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桂林攻坚战

一　初攻受挫

（一）桂林城防态势

1．自然与军事地理

桂林位于漓江西岸。新城筑于元朝至正年间，主体结构则在明朝洪武时建成。原有十二个城门，此时宝贤、西清二门久已堵塞，实为十门。东为东江门，南为宁远门，西为丽泽门，北为安定门，其余曰东至门、就日门、癸水门、行春门、文昌门、武胜门。城池“东曰漓江，西南曰阳江，广八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北无池”。护城河上有三座水关：“阳桥以西，曰西水关，南曰南水关，东曰小桥，皆相通。”⁽³⁰⁾城之四郊有若干石灰岩结构的峰峦、溶洞，风景秀丽，与漓江相倚，构成了城市的自然屏障。从防御的军事效益看，应在城外制高点及险要配置兵力与火力，控制水关，封锁城池，使这些自然障碍联结成省城外围的坚固防线，而以城市为要塞中枢，为外围各据点的总预备队。这样，进攻者的攻势在城郊即遭阻遏，难于接近省城。而且，城外还有若干商业居民区，可供防御者屯驻预备队及军资，可加强防御桂林的军事地位。

桂林城垣远比永安坚固高大宽阔，“东城高二丈五尺，南城高三丈，西城高二丈六尺，北城高二丈七尺”，普遍较永安高一丈。垛口1340个，是永安3倍。城楼10个，窝铺32个，炮房22个。城周12里，约为永安5倍。⁽³¹⁾如果城垣各垛、楼、铺、房都部署兵力守戍，至少需要5000人。当然城外防线若配置重兵，构成纵深防御体系，城内可酌量留守，以形成合理的军事布局。这比单纯防守孤城更富于军事效益。

对进攻者说来，夺取城外险要与控制进攻省城的交通线是重要的战术环节。这可以阻止守军构成纵深较大的防御体系，避免因进攻正面过大，兵力分散，形成城郊地区的阵地战，致使攻坚战略目的不易实现。

2．邹鸣鹤孤守城垣

邹鸣鹤“任事以来，日日张皇，一筹莫展”。他开始还想在阳朔、九塘、六塘，“节节设防，以资堵御”，摊子铺得颇大。当太平军攻占六塘，邹鸣鹤又跳到另一极端，下令收缩战线，放弃了象鼻山、古牛山、东洲、将军桥等城外险要，连城外街区也不屯兵设防。将团练、兵勇全部撤守城垣，居民大批迁避。由于团练星散，他又重金募市民为勇，应者寥寥，只凑了500名。为了刺激士气，多募壮丁，他“间日犒赏，动以数百金”，但居民不为所动。又大出告示，雇募敢死队，“有退贼（者）赏银十万两”，亦无人响应。最后，只得强迫居民“挨户日替”守城，“民勇日给钱三百”，但被“董事虚领（其）半”，居民纷纷逃遁，不愿卖命。城头仍然“垛夫不足，竟以孩儿充顶”。邹鸣鹤自己怯情可掬，不敢住在巡抚衙门，“移榻新安会馆”⁽³²⁾。可见，城内虚弱混乱不堪，但是，太平军未能尽快突然奔袭，被向荣占了先机。

3．向荣入援，重新布防

向荣率1000余人援军驰入桂林，防御实力有所增强，城内人心得以粗安。兵力虽然不足，然向荣久经战阵，立即着手重新布防，并在全城实行军事戒严，“城中禁夜无声”，从而使慌乱绝望的局面出现转机。姚莹闻讯，松了一口大气，说：“嗣闻向提台大军已晋省城，刘署提、和镇军、向提军同宪台，及严、吴二藩司分守各城。团练守城街道，壮勇悉驻城外，不许入城，并拿获奸细不少，为慰。”⁽³³⁾这给太平军攻坚带来了困难。洪秀全等遇到了强有力的老对手，难以像永安那样，一举轻取省城。

清军陆续增援，但守城亦非易事。原有城防大炮运往永安，缺乏强大火力抵御攻坚。四郊防御全部瓦解，败兵溃勇逃遁入城，士气低落，影响军心。

（二）初期攻防战事

1．太平军兵力不足

太平军进攻桂林时的兵力，史料记载不一。

张德坚指称，太平军有8万人，因系事后推算，过于夸大。姚莹的情报数据是，“不过六七千人”⁽³⁴⁾。邹鸣鹤指挥守城，当然多方搜求太平军的兵力情况，他奏告咸丰帝称：太平军前队“约有二三千人”，“尚有六七千人随后踵至”⁽³⁵⁾。看来，邹说比较符合实际。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在龙寮岭损失严重，沿途进军补充，恢复了万余人的兵力规模。因此，太平军兵力不足，既缺乏重兵合围久困桂林，又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围城打援，进攻桂林带有严重的冒险和盲目因素。

