坪追上南路太平军。但又发现北路太平军由思旺北向八峒、大旺，并由大旺分兵南北两路，北路向大黎进军，南路沿大同江南进，与原大合水的南路太平军会师，向蒙江进军，声势颇大。此路部队水陆并进，由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指挥，进军甚为迅速。
2．太平军三处集结，主力在南线
继之，考察太平军第二次南、北分兵后的军事活动。乌兰泰“二十四日（9月19日）接巴清德、向荣信，欲令刘长清带川兵二千，同署镇松安前赴修仁、荔浦一带堵截。乌兰泰尚恐兵单，因令李能臣之兵同往，探知该匪前路，已窜至藤县之太平圩，乌兰泰因由山内绕路迎截。二十八日（9月23日）拔营，访询居民，知有翻山小路可通永安，随路开凿，行七十余里，至谷田驻扎”(119)。看来，向荣是第一个对太平军北上引起警惕的人。他深知通往桂林交通线的空虚，9月19日，遂与乌兰泰函议，派刘长清、李能臣督所部3000余人“前赴修仁、荔浦一带堵截”。乌兰泰则在太平圩一线“由山内绕路迎截”南路太平军。四天后，9月23日，他也担心永安危急，决定弃南进北，由山间僻径，火速北援。
张敬修奉命在大旺圩追击北路太平军。“该署道带勇追捕，山高路小，村舍荒凉，所经皆贼过之区。（9月23日）酉刻，抵华锦村，探知该匪屯聚大黎，距华锦十数里。……旋据探报，该匪分股各一二千人，逃窜三江口及藤县属之太平圩，余匪及首逆等三四千人，已先由大黎入永安州境，仍有留大黎者。二十九日（24日）辰刻，复报该匪纷纷他适，即出队往追。”(120)
张其瀚证实：“逆匪分作三起：一在距平南百里之大黎水，一在距大黎水九十里之溶树江口，一在距榕树江口三十里之太平圩。每起约众千余，妇女老弱不在其数。”(121)
可见，太平军南北分兵运动后，沿蒙江至大黎里形成三大军事集团。北路军在大黎里除留守部分兵力驻防外，萧朝贵、罗大纲率军进向永安。南路部队在太平圩、榕树江口集结，企图继续向南发展。“又据张其瀚禀：逆匪由大旺圩窜至藤县之大黎里，有分股从太平圩由蒙江渡河之信。倪涛督饬壮练团总，于八月二十八日（9月23日）午刻追至上坡村地方，见有装载器械贼船三十余只，沿河贼匪千余，随即开放鸟枪，匪亦放炮抵拒。交战时许，……该匪势怯败走，壮练追杀。……适藤县三江口团练截击，余匪弃船由六禾洞逃逸。”(122)洪秀全欲由蒙江进至浔江的南进意图受到平南、藤县团练的游击干扰，进展不畅。9月25日，萧朝贵攻破永安州城。同一天，巴清德起程，“由平南至太平圩，向荣亦于是日起程，由平南至蒙江”。(123)洪秀全更加难以实现南进意图。正如赛尚阿判断：“奴才查此股贼匪本系分作三路窜扰，其蒙江一路，已为倪涛、张鹏万带领壮练，击沉船只，连日越境追杀，全行窜回永安。”(124)洪秀全接到攻克永安的捷报，加之南进困难重重，遂决定弃南就北，10月1日，进入永安城。
赛尚阿事后对太平军从新圩至永安的转战作了一番总结，说：
该逆始窜平南，既为鹏化团练所扼，又为乌兰泰尾随，从山内攻出，不得遂其回窜花洲旧巢踞守之谋。巴清德、向荣失利后，扎住离平南数里大将桥，又不得遂其经由平南浮江东下之意，因分股从山僻小路出至永安州境。(125)
总结说明：1．太平军自新圩突围，没有什么重大战略发展计划，只是想进入鹏化山区，据守花洲，补给休整。2．官村岭战役后，太平军有“经由平南浮江东下之意”，因向荣阻扼未逞。3．太平军北进大旺，分兵南北运动。北路屯大黎，后由天地会向导，乘虚攻克永安。南路沿大同江、蒙江，企图由太平圩、和平圩，出蒙江进至浔江发展，如果可能还想东进广东。
3．奔袭永安是临时决策的战术性机动，不是既定的战略方向
南北两路战事实践表明，大旺分兵时，太平军并无进取永安的既定计划，攻取永安乃是清军主力集中南路、永安空虚、天地会向导及罗大纲、范连得熟悉交通、地形等诸种有利因素合成而临时产生的决策。这一决策带有较大的偶然性，而决策的成功实施也有若干有利条件。主要是南路太平军的积极运动，活跃于两江之间的广阔地区，迫使清军集中兵力追堵，从而掩护了北路军出敌意外的奔袭。
有人或许以为，南路军不过是战术机动，目的是佯为南进，牵制清军主力，掩护北路军奔袭永安。这种倒果为因的见解值得探讨。南路军兵力颇多，超过北路，洪、杨、冯及总部都在军中，一直有计划地南进，与清军大部主力周旋，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不能认为是战术机动，恰恰相反，它有着一定的战略发展意图，属于战略机动的军事范畴。而奔袭永安倒不是原定的战略决策，实在是一次临时决定的机动，战术性较强。南路的战略运动失败了，最终放弃，而并入北路。我们不能以成败的结果去推论动机，把失败的南进贬低为战术牵制，胜利的北克永安抬高为既定战略决策，这样的结论并不科学。
（三）长途转移运动评议
新圩突围，转移永安无疑是正确的军事行动，它使太平天国运动和军队由极端困难的境况里解脱出来，原来被动的战局出现了生机。太平军获得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而清军的围剿战略再次遭到破产。由于不适应太平军的运动转移，清军失去统一的战略指挥，各部陷入混乱和失误的泥淖，丢掉了战场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的运动战术有了重大进展，而且第一次实施了较大距离的全军转移。洪秀全等尽管没有事先确定固定的战略方向，但在战术环节上谨慎细密，使敌人无隙可乘，并且造成错误判断。而且不失时机地发动会战和发展。官村岭大捷就是运动中组织主力会战，击溃清军，俘获军资的成功战例，这是初期战争史上的重要战役，它促成了战场主动权的转移，太平军乘胜在大同江、蒙江、大黎、永安的广阔地域南北驰骋，并且攻克永安，显示这支农民武装的英勇和智慧。正是在这次转移中，太平军学会了分兵运动发展、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乘虚奔袭攻坚等战术，对未来运动与攻坚战术的定型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
正因为是第一次长途运动，战略战术缺陷在所难免。主要问题是胆略不够，缺乏自信，不敢把战略重点放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当时，清军追击，各部自行其事，分散追堵，太平军可以相对集中兵力逐个歼击。设想若能再来二三个官村岭会战，清军将一蹶难振，太平军定会立足广西，纵横自如，别开一番战局。洪秀全等重在避实就虚，着眼于补给和运动避敌，因此，一遇清军、团练顽抗，稍有挫折，即勒兵不进，改变运动方向，这样，助长清军气焰，使自己疲于运动，得不偿失。太平军官村岭胜利后，若能进向平南，那么，理当乘胜再给丧胆失魄的向荣又一次新的打击，即可打通交通线，直薄城下。又如南路太平军途次屡遭团练阻击，如果集中部分兵力，各个歼灭之，发展形势将会更好，损失也可减少。
关于太平军从新圩到永安的转战日程及两军逐日态势，拟表附后，以供检索：
(1)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31—15。
(2) 《赛尚阿奏》，《方略》卷6，页8。
(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296。
(4) 《金田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99。
(5)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6) 《徐广缙片》，军录，革·太，号563—1。
(7) 《周天爵奏》，军录，革·太，号563—2。
(8)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32—9。
(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10) 《赛尚阿奏》，《方略》卷6，页8。
(11)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31—15。
(12)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31—16。
(13)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2。
(1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1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1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1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1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1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2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2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4。
(22) 姚莹《与达都统》，《中复堂遗稿》卷5，页4。
(23)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3。
(24) 姚莹《与达都统》，《中复堂遗稿》卷5，页5。
(2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2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27)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4。
(28)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3。
(29)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0—61。
(30) 《李进富供词》，英国公共档案馆，F．O．931/1041。
(3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32) 佚名《浔志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3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34)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4。
