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太平天国各项建设
一 小天堂口号的提出
（一）洪秀全新颁两通涉及“小天堂”的诏旨
前已述及，1851年8月15日，洪秀全在紫荆山茶地下达的突围诏中，第一次正式向全军提出了小天堂口号，作为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现实斗争目标。但是，当时这个口号还是朦胧与抽象的宗教概念。它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生活内容，也未确定将士在小天堂里应享有的各种待遇，而且缺乏具体的措施，把目前的艰苦战斗与未来小天堂的幸福联系起来。应当说，这时小天堂口号的宗教内容比较强烈，对将士的感召力受到限制。
永安前期，洪秀全不到一个月，连续发出两通诏旨，对小天堂作了新的阐释和规定。
其一，1851年11月7日，《令各军记功记罪诏》曰：
今诏令各军，每场杀妖后，各两司马立即纪录自己管下兵某名头顶遵令向前，则画圆圈，以记其功。某名头顶逆令退缩，则画交叉，以记其罪。中等者免记录。记录册成，两司马执册达卒长，卒长达旅帅，……总制次递达丞相，丞相达军师，军师转奏。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各宜努力自爱。(153)
其二，12月4日，《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曰：
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朕实情谕尔，我等既幸得为天父子女，又幸得为天兄弟妹，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154)
（二）“小天堂”内涵的深化与发展
这两道诏旨互为补充，描述了立功将士在小天堂得享荣光的政治待遇。前一诏旨规定，功勋们在未来小天堂确定待遇厚薄的客观依据，就是将士在历次战斗中的功罪。为此，洪秀全诏令各两司马，每次战后立即按人记录功罪，汇成簿册，逐级上报，直达军师，积累归档。到小天堂后，开档清算，“以定官职高低”。于是，未来小天堂的政治、生活待遇，与现实的艰苦战斗直接联结起来。只有勇敢杀妖，屡建战功，为战争多作贡献，才能获取优厚的封赏。这就激励了将士在战场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后一诏旨确定了小天堂的封赏标准，功勋将士可以获取从军帅到丞相的各级官爵，并享有“累代世袭”的特权。至于这些官爵的等级和待遇，《太平礼制》里已作了详尽苛繁的规定。这样，小天堂不再仅仅是一个朦胧抽象的宗教范畴了，它规定了比较具体和明确的未来待遇标准，凸显出鲜明的政治功利，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刺激作用。众多将士易于理解和接受小天堂口号，使它转化为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物质力量。12月10日，太平军粉碎清军南北大举会攻的辉煌胜利，与这通诏旨的发布似有某种重要联系。也正是这一诏旨，洪秀全又把小天堂与大天堂衔接起来，说功勋将士不仅“在世（小天堂——引者）则威风无比，在天（大天堂）则享福无穷”。可见，永安时期小天堂开始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含义，它是指未来胜利后的天朝朝廷。无疑，比照茶地时期，此时小天堂之内涵有了重要的深化和发展。
上述事实表明，小天堂口号的提出和内涵的逐步深化，有一个演变过程。这是洪秀全等运用宗教武器推动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又一重大创造。这个口号的演变意味着拜上帝教理论在战争形势下的继续发展。将士们这时不再像李秀成那样迷迷蒙蒙而来。他们不只是为谋求个人灵魂的解脱，俾能升入彼岸世界的天堂而敬拜上帝。这些历经战火、锻炼成长的农军将士，投入了推翻清朝，开创人间天堂，追求现实世界幸福的战斗。小天堂成了他们浴血奋战的现实目标。
不能否认，小天堂口号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糟粕。它用官爵刺激将士，鼓动军心，提高士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思想影响，模糊了反封建的斗争方向。它使不少将士把这场农民战争与个人未来的官爵享受联结在一起。一旦小天堂确定，官爵特权兑现，他们将会失去继续奋斗的目标和意志，向封建化方向蜕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通诏旨又是发布在清军大举进犯，太平军准备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时刻。第一旨系清军南北两路11月上旬组织会攻，军情紧急之时；第二旨则是新潮勇、东勇开赴前线，南北清军紧锣密鼓地策划12月10日会攻之前。这并不是偶然巧合。看来，与东乡、茶地时期，小天堂口号的酝酿、提出一样，洪秀全重申这个口号目的在于加强精神动员，用小天堂的理想鼓舞全军官兵士气，转化为粉碎围剿的战斗力量。
从洪秀全的诏旨及敌对双方当时的史料记载考证，在永安时期，小天堂只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含义，尚未确定其地理位置。20余年后，杜文澜撰写《平定粤匪纪略》，杜撰一段故事，并肯定“在永安时，（太平军）言至金陵为登小天堂”。这一说法并无当时史料佐证，显然不能成立。颇多史家以杜说立论，认为太平军在永安确立了进军南京之战略方向，同样缺乏原始材料依据。
二 分封诸王，颁定礼制
（一）分封诸王
清军围困永安以来，虽然兵力不断增加，但战局却无起色。由于赛尚阿与姚莹、乌兰泰发生战略歧见，前线一直处于涣散状态，北军在龙眼塘一线受阻，南军则无力突破水窦、莫家村防线，形成长期相持战局。较之新圩时期，永安城防和外围防线更为广阔，清军兵力虽多，但集中在南北两路，无法密集配置兵勇，四面合围永安。尤其是州城东路的清军防务单薄，难以抽拨兵勇防堵，因而不能有效地防止太平军突围和转移。赛尚阿严令前线将帅“更番叠战”，但各将敷衍搪塞，发动几次南北会攻，只是在太平军防线外围轰击枪炮，报捷过场。
至于洪秀全等囿于单纯防御战略，只图坚守防线，保卫州城安全，却在政权和思想建设上，花费了颇多的时间与精力。长时间的战略相持，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可能在孤城之中筹划建设。前文已经指出，他们具体化了小天堂的政治、宗教内容，给将士带来了新的战斗动力。洪秀全自己早就登基称王，永安州衙成了天王府。他必须给首义领袖们提高现实的政治权益，而且不能像对待一般将士那样，将这种权益放到未来的小天堂里去兑现。故而在首义领袖们的压力下，洪秀全于12月17日给五军主将加封王号，继天王之后，享有王位的光荣和权势。
1．封设五军主将
杨秀清等在洪秀全称天王时，封为五军主将，继封军师。
关于晋封军师的时间，简又文说：“至克永安之前，在茶地，杨升左辅正军师；萧，右弼又正军师；冯，前导副军师；石则如旧。”他的史料依据是《贼情汇纂》卷三，谓：“至茶地皆改为军师。”(155)