笔者认为，太平军进攻桂林只存在时间短暂的战术性较强之战机。最佳时机则是4月16日夜间，宜乘六塘溃勇逃窜，连夜追袭。此时向荣尚未驰抵省城，城内防务空虚，官民一片惊慌，正宜突然奔袭，得手把握较大。太平军若能夜袭，即可像奔袭永安一样，在向荣入援之前攻破省城。或者乘向荣甫经入城喘息未定时，集中主力攻击城防薄弱地段，也极有机会突破城防。

可惜，太平军放弃了最好的攻城战机。4月16日，前卫军进据六塘，没有乘夜奔袭省城，而是因疲劳驻营，丧失事机，殊感可惜。

2．4月17日：太平军诈取桂林未遂

4月17日情况如何？有三种说法：

邹鸣鹤奏称，太平军在六塘，“未见动静”，没有任何军事动作。⁽³⁶⁾这是一种说法。

《临桂县志》却记载：这一天，太平军“遣人伪向军衣帜，入省呼喊。向荣适坐城上。贼见，乃反走。行且诟曰：‘此老来何速也。’”⁽³⁷⁾这是第二种说法。

《粤寇起事纪略》与县志大同小异。⁽³⁸⁾简又文曾在桂林走访，得到的口碑与县志相似。⁽³⁹⁾这些史料都否定了邹鸣鹤所奏太平军未见动静的说法，肯定太平军一支小部队实施战术诡诈，企图赚取省城。

姚莹也曾提醒邹鸣鹤：太平军“前队有数百人，穿官军号褂。望谕知各营及各城留心，勿为所误”⁽⁴⁰⁾。

《永安州志》提出第三种说法。它写道：

贼遂由南峒绕道牛角瑶，过荔浦马岭，出六塘圩，日夜兼程以进。伪官军旗号，欲袭省垣。而向帅闻贼出荔浦，知其谋，自率大队星夜取捷路入省城。才一刻，贼到，扎将军桥，未及攻城。⁽⁴¹⁾

这就是说：太平军有实施战术诡计的企图，但向荣获悉，抢前入援桂林。一刻后，太平军进抵将军桥，放弃了战术诡诈。

三种说法，莫衷一是。看来，太平军在大峒缴获清军旗帜号褂，经常伪装向荣兵勇实施诡诈。之后，欲图以此赚城。17日，数百名将士如法实施，被向荣识破，乃退回城南将军桥，确实“未及攻城”。由于号褂旗帜是军队标志，涉及向荣声誉，邹鸣鹤为亲者讳，遂匿而不奏。

3．4月18—23日：太平军逐日小股攻坚受挫

太平军退走后，向荣周视城防、炮位。主张将“靠城房屋，尽行焚烧。定守城章程”，调整了兵力部署，向荣、刘长清、和春分别守御南门、西门、文昌门，邹鸣鹤、严正基、吴鼎昌亦登陴助守。4月18日申刻，太平军进至象鼻山下，清军盲目“在城上开炮”。太平军乘夜运动兵力，“三更时，数百人来攻文昌门”。突击队“用云梯扒城，喊声震天，连放大炮”。骁勇者“从云梯扒上城垛”，但被清军消灭。城上同时“枪炮齐施”，轰击城下攻城部队。太平军攻势阻滞，五更时撤走。⁽⁴²⁾天明，太平军转攻丽泽门，击毙参将长明。⁽⁴³⁾18日夜间，太平军攻城之前，清军、团练在城内大肆搜捕，“获奸细十名”⁽⁴⁴⁾，使太平军失去内应，增加了攻坚困难。

4月19日，向荣令“谢继超等带兵缒城，将城外被贼占踞之空房纵火焚烧”⁽⁴⁵⁾。夜半三更，太平军组织小部队扒城，又为清军截杀。⁽⁴⁶⁾

4月20日，向荣“又派湖南兵缒城追杀”，袭击太平军，小有斩获。⁽⁴⁷⁾

4月21日，太平军“复出数百人”，分两路，“攻文昌门、南门。用湿棉花包桌子，头顶之而上云梯，以避火药包”。清军“用石击打”，太平军攻城又遭失利。⁽⁴⁸⁾清参将蒋福长，“夺获木梯、器械多件”⁽⁴⁹⁾。

4月22日，太平军检讨三天攻坚失利的原因，认为火力掩护不够猛烈，使得清军城上守军得以堵截太平军登城。因此，分遣将士迅速占领西门外古牛山、南门外象鼻山等制高点，构筑炮台。开炮猛轰城垣，“城中震动。”⁽⁵⁰⁾参将瞿腾龙等开炮还击，双方炮战。⁽⁵¹⁾