(3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00。
(36)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5。
(37)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5。
(3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3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40)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6。
(41)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6。
(42)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5。
(43)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0。
(4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45) 姚莹《复贵州黎平府胡》，《中复堂遗稿》卷5，页7—8。
(46)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2。
(47) 《浔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卷27。
(4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6。
(4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50)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页129—130。
(51) 《贵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7。
(52)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一，1982年中华书局版，页34。
(5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5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5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5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5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58)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2。
(5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60)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6。
(6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6。
(6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6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64)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7。
(65) 《赛尚阿密奏》，军录，革·太，号540—9。
(6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67)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7。
(6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6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70)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7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72)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7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7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75)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2—33。
(7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39—8。
(77) 《咸丰上谕》（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剿捕档。
(78) 姚莹《致江苏巡抚杨》，《中复堂遗稿》，卷5，页8—9。
(79)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1。
(8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88)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105。
(8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90)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33。
(91)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
(92) 《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页9。
(93) 《清文宗实录》卷40，页1—3。
(9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4。
(95)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0—15。
(9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97)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39—10。
(9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9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00)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3。
(10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02)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8。
(103)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1。
(104) 龙启瑞《纪事诗·注》，《浣月山房诗集》卷3，页9—12。
(105)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8。
(106)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8。
(10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0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09)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9。
(110)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1。
(111)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88。
(112)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页164。
(113) 《金田起义》，页107。
(114)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1。
(115) 龙启瑞《纪事诗·注》，《浣月山房诗集》卷3，页9—12。
(116)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3—484。
(11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1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
(11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
(120)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4。
(121)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4。
(12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23)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4。
(12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0—13。
(12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