一查《贼情汇纂》原文，不对了，该卷写道：“前军长、后军长、右军长、中军长，此贼倡乱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为军帅（着重号系引者所为）。”(156)这里明明写的是“军帅”，不是简又文所说的“军师”，简先生把“帅”字看成“师”字，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无独有偶，赛尚阿在奏报中，把阵亡的太平军军帅周锡能，写成“伪军师周锡能”，也是看错了字。(157)
再说，8月15日，这是洪秀全在茶地的最后一天。16日，他就移驻莫村，从此再也未回茶地了。正是15日，他下诏突围。在突围诏中，明明只写出五军主将的称谓，并没有写军师的职衔。第二天，撤出紫荆山，转移新圩地区。这一史实充分表明，洪秀全根本不可能在茶地加封五军主将为军师。简先生的判断缺乏确凿的史实依据，不能成立。
2．封设军师和×千岁
军师的名目第一次出现在太平天国官书上，乃是11月17日《令各军记功记罪诏》。洪秀全在诏中，要各两司马记录兵士打仗时的功罪，层层上报，“由丞相达军师，军师转奏”。可见，军师是11月17日以前加封的。12月17日封王诏又说：“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看来，军师是在封王前不久授予的。稽之清方档案，10月31日，赛尚阿奏报也提到军师的衔号，他说：
探来之信亦不甚划一。有谓伪太平王系胡以洸，——万岁洪秀全，九千岁冯云山，八千岁罗亚旺，七千岁范连得，六千岁韦正，伪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伪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者。其伪号称为正天命天国，又称天觉。(158)
3．洪秀全妥协，分封诸王
史料表明，入永安后不久，洪秀全即封杨秀清等四人为军师，同时，还给以从九千岁至五千岁的尊呼，只是还未封王。洪秀全显然有些犹豫。其一，他自己是天王，不能称帝，如果再封杨秀清等为王，实在是对自己王权的某种制约。“国无二君”的皇权主义传统使他不能不在名器问题上谨慎决策。其二，封别人王爷，这是封建王朝的“凡间歪例”，不符合拜上帝教的严格规定，“据真论道，（封王）有些冒犯天父”。因此，他封军师，给了九千岁等尊呼，使杨秀清等享有王爷的尊严和待遇，却没封给他们王号。但是，称王不仅对洪秀全，而且对杨秀清等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刺激力。他们当然不满足于军师和相当于王爷待遇的×千岁，而要求正名，给以王号，使得名器相符。严酷的战争环境，杨秀清等身负指挥战事的重大权力，使洪秀全不能不重新考虑原来不宜封王的初衷。他必须依恃这几位首义领袖同心协力地支撑大局，为此，决定让步，“姑从凡间歪例”，宁可“有些冒犯天父”，终于封给杨秀清等王号，使相当于王的×千岁得以正名。永安城里立即修缮衙斋，布置王府，杨秀清等提前享受了小天堂里的权益荣光。
4．封王评议
杨秀清是最实惠的受益者，他获得了节制诸王的显赫权力。东王总理军政，在天王之下驾驭一切，得到洪秀全的正式确认。宗教上，杨秀清继续运用早就为洪秀全承认的代天父发言的特殊权利，隐然凌驾在洪秀全之上。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力潜伏着二元化的危机。不过，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促成了领导集团的统一和团结。首义领袖中，萧朝贵手握重兵，可代天兄发言，与杨秀清联衔发布文告；冯云山是紫荆基地的开拓者，在全军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是杨秀清的传教师，善于处置领导集团内部的问题。萧、冯的地位和权力足可产生某些均衡和缓冲力量，使杨秀清不致过于独断专行，从而危及洪秀全的最高领袖地位。这样，太平天国的中枢领导机构形成了洪秀全为元首、杨秀清执掌军政，萧、冯参与议事决策的局面。
洪秀全从拜上帝教理论与农民革命传统出发，与杨秀清等结为异姓兄弟；从政治上看，彼此又是君臣关系；一旦天父发言，还得认杨秀清为父亲。洪秀全的天王大位正是杨秀清等支持、拥戴的结果。因而，随着杨秀清等实际权力、贡献的增大，他们的职务、封号不断上升，而与洪秀全相距不远了。洪秀全以《周礼》为蓝本。周天子只称王，不称帝；裂土分封诸侯，因而不封王。洪秀全原来也如此效法，而今为情势所使，逾出《周礼》框框，分封诸王，许诺各有管辖地盘，为四方藩属国的统治者，诸王以洪秀全为共主。根据规定，诸王在王府设立自己的军政机构，各殿也有六部，构成各个小朝廷。他们自成系统，握有私兵，削弱了洪秀全的中央权力，易于导致派系冲突。
（二）颁刻《太平礼制》
接着，颁刻了《太平礼制》，明文规定了从天王到两司马的等级和世袭制度。这些各级大小头领及其子女、宗族、姻亲都确定了不同称谓，而且累代世袭，等级森严，礼节繁苛，带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因素。这样，从未来小天堂的封官许愿，到已经获取官爵的文武各员，乃至甫经封授的诸王，都在《太平礼制》中看到小天堂对他们政治权益的确认。这一套《太平礼制》使将士们模糊了反封建的斗争大方向，因而产生了政治上的短视和偏见。不少人把现在的艰苦奋斗作为捞取小天堂中权益的资本，战功应该逐步积累，届时转化为特权，显然不利于革命事业沿着反封建道路健康发展。
1852年2月10日，姚莹开始获悉封王的消息。他审讯太平军小头目陈亚启，“供大头子洪秀全称太平王，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正为东南西北四王，有一朱姓不知姓名，亦非大头子”(159)。诸王姓名与王号均有差错。
洪大全被俘后，招出了太平天国诸王的姓名、封号及其他情况，列表如下：(160)
洪大全供显然比陈亚启实在。这是清方首次获得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比较真实的情报，虽说不尽完全确凿，但诸王姓名、封号基本属实。洪秀全列为主要领袖，其他各王的次序排列大体正确。秦日昌、石达开、赖汉英等第一次为清方知晓。赛尚阿算是向咸丰帝作了比较正确的交代。
（三）颁行天历
洪秀全决定在1852年颁行天历，清军在永安缴获有壬子二年天历历书。洪大全供称：太平天国“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161)。由于历书前面序有杨秀清领衔的奏章，洪大全遂有此说。其实，天历作者是冯云山。1848年，“当前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畀南王看，天历永远永无穷尽”(162)。在永安，他重新审定，经杨秀清领衔上奏天王批准，在1852年颁行。现在，壬子二年历书并奏章已经湮没，但从癸好三年（1853）新历中可以看出天历的主要特征。杨秀清等的奏章说：
当今天父上主皇上帝开大恩，差我主降凡，为天下太平主，真是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也。故臣等造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余俱十五日。……其余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妖魔诡计，迷陷世人，臣等尽行删除。盖年月日时皆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