4月23日，太平军突击队，乘着炮火掩护，“复来攻文昌门、南门”。尚未登城，即为清军枪炮击退。⁽⁵²⁾

从4月18日至23日，太平军对桂林的初期攻坚受到挫折。战局表明，太平军的攻坚能力是有限的，攻坚中，也暴露出严重的军事弱点。其一，火力不足。太平军缺乏重炮，无法摧毁城垣工事，杀伤城上清军，削弱敌人的防御战斗力。其二，兵力不足。不能合围省城，切断清军补给线。其三，战术经验不足。太平军每次只派小股突击队，用云梯攀城，第一线兵力不能迅速登陴展开。其他部队在攻坚中无法发挥战斗力，导致了战役中的兵力浪费。在如何协调突击队和主力的攻坚行动上，洪秀全等面临难题。

清军方面，援军虽然尚未大举集结，守城兵力仍嫌不足，但向荣颇有守城战术经验，在正面三门配置重兵，依恃坚城，沉着机警地对付太平军的夜袭，击退了太平军突击队，保全了省城。

二　4月下旬的战局

（一）乌兰泰突袭将军桥，重伤殒命

各路清军奉令进援桂林，乌兰泰行动比较迅速，4月15日，抵达荔浦，见向荣已驰省城，抢了头功。他立即向北转进，紧逼追击。由于害怕桂林丢失，自己无法交代，乌兰泰自率百余骑兼程倍道，主力由秦定三等督率随后步行。4月19日，他抵达城南将军桥。该桥在城南6里白龙洞前，控制漓江、阳江两条护城水道。象鼻、斗鸡二山雄峙桥后两侧，为南援桂林交通孔道。

其时，太平军已在桥北严密布防，构筑了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桥面。乌兰泰一伙进至桥南，一片平静。他决定率骑突袭将军桥隘口，控制援省要津。为了使行动秘密突然、出敌意外，乌兰泰不待主力齐集，冒险突袭，以图侥幸。兵勇“策马过桥”⁽⁵³⁾，太平军立即发起火力轰击，枪炮交织，“铅子如雨，从者死几尽，乌兰泰勇〔拥〕马及桥，炮中膝骨。千总李登朝以身翼之，自立桥头战死”。兵勇抢回乌兰泰，⁽⁵⁴⁾窜回良丰，旋退六塘，秦定三接统其军。乌兰泰伤重，转至阳朔，5月8日殒命。

乌兰泰毙命使各路清军的增援士气大受摧折。秦定三遁踞六塘，等待其他援军，不敢孤军独进。李孟群3000人的壮勇驻扎二塘，张敬修东勇2000名尚在途中，前湖南提督余万清率楚兵1000名南援。城外援军因乌兰泰之死失去统一指挥，互不相辖，各自为阵，不能一致行动。4月29日，赛尚阿由荔浦回驻阳朔，再也不敢去前线督战，遂“扎饬诸军，统归向提军调度”⁽⁵⁵⁾。向荣获得各军指挥权，然而，他雌伏省城，诸军纷纷绕道，环布城北，谁也不敢在城南立营。向荣一心只想保住省城，对组织援军反攻太平军不感兴趣，行动消极，战场上出现了新的相持战局。

（二）桂林攻防战事

1．双方军事部署

4月下旬，各路援军驰到，清军部署态势是：向荣、刘长清、和春部6000人，负责守城。秦定三、常禄部3000人，李孟群部3000人，“均扎省城北门外之拱极楼、乌金铺等处，犄角相连，兼通兴安、灵川等县运办军火、粮饷晋省之路”。张敬修部3000人“拟驻西路之福山脚”。许祥光、朱启仁部3000人“择驻南路之马头岭”。还有正在途中的“宁琙之勇二千、张国梁之勇千人”，余万清之兵1000名。⁽⁵⁶⁾清军已达前线兵力为2万人。姚莹说：“我兵倍之，当无可虑。”⁽⁵⁷⁾清军主力驻扎城北。东路因有漓江，不宜驻军。南路、西路战线长，兵力单弱，只是为了牵制太平军的攻坚力量，防堵其转移。这一态势表明，向荣对咸丰帝指示的“内外夹击”打了折扣，只是实施单纯防御省城的战略方针。

太平军可能面临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必须根据清军的兵力部署相应配置部队。但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合围十几里周长的坚城，只能重点布兵，“于城南门外将军桥、西门外五里圩、东门外隔江花桥等处均有屯踞”⁽⁵⁸⁾。据邹鸣鹤说：“唯侦察贼众男妇约有四五千人，大半广东口音。或聚对河东岸各村，或屯西乡五里圩，或分处花桥、四圈楼、将军桥、头塘等处。其大小船四十余只，则停于紫家洲及象鼻山背。”⁽⁵⁹⁾他显然低估了太平军的实力。这可能是指后路防御清朝援军的兵力，不包括驻扎在城外险要及城郊各街区的攻坚部队。看来，太平军在城垣之东、南、西三个方向构成一道弧形包围圈，并在西、南方向配置后路兵力，以抵御许祥光部壮勇自南路之威胁。同时，太平军又在包围圈外线构筑围城防御圈，以抵御北路清援军。防御圈自飞鸾桥向南，经五里圩、头塘、将军桥直到漓江东岸，在沿线若干据点、要隘，重点设防，纵深地带的各村圩则屯驻预备队，用以策应前路攻坚或后路拒援，适应两面作战的态势。可见，4月下旬，鉴于清军态势有些变化，太平军开始把攻坚和防御两种战术结合起来，创造了在两面受敌的态势下实施攻坚的新战术。这比永安攻坚更加艰巨复杂，从战术上看不失为一大进步，对后来长沙、武昌的攻坚有较大影响。

2．攻防战事，消极相持

邹鸣鹤、赛尚阿分别奏报了4月下旬的战况，对守城和进援各有侧重，据此，可以互为补充以厘清当时的战况。

4月24日，由于清军大举增援，太平军调整兵力部署，“退屯对河各处”，并抽调部分将士在漓江东岸驻扎，防堵清军开辟东路战场。为了掩护调整兵力，前路攻坚太平军，“仅向东、西、南及文昌四门不时遥放枪炮”，以牵制城内清军。⁽⁶⁰⁾

4月25日，1000余名太平军“由南绕至飞龙（鸾）桥，渡河直扑北门”，企图出敌意外，突袭北门。王锦绣、松安奉令出击，太平军见敌备战，“即退往飞龙（鸾）桥各村藏避”。萧朝贵为前敌指挥，再遣主力增援。“午刻，又率大队，冒雨蜂拥而来，复攻王锦绣、松安营盘。”由袭城转为打援。向荣“赶至北门督战，并调潮勇助剿。李孟群带同良勇、知县银沆带同福勇、枪勇，由门外绕出贼后”。于是，太平军三面皆敌，“对击多时”，不能实现战役目的，遂由飞鸾桥撤军。清军乘势追击，“桥窄人多”，太平军小有损折。⁽⁶¹⁾看来，太平军战役构想着眼于攻势的突然性，因而有冒险倾向，但清军有备，只好撤军。之后，太平军打援，但没配置预备队接应，又遭挫折。简又文、郦纯说，太平军使用吕公车攻城。这是根据杜文澜的说法，不确。太平军并未攻城，更谈不上吕公车的使用。他们把5月15日攻城使用吕公车提前到这次战斗，发生了差讹。⁽⁶²⁾

26日，双方又调整部署。“西门、南门外空房，并对河东岸，均有贼匪藏匿出入，文昌门外之象鼻山下泊有贼船多只。”⁽⁶³⁾向荣“传令湖南、广西官兵、提勇，带领随夫一千余名，于老西门外择要扎立营盘四座”⁽⁶⁴⁾。双方都在抢占城外据点，改善军事地位，准备会战。

4月27日，太平军未出队，只是连开大炮，轰击南门、文昌门，增加清军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向荣“令潮勇三千名、川兵一千二百名，分驻四营”，由城内扎至城外西北方向，“与北门外诸营遥为犄角”⁽⁶⁵⁾，西北一带清军有了加强，以堵截太平军的迂回攻城，同时还可作为进犯太平军的前进基地。

4月28日，“辰刻，向荣派令潮勇、提勇、湖南、广西、四川官兵”，继续焚烧文昌、西、南三门外的民房。清军刚行至西门外焚烧，太平军掩藏在“清真寺内，墙穴安炮，击伤兵勇数名”。清军惊溃不定，太平军乘势由寺后冲出，“隔一小河施放枪炮”。五里圩的太平军“蜂拥而出，直趋蟆拐桥河边，摇旗呐喊”。又一支太平军“占据古牛山”，用大炮轰击清军。清军见太平军“隔河，不能飞渡。遂一齐抢至河边，遥用枪炮还击。彼此相持一时之久”⁽⁶⁶⁾。清军只好停止焚烧民房，撤回城北。