择？(163)
历法是一个政权和王朝的重要标志。太平天国否定与废弃清王朝的正朔，颁行自己的天历，具有强烈的政治影响。赛尚阿立即报告咸丰帝：洪秀全等“居然妄改正朔，殊属罪大恶极”(164)。
（四）杨、萧联衔发布三篇诰谕
封王之后，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了三篇诰谕，即《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
这三篇诰谕集中宣传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政纲。它们从不同侧面、向不同对象发出号召，动员汉族人民、官绅、壮勇，奋起参加反清诛妖的正义战争，为创建人间天国而战斗。《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倡言反满民族革命，宣告“予唯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文告历数清朝对汉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满汉官僚地主勾结一起，实行残酷封建统治，中国人民陷入绝境。“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太平天国将士决心兴复中国，“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汉族人民应当投身反清革命，速拜上帝，诛灭清军，擒斩咸丰帝，“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宣传了上帝、基督创世救世、天王奉天诛妖的历史。劝戒团练、壮勇，尤其是天地会众，不应忘记反清誓愿，不能“反颜事仇”、“忘恩背主”，而应与太平军同心同力灭妖。“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参加开创新朝的斗争。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用拜上帝教理论中的平等思想教育清朝统治区的人民，包括绿营官兵。启发他们“明识大义”，投诚反正。“速即反戈替天诛妖”，建立功业。这样，将“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
三篇诰谕是声讨清王朝的战斗檄文，比三篇“原道”大大前进一步。诰谕的核心内容不是宗教文字，而是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宗教只不过是论证这一纲领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它从属于政治纲领，并为实现宏伟的政治目标服务。诰谕是动员人民奋起反清的锐利思想武器，对不同对象展开宣传教育，扩散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影响，孤立和分化了敌人。正是这三篇纲领性文献，鼓舞和指导了从永安到南京的胜利转战。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愈益变为更多军民的斗争实践，推动着太平军的凯歌进军。
（五）军队制度建设
太平天国在永安还颁刻了《太平条规》、《太平军目》，重颁《天条书》，对太平军的兵制、军纪进一步作出严格具体的统一规定，推动这支农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以适应未来“上到小天堂”的长期武装斗争需要。英雄的太平军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又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精神素质有了新的提高。赛尚阿哀叹：
此股会匪，……死党盈千盈万，团结甚坚。不惟设谋用间未由解散，……而所过地方尚有愚民陆续煽惑，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165)
倍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鼓舞和感召，投身太平军。他们系统持续地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过着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军营生活，而且经受着严酷战争的锻炼，终于成长为坚强的农民将士。这是赛尚阿所不会理解的，也正是太平军久战不衰、越战越强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 粉碎反间诱降阴谋
（一）清廷君臣共谋设计用间
根据镇压天地会起义的经验，咸丰帝主张，在加强武装围剿的同时，应该设计用间，从内部分化瓦解太平军。他谕示赛尚阿：
现在贼匪大众聚入永安州城，……正可乘机设法，密委有胆有识者潜入城中，探悉贼情，或设法诱擒，或与城内被胁绅民密相要约，以为内外夹攻之计，则擒剿更易得手。全在该大臣设计用间。俾贼匪一举一动，无不预知，庶乘机应变，不难一股荡平也。(166)
1．策反永安吏役案
赛尚阿转饬姚莹推行。姚监军派人多方侦探，效果不佳。“其各处探牒均未见过洪秀全之面。闻洪秀全终日卧藏，不肯见人”。实在大失所望。赛尚阿听到永安州“衙役欧福称：城中被胁吏役数十人俱不愿从贼。因饬姚莹收其家属为质，令约作内应。乃为贼党察觉，城中吏役尽被杀害”。咸丰帝指示，“与城内被胁绅民密相要约，以为内外夹攻之计”，又遭破产。赛尚阿叫苦不迭，说：“此股顽恶异常，除死党外，新入之人不能近前，与颜品瑶等各匪迥不相同。”(167)咸丰帝的办法皆无灵应，反而赔折了本钱。
2．投毒案
赛尚阿万般无奈，竟然干起投毒的龌龊勾当，还得意地奏告咸丰帝：
探得该城并无井泉，俱饮城外流入之河水。因访得瑶山一带出有烂肠草，其药最毒。前后采购一万数千斤，放入河内，并分送乌兰泰营备用。……丁守存备有镪水一大瓶，此水色莹质洁，嗅之无甚气味，而涓滴着物，虽金铁立腐，且无解之药。因密交姚莹分八小瓶，募人暗带入城布置。嗣据永安绅耆联名密报：贼匪逐日有死亡，抬出烧化掩埋。(168)
丁守存供认，10月11日，他将“镪水一瓶寄姚臬司，觅人潜入贼营，毒其首逆”。11月3日，他看到“永安绅耆联名探禀：贼中毒死者甚多，或李镇能臣所购毒草，及姚臬司用镪水之力也”(169)。其实，放毒是这些刽子手热衷的行当，周天爵在武宣就派人出售毒盐。赛尚阿之流虑竭技穷，又乞灵于放毒，还煞有介事以绅耆密禀为据，无耻捏造放毒效果，实为君子所不齿。须知当时疾疫流行，双方都有减员，并非放毒所致。
战场上一无进展，放毒也效验毫无，赛尚阿又想在搞阴谋上碰碰运气，创造点“奇迹”，向皇帝敷衍。前线将领也煞费苦心，收买奸细。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发生了破获周锡能内奸集团案。杨秀清假天父下凡，识破和审理了周案，立即颁刻《天父下凡诏书》，通告全军，展开群众性的锄奸教育。他充分利用了周锡能这个反面教员，使将士警惕性大为提高，增强了反诱降反腐蚀反内奸的自觉性，对纯洁革命队伍，粉碎清朝设计用间阴谋产生了深刻与积极的影响。
3．杨秀清破获与处置周锡能案
周锡能是广西博白县拜上帝教的一名头领，团营至金田，参加起义，后任军帅。当太平军在中平战场时，他驻守新寨。1851年6月，他请示杨秀清：“博白真道兄弟姐妹，因团营之时，一时仓卒，未得齐来。恳求东王恩准回乡，再为团集。俾得带领前来，同扶真主”。杨秀清允准，并派武宣人黄超连“为伴，与之偕往”(170)。12月2日，周锡能与朱锡杰、梁十六率领信徒由博白启程，一路乔扮壮勇北行。但他与朱锡杰却投降清军，将信徒190余人安置在荔浦新圩姚莹大营中。周锡能说，赛尚阿接见了他，没有说话，显系撒谎。彼时钦臣在阳朔，而不在新圩。清军某头目召集朱锡杰、周锡能、朱八策划，阴谋“遣入天朝行刺”，并“串同计较，回朝诱惑军心，交通外攻内应，方可领妖级赏大功”。周已被封授六品顶戴。这个叛徒带了朱八、陈三，13日至永安城，禀报杨秀清。次日，周锡能在城头侦察城防工事，说：“此城易攻。”又向其妻透露叛变情节，诱之亦叛，“打整行李，预备其夫做事”。17日，洪秀全分封诸王，周锡能抓紧活动。20日夜，他向监军朱锡琨、巡查黄文安诱降策反，遭到拒绝，但朱、黄未能及时举报。杨秀清对周的行踪怀疑，展开调查。21日，借天父名义连续下凡三次，逮捕和多次审讯周锡能。证据确凿，周只得认罪。22日，叛徒们被处决，朱锡琨、黄文安受到杖责。周锡能充当了绝妙的反面教员，临刑时，大声呼喊：“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朱锡琨也痛悔告诫：“众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锡琨实托天父权能，不然险被我血叔朱八所害矣。我血叔如此狠心，众兄弟要将他凌迟矣！”
这场锄奸斗争，是刚被封为东王第五天的杨秀清建树的一大功勋。整个过程纪录在案，经洪秀全12月25日批准，1852年初颁刻，通报全军，作为锄奸肃谍斗争的现实教材。将士对杨秀清崇敬迷信，“同心唱叹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虔谢天父皇上帝破灭凡间妖魔鬼计，看顾众小权能恩德”。一些怯懦动摇分子大受震慑。杨秀清借天父之口严厉警告：“尔众小要认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我自有主张也。”清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断送了内奸，又增加了以后继续施展阴谋诡计的困难。(171)
关于周案，清方尚无材料证实。早在新圩突围时，奏报击毙军帅周锡能，看来是捏报，太平军不可能有两个军帅周锡能。周锡能供词有若干虚假：1．他说见过赛尚阿；2．有190余众在新圩，姚莹不会一字不提；3．封授六品顶戴。张钊叛降多时、张国梁镇压颜品瑶起义，不过是六品顶戴，而且奏报咸丰帝。周锡能寸功未立，根本不会轻易给顶戴，亦无奏折证实。看来，周锡能不过是人数不多的叛徒团伙，清方对他们也没有寄于大的希望，因而当事人都没有提过这次阴谋。也可能是杨秀清制造的冤案，借此防奸肃谍，震慑军心，并可神化东王的天父权威。
4．诱降胡以晃、谋炸洪、杨案
接着，丁守存、姚莹、乌兰泰合伙策划了胁逼胡以旸、莫吾芊诱降胡以晃，谋炸洪秀全、杨秀清的重大阴谋。1852年2月2日，丁守存日记载：
有胡以旸者，贼将胡以晃之弟也，曾遣其佃户莫吾芊之侄孙凤勉，持其书劝其兄投降。贼执莫凤勉，勒莫吾芊以黄缎、硫磺、高丽参往赎。委员湖南令闵光弼闻其事，招胡以旸、莫吾芊，送至乌营。屡以胡以旸信往探贼情，并劝其降。胡以晃执迷不肯，而以其家书献之贼首。函复极为狂悖。乌帅因制夹板信匣一封，中置自来火、白霎药。此药设机，一开即爆，其力甚巨。上书：“洪秀全、杨秀清同拆。”令莫吾芊送入贼中。嗣闻伤毙贼二人。当时探闻伪太平王即在其中，胡以晃畏惧自缢。后又知其不尽确，而伤毙二人，则实有其事。因究无确耗，故未入折。(172)
乌兰泰、姚莹机关算尽，两手空空。太平军有将士识破阴谋，诡计当即拆穿，教育了广大将士，洪秀全、胡以晃依然健在，清军阴谋流产，没捞到任何油水。
（二）太平军之防叛与气节教育
进入永安之后，洪秀全等高度重视防叛与气节教育，并把宗教宣传与这一教育有机结合起来。12月4日，洪秀全一方面号召将士杀敌建功，上到小天堂；另一方面严肃指出：
上天岂容易，头要耐心志，一定会上天。尔们把心坚，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据眼前论，众兵将今知得妖魔多端诱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兹今特诏大小兵将千祈坚耐，莫被诱惑，果能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尔到，朕亦自有眠照得尔到也。(173)
这似就破获并处决永安城内的衙役吏目一案，向全军发出的严重警告。据眼前事实而论，告诫将士坚耐忠贞，莫被诱惑，应该勇敢建功，到小天堂荣获封赏。
12月20日，正是叛徒周锡能入城前一天，萧朝贵以天兄名义传谕：“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各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过也。”(174)艰苦的战争环境，敌人的多端诱惑，是考验将士反清意志和气节的两大因素。在困难和诱惑面前有两种选择：坚耐和叛变。坚耐，杀妖建功，会在小天堂封官授爵，死后灵魂升入大天堂，无尚光荣；叛变，即会为无所不知的天父天兄察觉，受到天朝处以极刑的惩罚。
1853年1月23日，太平军处在严重困难阶段，杨秀清又代天父发言，号召将士学习首义诸王，立志真忠报国。他说：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不信山中清、贵、正，亦念魂爷立主真，凭据权能天作主，未团敢碎妖如尘。(175)
这种持续不断的气节教育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这里很少看到江湖绿林的义气，也不似天地会宣扬的桃园结义。教育内容重在突出两个敌对政权、信仰的选择，没有一点调和含混的余地。这种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精神效果，构筑了一条无形而又坚固的反诱降反内奸的精神防线。而且，在这条防线上，太平军取得的胜利并不比战场上有形的胜利逊色，清军虽然能够招降张嘉祥、冯子材、张钊等一批天地会叛将，从内部分化、瓦解了不少支天地会队伍。但对太平军的诱降策反屡遭失败，甚至反而被太平军利用，或者将计就计，麻痹搞乱敌人；或者成为生动的反面教材，使气节教育更加生动和具体。故而赛尚阿连声哀叹，太平军普通战士都“愍不畏死”，坚信自己信仰“至死不移”，遑论胡以晃等历经考验的高级将领。
不过，这一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愚忠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拜上帝信仰和对洪秀全等的个人盲目崇拜上。一旦信仰的堤坝坍塌、洪秀全等的弱点明显暴露，可能导致将士思想的消极动摇，气节教育的效果遂致消解。天京事变后，信仰危机日趋严重，尤其是太平天国末期，一批高级将领的叛降就是明证。李秀成一生的思想发展和演变也明显打上了这种教育的烙印。