4月29日，大雨，双方无战事。

4月30日，向荣决定由北门、老西门两路出兵。其中，“北门兵勇由飞鸾桥取道，至五里圩，分数队”，包抄太平军后路；“张敬修带领东勇，乘势于福山脚扎营”。另一路，“潮勇、提勇、湖南、广西、四川官兵，仍出老西门，至蟆拐桥河边，用大炮轰打西街及清真寺一带，以助北面声势”。牵制西街太平军，掩护张敬修扎营。岂知“午刻，大雨”，向荣的算盘落空了。⁽⁶⁷⁾

下旬战况表明，太平军在4月25日攻势受挫后，暂时停止了攻坚，这与既定战略是矛盾的。可能，洪秀全等对攻城拒援的估计与准备不足。他们既缺乏有效的攻坚战术，又难以击溃城外援军，因而陷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洪秀全等决定暂取守势，力戒滥攻，以静待动，摸索清军活动规律，准备新的行动。

向荣也采取新的步骤：其一，增强城外兵力，把战场转移到城外，迫使太平军由攻坚转为防御，减轻省城的军事压力。其二，焚烧民房，使太平军失去近城的掩蔽与依托，攻坚前沿暴露在清军防御火力网之内。其三，在太平军外线构筑反包围的据点和防线。不过，清军行动不力，太平军出击干扰，向荣目的未能实现。

三　相持战局的继续

（一）清方的军事意图与难题

虽然丧失了最佳攻坚战机，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洪秀全等并未放弃克城的战略目标。他们决定驻扎城下，寻找战机，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在行动上，太平军实施战术相持。清军方面，赛尚阿不能实现咸丰帝的战略构想：内外夹攻，歼灭太平军。他更害怕太平军撤围运动，只得奏告咸丰帝：

省城……被贼攻扰已及两旬，我军昼夜登陴拒守及缒城出敌，将士辛劳已极。……尤虞日久支绌，人力渐生懈弛。城外诸军数已万余，而地方辽阔，分扎各处，犹形单薄。……尤虑其不获于省垣，则由平乐、梧州等处北窜楚南，东逸粤东。……为今之计，非但省城危急，必须痛加剿创，速解围困；尤冀内外夹攻，就此将其击散或竟剿平，方为万全。⁽⁶⁸⁾

赛尚阿的真正恐惧是，太平军“北窜楚南，东逸粤东”。因为清军主力都在前线，内线空虚，根本无力防堵太平军进攻。奏疏摆了客观困难，对策是“速解围困”，但是“士卒辛劳，兵力单薄”，要实现“速解围困”又是不可能的，只能长期相持。于是，双方都存在某种相持的愿望。虽然洪秀全等是暂时意图，而赛尚阿则是相反，但毕竟是这共同的意图构成了相持战局的内在依据。

在奏折中，赛尚阿隐瞒了清军存在的三大严重问题。

1．诸将胆怯，不敢逼近太平军扎营。姚莹揭露：“此时贼匪四屯，我兵在北门者去之太远，南、西两路皆属空虚。其南路虽有朱启仁、刘郇高之勇，皆非精卒。”⁽⁶⁹⁾他还指出，清援军“非入城内，即到北门”，“乃避贼，非解围也。”⁽⁷⁰⁾谁也不敢在南线扎营。这样，不能使太平军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地位。赛尚阿承认，“省城南路空虚。……专俟张国梁勇到，会同现驻扎马头岭之朱启仁之东勇，由此路锐力进攻”⁽⁷¹⁾。可是张国梁一直未能抵达前线，因而，太平军后路一直没有什么军事威胁，得以集中兵力实施攻坚。

2．清军内部又出现新的矛盾与对立。

乌兰泰死后，清军内部矛盾并未终结，而是改变了内容。首先，赛尚阿与邹鸣鹤关系不洽，姚莹站在巡抚邹鸣鹤一边。他人在阳朔行辕，心在桂林巡抚衙斋，为邹鸣鹤暗传信息。赛尚阿参劾邹鸣鹤说：“赴任时，即以办团练为己任。现在贼窜省城，六塘、九塘一带毫无守御。而前奏省城团练五万人，似亦并无实际。”咸丰帝命赛尚阿统一指挥军事，并会同徐广缙密查邹鸣鹤，“倘有夸大粉饰、遇事张皇情事，即行据实参奏”⁽⁷²⁾。皇帝倒向赛尚阿一边。

由于姚莹不断进谗，以致赛尚阿对向荣态度又有转变，对向之无能无力极为“深恨”，而对乌兰泰之亡则十分“痛惜”。至于诸将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向荣无力指挥全军，赛尚阿更鞭长莫及。结果是清军皆挤在城北，大家只图保住省城了事。