四 严别男行女行
（一）洪秀全等屡颁严诏，实行男女分行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时，就在十款天条的第七条严格规定：
不好奸邪淫乱。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176)
严禁奸淫是拜上帝教的最重要的纪律之一，极大地保护了人民和妇女的利益，使这一宗教带有农民的纯朴健康的劝善内容，受到山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是，男子是兄弟，女子为姐妹，含有朴素的农民平等思想，意味着妇女的某种平等权利。奸淫妇女，就是违犯和破坏了这一平等，应当受到严厉制裁。可是，在如何防止奸淫发生的问题上，洪秀全采取的措施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看起来极其严格，但却是消极的强制，其理论依据不过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伦理和教条。洪秀全本人笃信并大力贯彻这一伦理教条，他众多的妻妾都处在非常严密的禁锢状态，被剥夺了与洪秀全之外任何男人接触的自由，甚至不能内外请人代传话语。500多首《天父诗》正是这种严格管制的集中体现。他的儿女们从幼小时就被人为隔离了，不能在一起生活相处，这就使原有的男女平等观念受到极大的限制，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
金田起义初期，洪秀全宣布五条军纪，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太平军举家从征，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来到金田。洪秀全等将信徒们的家庭拆开，按性别、年龄分别入营，厉行男女分行的制度。夫妻亦不准随便见面，严格禁止同居，否则便视作违犯第七天条，将遭致严刑惩处，甚至处决。至永安，1852年3月1日，洪秀全严诏重申：
通军大小男女兵将，千祈遵守天条。兹今特诏令清胞、贵妹夫、山胞、正胞、达胞，暨各军各头领，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众兵将千祈莫容忍包藏，致干天父皇上帝义怒。(177)
诏旨要求诸王、将领在全军实行严厉、全面、经常的纪律检查，严惩奸淫罪犯，不得“容忍包藏”或姑息宽赦。
（二）厉行男女分行评议
史学界对第七天条与男女分行评价历来甚高。一般认为，太平军举家投军，如果按照家庭为单位生活、行动，势必不能适应艰苦战争环境，尤其在行军、打仗时困难重重，导致贻误战局。严分男行女行，把整个队伍纳入战斗化的军事编制，按性别、年龄、专长分工，可以调集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使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既然要男女别行，必然要有严格的法纪，对犯禁者绳之以法。因此，在敌我斗争的激烈阶段，大敌当前，为了战胜凶恶的敌人，争取未来更加美满、更加幸福的团聚，他们是可以暂时服从战争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并愿意为将来的“家室重聚，骨肉团圆”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可见，别男女之禁，在战争环境，有着一定积极意义，能够得到军民群众的拥护。
这一分析和评述是正确和中肯的。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暂时拆散家庭，过军事共产主义的兵营生活，这对战争的指挥、圣库制度的贯彻，夺取战争的胜利，无疑起着积极作用。严禁奸淫作为一项重要军纪，是关系到农民军队能否保护人民，从而取得人民拥护的重大问题。洪秀全等严肃坚决，态度明朗，以天条、军纪约束将士，三令五申地检查落实，十分必要和正确。这对太平军本身的纯洁，以及这支新兴农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生存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洪秀全等不加区别和限制地把夫妇私下相会与同居也当作“奸淫”，被说成是犯天条，甚至处以极刑，未免苛酷。夫妻同宿与奸淫不能划等号，不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罪过。前者在当时只是一种过错，应该以教化为主，决不能滥施重刑。如果把二者性质和惩罚等同起来，显然混淆了犯罪与一般违犯纪律之间的界限，误伤了不少忠勇的将士，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给敌人以宣传口实，影响了有家室的群众踊跃参军。
(1)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页3。
(2)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1，页47。
(3)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页4。
(4) 《广西昭忠录》卷1，页14—15。
(5)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13。
(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
(7) 《荔浦县志》（民国三年）卷3，页77。
(8) 《覃汉阳供》，《太平天国资料特辑》（一），南京大学历史系藏抄本。
(9) 《股匪总录》（光绪十五年）卷2，页2—3。
(10)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页6。
(11) 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三联书店1962年版，页8，注2。
(12)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苏保德褒忠崇祀图》。
(13) 姚莹《据荔浦县报言事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1。
(14) 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
(15) 《广西昭忠录》卷1，页14。
(16) 以上据《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页9；《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页6—7；《广西昭忠录》（光绪十五年）卷1，页15；佚名《浔州府志》，卷56，广西博物馆油印本；姚莹《报赴永安收城攻剿贼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1；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0等记载综合。
(17)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08。
(18) 《赛尚阿奏·附朱批》，军录，革·太，号543—2。
(19)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太平天国》（八），页688。
(2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
(21)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2—2。
(22)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太平天国》（八），页689。
(23)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4—5。
(24)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9—10。
(2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2。
(2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1—31。
(27) 姚莹《诸将进攻之信未确状》，《中复堂遗稿》卷1，页7。
(28)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4。
(29) 姚莹《至新圩回成算已得事尚为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5—8。
(30) 姚莹《与吴署方伯》，《中复堂遗稿》卷5，页11—12。
(3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0。
(32) 姚莹《据荔浦县报言事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1。
(33)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3。
(34)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3—34。
(3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4。
(36)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4—5。
(37) 姚莹《复陈断贼接济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4。
(38) 姚莹《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2—3。
(39) 姚莹《复陈断贼接济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4。
(40) 姚莹《复邹中丞言事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
(41)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4—5。
(42) 《乌都护致揆帅禀》，《中复堂遗稿》卷5，页2。
(4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0。
(44)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2。
(4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7。
(46) 姚莹《至新圩回成算已得事尚为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6—8。
(47) 《覃汉阳供》，《太平天国资料特辑》（一），南京大学历史系藏抄本。
(48) 姚莹《至新圩回成算已得事尚为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6—8。
(4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
(50) 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页64。
(51)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2。
(5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0。
(5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0。
(54)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8。
(55) 《咸丰上谕》（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军机处剿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56)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7。
(57) 《乌都护致揆帅禀》，《中复堂遗稿》卷5，页2。
(58)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7。
(59) 《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三》，《太平天国》（八），页721。
(60) 姚莹《至荔浦言事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3。
(6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0。
(62)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八》，《太平天国》（八），页688—689。
(63)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九》，《太平天国》（八），页689。
(64) 姚莹《再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2。
(65) 姚莹《诸将进攻之信未确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5—6。
(66)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九》，《太平天国》（八），页689—690。
(67) 姚莹《得向提督回报拔营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7—8。