3．兵勇纪律败坏，荼毒人民，毫无战心。

《题壁诗》揭露清军，“未遇贼锋先气夺，纵抄民物转心雄”。他们抢劫，致使“田里桑麻尽铲空”；“奸淫妇女，中丞莫能禁。连日置酒，大犒劝战”，真是无耻之尤！之后，向荣指使兵勇，“渡河抄掠，民物殆尽，”潮勇最为猖獗，时称“土匪如篦，潮勇如洗”。弄得省城内外，“处处瓶垒余瓦砾，井邑萧条足感伤”⁽⁷³⁾。其中，近城人民受害更惨，“附郭人家一炬焚，火攻下策建殊勋。百年生聚随烟散，万户咨嗟隔境闻”。弄得地方官也很恼火，“谕民间自行戕杀”⁽⁷⁴⁾。

这群虐害人民的虎狼见太平军却胆小如鼠，往往战前乞求通气，临阵空枪应付，保全性命和抢来的财物。文武官员也不甘落后，他们在粮台大肆贪污，邹鸣鹤乘此请饷150万两，大家有脏可分。有人写道：“当道几曾赏实口，赏官各自积私财。凭空楼阁由心造，依样葫芦任手栽。最惜帑金千万两，簿书虚冒一篇开。”他们除了发财，还要升官。战争成了晋升的阶梯。一批官员、绅士，“上台薪水多虚给，捷径终南各竞趋”⁽⁷⁵⁾，从赛尚阿、邹鸣鹤起，文武各员，威信扫地。

还有甚者。严正基出示，“拿获内奸者，赏银百两”。清朝文武、兵勇、团练，都大显身手，“连获数十人”，诬为奸细，请功获赏。居民生命大受威胁，他们要守城、当民夫，常遭讹诈诬陷，过着“束薪如桂米如珠”的苦难生活。人民不堪忍受，不时起来杀毙兵勇，求得活路。城外群众纷纷参战，支持太平军攻城，连妇女儿童也前往助威。“贼阵纵横参妇女，战声远近杂儿童”，正是群众战争的形象写实。⁽⁷⁶⁾

（二）5月上半月之攻防战事

太平军声势未减。“贼首及萧朝贵、罗亚旺，常在街市”，策马指挥攻坚，来往自如。⁽⁷⁷⁾将士们“据明月楼，每宴笙歌错杂”，清军“瞻听而已”，不敢骚扰出击。⁽⁷⁸⁾太平军蔑视敌人，充满自信，与清军衰竭的士气恰成鲜明的对比。

1．5月1日攻城受挫

4月30日夜间，太平军“于文昌门外，将月楼下用土袋堆成炮台一座，安设多炮”，作为攻坚的强大火力点。5月1日寅刻，新的攻势开始。炮台发挥了威力，连放大炮，轰击文昌门城垛，“损坏女墙数处”，城上清军“几乎立脚不住”，军心慌乱，情势岌岌。“向荣飞督谢继超，带领提勇一百名，当时赶到。”此时，太平军突击队，携带杠梯，“拥至城根”，正要攀城。清军“堆放滚木、擂台，一齐备击”，太平军稍有损折，遂放弃攻城行动。突击队退却，“遥用枪炮对击”。向荣即饬兵勇，“多用土袋，堆叠女墙之内”，度过危机，“兵心始定”。双方相持到巳刻，太平军撤回营盘。⁽⁷⁹⁾战况表明，太平军的攻势规模较小，虽注意加强攻坚火力，但还是不够猛烈，突击队难以攀城突破。而向荣及时增援，挫败了集结城下的太平军。

2．5月2日清军偷袭文昌门外炮台得逞

5月2日，向荣决定出击，企图摧毁文昌门外太平军新筑的炮台。当天，“终朝大雨”，太平军继续利用新筑炮台，猛轰文昌门城垣。向荣悬重赏，募湖南兵百余人，缒文昌门潜下，向炮台发起突然袭击，“群相呼噪而前，连毙数贼”。炮台上的太平军惊溃逃走，清军“拥上，夺其新造长梯四十余架”。之后，太平军“以大队冲来”，楚兵“缓缓退至城根，城上枪炮齐击”，掩护退却。太平军“不敢近”，向荣偷袭成功。⁽⁸⁰⁾太平军的失误在于没有在炮台翼侧配置卫队，炮台守军丧失警惕，因而为清军所乘。

5月3日，大雨滂沱，双方未战。

3．5月4日西线太平军粉碎清军移营攻势

5月4日，向荣调集城北各路援军，掩护张敬修在福山脚扎营，以贯彻4月30日未能实现的军事计划。同时，攻破西门外太平军据点，打通西线。当天辰刻，总兵马龙带湖南、四川、广西兵，及提勇、潮勇出队，由丽泽门外进攻古牛山太平军。因大雨连日，河水涨溜，不能涉渡，改由北门外飞鸾桥前进。同时，张敬修督夫在福山脚扎营。由于马龙绕道耽搁了时间，太平军即由古牛山直冲福山脚，东勇慌忙接仗。筑营人夫“猝见贼来惊走，东勇因之亦退。张敬修乘马迎敌，因马跌落河，随即救起”。东勇力孤势危，逃窜无路，哪里敢扎营。