(68) 姚莹《再与向提军》，《中复堂遗稿》卷5，页15—16。
(69)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十一》，《太平天国》（八），页691。
(70)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3，页13。
(71) 姚莹《贼营当以次攻破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10—11。
(72) 姚莹《向提军开路放贼不可恃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1—12。
(7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5。
(74)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7。
(75) 姚莹《再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1—2。
(7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5。
(77) 姚莹《再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1。
(7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5。
(79) 姚莹《得向提督回报拔营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7。
(8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5。
(81) 姚莹《再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2。
(82)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7、718。
(83) 《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十》，《太平天国》（八），页690。
(84) 姚莹《请参李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2。
(85) 姚莹《请参李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2。
(86)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58。
(87) 姚莹《向提督借病逗留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2—13。
(8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8。
(89) 《姚莹致乌兰素函牍·一》，《太平天国》（八），页692。
(90)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4。
(91) 姚莹《复中丞兵数核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6。
(92) 姚莹《会商分派官兵进剿攻城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5。
(93) 姚莹《复中丞兵数核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6。
(94) 姚莹《复中丞兵数核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7。
(9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96) 姚莹《我兵进攻龙眼塘未克攻城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7。
(9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98) 姚莹《初十日进兵情形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7—18。
(9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00) 姚莹《初十日进兵情形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8。
(101)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5。
(10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0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0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0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06)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8。
(107) 姚莹《与乌都统》，《中复堂遗稿》卷5，页12。
(108) 《华翼纶寄邹中丞》，《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15—16。
(10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10)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5。
(11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1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13) 《姚莹致乌兰泰函牍·附三》，《太平天国》（八），页720—721。
(114) 《姚莹致乌兰泰函牍·附三》，《太平天国》（八），页721、720。
(115)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7。
(116) 《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太平天国》（八），页719。
(117)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9。
(11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19)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9。
(12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21)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19。