正在危急关头，马龙赶到。“望见古牛山前后，各有贼一二千人，绕小路蜂拥而来。”一见东勇溃窜，马龙急令进攻。“奚应龙、米兴朝等，从中路挥兵出击；王家翼带潮勇从左，刘季三带提勇从右冲出，三路齐进。”太平军处于劣势，撤至“五里圩外之夹山口”，据险堵截，“接仗两时”。而后，又撤往五里圩营盘。张敬修遂被救出，东勇得免于歼。

再看五里圩战场。王锦绣、松安、秦定三等，“各带兵勇，亦分左、中、右三路进攻五里圩”。也是由于马龙迟到，古牛山的太平军“分股左右抄出围包”，清军三面受敌，慌忙逃窜，“皖兵颇有伤亡，松安额上被炮子擦过微伤”，“幸马龙带兵正由夹山口赶来”，救出了王锦绣等。⁽⁸¹⁾

此役，向荣出动兵勇七八千人，太平军只是西线部队抵御，兵力不过清军一半。由于马龙未能按时赶赴古牛山战场，为太平军捕捉了宝贵战机。太平军判断准确，行动迅速，将暂时闲置的古牛山守军作为机动力量，先抓紧时机击溃张敬修，粉碎其扎营计划；再增援五里圩，大败王锦绣等。当马龙赶到古牛山，守军又节节堵截。太平军战役指挥灵活多变，使有限的兵力相对集中，各个击破人数众多的敌人。这样，向荣被迫终止了东勇扎营行动，清军打通西线的军事意图宣告破产，太平军捍卫了一面作战的有利军事地位。

4．再现消极相持战局

洪秀全等在攻坚打援的同时，又准备随时转移运动，将妇女、辎重、粮食均置舟中，泊于漓江待命。赛尚阿心虚，担心太平军沿江直下阳朔。由于行辕只存2000人的兵勇，他连忙令张钊堵截江面，催张国梁迅速增援，并慌忙在阳朔城外布防。咸丰帝放心不下，谕四川、云贵各调2000人的军队入援，命徐广缙率广东兵勇迅赴广西，与赛尚阿会办军务，意图让徐广缙代替赛尚阿。但徐广缙一如既往，借故不赴，不愿收拾这个烂摊子。

会战失利，向荣泄气，不敢再言移营西线，清军改变了部署：向荣、刘长清、和春、马龙等率“湖南、广西、四川官兵在城内分门防守”，以素质较好的部队守城。其他兵勇扎于城外：“王锦绣、松安等兵，与李孟群等勇，均扎省城北门外；张敬修勇改扎北门外以西之飞鸾桥；潮勇三千扎老西门外沿城地方；秦定三、常禄兵勇扎省城东门外对河上关；提督余万清已带楚兵一千名驰抵省城北门外扎营。”“唯南路空虚，仅许祥光委员朱启仁等勇扎六塘一带，遥为声势”⁽⁸²⁾，距前线60里，只能是置身局外。余万清曾被赛尚阿令往九塘，拱卫阳朔。但他赖在城北不走，向荣请他赴灵川防堵，又为拒绝。⁽⁸³⁾张敬修扎西北飞鸾桥，秦定三驻东北上水关，与太平军的弧形包围圈正好对峙，清军态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此时，太平军的大致部署是：“于城西之甘桥、圈门脚、五里圩一带，将民房尽行占踞。南门、文昌门外，亦有贼众分踞。文昌门外之张氏宗祠，及临江之象鼻山上，两处均有贼炮台。又于象鼻山下湾泊掳得民船数十只，妇女、辎重悉在其中。圈门脚后，有古牛山，贼于其上登高了望，可以窥见城中。贼目分住西南门外。”⁽⁸⁴⁾态势有若干变动。在漓江东岸花桥等村圩的部队已经撤出，将军桥也不再是关键的据点了。主力转驻西线，五里圩、古牛山是两大据点，形成纵深配置，这是抗御城外援军的主要战场。南门、文昌门一带亦扎重兵，承担攻坚任务。

5月4日溃败后，清军士气低落，不敢进攻，前线只发生零星的战斗。5月7日，潮勇在福山脚小胜太平军。8日，谢继超率提勇与太平军在狮子岩接仗。5月9日至14日，“李孟群督带良勇，与万明魁、张敬修等勇，均由飞鸾桥进攻。嗣后皆因雨阻，未能出队”⁽⁸⁵⁾。清军如此丧胆怯战，姚莹愤慨不已，谴责说：“省中兵勇不下万人，每次打仗只见小胜，不能大创，实属可恨之至。”他指控向荣应承担责任⁽⁸⁶⁾。

太平军也未乘胜采取新的行动。西线加强兵力，只是为了防御清军，而不是打援。使人惋惜的是，洪秀全等浪费了10天时间和兵力，未能在南线消灭孤立无援的朱启仁部；或者佯攻南线潮勇，引诱北线清军出巢援救，乘其运动组织打援。洪、杨却未能因应客观态势，调整战略战术。既然缺乏攻坚能力，就不宜坚持攻城为战略重点，亟需转为积极打援，将战略重点放在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上。可是双方皆无会战意图，战场上又沉寂了近10天。

5．5月15日夜袭攻城，吕公车被焚失利

其时，洪秀全等攻取桂林的战略目的没有动摇。他们组织若干工匠在西街秘密制造新的攻城器械——吕公车。车由竹木构筑，“高与城齐，宽二丈。每车有云梯七具，可连袂而上。车有数层，每层可容百人。第二层储满火药包”⁽⁸⁷⁾，近城可以抛掷城上，杀伤守城兵勇。

5月15日夜，太平军将吕公车秘密运至文昌门、南门外的前沿阵地。夜半亥时，突击队乘吕公车，“伺隙潜进”，逼近城垣。⁽⁸⁸⁾东、西门配置了精干部队，准备从文昌门、南门偷袭，立即攀登入城。

文昌门战斗首先打响。城头清军发现吕公车渐逼城垣，惊起抵御。慌乱之中，滥抛火药包，“连飞三个，适入其第二层火药包中，引起火药轰烧”。吕公车被燃着，车上突击队只好纷纷下车逸去，攻坚计划因此搁浅。进攻南门的吕公车，“离城三十步，城上适开大炮，中其车顶。车即仆”，太平军“纷纷逃散”，又无战果。⁽⁸⁹⁾其时，隐伏前沿的突击队，“用枪炮攻扑东、西两门”⁽⁹⁰⁾，初始，桂林城三面被攻，“城中万人惶惧，咸谓命在顷刻间”⁽⁹¹⁾。后由于清军焚毁吕公车，因而化险为夷，保全了省城。

向荣在5月16日凌晨丑刻赶到文昌门，太平军已结束第一次攻势。“黎明时，（太平军）复扑西、南及文昌门，皆为兵勇击退。”⁽⁹²⁾战斗在卯时结束，洪秀全等又未能实现克城的目的。

应当说，吕公车不失是一种优秀的攻具，它的制成表明了将士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但攻坚战术经验不足，尤其是未能考虑如何在战火中保护吕公车。洪秀全等把攻坚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件新式攻具上，显然含有较大的冒险性。一旦吕公车被毁，将士失去依恃，只好撤走。

这次挫败对洪秀全等的取城信心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他们意识到，缺乏有效的攻坚实力与战术，要想拿下桂林，希望渺茫。有人评论说：“贼用计两旬，而我军破之片刻。……由是贼气稍沮。”⁽⁹³⁾持论较符实际。

太平军在桂林是否实施过穴地攻城战术。兹据陈徽言说：“桂林城根多坚石，贼攻文昌门时，掘之累旬不能入，随之飏去。”⁽⁹⁴⁾简又文、郦纯以为信史，载入专著。可是档案、方志及当事人记载都不能证实这一说法。桂林是石灰岩地层结构，无法开掘巷道，矿工一看即会明白，根本不会徒费一个月时间去干这件无效的作业。因此，符合史实的结论是，太平军此时并未实施穴地攻城战术，陈徽言所云不能轻信。

（三）桂林攻坚战事评议

综观桂林的全程攻守战局，我们不难看出，洪秀全等实施战略转变并非易事。由于缺乏经验，太平军尝试结束单纯防御战略，转变为运动与进攻战略，一开始就遇到挫折，第一个战略目标未能实现。这使洪秀全等感到沮丧。其实，这个挫折与战略转变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洪秀全等在转变中产生失误，表现为不顾力量对比和战术水平，盲目贪攻大城市。在攻坚中，又存在侥幸取胜的心理，以致多次受挫。如果，洪秀全等把战略重点放在运动歼敌上，相机夺取城市，开辟基地，将会是另一番战局。应当指出，运动、进攻对洪秀全等还是一个未被实践与认识的必然王国，发生失误难以避免。重要的是，单纯防御的坚冰已经打破，战略转变的航向已经开辟。他们要想获得比较正确的战略指挥，必须经历艰难曲折的实践过程。这正是洪秀全等面临的严峻使命。