(12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23)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20。
(124)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20。
(12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26) 姚莹《十九日进攻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3，页20。
(12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2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2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20。
(130) 《赛尚阿奏·附朱批》，军录，革·太，号543—20。
(13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2。
(13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2。
(133)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6。
(134) 姚莹《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5。
(13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2。
(13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2。
(137) 姚莹《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页5。
(138) 《姚莹致乌兰泰函牍·卷下四》，《太平天国》（八），页694—695。
(139) 《姚莹致赛尚阿禀稿》，《太平天国》（八），页708。
(140) 《姚莹致赛尚阿禀稿》，《太平天国》（八），页708。
(141)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7。
(142)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3。
(143)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页7。
(14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
(14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
(14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3、524。
(14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4。
(14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4。
(14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4—525。
(15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5。
(15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史料》第二册，页525。
(152)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8。
(153)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4。
(154)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5。
(15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页33—34。
(156)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99。
(15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5。
(158)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5。
(159) 姚莹《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6。
(160) 《太平天国资料特辑》（二），南京大学历史系藏抄本。
(161) 《洪大全自述》，《太平天国》（二），页778。
(162)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6。
(163) 《东王杨秀清等献天历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165。
(16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4。
(16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4。
(166) 《上谕赛尚阿》，《方略》卷7，页44。
(167)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3—5。
(16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3—19。
(169)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294。
(170)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77。
(171) 审理周案情形，详见《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一），页7—9。
(172)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300。
(173)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6。
(174)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2。
(175)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2。
(176) 《天条书》，《太平天国》（一），页79。
(177)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